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脸把黑脸打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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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的,是正月里看秦腔的事。
  正月里最主要的事情是过年,过年除了敬先人、串亲戚,还有两件大事,就是看戏、耍社火。正月初四,临近的两个大庄董家河、张家河的戏一前一后上演了,各演了三天三夜;初十晚上,社火就开始了,一直闹到正月十五。六天六夜的戏,六个晚上的社火。
  吃罢早饭,晌午时分,估摸着戏快要开演了,村子里年龄大些的娃娃就扯着嗓子吆喝开了:“看戏走!”然后挨家挨户地约伙伴。不一会儿,大路上,全村人几乎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地向戏场开进。
  看戏就是我们农村人的“嘉年华”。母亲给孩子穿上了新衣裳;小姑娘把头发篦了又篦,两个长长的辫子辫得光溜溜的;小伙子戴上了出檐的帽子,在帽子里垫上报纸,好让帽儿更棱;老汉披上了棉大衣—棉大衣一定要披着,才能显出老者的持重和威严—有石头镜的一定要戴上,再把烟锅子装好,吸着,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才叫“有范儿”!少妇们的手里一定不会空着—她们是农村最辛苦的一群人,两只手从来没闲过。她们要么胳肢窝里夹着六月里折好的麦秆,胳膊上挂着已经编好的草编,草编的一头儿还在两个手里,只见七根麦秆快速地舞动,一会儿草编又长出了半截儿;要么还在纳第四个孩子的鞋底。过年的时候,母亲的任务就是给几个娃每人做一套新衣裳,纳一双新鞋,年前忙得没做完,过年时还得抓紧做,好让娃早些穿在脚上—他们眼巴巴地等着呢!
  你说,我们怎么就那么爱看戏!一说看戏,肚子也不饿了,口也不渴了,魂都没有了,恨不得长出两个翅膀,呼哧一下飞到戏台跟前。


  董家河的戏台很高,看戏得仰起脖子,在那一带算是较为显赫的建筑。演员上场、下场的门楣上,写着“出将”“入相”。左右两侧有文武场的空地。戏台的两面早就贴好了对联:愿听者听,愿看者看,听看自取两便;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只演三天。有一年写的是:戏台上谈古论今假意明知,汝偏落泪;尘世中名缠利锁甜言好听,你要当心。戏场大,戏场的周围,卖瓜子的、卖糖瓜儿的、卖油饼的、卖花布的和卖针头线脑的,散了一圈儿。
  导演、演员、操乐器的,都是农民。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天寒地冻,农活儿基本结束,农民们就在家里猫着,董家河、张家河两个庄子就开始排练过年要唱的戏。要把这六场戏顺顺当当地唱下来,还真不容易!生旦净末丑得全乎,戏装不能马虎—你不能让包公穿着小生的服装上场吧?戏靴没有就算了,打底的衣服没有就把自己的穿上,但外装一定要像模像样。吹的、拉的、弹的乐器,各人准备各人的,但鼓呀、锣呀、钹呀,必须从公里出。幕布、灯、桌椅板凳这些,一样都不能少!最少得有六个本子的大戏,还要有些折子戏。另外,得新排一两本,不然年年唱那么几本戏,会被人家讥笑。两个村子的戏看完了,人们总是要评价一番的:“今年,董家河的《铡美案》比张家河演得好!”“扮秦香莲的女娃是谁家的?是个把式!”“唱包爷的小伙子,嗓子就像破锣!”这样一来,两个庄子间无形中有了一种竞争的压力,每年都要出些彩头。


  那年正月,我刚过五岁,大家风风火火吆喝着去看戏,不料我爷有了啥事情,去不了。
  我说:“爷爷,你不去了,我看戏跟着谁呢?”
  爷爷不想让我去,但我一嘟囔,爷爷就拿我没了办法,对着我三姑说:“把娃领好。”
  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三姑去看戏了。那天演的是个啥戏早就忘了,只记得满满当当地站了一戏台子人,有的人背后还插着四杆旗,威风得不得了。有一个是红脸,有一个是黑脸,两个人因为什么事打起来了,打着打着,黑脸跑了,我看得可高兴了,其他啥印象都没有了。
  一回到家,爷爷就问我:“狗儿,今日演的啥戏?”
  我说:“不知道。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红脸把黑脸打得狠!”
  家里人“哄”地笑起来了。
  没想到,上小学四年级时,我迷上了秦腔。过年时,跟着村子里的大孩子到处跑着看戏。那时候三爸还在上高中,是个秦腔迷,买了好多剧本,他看完了我看,一边看一边唱,记了好多个完整的剧本,学了好多种唱腔。一个人走路,给牲口圈担土,给猪喂食,给驴添草、饮水—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放开喉咙,生旦净末丑,一个人全包了。《三对面》是《铡美案》里的一折,我一个人既是包公,也是秦香莲,又是岚平公主。吼一嗓子,真有说不出的舒坦!五年级时,班里一个同学拿着一本《王佐断臂》的秦腔剧本,我借来看,觉得不过瘾,索性抄!从星期日的早上开始整整抄了一天,吃过晚饭,又点着煤油灯抄,一个剧本抄完,鸡叫了。
  好秦腔好到了这个程度。
  有一出折子戏叫《柜中缘》,其中有一段是讲大人要出门,叫女孩子好好在家,把门守好。女孩子调皮,在屋里坐不住,就坐在家门口绣花。哎哟,董家河的那个女子,把戏里的那个小姑娘演活了!只见她一会儿穿针,一会儿引线,一会儿把线捋一捋,再“嘣嘣嘣”地弹几下,那婀娜的身段、顽皮的神态,再配上悠扬的音乐,真不知迷倒了多少我这样的少年!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迷瞪了:要是能娶个这样的女娃做老婆,多好!据说,直到现在她还在唱,是把秦腔当成毕生的事业了。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县剧团来乡里演出,要买票才能看。这可是专业剧团的演出,和农民的草台班子的演出有本质的不同。可我们这些学生哪儿有钱买票呀,就在剧场的门外面伸着耳朵听。剧场是一个堡子,堡墙相当高,想翻墙进去根本不可能,想听又听不到,可真的想看呀!我们就在门口守着,看把门的能否发发善心,放我们进去。有一次,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真的把我们放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戏已过半,但能看半本子也是非常幸福的。
  后来,我进了城,成了老家人眼里的“城里人”,戏看得少了;再后来,连戏都不哼了,小时候记的那些剧本唱腔也忘得差不多了。真想像小时候一样,美美地看幾天几夜的戏,美美地吼一嗓子,可已经没那种心劲儿了。
  噢!我的秦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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