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说，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却很难。
　　北京儿童医院有一位医生叫贾立群，多年来，每当患儿的家长送钱送卡，他都礼貌地回绝。有的家长扔下红包就跑，他会追着送还。有时他会把红包巧妙地放进患儿的兜里。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白大褂的兜口密密地缝起来，什么东西也塞不进去……他时常真诚地劝慰患儿的家长：“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治病上吧。”他缝上的是兜口，守住的是正直。
　　正直的人是甘愿放弃利益的。
　　100多年前的清末。山东人、进士出身的陈宗妫出任度支部左丞的时候，正赶上朝廷决定废止“捐官”制。为了能赶上最后一拨儿“捐官”的机会，在截止日期之前，大量的捐资涌入职能部门度支部。按旧例，度支部是可以按一定比例以“饭银”名义私分的，从低到高，可以分得几百两直至几万两。尚书载泽征求陈宗妫的意见。陈说：这本是陋习。原来，京官清苦，拿这笔钱还情有可原，而今已有专门的津贴，再拿这笔巨款，实在是不妥当。右丞傅兰泰说，因为钱太多，为了不引人注意，可以今年先发一半，明年再发另一半。陈宗妫不松口：既然知道不妥，今年就应停止，又何必等到明年呢？
　　无人可以驳倒陈宗妫的正直。最终，所有款项充公，陈当然遭到了部里所有人的怨恨。陈宗妫的正直由来已久，外官进京，按惯例给上司送炭敬别敬等钱物，陈一律不收。他的居官清正，刚直端严，史书有载，汗青留痕。
　　正直往往与大无畏的勇气相伴。
　　日本人打入上海后，听说梅兰芳恰巧在沪，便计划让他发表广播讲话以粉饰太平。梅兰芳闻讯，当夜便带着一家老小逃到香港。三年后日本人又打到了香港。为了制造理由，梅兰芳开始蓄须。当日本人邀请梅兰芳演出时，梅兰芳满脸胡须，坚称自己形象不佳，嗓子也不行了，明确拒绝了日本人。返沪后，梅兰芳仍然被日本人纠缠。一次，在闻知日本人即将登门时，梅兰芳让夫人给自己打了一针防疫针，体温迅速上升。日本人面对高烧的梅兰芳，只得作罢。由于没有正常的商业演出，梅兰芳的生活走向拮据，他不惜卖掉北京的房子和他多年的收藏。一代名画家丰子恺这样评价梅兰芳大师：“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梅兰芳为度艰难，将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都卖掉了！”
　　正直也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抗争。
　　大约在200年前的俄罗斯，为了拍马屁，艺术院长提议阿拉克切夫伯爵做名誉院长，其理由居然是伯爵离皇上最近。一个正直的声音出现了：要是这个理由能够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利亚巴依科夫为院士，他不单离皇上最近，还总是坐在皇上前面。说这话的是艺术院秘书拉勃津。很快，他付出了被流放的沉重代价，但他捍卫了艺术的尊严。
　　40多年前，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全国上下自然是一边倒。当时有一首歌曲，还是少年儿童的我们全都会唱。“叛徒林彪 、孔老二， 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鼓吹克己复礼 ，一心想复辟。”但是，文化思想大家梁漱溟凭着正直的良心发声了。在政协的一次学习会上，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他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
　　落地有声、言之凿凿，这需要多么强大的自信和绝不随波逐流的正直。好在在恢复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今天，孔子已经回到了他應有的位置。
　　忽然想起了16年前的那场非典和钟南山教授。那年的四月上旬，从南到北，人心惶惶。可已有官方信息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4月11日，在一个有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治疗非典的专家钟南山忍不住道出了真情：“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可贵的正直之声，警醒了国人，全国上下，面对现实，万众一心，吹响了全面控制治疗非典的集结号。
　　“守正直而佩仁义。”这是朱熹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