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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相信凤凰村代代相传的家谱，坚持文应麟为文天祥之侄孙
2017年7月5号，我来到凤凰村收集村史资料时，凤凰村已是凤凰股份合作公司，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宣传工作的文礼堂先生接待了我。文先生是70年代人，土生土长的凤凰人，却全没有深圳土居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斯斯文文的很有书卷气，更难得的是，他对凤凰历史烂熟于胸，我说明来意，还不等我掏出采访本，他就哗啦啦地开讲了，一边讲一边在一张纸上画谱系图，把凤凰村的来龙去脉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楚。
凤凰村从前叫做岭下村，1987年撤乡建村，才正式更名为凤凰村。村子位于深圳西部，东靠凤凰山麓，西邻珠江入海口，方圆9.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330人，外来人口13.4万人。据考古发现，凤凰村一带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的证据，文氏迁居凤凰则是元初的事。民间传说凤凰村始祖是文天祥，但这种说法不太可靠，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天祥的两个儿子尚未成年即死于乱军之中，并未留下血脉，虽然文天祥生有女儿，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即使贵为文天祥的女儿，也是名字都没能留下一个，就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凤凰村的始祖是文天祥的侄孙文应麟。文天祥有个弟弟叫文璧，与文天祥同年进士及第，官至惠州知府，只是，他不如文天祥硬气，战败被俘，宁死不降，当元军汹涌而至，文璧眼见抵抗只是涂炭生灵，就投降了。文应麟是文璧的孙子，因文璧投降元军，还为元军当说客试图劝降文天祥，文应麟觉得很丢脸，不屑做他的孙子，长大之后就脱离大家族，迁徙至凤凰山下居住，开疆拓土，終成望族，家谱中对文璧轻描淡写，只浓墨重彩描绘文天祥的丰功伟绩，奉为“太伯祖”。清嘉庆年间修编的《新安县志》支持此说法，2009年黄河出版社出版的《凤凰村志》也采用此说法。
我翻阅大量资料之后发现，事情有点出入。2008年，文天祥故里江西吉安，一农民在翻修旧宅时翻出一部乾隆年间修编的《文氏通谱》，就抱来深圳，要以20万卖给岗厦文氏后人，终因价钱问题没达到共识，未能成交。几年后，岗厦文氏后人越想越觉得江西发现的那部《文氏通谱》很有意义，又跑到江西文氏老家，以高于20万的价格买回了《文氏通谱》。通谱显示，文应麟的确是凤凰村文氏始祖，只是，文应麟大了一辈，他并非文璧之孙，而是文天祥堂弟文天瑞之子。
同一个文应麟，为什么会有两个辈分不一样的父亲7想一想，其实也不奇怪，文氏后人都想与降元失节的文璧划清界线，不认他做父亲做祖父，只因各房信息沟通不畅，拐弯抹角之后，搞错了文应麟的辈分，也在情理之中。但凤凰村人不相信江西《文氏通谱》的说法，他们只相信凤凰村代代相传的家谱，坚持文应麟为文天祥之侄孙。
站在塔里四下望，只有美景，不见炊烟
在与文礼堂先生的访谈中，涉及家族源流时，文先生就打开电脑桌面上的家谱向我解说。那是一本《纳猷祖伟杰房家谱》，用毛笔抄写在16开300格方格稿纸上，稿纸本来是从上至下横写的，抄写者把稿纸横放，变成了自左至右的竖写，加上眉清目秀的行书，顿时有了文化味儿。家谱整理抄写于1982年，抄写者为文福安。
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成立两年，国贸大厦开始破土，深圳正迈开大步走进新时代，开始春天的故事，什么样的人却一头钻进故纸堆，折腾起灰扑扑的家谱来？文福安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文先生说，文福安老前辈是个教师，做过凤凰小学的校长，现已仙逝多年。
