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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范住宅公司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它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慈善性质的合股公司，它由投资者集资并分红，其主导者、管理方法、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其发展体现了英国慈善事业的新变化。
关键词 模范住宅公司，英国，慈善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2-0060-07
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激增。从1842年查德威克发表《关于英国劳动阶级的卫生状况的总报告》起，工人阶层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高房租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关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大军。1851年，伦敦20岁以上的139.5万居民中，近一半是外地移民。①低收入、高房租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使很多下层阶级涌入贫民窟。伦敦贫民窟的状况糟糕不堪：空间狭小，过度拥挤；设施简陋，环境恶劣；通气不畅，疾病蔓延；成分复杂，治安混乱。②贫民窟是英国城市工人恶劣居住条件的一个缩影。
然而，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加之城市住宅建筑成本高、周期长、利润低，很难吸引商业资本，所以私人慈善力量在住房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兴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模范住宅运动”（Model Dwelling Movement），它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模范住宅公司（Model Dwelling Company）的建立。所谓“模范住宅”是指在卫生设施、排水系统、空间大小、舒适程度等方面都符合当时英国住房立法规定的最低标准，且房租便宜、适合工人租居的住房。
模范住宅公司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模范住宅公司是1841年在伦敦成立的“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其宗旨是“在保证收回成本的前提下，为劳工的生活提供舒适和方便”。1844年另外一个模范住宅公司“改善劳工状况协会”（The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在伦敦成立。在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带领下，该协会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分别是：在伦敦郊区引入个人经营的小块土地使工人进行独立生产；在伦敦近郊建造经济舒适村舍；完善贷款资金管理。③截至1875年，“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共修建1122套家庭住宅；“改善劳工状况协会”共修建453套家庭住宅和200套单身公寓。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模范住宅公司发展的兴盛期。“皮博迪信托公司”“改善工人住宅公司”以及“技工劳工住房公司”等模范住宅公司相继成立。到19世纪末，伦敦就已经有三十多家模范住宅公司。虽然模范住宅公司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在政府角色难以施展和商业公司不屑投资的情况下，“模范住宅”运动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模范住宅公司的研究，目前学界已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其起源、发展、资金状况、所提供的各种房屋类型、规章制度、价值观念，以及其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较为全面地为读者呈现了模范住宅公司的历史面貌。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一地区范围的模范住宅公司的专题性研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模范住宅公司提供了微观的视角与翔实的个案资料。
以上研究主要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英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发展进行研究，②缺乏对模范住宅公司的个案研究。③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模范住宅公司在解决当时下层阶级住房问题的贡献和对英国政府住房政策的影响进行论述，④因而使英国模范住宅公司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价值表现不充分。
18世纪之前的私人慈善活动一般以教会为场所展开，个人将财物捐给教会，由教会来组织慈善救济，主要是实物形式的贫困救济和零散施舍。模范住宅公司不仅在解决下层住房问题上具有重要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新变化，它不再依托教会，而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原则和运营模式。本文主要从慈善发展的角度，探索模范住宅公司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救助企业所展现的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变化。
贵族，历来是慈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对慈善事业具有积极的鼓励示范作用。但大部分模范住宅公司的创建者却不是贵族，而是工业革命中新兴的富有中产阶层。他们有商人、工厂主、银行家、律师、建筑师等。
1850年，一位名叫哈顿（Harton）的商人在伦敦的杜赛特广场（Dorset Square）建造了一个18户人家的小型居住区。1852年，另一位商人约翰·纽森（John Newson）在格罗夫那（Grosvenor Mews）建造了一个类似的小型居住区。1855年，一位名叫希利亚德（Hilliard）的律师投资建造了一个两层小屋。⑤1857年，斯科茨小姐（Miss Burdett Scotts）在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建造了哥伦比亚广场（Columbia Square）。
1862年，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创建了他的“皮博迪信托”（Peabody Trust），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私人住房公司之一。皮博迪是一位美国银行家，从1837年开始在英国定居，信托基金都来自皮博迪和他的同僚和朋友。皮博迪在公司成立之初捐赠15万英镑，后来随着建房工程的拓展逐渐增加到50万英镑。到1894年，公司已经为近两万人提供了5000多套住房。
