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制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必然的，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以激进式和颠覆式的方式出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制造的内涵也不局限于高端产业和高科技制造，劳动力市场对产业变化的反馈也具有迟滞性。在考虑中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方向时必须注意这种情况。职业教育必须在体系设计、目标设计、培养方式等方面对中国制造做出相应的反馈，但这种反馈不是机械对照式的被动反馈，而是结合时代特点和职业教育规律的主动作为。
关键词：中国制造；中国智造；职业教育；功能实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2-0009-05
“中国制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个热点话题，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期间有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不同倾向。笔者以2015年前三季度人才供求状况为考察对像，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对职业教育应然作为进行辩证分析。
一、基于求人倍率的人才状况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持续发布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对不少于100个典型城市的城市公共就业供求情况进行通报。笔者以此为参考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一）数据基本情况及说明
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通报数据众多，分析全面。2015年前三季度情况见表1。求人倍率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反映劳动力市场人才供求状况。报告分析了占80%的人才需求情况，并细分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几个细分指标，反映了大多数行业和岗位人才需求量级及其结构。分析报告既分析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有明确要求的总体情况，又对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进行了细致统计分析。表1中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呈现。
（二）总体分析
总体来看，虽然我国经济有下行压力，但人才市场并非全面疲软，而是保持了相对良性的态势。第一，求人倍率均保持在1以上，说明市场需求总体上是大于供给的，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依然保持正向。而且，从公布的东、中、西部市场求人情况看，各季度各地区均大于1，说明各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均为正向。第二，各季度80%以上企业用人需求中，35%左右集中在制造业，最低的第二季度也达到34.7%，说明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据人才总需求的主要方面。第三，50%以上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或职称有明确要求，体现出对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最高的第二季度达到56%。而且，从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的分项指标看，各季度各指标的需求侧数据均大于供给侧，反映出用人需求对中高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人员的要求依然未减。若以高级别的指标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均保持在1.7以上，高级工程师求人倍率始终保持在2%以上，体现出人力资源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比较强劲。
当然，也要从纵向时序的层面角度解读这些数据，以正确分析当前的人才需求形势。第一，与近年来其他年度的对比可以发现，求人倍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近三年我国求人倍率均在1左右徘徊，而且在城市和地区间并无明显差异。从正面意义上讲，说明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没有大的波动；但从中性甚至消极意义上看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有相应的表现，由产业结构升级引发的人才需求浪潮并未到来，既没有带来大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剧烈的下降。由此看来，“中国制造2025”或“工业4.0”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冲击或机遇并不能高估。第二，从东、中、西地区求人倍率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东部的求人倍率一直低于中部和西部，中、西部呈现交替居高局面。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中西部发展或许迎来新的机遇，这应该与产业迁移有关。但是，从中国制造、中国智造发展趋势来看，高端制造业在相当大程度上主要会由东部发达地区引领，而劳动力市场目前尚未对此做出明显反应。因此，究竟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业层级提升会对东部产生多大的人力资源结构需求，可能尚需观察和评估。浙江省的人才资源供求状况为此提供了佐证。数据显示，2014年月均企业缺工占比为20.31%。从缺工类型看，普工仍然是缺工的主体，占缺工总数的76.87%，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缺工总人数的22.73%，呈上升趋势，且较上年同比提高4.36%。在产业转型的前沿地区，普工缺口及其占比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指标可以视为产业转型高级化和人才需求高移化的重要外在考量指标，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深思。当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上升，反映了产业变化的倾向。但是，对此可能也不能做过度解读。比如，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打包统计模糊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区分，而这两类人员的成长通道并不相同。第二，对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层级并未作出细化发布，并不能据此分析需要的是何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管理人员为例，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突击性或单项化的培养可以完成的。第三，从制造业人才需求看，虽然其比重一直保持最大，但并未占据半数或以上。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租赁建筑）等总和大于制造业的单项指标。因此，服务业人才需求呈现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结构性优化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对制造业人才需求进行分析显然不能仅从主观上进行判断，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第四，从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的求人倍率来看，虽然求大于供的局面是稳定的，反映出总体进步倾向，但二者差异并不大；而且，在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两个指标上也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制造业转型对人才需求层次的高移可能并不能做出过于乐观或者激进的判断。换言之，人们预期的人才层次高移化并没有在短期内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是基于2015前三季度既成数据的，并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可能有如下三方面原因：首先，中国制造转型的漫长性。