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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山壮族作家张邦兴创作状态颇佳，连续推出了壮族长篇神话小说《乜汤温》、散文集《我家富宁》、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和《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电影文学剧本《石漠花开》和《女儿如花》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取材倾向和表达共性，他把家乡文山和文山少数民族文化当作精神的支点，通过审视文山这片土地，将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置于现代思想视域中加以考察，用文学的目光捕捉深植于民族文化中的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以虔诚的姿态书写少数民族的光辉与进步，并试图在“文本现实”中，溯源精神的亮光。
张邦兴生于文山，长于文山，文山的山山水水浸润着他的性灵，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着他的根脉，这种来自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影响，虽非立竿见影，却内化而沉潜，自然而深刻。一方面張邦兴把家乡文山当做他的精神支点——他用文字接近这片土地上的灵魂，试图写出父老乡亲的精神旋律，写出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另一方面他把少数民族文化当做他创作的土壤——他的写作就像一棵扎根民族文化土壤的大树，沃土之上，枝叶繁茂且不断有新芽竞粲然，沃土之下，虬根扎实地深植于土壤中汲取养分，他因此而被滋养，也因此而生长。
张邦兴的散文集《我家富宁》，书名中的“富宁”，是文山州富宁县，富宁县域壮族人口六十多万，占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三，壮族人口比例居全省第一，被誉为“壮乡”。张邦兴不是富宁人，却喻“富宁”为“我家”，一方面体现的是他的民族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富宁驻村工作两年，吃住在富宁，行迹遍布富宁的村村寨寨，他的工作使命是带领壮乡脱贫致富，他的工作实践和民族使命感激活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语言能力、现实能力，以及对于民族的思想载力，使他纵笔文本，展现壮乡人壮乡事。散文集《我家富宁》里收录的五十篇散文，以“这方山”“这方水”“这方人”“这方俗”四个章节向读者呈现壮乡的生态文化、人事物像、旧时遗址与现代性时代景观之间的对照和互动，让人从中看到壮族同胞乘风破浪的豪迈姿态，领略广博而灿烂的壮族文化，感受壮乡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与变迁。如：“大量的考古发现，富宁壮族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富宁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色块富宁》）“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富宁也是云南首先受到影响的区域，红七军在右江坚持斗争的二十一师一部，创建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大山和大海握手的地方》）“高楼不是你家所在的城市里的摩天大厦，高楼是富宁乡间的一个壮族村子，高楼的不凡，缘于她与富宁八角这种名扬天下的香料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寻找高楼》）“人们用人力种稻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学会使用牛力以后，短短6000年就过渡到了机耕，这肯定是进步了，进步了的壮乡，总是让人欣喜和欣慰的……”（《牧歌远逝的田园》）“一些壮族文化学者在富宁县剥隘镇的坡芽村，偶然发现这个村的妇女用一套特殊的书写符号记录民歌并世代传唱……”（《大山和大海握手的地方》）。张邦兴的文字叙述平实、朴素，就像故人相见，没有客套，只有由衷。确实，他只是由衷地想向读者讲述他的民族他的“家”。因为由衷，他写得信手拈来，写得有枝有蔓。
如果说张邦兴的散文集《我家富宁》是对壮族历史、文化、人文、风俗、地域等方面立体、多维、全面的呈现，那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和《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则是以纪实文本来反映大时代背景下本土少数民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其创作指向是通过书写时代之魄、时代之需、时代之变展现民族精神，从而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担当完成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指认。
《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中的侬惠莲是文山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切百废俱兴，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一个大字不识的田间壮族妇女，里里外外都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在追随理想，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敢于挑战、勇于担当：在家里，面对家庭困境，她勤于治家，使风雨飘摇的家庭转危为安;当农民，她是精于耕作的好把式;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她是擅长谋划，敢为人先，大公无私，常做表率的带头人;当副乡长、副县长、县长，她是认真履职、默默奉献、严于律己、遵循操守、勇于担当的人民公仆。侬惠莲的典型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精神风貌，折射了少数民族同胞在那个时代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不论置于过去还是当下，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如何将侬惠莲这个人物放到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给当下的社会和人们以启迪或思考，是张邦兴创作文本的立足点。在张邦兴的文本中，他的笔触紧贴现实，立足人文情怀的影响和冲击，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他运用纵向结构的方式以时间的推移和过程进展为线索，展现侬惠莲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矛盾中如何淬炼自己，以及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寻求超越的理想主义情怀。张邦兴通过侬惠莲，为那个时代家乡优秀的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画像、立传、明德。