1863年，“改善工人住宅公司”（Improved Industrial Dwellings Company）成立。它是伦敦第二大模范住宅公司。到19世纪末，它已经为3万人提供了住宅，其提供的住房分布在伦敦的45个街区。该公司刚刚建立时只有资金5万英镑，而到1884年已经达到92.1万英镑。⑥其创始人是西德尼·沃特罗（Sidney Waterlow），他是一个富有的伦敦人，1822年出生于一个文具商家庭，他将很小的家庭生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规模的印刷厂并至今享有盛誉。他对他所生活和工作的社区问题的关注，使他创建了该商业住房公司。 “技工劳工住房公司”（the Artizans’， Labourers’ and General Dwellings Company）是伦敦最大的模范住宅公司，主要在伦敦郊区靠近铁路线的地方为工人修建村舍式住房。到1900年，它已经为4.2万人提供了6402套住房，其在郊区与市区所修建住宅占地总面积达218英亩。该公司是在1867年由一个小的建筑商创建的。
此外，建筑师罗伯特（Henry Roberts）、建筑师斯科茨（Sir George Gilbert Scott）等，都在设计工人阶级住房和模范住宅公司的发展中提供了许多有意的建议、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著名的女慈善家奥克塔维尔·希尔，在工人住房管理上发挥了深远影响。
为何这批不同于贵族的富有阶层成为创建模范住宅公司的主要创建者？这与这一阶层的诞生方式以及模范住宅公司的兴起背景密不可分。“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他们分别成为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①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工厂主和企业家，形成了不同于贵族和下层劳动者的中间阶层，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的工业财富，但却没有政治权利、社会地位。他们力图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来获得社会的认同，确立自己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这批新诞生的中间阶层，恩格斯将其界定为“和贵族有别的有产阶级”，它包括资本企业家阶层、职业阶层、知识阶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本文的中产阶级主要指中间阶层的中上层——企业家阶层，他们掌握着新工业财富的人，具备了实施慈善的物质基础。
英国当时还是一个贵族—乡绅的价值观念占主流的社会，慷慨好施被视为是绅士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品质。出身卑微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并且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在贵族和那些“白手起家”的工业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鸿沟，传统的社会统治精英们看不起那些出身低微、行为粗鲁的“暴发户”们。中产阶级虽然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却没有政治地位，不被社会认可。因而乐善好施、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便成为他们寻求认可、向贵族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这些在工业革命中积累起丰厚财富的富人时常感到一种罪恶感。“许多人对他们已经获取的财富的方式感到不安，这不仅是对政治革命的恐惧，而且还有宗教意识的增强，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在努力获取收益的同时又在各种大小事务上进行家长式干预的道德责任。”②他们希望补偿那些他们为获取财富曾经以不人道的方式剥削其家庭和生活的人。住房问题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为这批工人阶级解决住房问题正是他们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残酷剥削导致工人的低收入外，经济发展使大批劳工涌入城市中心，导致市中心区域住所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交通的限制加剧了对市中心建筑地点的竞争，与此同时移民的增多使工人阶级的住房要求更为膨胀。这就形成了住房市场上的高房租、低收入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众所周知的“贫民窟”的泛滥。
严峻的住房市场使工人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混杂在一起。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担心勤勉的工人阶级必须和半罪恶的阶级即消极阶级生活在一起。③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居住位置和邻里关系等外部因素对人的性格、健康等内在品质具有重要的影响，恶劣的居住环境会使勤勉的工人日益堕落。人们害怕那些不值得救济阶层的道德放纵和他们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尊重会污染整个工人阶级，造成一种反社会的、不顺从的劳动力市场。④而这正是这批新兴的富有阶层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
低住房标准的代价备受中产阶层的关注。他们认为住房问题需要找到一个综合解决方法，这种方法既需要确保私人业主的经济利益又需要确保降低人们对贫民窟不良效应的广泛担忧。
于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模范住宅公司出现，它力图找到一种在改善工人阶级住房上将公私利益结合起来的新方式，并为其他房屋所有者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典范。
“这些公司希望通过提供质量更好的住房为每一个阶层的利益服务，并确保它们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安全”。⑤模范住宅公司在为人们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并没有破坏中产阶层的市场信念和工人阶级的自助信念。这一体制被当时的人描述为“人与人之间一种公平、平等的交易”，因为它“没有损害双方的自主独立性”。①投资者获得了其资本的合理收益，工人也得到了更高质量的住房。这些商人资本家通过模范住宅公司力图表明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目标间没有必然的矛盾。模范住宅公司可谓是19世纪英国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住宅的最具创建性的回应。
对社会认可的渴求、对财富积累方式的罪恶感以及商业上的聪慧使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很多中产阶层主导的模范住宅公司。模范住宅公司通过在伦敦市中心为工人阶级提供他们能够支付的更高标准的住房向英国社会展示了一种典范。
慈善主体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慈善工作方法的改变。中产阶级作为在工业革命中致富的一批人，深谙市场规律和管理机制，他们将科学的工作方法也自然运用到模范住宅公司中来，并大力提倡“科学慈善”。科学慈善起源于对当时许多慈善事业的不信任，这些慈善通常被看作是感情用事的、缺乏良好组织和有害的，解决方式在于根据科学原则对慈善机制进行重建。②5%的慈善可谓是“科学慈善”工作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也体现了模范住宅公司的独特属性。
