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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2年在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中可谓至关重要。
据有关资料载：那年的4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海报:五幕历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海报使用了五个“空前”为《屈原》的演出造势，先声夺人，力敌万钧，震撼了山城,轰动了当时的整个国统区,而随后该剧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更可谓空前绝后。据当年扮演南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回忆：许多观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观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彻了该剧台词《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当时的媒体也竞相报道了《屈原》公演盛况,称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这实在是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堪称绝唱”。
“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这是董必武的《观屈原剧赋绝句》。他也在诗中对郭沫若的这部力作佳著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向人们描绘了那在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盛大演出景观。
多年心血结硕果，赢得好评如潮。也许，成功的喜悦能催生更多的灵感；也许，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成功不仅不是休止符而且还是催征的鼓角，《屈原》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他意气风发，文思泉涌，笔底狂澜卷动。在1942年元月至1943年3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连同皖南事变后不久写成的《棠棣之花》，共六大历史悲剧。它们如同璀璨夺目的霓虹，在话剧舞台上横空出世，大放异彩，耸立起郭沫若文学创作上的第二座高峰。
我从报刊重温这些情形，是缘于2007年开展的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的宣传报道。从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组织成立春柳剧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始，中国话剧走过的道路既辉煌又曲折，令人振奋又让人感叹。话剧如今已经风光不在，至少在我居住的城市昆明。“需要振兴话剧！”这是我和我的一些报界同仁在有关报道中发出的呼喊。
就是这次对中国话剧的纪念活动，使得我有机会重新翻阅郭沫若展现云南元末的一段史实的话剧《孔雀胆》。一个不起眼而曾经让我仰慕敬羡的家乡人也因此又浮上我的脑际心头。
2 他叫杨亚宁。
我没有见他一面的机缘。但1999年12月出版的《剑川县志》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头戴护耳帽，身穿对襟衣，纽扣扣得严严实实，表情严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照片上的他，大约60多岁光景。
他是剑川县金华镇东门人。这一点，不用翻《县志》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少年光阴，就是跟随当教师的母亲在这条街的一所小学校里度过的。他的老宅，就在离这所学校不远的地方。
那时候的他，是我生活里的一个传奇。
因为只要从那老房子的门前经过，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是杨亚宁的房子。他和郭沫若有交情！
郭沫若？
尽管世人对他，特别是对他的晚年多有诟病，但是在当时，众多书籍都被当成“封、资、修”的“货色”而被禁止阅读了，只有郭沫若的书，是我们依然能够偶尔遇到的朋友。
因此，他的著作成了我在边远小城站立于上面踮着脚尖遥望文学世界的巨大石块。他的名字，在我眼中电光石火一样耀眼。
因此，我所栖身的白族小城里居然有人冲出山山岭岭的包围，握住了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友谊的事实，无异深长的隧道里透出的亮光，奇异地让我这样一个痴迷地做着文学梦的少年人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梦不再缥缈。如果“郭沫若”这个名字是一座灿烂于梦的远方的宫殿，，那么在我的邻居中，已经有人扣响了那宫殿的大门，触摸到了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光亮和热力。这是让我无比敬羡和深受鼓舞的事情。