我很不甘心，想见一见文福安先生的后人。文先生说，老先生有个83岁的儿子文德进，现在山上的凤岩古庙工作。
83岁还能工作？我越发有兴趣，要上山拜见文德进先生。
文先生欣然应允，当即打电话上山联系文德进先生，又记下我的车牌号，告诉凤凰山风景区车辆出入口处门岗，放我的车直接开上山，免去爬山劳累之苦。
凤凰山古称大茅山，传说曾有凤凰来栖，遂更名。凤凰山海拔376米，方圆1.2公里。山下有个文昌塔，山顶有个望烟楼，一路有松径风琴、莺歌点头、凤岩古庙等自然人文景观，在清朝就已有新安八大美景之称。2006年，凤凰山被划为国家森林公园，政府投资1.2亿改造升级，更使凤凰山成为深圳西部胜景。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文昌塔。中国古人尚文，崇拜文昌帝君，许多地方都建有文昌塔，祈求读书人文运昌盛，寻常文昌塔多为单层，常见的是七层九层，讲究一点的会修到十三层，凤凰文昌塔却只有六层。这里面有故事。清嘉庆年问，绕村而过的小溪里每年总要淹死几个小孩，村民人心惶惶，观音送梦给族长，说溪中有邪灵，必须在溪边建一座塔把它镇住。于是，村民在溪边建了一座四层的塔。塔建成了，村民希望它镇妖，顺便还能保佑孩子们像太伯祖文天祥一般学业有成中状元，就把不怎么规范的塔取名为文昌塔。可是，塔建成后，小溪里还是淹死孩子，读书人也没有读出锦绣前程来。后任族长就质问观音为什么？观音就又送梦给新族长，说塔建矮了，要建到溪水中能看到塔的倒影才行。新族长赶紧又召集族人，给塔加高了两层。塔加高之后，小溪果然安宁了，孩子们如何嬉闹，也不会闹出事来，凤凰的读书人也出了不少青史留名的人物。
1984年9月6日，凤凰文昌塔被列为深圳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凤凰山顶的望烟楼则有一个很温暖的心灵鸡汤故事，当年，文应麟修建此楼，不是为了吟风弄月，是为了察看人间疾苦。每当做饭时分，他就站在望烟楼中四下观望，看谁家没有升起炊烟，就派人去探问是不是没米下锅了，一看人家有困难，就赶紧接济。如今，望烟楼早就没有了，遗址边上修建了一座凤凰塔，站在塔里四下望，只有美景，不见炊烟，因为做饭已不需要烧柴火了，凤凰村也没有不能举炊的人家了。
血管里流着和文天祥有相同基因的血，他只能跟着自己的本能走，无愧于祖宗
凤岩古庙在凤凰山半山腰，是元大德年间文应麟为纪念太伯祖文天祥修建的，只因文天祥其时还是元朝的敌人，文应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才假说观音托梦，建起了这座观音庙。庙中供奉的是观音，文应麟心中追想的却是太伯祖文天祥，天天带着族中子弟在观音庙前玩刀弄枪，指望有一天继承太伯祖遗志，收复大宋江山。奈何大势已去，文应麟至死也沒能得到为大宋尽忠的机会。但文应麟的尚武精神留传至今，凤凰村后人在篮球、足球、舞麒麟等各类竞技运动中，一直有着突出表现。 凤岩古庙栉风沐雨六百余年，至1952年，终为不信邪的革命群众拆毁。据凤凰村出去的海南大学退休教授文衍堂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拆古庙时还死了一个人。
庙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但三十年的时间里，仍然屹立在凤凰人的心中，即使在“文革”时期，也不时有人上山祭拜。
1982年腊月二十六日晚，时年66岁的潘妹梦到一个白衣婆婆，用竹枝向她洒水，同时说“你建庙吧，我没地方住。”这是潘妹连续第三年在腊月二十六的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她相信那个白衣婆婆就是观音。
潘妹的梦惊动了凤凰村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不管那梦是不是真的，不管那白衣婆婆是不是观音，如今改革开放了，凤岩古庙也应该重见天日了。
九位凤凰村老人组成“凤凰岩游览区修建会”，四处游说重修凤岩古庙的事儿，五块十块地募捐。
从1983年起，先是个人捐献，接着是村委出资，凤岩古庙慢慢从废墟中站了起来。到2006年，政府大手一挥，大力扶持，连仙湖弘法寺101岁的本焕长老也颤巍巍写来“凤凰山”三个字捧场，凤岩古庙即刻成为香客云集的深圳名刹。