“改善劳工状况协会”（The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由于其预期收益低，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加入，协会在最初4年内只筹集了2万英镑。到50年代末，模范住宅公司前期的发展使他们知道了建造什么样的房子最合适，同时意识到如何让这种良好的行为在一个商业的世界里开花结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入到社会住房工程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认为，如果双方都能从一项慈善事业中受益，双方将会被更好服务。”到60年代，模范住宅公司出现了新变化。以皮博迪信托为例，“信托基金会的成员们认为基金必须能够保持自身的长久存在，以便于后代也能够从中受益，鉴于此它所建造所有的住房都应该有适度的回报”，③信托公司履行着“慈善和百分之五”的原则，即保持5%的收益，其资金一直非常富有，拥有充足的资金安全。 沃特罗公司也证明了工人阶级的住房能够创造一种可行的、适度的回报。他希望能够创建一些容易建造的住宅单位并以合理的价格租给工匠，“他希望他的公司有5%的回报，并指出只有慈善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才能解决住房问题”。④以此使他的朋友相信他们能够将钱投资到一项有益的事业，而且这项事业还能提供适度然而稳定的红利。⑤
改善劳工阶级住房总协会（General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Dwelling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在其目标第五条明确指出：协会如同那些公开声称其目标是追求资本利润率的公司一样，会保证投资的安全，协会将通过收租和管理体系使投资者能够没有风险地提高其财富。⑥
5%的慈善反映了将房屋质量和支付能力结合起来的关键方式存在于投资者接受少于其资本7%～10%正常商业收益的意愿。⑦这体现了慈善的一种新的变化趋向：它与社会市场紧密联结起来，显示了慈善商业化的一个发展方向，突破了慈善是单方面给予的特点，从而使慈善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的慈善原则也与模范住宅公司的租户选择和房屋管理理念有关。其租户选择理念即当时流行的“筛选理论”，他们相信通过为技术工人提供居所，底层工人的住房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因为前者搬走以后能够为后者提供新的房源，而且技工群体的经济状况能够保证住房成本的收回。皮博迪信托公司主要的目标是为工匠而不是赤贫者提供住房，故意避免极度贫困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最伟大和最有效的贡献只能在这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采取这种方式（即区分对待）才能取得”。①如同皮博迪，沃特罗的公司也不为最贫穷的阶层提供住房，他们承认这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将劳工阶级分成不同的层次，上层、中层和下层；将住房降低满足最低阶层的需要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只能为一个租户阶层建造住房，而我希望这个阶层在50年后不会再满意住在这里。因而，我们已经尝试为最好的阶层建造房子，以此为低于他们的第二和第三阶层留下更多的空间”。此外，最下层的劳工他们经常无法保持节制原则和需要的卫生标准。相反，那些愿意接受这些标准的人通常同样是这批能够负担得起住宅公司收取的房租的人。②
进入60年代，地价的高涨和住房问题的严峻，使模范住宅公司开始建造成排的杂院房屋。如沃特罗公司自1863年开始建造一排排的模范房屋，每间每周平均租金41.25便士，这种廉价房获得了成功，也引起了人们的效法。住房的集中必然能要求管理的增强。这时期慈善管理理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和阶级属性，即自助理念。工业革命中发财致富的中产阶层多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因而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懒惰、不节俭。为此，模范住宅的管理必须是有助于培养这种自助理念。
例如，皮博迪的建房宗旨是，给居住者带来归属感，它不仅要求住宅安全、温暖、干净，还要妥善管理，让居住者有尊严。与其他模范住宅公司一样，皮博迪公司对公寓管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如租户必须遵守秩序、讲究卫生、按时交纳房租、不得在居所内随意张贴修饰品等。而且每一栋楼房都有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和保洁。奥克塔维尔·希尔认为劳工阶层在适合搬入新家前必须首先找回他们的自尊，学会在属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中体面的生活。她强调房客和房主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培养房客的社区意识和责任感；将住房改革与公共空间的开辟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③
模范住宅公司不但房屋质量较高，而且运用自助管理理念规范租户的行为，同时以5%的收益原则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关心城市住房问题的工商人士参加。到19世纪后半期，模范住宅公司发展成英国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形式和实施体系。
19世纪末以前，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较少，基本是独立活跃于它所从事的领域。英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社会普遍认为“好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有限和分散化政府的思想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自由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④维多利亚时期政府的一致目标是提供市民社会能够自由运转的一个基本框架，尽量减少国家财政的支出，认为私人力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责任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况。因而在这时期的社会救济中，是私人慈善为主，政府救济为辅，且双方的联系和互动极少。
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住房问题成为一个威胁社会健康的重大问题，仅仅依靠个人或一些社会团体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有效解决，需要国家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维多利亚人对其慈善的自豪感是与不安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⑤尽管慈善空前发展，大量的医院、学校、住房建立起来，但他们不确定慈善努力的发展是否真正带来了贫困的降低或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1870年后，英国的社会问题越发严重，政府的干预成为必然。模范住宅公司在发展中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它与政府的联系和互动在不断加强。
首先，政府不再仅仅将住房问题看作是环境问题，它通过皇家特许状来规范和鼓励模范住房公司的发展。皇家特许状是一种由英国君主签发的正式文书，专门用于向个人或法人团体授予特定的权利或权力，一般具有永久效力。通过这一手段，政府赋予模范住宅公司特许的法人地位，同时也使模范住宅公司在住房问题上承担着一定公共职能和责任，既使其住房有质量保证，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规范其发展。“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由于其预期收益低运营困难，故为了吸引资本同时也为了确保协会的慈善性质，它于1845年被授予皇家特许状，认可并赋予其事业的崇高性，但也限定其利润不得超过5%。“改善劳工状况协会”在1850年也获得皇家特许状，规定利润为4%。①政府通过特许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模范住宅公司按照其希望的方向发展。