故事就发生在1942年。这年，也是剑川人杨亚宁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
就在《屈原》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郭沫若被数不尽的鲜花和掌声所簇拥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昆明的信。虽然郭沫若每天收到的信件如漫天飞雪，但这封来信清秀工整的字迹，诚挚朴实的语气，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很快把信读完了。笑容，不禁浮上他清瘦白皙的面孔。
在这封信里，既没有郭沫若习以为常的对《屈原》的赞美，也没有偶尔也会收到的对该剧的攻讦和谩骂，只是善意中肯地指出了几处史实上的错误。
郭沫若是否采纳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但写信的人对于新文学和古典文学均有较深的功底，这是郭沫若读信后就发现了。而当时，他刚刚写完《孔雀胆》的初稿，需要调查一些段功梁王的轶事对该剧进行修改和补充，却又苦于在昆明找不到合适的熟人帮忙，写信人因此就成了郭沫若要委以重托的人。让郭沫若无比欣慰的是，这位陌生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诚和负责任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托付。他不由在《<孔雀胆>二三事中》感慨地说：“……他画了幅昆明的地图给我，把本地的山水人物，尤其是关于段功与阿盖的遗事，调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地感谢他的。”他说：“……未知的朋友，能够这样诚心地帮助人实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获，倒不仅只是关于《孔雀胆》的材料了。”
他由衷地庆贺自己收获到了一份真情，一份珍贵的友谊。
给郭沫若写信的，就是白族青年杨亚宁！
一代文豪与一个白族文人的文字缘就这样因话剧《屈原》而结下。
与郭沫若的交往，使得杨亚宁这个名字在剑川县的历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3 小小的铺面，走进去，是一个略显破败的院落。这就是杨亚宁的家。
出身贫寒的杨亚宁，从小刻苦读书。喜欢寻根问底。老一辈人都还记得，但凡在学习中遇到疑难，他都会跑出家门，当街拦住年长的有识之士求答，直到问题得到解答。高小毕业后，脚踏一双草鞋身穿一件旧衣裳，他只身来到省城昆明，在双塔中学当杂役，负责扫地、烧水、上下课摇铃敲钟……对知识的渴求，对故乡前贤赵藩、周钟岳等的思齐之心，始终是燃烧在他心中的火焰。在尽心尽力做好分内的事以后，他经常站在教室外偷听老师讲课。晚上则点亮一盏小油灯，读书、习字、作文，直到深夜。可以说，自学，几乎成了他那时的全部业余生活。后来他考入警界，为了白天能到图书馆看书，他常和其他警士调换站岗的班次，用白班换别人的夜班。功夫不负苦心人。长期坚持自学的他，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他开始往报社投稿，并被陆续采用。
张子斋和欧小牧，是两位经常关心他的同乡。他们遇到好书就向他推介，时常对他进行点拨指导，传授人生经验。他们帮助他与昆明文化界人士接触，接受文化气氛的熏染和陶冶。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新闻界，成为报社的一名记者、编辑。
就是在报社供职期间，他受到了郭沫若的委托。
我知道从剑川县金华镇东门街杨亚宁的老屋楼上往东看，可以看见剑湖的碧波和起伏绵延的东山。剑湖里，一只只出没于烟波的渔船上，撑篙的船家往往赤胸裸臂、汗流如注。他们心中是否有一个到更广阔的海域航行的愿望？到了冬天，剑湖更东边的东山的皱褶里，往往会积雪皑皑。根据那形状，人们把它称为“雪马”。那白色的骏马，曾经激发我多少向着辽远广阔的世界驰骋的想往呵！永远记得，少年的我在剑川枯涩的冬季，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到我所栖身的那所学校屋顶的一角晒太阳，同时也晾晒我的瞭望、我的梦想。剑湖碧波里的渔舟和东山顶上的雪马分外逼真了，了解外部世界，走进外部世界的渴望也格外强烈。我不知道比我年长40多岁的邻居杨亚宁，是否也曾经是一个喜欢向远方瞭望、渴望骑一匹白骏马向着远方奔驰的孩子。但在1942年，他确实是登上了一个可以和一代文豪握手的机会平台。
他把手伸出去了。
而他，也把手伸了过来。