我来到凤岩古庙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轰轰烈烈。
83岁的文德进先生耳聪目明，说话中气十足，他的工作是解签。香客礼佛之后，花30块钱求得一签，拿着签条纸来问解签师是凶是吉，如何化解。庙里一共10个解签师，每天8人上班，2人轮休（每人每月休息4天），节假日生意好的时候，8个解签室都要排队。
天气预报说7月5日有暴雨，偏是红火烈日，所以，今天凤凰山游客少了许多，求签的人自然也少了许多，正好让我有机会瞅空子与文德进老先生闲聊。
老先生听说我找他是要听他父亲的故事，有些茫然，要聽他的什么故事呢？
文福安先生不仅独自抄写整理了《纳猷祖伟杰房家谱》，为凤凰文氏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还是倡议重修凤岩古庙的九位“凤凰岩游览区修建会”成员之一（名列第一），在我看来，他应该是凤凰村的文化功臣，文德进似乎没这感觉，他的心里，父亲只是一位已去世十多年的老人而已，我后来还向许多凤凰村人提及过文福安先生，似乎也没有谁肃然起敬。
文福安先生生于1914年，在南头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做教师。抗战期间，他带着家人避难越南，在那边又做了九年教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凤凰村，还是做教师。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学校没了经费要关门，他就自筹资金把学校撑到了新中国。肃反运动中，文福安先生莫名其妙成了反革命，坐了15年牢。“文革”结束后，文福安先生获平反，补发了工资，他很高兴，又接着做教师。后来，他退休了，就开始抄家谱，为重建凤岩古庙奔走。再后来，他就老了，去世了，享年90岁。
文德进先生平静地说着这一切。听得我心中唏嘘不已。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文福安先生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些普通的事。血管里流着和文天祥有相同基因的血，他只能跟着自己的本能走，无愧于祖宗。
文德进先生1984年上山，写签6年，解签27年，是凤岩古庙资历最老的解签师。他每天早上七点上山，下午四点下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要解说200多签。累是有点累，但老人一直累得兴致勃勃，今天他已解说了五十多签，和我聊天的时候，他神色中还多少有点疲惫，一有要解签的人进来，他立刻坐直身子，眼放精光，说话声音也高了三分。
没有岁月踩踏的痕迹，也没有青苔，就像一首无趣的打油诗
从山上下来，我去了凤凰古村。
凤凰古村于元代成村，如今，元代的房子没有了，只有三口开凿于元代的老井，在岁月深处幽幽发光。凤凰古村现存明代建筑4座，清代建筑60座，民国建筑96座，中山大学的考古专家们说，凤凰明清古建筑群是深圳乃至广东保存古建筑最集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村落，融雕塑、石刻、木刻、壁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2005年，凤凰古村被列为宝安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凤凰古村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被《深圳市紫线规划》列为六大重点古村落之一，如何保护性开发，也成为各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2014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宝安区委、凤凰社区三方签约，在凤凰古村建立创作研究基地，给凤凰古村带来了腾飞的机会。时隔三年，我来到凤凰古村，正面的捷卿祖家祠和凤凰楼都有了文化味儿，一个在做画展，一个在做书法展，但捷卿祖家祠锁着门，凤凰楼开着门，一楼正在装修，没有书法展，二楼是一家公司，也没有书法展。老板听我说要看书法展，一脸诧异，跟我下楼，把大门边的书法展招贴画撕了。原来是我看走了眼，画展和书法展，都是五月份文博会期间的事儿，凤凰古村是今年深圳文博会的分会场。