模范住宅公司在资金和管理上都受地方当局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立法极大影响了模范住房公司的发展。1866年政府的工人阶级住房法开始为住房公司提供政府低利率贷款，利息为4%，期限为40年，这为慈善住房建设提供了诸多便利。“1867年，沃特罗公司获得了政府5000英镑的贷款。到1874年，他们从政府那已经获得了高达84000英镑的贷款。他们与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的关系总是良好的。”②此外，政府还以低价出售土地给住房公司。“《技工住宅法》（The Artizans Dwelling Act）为伦敦中心地带的大量新住房提供了范围，因为它通过将土地以故意低价卖给住房公司的方式资助了他们。”③1875—1890年的政府立法使社会对住房问题的兴趣重新活跃起来，一些新的住房组织成立起来，与此同时一些老的住房组织也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 模范住宅公司的发展也促进了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努力。模范住宅提供者的重要性在于它通常被看作是促进了地方当局建营住房的出现。④例如，1864年劳工阶级住房会议召开，探讨了英国住房问题的程度、起因和解决方式等，会议提出应该提高法律在提供住房协会低利率贷款上的准则（1866年的住房法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点），会议还提出应该在法律上废除住房上的商业目的以便为更多的人提供平等的住房。此后，还有机构提出应该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权力，使其能够迫使住房建造者建设充足的排水系统，并在那些密集居住区进行有效的监督。⑤这些建议极大促进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发展。1889年，作为住房权威机构的伦敦市政议会的创建，以及189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的通过，使地方政府在建造住宅上变得更容易。⑥
模范住房公司运动中流行的“筛选理论”，对英国住房政策有很大影响。1903年第一位工党议员凯尔·哈迪（Keir Hardie）仍然坚持政府要优先为技术工人建设公租房，这样，由技术工人腾出的空房会自然流转到下层工人手中。这种分批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英国福利国家尚未完善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一定可行性。
政府一方面通过特许状和立法等手段对模范住宅公司的运行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模范住宅公司也给英国政府提供了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途径，并促进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日益承担责任。“那些令人钦佩的、值得尊敬的、有能力的商人致力于他们所推崇的商业原则，尽管他们的努力可能失败了，但是事实是对政府住房政策将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理论的发展与模范住宅组织的开展经历的并驾齐驱，使得政府行为对扭转住房问题必不可少的观念日益发展。这一信念最终认为住房问题不应该由慈善企业来解决，而应该成为国家的责任”。⑦1885年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报告给人的印象是，慈善和半慈善的住房组织正在衰落，地方政府正在以房屋老板的身份出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模范住宅公司和协会为工人阶级的住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道德投资”实验成功的调和了社会福利目标和经济收入。⑧但是它在1870年后迅速衰落，并没有成为20世纪英国住房供应的一种典范。
模范住宅公司重要性的下降，是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模范住宅公司有廉价贷款和土地的供给，但是它们未能募集足够的资本来提供充足的住房以致无法对住房问题有实质的影响。①住房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住房运动的衰败，也使模范住宅公司日益意识到立法的重要性和政府的不可替代性。1875年后，市政住房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地方政府参与的新时代开始了。政府时代的到来正是双方互动增强的一个结果，它既是模范住宅公司成功的一个象征，但也促使了其衰败。
英国历史上这场影响深远的以模范住宅公司为代表的私人企业住房运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它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当时社会慈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体现了英国慈善事业在19世纪的新变化。
传统慈善（Charity，以教会救济为主的慈善）开始向现代慈善（Philanthropy，以世俗为主体的慈善）过渡。“切克兰德比较贴切得指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认为19世纪的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是一种社会习俗，主要是为施与者的安心而非接收者的利益而为。而‘philanthropy’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并不包括对接收者做出道德判断”。②虽然此后这两个词慢慢的可以互换，没有太大的区分，但是这个新词的诞生也标示了慈善的现代转变。
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厂主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雄厚的财力为之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是他们对抗贵族、赢得社会认可的途径。他们不像以往的个人一样采取死后遗赠的方式行善，而是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应用到慈善中来，更多的是在现世中行善，强调“科学慈善”，享受慈善带来的乐趣，增加了世俗动机。中产阶级开始取代以往的教会和贵族成为慈善的主体。
慈善的客体也相应有了的变化。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农民是慈善的主要对象。慈善强调的是施予，因此对被救济者不加区分。而在工业社会，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城市贫民成为最严重的威胁，因而慈善的主要救助对象转向城市，工人阶层成为主要的接收者。
慈善的含义这时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不再是捐助者单方面的给予，而“被认为是参与者间的相互受益”。③不仅救助者得到帮助，捐助者也同样可以从中受益。19世纪的社会住房慈善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模范住宅公司不仅开启了住房的新种类，也开启了在解决穷人问题上将来有实际收益的新方式，保持了建筑商正常的工作方式。