《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确实吹响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角，但其过程却是漫长的，十年规划的实现本身就说明了其漫长性。这种漫长性既与产业成长的漫长性有关，也与中国产业发展层级在产业和区域间差异甚大有关。“工业4.0”在局部产业和局部地区会快速发展，但大多数行业和地区仍然处在工业3.0甚至2.0的补课阶段。这种情况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其次，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高端制造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综合和高规格的，而这种人才培养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然是人才成长不可逾越的规律。在非常短时期内，规模性的人才培养不能解决高端人才的特殊性素质问题。最后，供求状况的迟滞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供求信息沟通问题对供求反应的迟滞性会产生关键性影响。虽然这种阻碍性影响会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减退，但其影响的长期性依然需要注意。
二、职业教育功能实现方式之辩
这里所指的“功能实现方式”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办学定位设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甚至关乎教学方法。为了概要式阐述相关原理，这里转换一个角度，从具体的操作事务中抽出带有共同点的维度进行分析。
（一）跟随型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做出敏锐反映，应根据供求变化设置专业和调整人才培养规格。这是职业教育一直以来为学界和实践界共知的定位标准。其逻辑合理性在于对职业教育类型的定位考量；其实践合理性在于这样的设计可以更好地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关于其合理性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其潜在问题。
跟随型职业教育功能实现方式的最大潜在问题在于对职业教育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可能忽略。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完满人格”的人，而不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对职业教育而言，过于紧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层级设置是否涉嫌器具性思维一直为学界讨论。这种讨论并不能因为就业需求指向的定位与人全面发展在深层逻辑上并不呈现绝对矛盾而消弥。因为时间制约是刚性约束，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这种时空限制下才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具操作性。时间制约有三个方面的考察维度：一是人成长关键期的短暂性。对于单个个体人的学习和成长而言，最佳的知识学习和技能成长均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保持同等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如何在其最佳学习时间安排最佳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值得注意。二是生命的有限性。在这种时间制约下，一个人完成初级社会化进入工作期直至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个时间跨度不是无限的，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安排相应的工作内容也是值得深入分析的。三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尽管大的经济阶段跃升往往持续较长时间，有的会贯穿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但借助技术发展而实现的经济发展态势转变呈现加速状态，产业的消长及其引发的工种、职业的变化也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就业指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协调平衡并不是仅靠推测就能科学回答的。
尽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早已进入职业院校领导和教师的视野，但实践中并不顺畅。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有一个现实情况却不容回避，即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的“强管理”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院校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上的创新。职业院校毕业生不仅在就业竞争上存在一定问题，而且对其长远发展的影响也需进行长期研究的评估。
（二）引领型
引领型职业教育是从发挥职业教育相对独立性、主动性角度而提出的，职业教育是否应该引领、能不能引领，这曾引起学界的不少讨论，也没有公认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跟随型的附和者远多于对引领型的鼓动者。
引领型也有一定的逻辑和现实合理性。从逻辑合理性上讲，教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既然是人的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是有生命力的活动；从实践合理性上讲，职业院校由于拥有具有高素质、具有一定前瞻能力的师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培养人才的潜力，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程度引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
引领型职业教育的功能实现方式也有两个悖论：一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生存问题；二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生存问题可能会阻碍其实现所谓的“引领”，因为招生、经费支持等诸多问题都会让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不得不先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而引领型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往往不能解决现实的就业问题，尤其是以一种即时达成的方式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论断都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基于这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阶段判断会导致引领性判断的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引领策略的潜在风险，因为不同方向上的判断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发现相同的问题。比如，如果仅从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的现象出发得出农业类人才需求总量下降可能也是武断的。因为，数据统计时会将直接从事农业工作的统计为农业人员，而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产业统计为非农业就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削减农业人才培养供给数量可能并不是农业类人才培养改革的方向，而是围绕农业相关产业进行专业方向改革，甚至还应看到农业相关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对其他专业方向进行丰富和转向，如农业类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应该被纳入到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细分方向上。这些判断需要特定的引领型思考方式，但也不得不保持引领性判断的谨慎性。