4 我手头的这本《孔雀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的版本。作为附录，它在《<孔雀胆>资料汇辑》中，刊出了杨亚宁给郭沫若的四件来函。函件之前，郭沫若加了一段话，叙说了委托杨亚宁调查《孔雀胆》资料的始末，然后动情地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去信之后不久便接连接到他四封航快信，把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应有尽有的提供了。他在百忙中不仅买书借书广为搜讨，进而自行或托人代为抄录，而且还亲自去踏访遗迹，叩问熟于掌故的友人，真真是不遗余力。来件美不胜收，不仅为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通济桥的废址，通同考查了出来，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地方风物，使我的剧本得到分外的充实。可惜我的剧本业已写成，且付油印，只能酌量采纳，实是一件憾事。但我对于亚宁是十分感谢的。他很客气地说未能“丰收”,其实就让我亲自到昆明去，也不见得能够得到这样丰富的收获，而且我在这资料的丰收之外，还得到一位实心实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财产。因此我把亚宁给我的函件整理了出来，附录在这儿，一以表示我对于亚宁的感激，一以供读本剧者的参考。”
郭沫若把杨亚宁的信件装订成册后，在卷头题了一首小诗：
“亚宁盛意至可感，
助我完成《孔雀胆》。
来件珍藏在玉函，
传之百世足观览。”
郭沫若的这些文字，情真意切，表达了自己要把获得一位知交的欣喜告之后世的愿望。
如今翻读杨亚宁的函件，他在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中讲述的自己如何到进耳山寻找梁王墓的事，特别让人感佩。
他在信中说：云南的各种志书上都说梁王的墓地在昆明城西边30里外的进耳山上。我想，那里也许会有墓志铭可供考证，于是就在十月初四礼拜天，搭乘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到了进耳山脚下的车家壁村。向村里人打听梁王墓何在，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只好登山寻找。先见到一座很大的坟墓，我以为就是了。走上前去一看，却是云南一名门望族家的坟。往远处望，可见一座小山峰，形状像倒扣的钟。峰顶隐约看得见石砌的壁垒和墓碑。我猜想那一定就是了，就鼓足勇气往上爬。陪伴我的，唯有淙淙溪流声和秋虫的吟唱。等我绕到峰侧，看到了一座小小的寺庙。仔细阅读了庙前的碑文，上有“进耳寺住持……”字样。才知道这就是村里人说的进耳寺。我顺着山路继续往上爬，直达峰顶看视那墓碑，则是“陆军中将唐某某之墓”。墓的后面有石基累累，是废弃的进耳寺原先的墙基。在山顶一无所获，我只好下山继续向村民打听，依然没有遇到了解梁王墓情况的人。我想找当地学校的老师打听，老师们都因星期天而离校了。我只好无功而返。……
杨亚宁的信，是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夹杂的文字写成的，简约洗炼。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在这里我就进行了转述而没有照录了。
透过岁月的尘封，读他的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杨亚宁在崎岖山路上踽踽独行的背影。杨亚宁对所托之事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去完成的人生态度，他的追问精神和重视实证的科学情怀，在浮躁之风大行其道的今天，尤显珍贵。
5 当然，今天我们从已逝的岁月中把杨亚宁倾注心力帮助郭沫若的一段往事打捞出来，心中不免还是会悄悄问上一句：他真的就一无所图吗？也许，疑问才刚刚冒头，你就会为自己的不太高尚而羞愧满面。但问题也会不可回避地再三从心底浮现。
然而，也就是从以上说到的那封信里，我们略约看出了问题的一点端倪。
杨亚宁在这封信里，附寄了四份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除抄录了郭沫若所直接需要的关于梁王段功的一些史料外，还提供了大量的昆明、大理等地的风景名胜、花卉植物、风情风物的情况。如在信的附言中，他把有关史志和《徐霞客游记》中对云南茶花的记述，杨升庵歌咏云南茶花的诗词一一作了抄录；如他在《附件二》中，对白族火把节来历、习俗以及他的家乡剑川别具特色的火把节场景向郭沫若作了生动传神的描绘；如他的《附件四》，有金马碧鸡传说介绍，有对东西寺塔、吴井桥、螺峰山（即圆通山）等寺庙古迹的评说，有对昆明、大理气候、地理特征的描述。“风吹不进门，石头垒墙不倒，菜叶贴眼眼会好”的大理三宝，“风花雪月”的景致，三塔寺、三月街、鸡足山以及大理弓鱼、雪梨，邓川乳扇，路南乳饼，石屏豆腐等风光、风情、风物都被他囊括其中作了推介。虽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说：“以上所列虽属琐碎，然能点缀于剧中，亦足以增加其地方色彩。友邦苏联作家论写作亦颇重视地方色彩，故或不至成为蛇足。”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云南家乡的一片深爱。他是要把云南，特别是他的家乡大理（包括剑川）借此宣扬出去，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云南，了解大理。在当时，这虽然还不可能是他的主动意识，但至少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在这里，他多么像一个怀揣珍宝，却急于出示世人以求其价值得到确认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显得那么可爱，又那么让人感动。可以肯定，他不是最早向外推介云南，特别是昆明、大理的云南人，但这样借用文豪级的人物，把云南的美丽、丰富和神奇多侧面地展现于世，他也许要算第一个。要知道，附有这些内容的《孔雀胆》初版于1943年。