志愿组织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能够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发展方向。伴随着工业和社会的现代化，慈善活动也突破传统框架，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周真真，女，1983年生，山东临沂人，杭州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社会福利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 模范住宅公司，英国，慈善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2-0060-07
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激增。从1842年查德威克发表《关于英国劳动阶级的卫生状况的总报告》起，工人阶层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高房租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关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大军。1851年，伦敦20岁以上的139.5万居民中，近一半是外地移民。①低收入、高房租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使很多下层阶级涌入贫民窟。伦敦贫民窟的状况糟糕不堪：空间狭小，过度拥挤；设施简陋，环境恶劣；通气不畅，疾病蔓延；成分复杂，治安混乱。②贫民窟是英国城市工人恶劣居住条件的一个缩影。
然而，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加之城市住宅建筑成本高、周期长、利润低，很难吸引商业资本，所以私人慈善力量在住房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兴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模范住宅运动”（Model Dwelling Movement），它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模范住宅公司（Model Dwelling Company）的建立。所谓“模范住宅”是指在卫生设施、排水系统、空间大小、舒适程度等方面都符合当时英国住房立法规定的最低标准，且房租便宜、适合工人租居的住房。
模范住宅公司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模范住宅公司是1841年在伦敦成立的“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其宗旨是“在保证收回成本的前提下，为劳工的生活提供舒适和方便”。1844年另外一个模范住宅公司“改善劳工状况协会”（The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在伦敦成立。在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带领下，该协会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分别是：在伦敦郊区引入个人经营的小块土地使工人进行独立生产；在伦敦近郊建造经济舒适村舍；完善贷款资金管理。③截至1875年，“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共修建1122套家庭住宅；“改善劳工状况协会”共修建453套家庭住宅和200套单身公寓。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模范住宅公司发展的兴盛期。“皮博迪信托公司”“改善工人住宅公司”以及“技工劳工住房公司”等模范住宅公司相继成立。到19世纪末，伦敦就已经有三十多家模范住宅公司。虽然模范住宅公司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在政府角色难以施展和商业公司不屑投资的情况下，“模范住宅”运动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模范住宅公司的研究，目前学界已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其起源、发展、资金状况、所提供的各种房屋类型、规章制度、价值观念，以及其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较为全面地为读者呈现了模范住宅公司的历史面貌。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一地区范围的模范住宅公司的专题性研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模范住宅公司提供了微观的视角与翔实的个案资料。
以上研究主要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英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发展进行研究，②缺乏对模范住宅公司的个案研究。③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模范住宅公司在解决当时下层阶级住房问题的贡献和对英国政府住房政策的影响进行论述，④因而使英国模范住宅公司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价值表现不充分。
18世纪之前的私人慈善活动一般以教会为场所展开，个人将财物捐给教会，由教会来组织慈善救济，主要是实物形式的贫困救济和零散施舍。模范住宅公司不仅在解决下层住房问题上具有重要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新变化，它不再依托教会，而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原则和运营模式。本文主要从慈善发展的角度，探索模范住宅公司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救助企业所展现的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变化。
贵族，历来是慈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对慈善事业具有积极的鼓励示范作用。但大部分模范住宅公司的创建者却不是贵族，而是工业革命中新兴的富有中产阶层。他们有商人、工厂主、银行家、律师、建筑师等。
1850年，一位名叫哈顿（Harton）的商人在伦敦的杜赛特广场（Dorset Square）建造了一个18户人家的小型居住区。1852年，另一位商人约翰·纽森（John Newson）在格罗夫那（Grosvenor Mews）建造了一个类似的小型居住区。1855年，一位名叫希利亚德（Hilliard）的律师投资建造了一个两层小屋。⑤1857年，斯科茨小姐（Miss Burdett Scotts）在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建造了哥伦比亚广场（Columbia Square）。
1862年，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创建了他的“皮博迪信托”（Peabody Trust），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私人住房公司之一。皮博迪是一位美国银行家，从1837年开始在英国定居，信托基金都来自皮博迪和他的同僚和朋友。皮博迪在公司成立之初捐赠15万英镑，后来随着建房工程的拓展逐渐增加到50万英镑。到1894年，公司已经为近两万人提供了5000多套住房。
1863年，“改善工人住宅公司”（Improved Industrial Dwellings Company）成立。它是伦敦第二大模范住宅公司。到19世纪末，它已经为3万人提供了住宅，其提供的住房分布在伦敦的45个街区。该公司刚刚建立时只有资金5万英镑，而到1884年已经达到92.1万英镑。⑥其创始人是西德尼·沃特罗（Sidney Waterlow），他是一个富有的伦敦人，1822年出生于一个文具商家庭，他将很小的家庭生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规模的印刷厂并至今享有盛誉。他对他所生活和工作的社区问题的关注，使他创建了该商业住房公司。 “技工劳工住房公司”（the Artizans’， Labourers’ and General Dwellings Company）是伦敦最大的模范住宅公司，主要在伦敦郊区靠近铁路线的地方为工人修建村舍式住房。到1900年，它已经为4.2万人提供了6402套住房，其在郊区与市区所修建住宅占地总面积达218英亩。该公司是在1867年由一个小的建筑商创建的。