我从捷卿祖家祠旁边的小巷走进凤凰古村，路是石板路，但石板太新，铺得也太整齐，没有岁月踩踏的痕迹，也没有青苔，就像一首无趣的打油诗。
小巷空幽，前后只见我一人。许多门面上挂着“××艺术工作室”的招牌，但都锁着门。没有租出去的房子，也都锁着门，从前的主人早就搬出去了，想回也回不来了。我没来由地想起了文衍堂先生《回忆录》里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村作为边境村落，需持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1959年，衍堂先生在广州读大学，有一天，他临时决定和两个岭下村（凤凰村）亲戚一起回家看看。过松岗检查站时，民兵上车查通行证，衍堂先生用岭下话说自己是岭下人，在广州读大学，临时决定回家，没办通行证，民兵听他说的真是岭下土话，就放过了他。没想到，他回到岭下村，治保主任文灿旺当晚就找到他，说我虽然知道你是岭下人，但你没有边防证，就不可以进岭下村，明天你必须回广州。衍堂先生哭笑不得，第二天一早就回广州去了。我不知道文衍堂先生的家是古村中的哪一座，現在，他要想回家住一晚，只怕也是不行了。
转了一圈，我从大门走出来，进了一家玉石店。老板是安徽人，在这儿开店两年了，生意不咸不淡，刚够维持开支，但他无所谓，能每天在这有灵气的古村里读读书写写字，和来来往往的文人雅士聊聊天，挺惬意的。再说，凤凰古村现在还没有正式运营，再过一年半载，待古村配套设施齐备了，宣传措施到位了，生意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出了玉石店，我自责不已，和老板说了半天闲话，却什么也没买，我应该顺手买一块玉石的，也不贵，几十块钱而已。在人杰地灵的凤凰古村，哪十自信手在路上捡一块石头回去，也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
2017年7月5号，我来到凤凰村收集村史资料时，凤凰村已是凤凰股份合作公司，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宣传工作的文礼堂先生接待了我。文先生是70年代人，土生土长的凤凰人，却全没有深圳土居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斯斯文文的很有书卷气，更难得的是，他对凤凰历史烂熟于胸，我说明来意，还不等我掏出采访本，他就哗啦啦地开讲了，一边讲一边在一张纸上画谱系图，把凤凰村的来龙去脉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楚。
凤凰村从前叫做岭下村，1987年撤乡建村，才正式更名为凤凰村。村子位于深圳西部，东靠凤凰山麓，西邻珠江入海口，方圆9.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330人，外来人口13.4万人。据考古发现，凤凰村一带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的证据，文氏迁居凤凰则是元初的事。民间传说凤凰村始祖是文天祥，但这种说法不太可靠，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天祥的两个儿子尚未成年即死于乱军之中，并未留下血脉，虽然文天祥生有女儿，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即使贵为文天祥的女儿，也是名字都没能留下一个，就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凤凰村的始祖是文天祥的侄孙文应麟。文天祥有个弟弟叫文璧，与文天祥同年进士及第，官至惠州知府，只是，他不如文天祥硬气，战败被俘，宁死不降，当元军汹涌而至，文璧眼见抵抗只是涂炭生灵，就投降了。文应麟是文璧的孙子，因文璧投降元军，还为元军当说客试图劝降文天祥，文应麟觉得很丢脸，不屑做他的孙子，长大之后就脱离大家族，迁徙至凤凰山下居住，开疆拓土，終成望族，家谱中对文璧轻描淡写，只浓墨重彩描绘文天祥的丰功伟绩，奉为“太伯祖”。清嘉庆年间修编的《新安县志》支持此说法，2009年黄河出版社出版的《凤凰村志》也采用此说法。