6 如果说，从与郭沫若的文字交往中获取到宣扬了家乡的收获，并非属于他个人，那么，杨亚宁向郭沫若恳求到的签名和墨迹——这些承载着一代文豪与一个白族文人的友谊的见证物品，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签名始末：在1942年中秋前夜，杨亚宁在受托之后给郭沫若回信，表明愿意尽力为其搜寻有关史料并将昆明金殿的情况作了简介。在信末他说，自己向五十年代出版社预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希望在卷首获得郭沫若亲笔签名。
墨迹始末：杨亚宁在给郭沫若的第三封信里说到自己托友人自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需要制一副楹联映衬。就寄上宣纸一联，请郭沫若方便时为自己书写鲁迅像赞的词句。并体谅地说，如果无暇思索，手书其昔日所作“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的联语也很好。
据有关资料，此联是鲁迅去世后，郭沫若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留日支部的一个杂志社质文社同人书写的挽联。上联赞扬鲁迅提倡文字改革，使汉语拉丁化、大众化功不可没；下联极力推崇中篇小说《阿Q正传》，称它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世界文学的名著。
收到信后，郭沫若立即为杨亚宁写寄了新联：“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斤风。”
郭沫若还附言说：“余与鲁迅素未蒙（谋）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日则求之而不可得矣。”
对联上联的意思是：自己从日本返回祖国，鲁迅已经去世，二人虽然生于同世却未能相见，深感遗憾。只好在内心留下对鲁迅的敬仰与悼念之情。“挂墓剑”，语出《史记》，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途经徐国，徐君喜爱季札的佩剑，有心索取，却难于启齿。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决定把剑赠送给他，但因佩剑出使是一种礼仪，只好待其归来，才能了此心愿。不幸，返回时徐君已死。季札为兑现内心的许诺，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下联典故见于《庄子·徐无鬼》。大意是：楚国的郢都有个勇敢沉着的人，他的朋友石是个技艺高明的匠人。有一次，郢人在鼻尖涂上一层薄的白粉，让石用斧子把它削去。匠人不慌不忙挥动斧头，呼地一声，白粉完全被削掉了，而郢人的鼻尖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郢人也仍旧面不改色，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这件事被宋国的国君知道了，他非常佩服石的绝技和郢人的胆量，很想亲眼看一看这个表演。于是，国君就把石请来，让他再表演一次，石说：“我的好友已经去世，我失去了唯一的搭档，再也没法表演了。”
郭沫若在联中巧妙地运用了两条典故，既表明了自己对鲁迅的惭愧和崇敬之情，也说明了他对鲁迅的批评，过后是非常认可和服膺的，而如今再也难觅如此精湛的“斧正”了。
无论对联还是附言，均是对知交才会吐露的剖心之言。从这里我们也可窥见郭沫若对杨亚宁的深情笃意。而对鲁迅先生共同的爱戴，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可惜的是，杨亚宁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入狱，这些纪念品也从此丢失得没了踪影。
据杨亚宁的家人说，得知杨亚宁入狱，郭沫若曾写信给有关部门为其说情未果。
杨亚宁1979年获释回家时，已是67岁老翁。郭沫若则已于此前一年辞世。在剑川安度晚年的他，虽仍有撰文著书之雄心，无奈天不假年，两年后他就溘然而逝。
1994年11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撤销杨亚宁“历史反革命”原判。
杨亚宁生于1912年。在与郭沫若因话剧《屈原》而结缘的1942年，他年仅30岁。
“呵，年轻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做个忘年的朋友。
……”
回到阔别多年的剑川，走在如今已被辟为步行街的金华镇东门街街面上，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中的这段台词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个剧本中的类似这样的抒情诗般的台词，曾经让我激动地反复诵读，直至倒背如流。如今再次诵读《橘颂》，我却感觉杨亚宁也是一株生长在荒郊野地里的命运多舛的橘树了。我很想去看一看杨亚宁的故居，并且在心中暗想：应该建议他的后人在那狭小的院落里栽一棵橘子树以志纪念。但是，那条不算太长的小街如今已面目全非。我始终未能找到那间小屋。后来才听人说，这条街曾经遭受一场火灾，小屋在熊熊烈焰中已经化为灰烬了。