此外，建筑师罗伯特（Henry Roberts）、建筑师斯科茨（Sir George Gilbert Scott）等，都在设计工人阶级住房和模范住宅公司的发展中提供了许多有意的建议、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著名的女慈善家奥克塔维尔·希尔，在工人住房管理上发挥了深远影响。
为何这批不同于贵族的富有阶层成为创建模范住宅公司的主要创建者？这与这一阶层的诞生方式以及模范住宅公司的兴起背景密不可分。“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他们分别成为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①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工厂主和企业家，形成了不同于贵族和下层劳动者的中间阶层，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的工业财富，但却没有政治权利、社会地位。他们力图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来获得社会的认同，确立自己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这批新诞生的中间阶层，恩格斯将其界定为“和贵族有别的有产阶级”，它包括资本企业家阶层、职业阶层、知识阶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本文的中产阶级主要指中间阶层的中上层——企业家阶层，他们掌握着新工业财富的人，具备了实施慈善的物质基础。
英国当时还是一个贵族—乡绅的价值观念占主流的社会，慷慨好施被视为是绅士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品质。出身卑微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并且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在贵族和那些“白手起家”的工业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鸿沟，传统的社会统治精英们看不起那些出身低微、行为粗鲁的“暴发户”们。中产阶级虽然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却没有政治地位，不被社会认可。因而乐善好施、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便成为他们寻求认可、向贵族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这些在工业革命中积累起丰厚财富的富人时常感到一种罪恶感。“许多人对他们已经获取的财富的方式感到不安，这不仅是对政治革命的恐惧，而且还有宗教意识的增强，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在努力获取收益的同时又在各种大小事务上进行家长式干预的道德责任。”②他们希望补偿那些他们为获取财富曾经以不人道的方式剥削其家庭和生活的人。住房问题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为这批工人阶级解决住房问题正是他们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残酷剥削导致工人的低收入外，经济发展使大批劳工涌入城市中心，导致市中心区域住所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交通的限制加剧了对市中心建筑地点的竞争，与此同时移民的增多使工人阶级的住房要求更为膨胀。这就形成了住房市场上的高房租、低收入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众所周知的“贫民窟”的泛滥。
严峻的住房市场使工人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混杂在一起。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担心勤勉的工人阶级必须和半罪恶的阶级即消极阶级生活在一起。③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居住位置和邻里关系等外部因素对人的性格、健康等内在品质具有重要的影响，恶劣的居住环境会使勤勉的工人日益堕落。人们害怕那些不值得救济阶层的道德放纵和他们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尊重会污染整个工人阶级，造成一种反社会的、不顺从的劳动力市场。④而这正是这批新兴的富有阶层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
低住房标准的代价备受中产阶层的关注。他们认为住房问题需要找到一个综合解决方法，这种方法既需要确保私人业主的经济利益又需要确保降低人们对贫民窟不良效应的广泛担忧。
于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模范住宅公司出现，它力图找到一种在改善工人阶级住房上将公私利益结合起来的新方式，并为其他房屋所有者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典范。
“这些公司希望通过提供质量更好的住房为每一个阶层的利益服务，并确保它们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安全”。⑤模范住宅公司在为人们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并没有破坏中产阶层的市场信念和工人阶级的自助信念。这一体制被当时的人描述为“人与人之间一种公平、平等的交易”，因为它“没有损害双方的自主独立性”。①投资者获得了其资本的合理收益，工人也得到了更高质量的住房。这些商人资本家通过模范住宅公司力图表明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目标间没有必然的矛盾。模范住宅公司可谓是19世纪英国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住宅的最具创建性的回应。
对社会认可的渴求、对财富积累方式的罪恶感以及商业上的聪慧使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很多中产阶层主导的模范住宅公司。模范住宅公司通过在伦敦市中心为工人阶级提供他们能够支付的更高标准的住房向英国社会展示了一种典范。
慈善主体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慈善工作方法的改变。中产阶级作为在工业革命中致富的一批人，深谙市场规律和管理机制，他们将科学的工作方法也自然运用到模范住宅公司中来，并大力提倡“科学慈善”。科学慈善起源于对当时许多慈善事业的不信任，这些慈善通常被看作是感情用事的、缺乏良好组织和有害的，解决方式在于根据科学原则对慈善机制进行重建。②5%的慈善可谓是“科学慈善”工作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也体现了模范住宅公司的独特属性。
“改善劳工状况协会”（The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由于其预期收益低，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加入，协会在最初4年内只筹集了2万英镑。到50年代末，模范住宅公司前期的发展使他们知道了建造什么样的房子最合适，同时意识到如何让这种良好的行为在一个商业的世界里开花结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入到社会住房工程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认为，如果双方都能从一项慈善事业中受益，双方将会被更好服务。”到60年代，模范住宅公司出现了新变化。以皮博迪信托为例，“信托基金会的成员们认为基金必须能够保持自身的长久存在，以便于后代也能够从中受益，鉴于此它所建造所有的住房都应该有适度的回报”，③信托公司履行着“慈善和百分之五”的原则，即保持5%的收益，其资金一直非常富有，拥有充足的资金安全。 沃特罗公司也证明了工人阶级的住房能够创造一种可行的、适度的回报。他希望能够创建一些容易建造的住宅单位并以合理的价格租给工匠，“他希望他的公司有5%的回报，并指出只有慈善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才能解决住房问题”。④以此使他的朋友相信他们能够将钱投资到一项有益的事业，而且这项事业还能提供适度然而稳定的红利。⑤