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也需要坚持这种辩证。在中国制造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上，只得出人才培养高移、机器人对人工的替代显然是过于武断的。相应的，在思考职业教育应对之策时也需要做出更深入的考量。
三、中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应然状态分析
关键词：中国制造；中国智造；职业教育；功能实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2-0009-05
“中国制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个热点话题，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期间有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不同倾向。笔者以2015年前三季度人才供求状况为考察对像，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对职业教育应然作为进行辩证分析。
一、基于求人倍率的人才状况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持续发布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对不少于100个典型城市的城市公共就业供求情况进行通报。笔者以此为参考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一）数据基本情况及说明
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通报数据众多，分析全面。2015年前三季度情况见表1。求人倍率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反映劳动力市场人才供求状况。报告分析了占80%的人才需求情况，并细分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几个细分指标，反映了大多数行业和岗位人才需求量级及其结构。分析报告既分析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有明确要求的总体情况，又对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进行了细致统计分析。表1中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呈现。
（二）总体分析
总体来看，虽然我国经济有下行压力，但人才市场并非全面疲软，而是保持了相对良性的态势。第一，求人倍率均保持在1以上，说明市场需求总体上是大于供给的，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依然保持正向。而且，从公布的东、中、西部市场求人情况看，各季度各地区均大于1，说明各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均为正向。第二，各季度80%以上企业用人需求中，35%左右集中在制造业，最低的第二季度也达到34.7%，说明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据人才总需求的主要方面。第三，50%以上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或职称有明确要求，体现出对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最高的第二季度达到56%。而且，从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的分项指标看，各季度各指标的需求侧数据均大于供给侧，反映出用人需求对中高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人员的要求依然未减。若以高级别的指标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均保持在1.7以上，高级工程师求人倍率始终保持在2%以上，体现出人力资源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比较强劲。
当然，也要从纵向时序的层面角度解读这些数据，以正确分析当前的人才需求形势。第一，与近年来其他年度的对比可以发现，求人倍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近三年我国求人倍率均在1左右徘徊，而且在城市和地区间并无明显差异。从正面意义上讲，说明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没有大的波动；但从中性甚至消极意义上看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有相应的表现，由产业结构升级引发的人才需求浪潮并未到来，既没有带来大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剧烈的下降。由此看来，“中国制造2025”或“工业4.0”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冲击或机遇并不能高估。第二，从东、中、西地区求人倍率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东部的求人倍率一直低于中部和西部，中、西部呈现交替居高局面。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中西部发展或许迎来新的机遇，这应该与产业迁移有关。但是，从中国制造、中国智造发展趋势来看，高端制造业在相当大程度上主要会由东部发达地区引领，而劳动力市场目前尚未对此做出明显反应。因此，究竟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业层级提升会对东部产生多大的人力资源结构需求，可能尚需观察和评估。浙江省的人才资源供求状况为此提供了佐证。数据显示，2014年月均企业缺工占比为20.31%。从缺工类型看，普工仍然是缺工的主体，占缺工总数的76.87%，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缺工总人数的22.73%，呈上升趋势，且较上年同比提高4.36%。在产业转型的前沿地区，普工缺口及其占比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指标可以视为产业转型高级化和人才需求高移化的重要外在考量指标，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深思。当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上升，反映了产业变化的倾向。但是，对此可能也不能做过度解读。比如，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打包统计模糊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区分，而这两类人员的成长通道并不相同。第二，对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层级并未作出细化发布，并不能据此分析需要的是何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管理人员为例，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突击性或单项化的培养可以完成的。第三，从制造业人才需求看，虽然其比重一直保持最大，但并未占据半数或以上。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租赁建筑）等总和大于制造业的单项指标。因此，服务业人才需求呈现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结构性优化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对制造业人才需求进行分析显然不能仅从主观上进行判断，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第四，从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的求人倍率来看，虽然求大于供的局面是稳定的，反映出总体进步倾向，但二者差异并不大；而且，在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两个指标上也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制造业转型对人才需求层次的高移可能并不能做出过于乐观或者激进的判断。换言之，人们预期的人才层次高移化并没有在短期内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是基于2015前三季度既成数据的，并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可能有如下三方面原因：首先，中国制造转型的漫长性。《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确实吹响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角，但其过程却是漫长的，十年规划的实现本身就说明了其漫长性。这种漫长性既与产业成长的漫长性有关，也与中国产业发展层级在产业和区域间差异甚大有关。“工业4.0”在局部产业和局部地区会快速发展，但大多数行业和地区仍然处在工业3.0甚至2.0的补课阶段。这种情况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其次，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高端制造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综合和高规格的，而这种人才培养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然是人才成长不可逾越的规律。在非常短时期内，规模性的人才培养不能解决高端人才的特殊性素质问题。最后，供求状况的迟滞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供求信息沟通问题对供求反应的迟滞性会产生关键性影响。虽然这种阻碍性影响会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减退，但其影响的长期性依然需要注意。