这真是让人怅惘不已的一件事。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
据有关资料载：那年的4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海报:五幕历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海报使用了五个“空前”为《屈原》的演出造势，先声夺人，力敌万钧，震撼了山城,轰动了当时的整个国统区,而随后该剧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更可谓空前绝后。据当年扮演南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回忆：许多观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观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彻了该剧台词《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当时的媒体也竞相报道了《屈原》公演盛况,称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这实在是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堪称绝唱”。
“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这是董必武的《观屈原剧赋绝句》。他也在诗中对郭沫若的这部力作佳著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向人们描绘了那在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盛大演出景观。
多年心血结硕果，赢得好评如潮。也许，成功的喜悦能催生更多的灵感；也许，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成功不仅不是休止符而且还是催征的鼓角，《屈原》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他意气风发，文思泉涌，笔底狂澜卷动。在1942年元月至1943年3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连同皖南事变后不久写成的《棠棣之花》，共六大历史悲剧。它们如同璀璨夺目的霓虹，在话剧舞台上横空出世，大放异彩，耸立起郭沫若文学创作上的第二座高峰。
我从报刊重温这些情形，是缘于2007年开展的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的宣传报道。从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组织成立春柳剧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始，中国话剧走过的道路既辉煌又曲折，令人振奋又让人感叹。话剧如今已经风光不在，至少在我居住的城市昆明。“需要振兴话剧！”这是我和我的一些报界同仁在有关报道中发出的呼喊。
就是这次对中国话剧的纪念活动，使得我有机会重新翻阅郭沫若展现云南元末的一段史实的话剧《孔雀胆》。一个不起眼而曾经让我仰慕敬羡的家乡人也因此又浮上我的脑际心头。
2 他叫杨亚宁。
我没有见他一面的机缘。但1999年12月出版的《剑川县志》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头戴护耳帽，身穿对襟衣，纽扣扣得严严实实，表情严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照片上的他，大约60多岁光景。
他是剑川县金华镇东门人。这一点，不用翻《县志》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少年光阴，就是跟随当教师的母亲在这条街的一所小学校里度过的。他的老宅，就在离这所学校不远的地方。
那时候的他，是我生活里的一个传奇。
因为只要从那老房子的门前经过，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是杨亚宁的房子。他和郭沫若有交情！
郭沫若？
尽管世人对他，特别是对他的晚年多有诟病，但是在当时，众多书籍都被当成“封、资、修”的“货色”而被禁止阅读了，只有郭沫若的书，是我们依然能够偶尔遇到的朋友。
因此，他的著作成了我在边远小城站立于上面踮着脚尖遥望文学世界的巨大石块。他的名字，在我眼中电光石火一样耀眼。
因此，我所栖身的白族小城里居然有人冲出山山岭岭的包围，握住了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友谊的事实，无异深长的隧道里透出的亮光，奇异地让我这样一个痴迷地做着文学梦的少年人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梦不再缥缈。如果“郭沫若”这个名字是一座灿烂于梦的远方的宫殿，，那么在我的邻居中，已经有人扣响了那宫殿的大门，触摸到了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光亮和热力。这是让我无比敬羡和深受鼓舞的事情。