改善劳工阶级住房总协会（General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Dwelling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在其目标第五条明确指出：协会如同那些公开声称其目标是追求资本利润率的公司一样，会保证投资的安全，协会将通过收租和管理体系使投资者能够没有风险地提高其财富。⑥
5%的慈善反映了将房屋质量和支付能力结合起来的关键方式存在于投资者接受少于其资本7%～10%正常商业收益的意愿。⑦这体现了慈善的一种新的变化趋向：它与社会市场紧密联结起来，显示了慈善商业化的一个发展方向，突破了慈善是单方面给予的特点，从而使慈善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的慈善原则也与模范住宅公司的租户选择和房屋管理理念有关。其租户选择理念即当时流行的“筛选理论”，他们相信通过为技术工人提供居所，底层工人的住房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因为前者搬走以后能够为后者提供新的房源，而且技工群体的经济状况能够保证住房成本的收回。皮博迪信托公司主要的目标是为工匠而不是赤贫者提供住房，故意避免极度贫困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最伟大和最有效的贡献只能在这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采取这种方式（即区分对待）才能取得”。①如同皮博迪，沃特罗的公司也不为最贫穷的阶层提供住房，他们承认这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将劳工阶级分成不同的层次，上层、中层和下层；将住房降低满足最低阶层的需要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只能为一个租户阶层建造住房，而我希望这个阶层在50年后不会再满意住在这里。因而，我们已经尝试为最好的阶层建造房子，以此为低于他们的第二和第三阶层留下更多的空间”。此外，最下层的劳工他们经常无法保持节制原则和需要的卫生标准。相反，那些愿意接受这些标准的人通常同样是这批能够负担得起住宅公司收取的房租的人。②
进入60年代，地价的高涨和住房问题的严峻，使模范住宅公司开始建造成排的杂院房屋。如沃特罗公司自1863年开始建造一排排的模范房屋，每间每周平均租金41.25便士，这种廉价房获得了成功，也引起了人们的效法。住房的集中必然能要求管理的增强。这时期慈善管理理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和阶级属性，即自助理念。工业革命中发财致富的中产阶层多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因而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懒惰、不节俭。为此，模范住宅的管理必须是有助于培养这种自助理念。
例如，皮博迪的建房宗旨是，给居住者带来归属感，它不仅要求住宅安全、温暖、干净，还要妥善管理，让居住者有尊严。与其他模范住宅公司一样，皮博迪公司对公寓管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如租户必须遵守秩序、讲究卫生、按时交纳房租、不得在居所内随意张贴修饰品等。而且每一栋楼房都有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和保洁。奥克塔维尔·希尔认为劳工阶层在适合搬入新家前必须首先找回他们的自尊，学会在属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中体面的生活。她强调房客和房主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培养房客的社区意识和责任感；将住房改革与公共空间的开辟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③
模范住宅公司不但房屋质量较高，而且运用自助管理理念规范租户的行为，同时以5%的收益原则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关心城市住房问题的工商人士参加。到19世纪后半期，模范住宅公司发展成英国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形式和实施体系。
19世纪末以前，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较少，基本是独立活跃于它所从事的领域。英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社会普遍认为“好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有限和分散化政府的思想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自由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④维多利亚时期政府的一致目标是提供市民社会能够自由运转的一个基本框架，尽量减少国家财政的支出，认为私人力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责任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况。因而在这时期的社会救济中，是私人慈善为主，政府救济为辅，且双方的联系和互动极少。
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住房问题成为一个威胁社会健康的重大问题，仅仅依靠个人或一些社会团体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有效解决，需要国家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维多利亚人对其慈善的自豪感是与不安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⑤尽管慈善空前发展，大量的医院、学校、住房建立起来，但他们不确定慈善努力的发展是否真正带来了贫困的降低或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1870年后，英国的社会问题越发严重，政府的干预成为必然。模范住宅公司在发展中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它与政府的联系和互动在不断加强。
首先，政府不再仅仅将住房问题看作是环境问题，它通过皇家特许状来规范和鼓励模范住房公司的发展。皇家特许状是一种由英国君主签发的正式文书，专门用于向个人或法人团体授予特定的权利或权力，一般具有永久效力。通过这一手段，政府赋予模范住宅公司特许的法人地位，同时也使模范住宅公司在住房问题上承担着一定公共职能和责任，既使其住房有质量保证，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规范其发展。“改善都市工人住房协会”由于其预期收益低运营困难，故为了吸引资本同时也为了确保协会的慈善性质，它于1845年被授予皇家特许状，认可并赋予其事业的崇高性，但也限定其利润不得超过5%。“改善劳工状况协会”在1850年也获得皇家特许状，规定利润为4%。①政府通过特许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模范住宅公司按照其希望的方向发展。