我翻阅大量资料之后发现，事情有点出入。2008年，文天祥故里江西吉安，一农民在翻修旧宅时翻出一部乾隆年间修编的《文氏通谱》，就抱来深圳，要以20万卖给岗厦文氏后人，终因价钱问题没达到共识，未能成交。几年后，岗厦文氏后人越想越觉得江西发现的那部《文氏通谱》很有意义，又跑到江西文氏老家，以高于20万的价格买回了《文氏通谱》。通谱显示，文应麟的确是凤凰村文氏始祖，只是，文应麟大了一辈，他并非文璧之孙，而是文天祥堂弟文天瑞之子。
同一个文应麟，为什么会有两个辈分不一样的父亲7想一想，其实也不奇怪，文氏后人都想与降元失节的文璧划清界线，不认他做父亲做祖父，只因各房信息沟通不畅，拐弯抹角之后，搞错了文应麟的辈分，也在情理之中。但凤凰村人不相信江西《文氏通谱》的说法，他们只相信凤凰村代代相传的家谱，坚持文应麟为文天祥之侄孙。
站在塔里四下望，只有美景，不见炊烟
在与文礼堂先生的访谈中，涉及家族源流时，文先生就打开电脑桌面上的家谱向我解说。那是一本《纳猷祖伟杰房家谱》，用毛笔抄写在16开300格方格稿纸上，稿纸本来是从上至下横写的，抄写者把稿纸横放，变成了自左至右的竖写，加上眉清目秀的行书，顿时有了文化味儿。家谱整理抄写于1982年，抄写者为文福安。
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成立两年，国贸大厦开始破土，深圳正迈开大步走进新时代，开始春天的故事，什么样的人却一头钻进故纸堆，折腾起灰扑扑的家谱来？文福安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文先生说，文福安老前辈是个教师，做过凤凰小学的校长，现已仙逝多年。
我很不甘心，想见一见文福安先生的后人。文先生说，老先生有个83岁的儿子文德进，现在山上的凤岩古庙工作。
83岁还能工作？我越发有兴趣，要上山拜见文德进先生。
文先生欣然应允，当即打电话上山联系文德进先生，又记下我的车牌号，告诉凤凰山风景区车辆出入口处门岗，放我的车直接开上山，免去爬山劳累之苦。
凤凰山古称大茅山，传说曾有凤凰来栖，遂更名。凤凰山海拔376米，方圆1.2公里。山下有个文昌塔，山顶有个望烟楼，一路有松径风琴、莺歌点头、凤岩古庙等自然人文景观，在清朝就已有新安八大美景之称。2006年，凤凰山被划为国家森林公园，政府投资1.2亿改造升级，更使凤凰山成为深圳西部胜景。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文昌塔。中国古人尚文，崇拜文昌帝君，许多地方都建有文昌塔，祈求读书人文运昌盛，寻常文昌塔多为单层，常见的是七层九层，讲究一点的会修到十三层，凤凰文昌塔却只有六层。这里面有故事。清嘉庆年问，绕村而过的小溪里每年总要淹死几个小孩，村民人心惶惶，观音送梦给族长，说溪中有邪灵，必须在溪边建一座塔把它镇住。于是，村民在溪边建了一座四层的塔。塔建成了，村民希望它镇妖，顺便还能保佑孩子们像太伯祖文天祥一般学业有成中状元，就把不怎么规范的塔取名为文昌塔。可是，塔建成后，小溪里还是淹死孩子，读书人也没有读出锦绣前程来。后任族长就质问观音为什么？观音就又送梦给新族长，说塔建矮了，要建到溪水中能看到塔的倒影才行。新族长赶紧又召集族人，给塔加高了两层。塔加高之后，小溪果然安宁了，孩子们如何嬉闹，也不会闹出事来，凤凰的读书人也出了不少青史留名的人物。
1984年9月6日，凤凰文昌塔被列为深圳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凤凰山顶的望烟楼则有一个很温暖的心灵鸡汤故事，当年，文应麟修建此楼，不是为了吟风弄月，是为了察看人间疾苦。每当做饭时分，他就站在望烟楼中四下观望，看谁家没有升起炊烟，就派人去探问是不是没米下锅了，一看人家有困难，就赶紧接济。如今，望烟楼早就没有了，遗址边上修建了一座凤凰塔，站在塔里四下望，只有美景，不见炊烟，因为做饭已不需要烧柴火了，凤凰村也没有不能举炊的人家了。