故事就发生在1942年。这年，也是剑川人杨亚宁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
就在《屈原》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郭沫若被数不尽的鲜花和掌声所簇拥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昆明的信。虽然郭沫若每天收到的信件如漫天飞雪，但这封来信清秀工整的字迹，诚挚朴实的语气，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很快把信读完了。笑容，不禁浮上他清瘦白皙的面孔。
在这封信里，既没有郭沫若习以为常的对《屈原》的赞美，也没有偶尔也会收到的对该剧的攻讦和谩骂，只是善意中肯地指出了几处史实上的错误。
郭沫若是否采纳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但写信的人对于新文学和古典文学均有较深的功底，这是郭沫若读信后就发现了。而当时，他刚刚写完《孔雀胆》的初稿，需要调查一些段功梁王的轶事对该剧进行修改和补充，却又苦于在昆明找不到合适的熟人帮忙，写信人因此就成了郭沫若要委以重托的人。让郭沫若无比欣慰的是，这位陌生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诚和负责任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托付。他不由在《<孔雀胆>二三事中》感慨地说：“……他画了幅昆明的地图给我，把本地的山水人物，尤其是关于段功与阿盖的遗事，调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地感谢他的。”他说：“……未知的朋友，能够这样诚心地帮助人实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获，倒不仅只是关于《孔雀胆》的材料了。”
他由衷地庆贺自己收获到了一份真情，一份珍贵的友谊。
给郭沫若写信的，就是白族青年杨亚宁！
一代文豪与一个白族文人的文字缘就这样因话剧《屈原》而结下。
与郭沫若的交往，使得杨亚宁这个名字在剑川县的历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3 小小的铺面，走进去，是一个略显破败的院落。这就是杨亚宁的家。
出身贫寒的杨亚宁，从小刻苦读书。喜欢寻根问底。老一辈人都还记得，但凡在学习中遇到疑难，他都会跑出家门，当街拦住年长的有识之士求答，直到问题得到解答。高小毕业后，脚踏一双草鞋身穿一件旧衣裳，他只身来到省城昆明，在双塔中学当杂役，负责扫地、烧水、上下课摇铃敲钟……对知识的渴求，对故乡前贤赵藩、周钟岳等的思齐之心，始终是燃烧在他心中的火焰。在尽心尽力做好分内的事以后，他经常站在教室外偷听老师讲课。晚上则点亮一盏小油灯，读书、习字、作文，直到深夜。可以说，自学，几乎成了他那时的全部业余生活。后来他考入警界，为了白天能到图书馆看书，他常和其他警士调换站岗的班次，用白班换别人的夜班。功夫不负苦心人。长期坚持自学的他，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他开始往报社投稿，并被陆续采用。
张子斋和欧小牧，是两位经常关心他的同乡。他们遇到好书就向他推介，时常对他进行点拨指导，传授人生经验。他们帮助他与昆明文化界人士接触，接受文化气氛的熏染和陶冶。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新闻界，成为报社的一名记者、编辑。
就是在报社供职期间，他受到了郭沫若的委托。
我知道从剑川县金华镇东门街杨亚宁的老屋楼上往东看，可以看见剑湖的碧波和起伏绵延的东山。剑湖里，一只只出没于烟波的渔船上，撑篙的船家往往赤胸裸臂、汗流如注。他们心中是否有一个到更广阔的海域航行的愿望？到了冬天，剑湖更东边的东山的皱褶里，往往会积雪皑皑。根据那形状，人们把它称为“雪马”。那白色的骏马，曾经激发我多少向着辽远广阔的世界驰骋的想往呵！永远记得，少年的我在剑川枯涩的冬季，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到我所栖身的那所学校屋顶的一角晒太阳，同时也晾晒我的瞭望、我的梦想。剑湖碧波里的渔舟和东山顶上的雪马分外逼真了，了解外部世界，走进外部世界的渴望也格外强烈。我不知道比我年长40多岁的邻居杨亚宁，是否也曾经是一个喜欢向远方瞭望、渴望骑一匹白骏马向着远方奔驰的孩子。但在1942年，他确实是登上了一个可以和一代文豪握手的机会平台。
他把手伸出去了。
而他，也把手伸了过来。
4 我手头的这本《孔雀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的版本。作为附录，它在《<孔雀胆>资料汇辑》中，刊出了杨亚宁给郭沫若的四件来函。函件之前，郭沫若加了一段话，叙说了委托杨亚宁调查《孔雀胆》资料的始末，然后动情地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去信之后不久便接连接到他四封航快信，把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应有尽有的提供了。他在百忙中不仅买书借书广为搜讨，进而自行或托人代为抄录，而且还亲自去踏访遗迹，叩问熟于掌故的友人，真真是不遗余力。来件美不胜收，不仅为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通济桥的废址，通同考查了出来，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地方风物，使我的剧本得到分外的充实。可惜我的剧本业已写成，且付油印，只能酌量采纳，实是一件憾事。但我对于亚宁是十分感谢的。他很客气地说未能“丰收”,其实就让我亲自到昆明去，也不见得能够得到这样丰富的收获，而且我在这资料的丰收之外，还得到一位实心实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财产。因此我把亚宁给我的函件整理了出来，附录在这儿，一以表示我对于亚宁的感激，一以供读本剧者的参考。”