模范住宅公司在资金和管理上都受地方当局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立法极大影响了模范住房公司的发展。1866年政府的工人阶级住房法开始为住房公司提供政府低利率贷款，利息为4%，期限为40年，这为慈善住房建设提供了诸多便利。“1867年，沃特罗公司获得了政府5000英镑的贷款。到1874年，他们从政府那已经获得了高达84000英镑的贷款。他们与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的关系总是良好的。”②此外，政府还以低价出售土地给住房公司。“《技工住宅法》（The Artizans Dwelling Act）为伦敦中心地带的大量新住房提供了范围，因为它通过将土地以故意低价卖给住房公司的方式资助了他们。”③1875—1890年的政府立法使社会对住房问题的兴趣重新活跃起来，一些新的住房组织成立起来，与此同时一些老的住房组织也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 模范住宅公司的发展也促进了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努力。模范住宅提供者的重要性在于它通常被看作是促进了地方当局建营住房的出现。④例如，1864年劳工阶级住房会议召开，探讨了英国住房问题的程度、起因和解决方式等，会议提出应该提高法律在提供住房协会低利率贷款上的准则（1866年的住房法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点），会议还提出应该在法律上废除住房上的商业目的以便为更多的人提供平等的住房。此后，还有机构提出应该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权力，使其能够迫使住房建造者建设充足的排水系统，并在那些密集居住区进行有效的监督。⑤这些建议极大促进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发展。1889年，作为住房权威机构的伦敦市政议会的创建，以及189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的通过，使地方政府在建造住宅上变得更容易。⑥
模范住房公司运动中流行的“筛选理论”，对英国住房政策有很大影响。1903年第一位工党议员凯尔·哈迪（Keir Hardie）仍然坚持政府要优先为技术工人建设公租房，这样，由技术工人腾出的空房会自然流转到下层工人手中。这种分批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英国福利国家尚未完善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一定可行性。
政府一方面通过特许状和立法等手段对模范住宅公司的运行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模范住宅公司也给英国政府提供了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途径，并促进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日益承担责任。“那些令人钦佩的、值得尊敬的、有能力的商人致力于他们所推崇的商业原则，尽管他们的努力可能失败了，但是事实是对政府住房政策将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理论的发展与模范住宅组织的开展经历的并驾齐驱，使得政府行为对扭转住房问题必不可少的观念日益发展。这一信念最终认为住房问题不应该由慈善企业来解决，而应该成为国家的责任”。⑦1885年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报告给人的印象是，慈善和半慈善的住房组织正在衰落，地方政府正在以房屋老板的身份出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模范住宅公司和协会为工人阶级的住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道德投资”实验成功的调和了社会福利目标和经济收入。⑧但是它在1870年后迅速衰落，并没有成为20世纪英国住房供应的一种典范。
模范住宅公司重要性的下降，是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模范住宅公司有廉价贷款和土地的供给，但是它们未能募集足够的资本来提供充足的住房以致无法对住房问题有实质的影响。①住房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住房运动的衰败，也使模范住宅公司日益意识到立法的重要性和政府的不可替代性。1875年后，市政住房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地方政府参与的新时代开始了。政府时代的到来正是双方互动增强的一个结果，它既是模范住宅公司成功的一个象征，但也促使了其衰败。
英国历史上这场影响深远的以模范住宅公司为代表的私人企业住房运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它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当时社会慈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体现了英国慈善事业在19世纪的新变化。
传统慈善（Charity，以教会救济为主的慈善）开始向现代慈善（Philanthropy，以世俗为主体的慈善）过渡。“切克兰德比较贴切得指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认为19世纪的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是一种社会习俗，主要是为施与者的安心而非接收者的利益而为。而‘philanthropy’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并不包括对接收者做出道德判断”。②虽然此后这两个词慢慢的可以互换，没有太大的区分，但是这个新词的诞生也标示了慈善的现代转变。
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厂主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雄厚的财力为之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是他们对抗贵族、赢得社会认可的途径。他们不像以往的个人一样采取死后遗赠的方式行善，而是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应用到慈善中来，更多的是在现世中行善，强调“科学慈善”，享受慈善带来的乐趣，增加了世俗动机。中产阶级开始取代以往的教会和贵族成为慈善的主体。
慈善的客体也相应有了的变化。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农民是慈善的主要对象。慈善强调的是施予，因此对被救济者不加区分。而在工业社会，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城市贫民成为最严重的威胁，因而慈善的主要救助对象转向城市，工人阶层成为主要的接收者。
慈善的含义这时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不再是捐助者单方面的给予，而“被认为是参与者间的相互受益”。③不仅救助者得到帮助，捐助者也同样可以从中受益。19世纪的社会住房慈善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模范住宅公司不仅开启了住房的新种类，也开启了在解决穷人问题上将来有实际收益的新方式，保持了建筑商正常的工作方式。
志愿组织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能够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发展方向。伴随着工业和社会的现代化，慈善活动也突破传统框架，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周真真，女，1983年生，山东临沂人，杭州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社会福利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