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烯的环境风险一题，操作过程中我一直很焦虑。写稿前，我焦虑于拿到的信息是否足以支撑命题；写作中和文章发表后，我又焦虑于有没有夸大石墨烯的环境风险。由非专业的记者来报道新产品面临的潜在环境风险，我一开始最担心的是“写错了”，至于报道的影响力，是后来才反应过来的事情。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环境报道。编辑派题给我时的考虑是做一个石墨烯专题，以产业界炒作石墨烯电池作为主稿，石墨烯的环境问题和专访石墨烯发现者作为配稿。我来操作配稿。编辑嘱咐我，这是个好题，另外，但凡有不确定的地方一定问专家。


　　可专家在哪里呢？几乎找不到一个专门研究“石墨烯污染”的专家。产业太前沿，环境专家还来不及关注到石墨烯，而石墨烯专家则避谈污染——记得我打第一个电话时毫无技巧地开口就问石墨烯有什么污染，电话那头的教授明显怒了：“工厂还没建几个，你们媒体就开始盯着污染了，产业还要不要发展？”
　　吃一堑长一智，当我和操作石墨烯电池稿的搭档拜访一家企业时，采访前面两小时我都没开口问“污染”。等到企业董事长开始攻击同行制造石墨烯的工艺（氧化还原法）消耗太多硫酸，我才接上一句：“那岂不是污染很严重？”
　　“当然有污染，严格来说根本通不过环评。”
　　对于看了两天资料而毫无头绪的我来说，这句话如同救命稻草。不过，同行相轻，可能存在夸张，下一步必须向用氧化还原法生产石墨烯的企业了解情况。
　　说来也巧，当天晚上采访就有了着落。一位专家在常州有工厂，他告诉我，生产全流程非常环保，欢迎我去参观。
　　去常州的飞机上，我又开始慌了：我显然不是去监测工厂有没有达标排放，有没有造成实质性污染的。污染还没有真正发生，还只是“风险”。我需要从工厂中得到什么信息，佐证一个虚无缥缈的“风险”呢？
　　厂长非常热情，极其坦率。工厂建成不久，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位记者。参观到废液存储池时，我问他生产石墨烯是否需要消耗很多水和硫酸，他说确实如此，还把生产一吨石墨烯的耗水量、耗酸量以及废弃物处理成本占比都告诉了我。
　　厂长表现出担忧，如果以后扩产，废弃物处理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大。“担忧”和“风险”一样虚无缥缈，但恰恰提供了一种佐证：它们都是对未发生之事的合理预期。将二者建立联系的逻辑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企业可能倾向于牺牲环保治理成本。
　　从常州回来后，我感觉核心采访完成了，安心一点。后续采访更像牵线搭桥：把到手的数据传递给环境专家，问问这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传递给其他一些石墨烯企业，了解一家工厂的数据能否代表行业普遍水平。
　　把采到的信息汇报编辑后，编辑提示我：这些都是石墨烯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作为一个新产品，石墨烯本身有没有环境风险呢？这是《寂静的春天》的思路了，必须借助于专家的既有研究。我上知网一搜，相关论文少得可怜，好在不是完全没有。于是采访论文作者，把专家的研究成果翻译出来，这构成了报道的第一部分。
　　报道发表后，我感受到的直接反馈来自采访对象。环境专家们认可报道没有失实，但石墨烯行业的采访对象都很生气。
　　给了我救命稻草的董事长把我拉黑了，拉黑之前特别告诉我：石墨烯联盟不再欢迎你。
　　常州的厂长很伤心，他说自己是典型的工科男思维，不明白为什么媒体这么不宽容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一再解释，《南方周末》作为长期关注环境健康议题的媒体，对于一个发展起来一日千里的新兴产业，有责任提示其环境风险。
　　他无意多说，我猜他再也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了。
　　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一家石墨烯企业的营销负责人。他给我发来邮件，告诉我他因为这篇报道丢了工作。这家企业我着墨不多，只是披露了其生产一吨石墨烯的耗水量。我没有想到，一个纯粹客观的生产数据也会给采访对象带来麻烦。
　　很长一段时间，对采访对象的歉疚盖过了报道发表带给我的兴奋。那时我刚入行不足半年，对所谓“新闻的影响力”一知半解，我能肯定的只是它给石墨烯行业惹了不少麻烦。而最终开解我的是定义“新闻”的一句老话：“新闻是某些人不想被人发表的东西。除此之外，都是广告。”
　　这篇报道也成为我进入环境新闻领域的敲门砖。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选题本身，这是编辑的功劳——只有长期关注环境议题才会有对环境风险的嗅觉。我则在操作选题的过程中逐渐领悟环境新闻的逻辑：如果我抓到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能侃侃而谈石墨烯的环境风险，那新闻性无疑大大降低了；如果每一个石墨烯行业中人都能从一开始就认同报道的价值，那环保和发展之间的天然矛盾就不再是难题。
　　半年后报道获奖，《中国周刊》约我写一写“记者精神”。我对这个话题深感为难。在《南方周末》报社一年的从业经历中，我领悟到的记者精神是：发现真问题并如实报道。操作《“十三五”开启千亿热潮 石墨烯产业：污染密集型？》一文，我基本做到了后半句，没有辜负一个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