郭沫若把杨亚宁的信件装订成册后，在卷头题了一首小诗：
“亚宁盛意至可感，
助我完成《孔雀胆》。
来件珍藏在玉函，
传之百世足观览。”
郭沫若的这些文字，情真意切，表达了自己要把获得一位知交的欣喜告之后世的愿望。
如今翻读杨亚宁的函件，他在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中讲述的自己如何到进耳山寻找梁王墓的事，特别让人感佩。
他在信中说：云南的各种志书上都说梁王的墓地在昆明城西边30里外的进耳山上。我想，那里也许会有墓志铭可供考证，于是就在十月初四礼拜天，搭乘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到了进耳山脚下的车家壁村。向村里人打听梁王墓何在，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只好登山寻找。先见到一座很大的坟墓，我以为就是了。走上前去一看，却是云南一名门望族家的坟。往远处望，可见一座小山峰，形状像倒扣的钟。峰顶隐约看得见石砌的壁垒和墓碑。我猜想那一定就是了，就鼓足勇气往上爬。陪伴我的，唯有淙淙溪流声和秋虫的吟唱。等我绕到峰侧，看到了一座小小的寺庙。仔细阅读了庙前的碑文，上有“进耳寺住持……”字样。才知道这就是村里人说的进耳寺。我顺着山路继续往上爬，直达峰顶看视那墓碑，则是“陆军中将唐某某之墓”。墓的后面有石基累累，是废弃的进耳寺原先的墙基。在山顶一无所获，我只好下山继续向村民打听，依然没有遇到了解梁王墓情况的人。我想找当地学校的老师打听，老师们都因星期天而离校了。我只好无功而返。……
杨亚宁的信，是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夹杂的文字写成的，简约洗炼。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在这里我就进行了转述而没有照录了。
透过岁月的尘封，读他的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杨亚宁在崎岖山路上踽踽独行的背影。杨亚宁对所托之事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去完成的人生态度，他的追问精神和重视实证的科学情怀，在浮躁之风大行其道的今天，尤显珍贵。
5 当然，今天我们从已逝的岁月中把杨亚宁倾注心力帮助郭沫若的一段往事打捞出来，心中不免还是会悄悄问上一句：他真的就一无所图吗？也许，疑问才刚刚冒头，你就会为自己的不太高尚而羞愧满面。但问题也会不可回避地再三从心底浮现。
然而，也就是从以上说到的那封信里，我们略约看出了问题的一点端倪。
杨亚宁在这封信里，附寄了四份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除抄录了郭沫若所直接需要的关于梁王段功的一些史料外，还提供了大量的昆明、大理等地的风景名胜、花卉植物、风情风物的情况。如在信的附言中，他把有关史志和《徐霞客游记》中对云南茶花的记述，杨升庵歌咏云南茶花的诗词一一作了抄录；如他在《附件二》中，对白族火把节来历、习俗以及他的家乡剑川别具特色的火把节场景向郭沫若作了生动传神的描绘；如他的《附件四》，有金马碧鸡传说介绍，有对东西寺塔、吴井桥、螺峰山（即圆通山）等寺庙古迹的评说，有对昆明、大理气候、地理特征的描述。“风吹不进门，石头垒墙不倒，菜叶贴眼眼会好”的大理三宝，“风花雪月”的景致，三塔寺、三月街、鸡足山以及大理弓鱼、雪梨，邓川乳扇，路南乳饼，石屏豆腐等风光、风情、风物都被他囊括其中作了推介。虽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说：“以上所列虽属琐碎，然能点缀于剧中，亦足以增加其地方色彩。友邦苏联作家论写作亦颇重视地方色彩，故或不至成为蛇足。”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云南家乡的一片深爱。他是要把云南，特别是他的家乡大理（包括剑川）借此宣扬出去，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云南，了解大理。在当时，这虽然还不可能是他的主动意识，但至少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在这里，他多么像一个怀揣珍宝，却急于出示世人以求其价值得到确认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显得那么可爱，又那么让人感动。可以肯定，他不是最早向外推介云南，特别是昆明、大理的云南人，但这样借用文豪级的人物，把云南的美丽、丰富和神奇多侧面地展现于世，他也许要算第一个。要知道，附有这些内容的《孔雀胆》初版于1943年。