二、职业教育功能实现方式之辩
这里所指的“功能实现方式”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办学定位设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甚至关乎教学方法。为了概要式阐述相关原理，这里转换一个角度，从具体的操作事务中抽出带有共同点的维度进行分析。
（一）跟随型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做出敏锐反映，应根据供求变化设置专业和调整人才培养规格。这是职业教育一直以来为学界和实践界共知的定位标准。其逻辑合理性在于对职业教育类型的定位考量；其实践合理性在于这样的设计可以更好地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关于其合理性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其潜在问题。
跟随型职业教育功能实现方式的最大潜在问题在于对职业教育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可能忽略。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完满人格”的人，而不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对职业教育而言，过于紧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层级设置是否涉嫌器具性思维一直为学界讨论。这种讨论并不能因为就业需求指向的定位与人全面发展在深层逻辑上并不呈现绝对矛盾而消弥。因为时间制约是刚性约束，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这种时空限制下才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具操作性。时间制约有三个方面的考察维度：一是人成长关键期的短暂性。对于单个个体人的学习和成长而言，最佳的知识学习和技能成长均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保持同等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如何在其最佳学习时间安排最佳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值得注意。二是生命的有限性。在这种时间制约下，一个人完成初级社会化进入工作期直至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个时间跨度不是无限的，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安排相应的工作内容也是值得深入分析的。三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尽管大的经济阶段跃升往往持续较长时间，有的会贯穿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但借助技术发展而实现的经济发展态势转变呈现加速状态，产业的消长及其引发的工种、职业的变化也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就业指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协调平衡并不是仅靠推测就能科学回答的。
尽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早已进入职业院校领导和教师的视野，但实践中并不顺畅。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有一个现实情况却不容回避，即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的“强管理”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院校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上的创新。职业院校毕业生不仅在就业竞争上存在一定问题，而且对其长远发展的影响也需进行长期研究的评估。
（二）引领型
引领型职业教育是从发挥职业教育相对独立性、主动性角度而提出的，职业教育是否应该引领、能不能引领，这曾引起学界的不少讨论，也没有公认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跟随型的附和者远多于对引领型的鼓动者。
引领型也有一定的逻辑和现实合理性。从逻辑合理性上讲，教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既然是人的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是有生命力的活动；从实践合理性上讲，职业院校由于拥有具有高素质、具有一定前瞻能力的师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培养人才的潜力，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程度引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
引领型职业教育的功能实现方式也有两个悖论：一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生存问题；二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生存问题可能会阻碍其实现所谓的“引领”，因为招生、经费支持等诸多问题都会让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不得不先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而引领型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往往不能解决现实的就业问题，尤其是以一种即时达成的方式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论断都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基于这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阶段判断会导致引领性判断的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引领策略的潜在风险，因为不同方向上的判断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发现相同的问题。比如，如果仅从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的现象出发得出农业类人才需求总量下降可能也是武断的。因为，数据统计时会将直接从事农业工作的统计为农业人员，而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产业统计为非农业就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削减农业人才培养供给数量可能并不是农业类人才培养改革的方向，而是围绕农业相关产业进行专业方向改革，甚至还应看到农业相关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对其他专业方向进行丰富和转向，如农业类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应该被纳入到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细分方向上。这些判断需要特定的引领型思考方式，但也不得不保持引领性判断的谨慎性。
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也需要坚持这种辩证。在中国制造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上，只得出人才培养高移、机器人对人工的替代显然是过于武断的。相应的，在思考职业教育应对之策时也需要做出更深入的考量。
三、中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应然状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