血管里流着和文天祥有相同基因的血，他只能跟着自己的本能走，无愧于祖宗
凤岩古庙在凤凰山半山腰，是元大德年间文应麟为纪念太伯祖文天祥修建的，只因文天祥其时还是元朝的敌人，文应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才假说观音托梦，建起了这座观音庙。庙中供奉的是观音，文应麟心中追想的却是太伯祖文天祥，天天带着族中子弟在观音庙前玩刀弄枪，指望有一天继承太伯祖遗志，收复大宋江山。奈何大势已去，文应麟至死也沒能得到为大宋尽忠的机会。但文应麟的尚武精神留传至今，凤凰村后人在篮球、足球、舞麒麟等各类竞技运动中，一直有着突出表现。 凤岩古庙栉风沐雨六百余年，至1952年，终为不信邪的革命群众拆毁。据凤凰村出去的海南大学退休教授文衍堂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拆古庙时还死了一个人。
庙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但三十年的时间里，仍然屹立在凤凰人的心中，即使在“文革”时期，也不时有人上山祭拜。
1982年腊月二十六日晚，时年66岁的潘妹梦到一个白衣婆婆，用竹枝向她洒水，同时说“你建庙吧，我没地方住。”这是潘妹连续第三年在腊月二十六的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她相信那个白衣婆婆就是观音。
潘妹的梦惊动了凤凰村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不管那梦是不是真的，不管那白衣婆婆是不是观音，如今改革开放了，凤岩古庙也应该重见天日了。
九位凤凰村老人组成“凤凰岩游览区修建会”，四处游说重修凤岩古庙的事儿，五块十块地募捐。
从1983年起，先是个人捐献，接着是村委出资，凤岩古庙慢慢从废墟中站了起来。到2006年，政府大手一挥，大力扶持，连仙湖弘法寺101岁的本焕长老也颤巍巍写来“凤凰山”三个字捧场，凤岩古庙即刻成为香客云集的深圳名刹。
我来到凤岩古庙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轰轰烈烈。
83岁的文德进先生耳聪目明，说话中气十足，他的工作是解签。香客礼佛之后，花30块钱求得一签，拿着签条纸来问解签师是凶是吉，如何化解。庙里一共10个解签师，每天8人上班，2人轮休（每人每月休息4天），节假日生意好的时候，8个解签室都要排队。
天气预报说7月5日有暴雨，偏是红火烈日，所以，今天凤凰山游客少了许多，求签的人自然也少了许多，正好让我有机会瞅空子与文德进老先生闲聊。
老先生听说我找他是要听他父亲的故事，有些茫然，要聽他的什么故事呢？
文福安先生不仅独自抄写整理了《纳猷祖伟杰房家谱》，为凤凰文氏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还是倡议重修凤岩古庙的九位“凤凰岩游览区修建会”成员之一（名列第一），在我看来，他应该是凤凰村的文化功臣，文德进似乎没这感觉，他的心里，父亲只是一位已去世十多年的老人而已，我后来还向许多凤凰村人提及过文福安先生，似乎也没有谁肃然起敬。
文福安先生生于1914年，在南头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做教师。抗战期间，他带着家人避难越南，在那边又做了九年教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凤凰村，还是做教师。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学校没了经费要关门，他就自筹资金把学校撑到了新中国。肃反运动中，文福安先生莫名其妙成了反革命，坐了15年牢。“文革”结束后，文福安先生获平反，补发了工资，他很高兴，又接着做教师。后来，他退休了，就开始抄家谱，为重建凤岩古庙奔走。再后来，他就老了，去世了，享年90岁。
文德进先生平静地说着这一切。听得我心中唏嘘不已。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文福安先生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些普通的事。血管里流着和文天祥有相同基因的血，他只能跟着自己的本能走，无愧于祖宗。