6 如果说，从与郭沫若的文字交往中获取到宣扬了家乡的收获，并非属于他个人，那么，杨亚宁向郭沫若恳求到的签名和墨迹——这些承载着一代文豪与一个白族文人的友谊的见证物品，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签名始末：在1942年中秋前夜，杨亚宁在受托之后给郭沫若回信，表明愿意尽力为其搜寻有关史料并将昆明金殿的情况作了简介。在信末他说，自己向五十年代出版社预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希望在卷首获得郭沫若亲笔签名。
墨迹始末：杨亚宁在给郭沫若的第三封信里说到自己托友人自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需要制一副楹联映衬。就寄上宣纸一联，请郭沫若方便时为自己书写鲁迅像赞的词句。并体谅地说，如果无暇思索，手书其昔日所作“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的联语也很好。
据有关资料，此联是鲁迅去世后，郭沫若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留日支部的一个杂志社质文社同人书写的挽联。上联赞扬鲁迅提倡文字改革，使汉语拉丁化、大众化功不可没；下联极力推崇中篇小说《阿Q正传》，称它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世界文学的名著。
收到信后，郭沫若立即为杨亚宁写寄了新联：“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斤风。”
郭沫若还附言说：“余与鲁迅素未蒙（谋）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日则求之而不可得矣。”
对联上联的意思是：自己从日本返回祖国，鲁迅已经去世，二人虽然生于同世却未能相见，深感遗憾。只好在内心留下对鲁迅的敬仰与悼念之情。“挂墓剑”，语出《史记》，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途经徐国，徐君喜爱季札的佩剑，有心索取，却难于启齿。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决定把剑赠送给他，但因佩剑出使是一种礼仪，只好待其归来，才能了此心愿。不幸，返回时徐君已死。季札为兑现内心的许诺，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下联典故见于《庄子·徐无鬼》。大意是：楚国的郢都有个勇敢沉着的人，他的朋友石是个技艺高明的匠人。有一次，郢人在鼻尖涂上一层薄的白粉，让石用斧子把它削去。匠人不慌不忙挥动斧头，呼地一声，白粉完全被削掉了，而郢人的鼻尖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郢人也仍旧面不改色，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这件事被宋国的国君知道了，他非常佩服石的绝技和郢人的胆量，很想亲眼看一看这个表演。于是，国君就把石请来，让他再表演一次，石说：“我的好友已经去世，我失去了唯一的搭档，再也没法表演了。”
郭沫若在联中巧妙地运用了两条典故，既表明了自己对鲁迅的惭愧和崇敬之情，也说明了他对鲁迅的批评，过后是非常认可和服膺的，而如今再也难觅如此精湛的“斧正”了。
无论对联还是附言，均是对知交才会吐露的剖心之言。从这里我们也可窥见郭沫若对杨亚宁的深情笃意。而对鲁迅先生共同的爱戴，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可惜的是，杨亚宁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入狱，这些纪念品也从此丢失得没了踪影。
据杨亚宁的家人说，得知杨亚宁入狱，郭沫若曾写信给有关部门为其说情未果。
杨亚宁1979年获释回家时，已是67岁老翁。郭沫若则已于此前一年辞世。在剑川安度晚年的他，虽仍有撰文著书之雄心，无奈天不假年，两年后他就溘然而逝。
1994年11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撤销杨亚宁“历史反革命”原判。
杨亚宁生于1912年。在与郭沫若因话剧《屈原》而结缘的1942年，他年仅30岁。
“呵，年轻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做个忘年的朋友。
……”
回到阔别多年的剑川，走在如今已被辟为步行街的金华镇东门街街面上，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中的这段台词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个剧本中的类似这样的抒情诗般的台词，曾经让我激动地反复诵读，直至倒背如流。如今再次诵读《橘颂》，我却感觉杨亚宁也是一株生长在荒郊野地里的命运多舛的橘树了。我很想去看一看杨亚宁的故居，并且在心中暗想：应该建议他的后人在那狭小的院落里栽一棵橘子树以志纪念。但是，那条不算太长的小街如今已面目全非。我始终未能找到那间小屋。后来才听人说，这条街曾经遭受一场火灾，小屋在熊熊烈焰中已经化为灰烬了。
这真是让人怅惘不已的一件事。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