文德进先生1984年上山，写签6年，解签27年，是凤岩古庙资历最老的解签师。他每天早上七点上山，下午四点下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要解说200多签。累是有点累，但老人一直累得兴致勃勃，今天他已解说了五十多签，和我聊天的时候，他神色中还多少有点疲惫，一有要解签的人进来，他立刻坐直身子，眼放精光，说话声音也高了三分。
没有岁月踩踏的痕迹，也没有青苔，就像一首无趣的打油诗
从山上下来，我去了凤凰古村。
凤凰古村于元代成村，如今，元代的房子没有了，只有三口开凿于元代的老井，在岁月深处幽幽发光。凤凰古村现存明代建筑4座，清代建筑60座，民国建筑96座，中山大学的考古专家们说，凤凰明清古建筑群是深圳乃至广东保存古建筑最集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村落，融雕塑、石刻、木刻、壁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2005年，凤凰古村被列为宝安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凤凰古村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被《深圳市紫线规划》列为六大重点古村落之一，如何保护性开发，也成为各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2014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宝安区委、凤凰社区三方签约，在凤凰古村建立创作研究基地，给凤凰古村带来了腾飞的机会。时隔三年，我来到凤凰古村，正面的捷卿祖家祠和凤凰楼都有了文化味儿，一个在做画展，一个在做书法展，但捷卿祖家祠锁着门，凤凰楼开着门，一楼正在装修，没有书法展，二楼是一家公司，也没有书法展。老板听我说要看书法展，一脸诧异，跟我下楼，把大门边的书法展招贴画撕了。原来是我看走了眼，画展和书法展，都是五月份文博会期间的事儿，凤凰古村是今年深圳文博会的分会场。
我从捷卿祖家祠旁边的小巷走进凤凰古村，路是石板路，但石板太新，铺得也太整齐，没有岁月踩踏的痕迹，也没有青苔，就像一首无趣的打油诗。
小巷空幽，前后只见我一人。许多门面上挂着“××艺术工作室”的招牌，但都锁着门。没有租出去的房子，也都锁着门，从前的主人早就搬出去了，想回也回不来了。我没来由地想起了文衍堂先生《回忆录》里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村作为边境村落，需持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1959年，衍堂先生在广州读大学，有一天，他临时决定和两个岭下村（凤凰村）亲戚一起回家看看。过松岗检查站时，民兵上车查通行证，衍堂先生用岭下话说自己是岭下人，在广州读大学，临时决定回家，没办通行证，民兵听他说的真是岭下土话，就放过了他。没想到，他回到岭下村，治保主任文灿旺当晚就找到他，说我虽然知道你是岭下人，但你没有边防证，就不可以进岭下村，明天你必须回广州。衍堂先生哭笑不得，第二天一早就回广州去了。我不知道文衍堂先生的家是古村中的哪一座，現在，他要想回家住一晚，只怕也是不行了。
转了一圈，我从大门走出来，进了一家玉石店。老板是安徽人，在这儿开店两年了，生意不咸不淡，刚够维持开支，但他无所谓，能每天在这有灵气的古村里读读书写写字，和来来往往的文人雅士聊聊天，挺惬意的。再说，凤凰古村现在还没有正式运营，再过一年半载，待古村配套设施齐备了，宣传措施到位了，生意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出了玉石店，我自责不已，和老板说了半天闲话，却什么也没买，我应该顺手买一块玉石的，也不贵，几十块钱而已。在人杰地灵的凤凰古村，哪十自信手在路上捡一块石头回去，也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