《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聚焦的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的云南库区万人移民，百色水库大坝建在广西，被淹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却有近三分之一在云南，为了使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如期投产使用，云南库区进行了万人移民工程，实则就是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及其周边30多个村寨群众约万人的大移民，移民中百分之九十是壮族群众，可以说这是一次壮族同胞服从国家大局牺牲小我的奉献之举。为了把这种奉献精神的典型性、民族性、时代性跃然于纸上，张邦兴在创作中去除时代或事件中的赘杂物，不断地添加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置，于是，我们看到移民前和移民后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写照。移民前，上万人的举家搬迁，群众有不舍，有茫然，但坚决服从大局;移民后，上万人的举家安置，群众无怨言，无上访，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这些“人像”“事像”“物像”绝非是个体或单一性的表现，它们与时代和发展密切关联，是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共振表现，张邦兴试图以这样具有现代性的思考作为引导，让人们知道少数民族群众在祖国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大局意识，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群众拥护国家决策的坚定信心。张邦兴的叙写很好的阐释了民族精神、民族价值、民族力量，这又何尝不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最好体现呢？ 一直以来，张邦兴都是以一种深扎的姿态笔耕少数民族文化，在敬畏和深情的书写中呈现意义。从古至今，少数民族同胞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集体意识或传统意识，而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都具有精神洗礼的功能。张邦兴是壮族，创作壮族长篇神话小说《乜汤温》，于他而言，既是文学创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探秘。创作之初，张邦兴手上的原始素材只有文山州西畴县壮族寨子湯谷村女子太阳节的一首古歌、汤谷村先民寻找太阳的一个神话故事和汤谷村祭祀太阳的一套流程。为了完备小说创作要素和扩充小说容量，张邦兴涉猎多国太阳崇拜文化，重点研究壮族的古代神话和文山、西畴县的地方性史料、民间故事、壮族宗教典籍、神话传说，并将壮族古代神话中的日月神话与国内各民族的日月神话做了比较后才开始执笔创作。可以说，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创作前作如此大量的知识储备，既体现了他尊重少数民族仪俗的态度，也表现出他对少数民族审美内涵的自觉。另外，张邦兴在创作中注重提炼壮族文化的精神价值。通观《乜汤温》，张邦兴在讲述古代壮族先民造太阳、射太阳、找太阳的神奇故事的基础上，除了浓墨重彩的塑造神性以外，还对人性光辉进行了深入挖掘，热情讴歌了人的探索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人间大爱。探索、奉献、牺牲、大爱等精神品格是壮族先辈在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优秀品格，在后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本民族优秀的精神意识。张邦兴在创作中提炼优秀的品格不仅仅是为了赞扬、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意识，他更期冀文以载道，读者能被这些优秀的品格影响，从中获取力量，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既是张邦兴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担当。
另外，张邦兴还把写作触角延伸至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剧本《石漠花开》和《女儿如花》，讲述的都是文山少数民族同胞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故事。《石漠花开》讴歌的是产生于文山州西畴县，“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以及在新时代不断被丰富的精神价值;而《女儿如花》歌颂的是文山州富宁县壮族红军女战士的革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两个剧本表现了不同时代文山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精神价值和追求。
或许有人会说张邦兴的写作有些偏执。细想，却不尽其然。张邦兴的写作其实是精神原乡构建的水到渠成。他与家乡和少数民族文化建立了精神共振，书写家乡，书写少数民族文化，其实就是他的根性书写，而家乡和少数民族文化也构成了他创作题材源泉相对稳定的精神场域，在这个独有且私密的精神场域里，有他成长的足迹，有琐碎的庸常，有绵延的大山，有抱素怀朴的村落、有灿烂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等等，如此种种，也印证了他的精神词源，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他个人不可替代的原乡意识。在张邦兴的文本创作中，原乡意识随处可感，俯拾即是，这是一种文化乡愁，一种精神皈依，也是一种根性的展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而构建精神原乡的方式各有殊异。张邦兴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壮族文化源流谱系和家乡胎记的作家，他以根性的写作建构精神原乡，并把其视作安身立命之根，同时，他也在一部部作品的累积中，沉淀他对家乡对少数民族文化深沉的爱，并把这种爱转化为文化自觉和担当，为家乡发声，为少数民族发声，用作品描绘家乡和少数民族的精神图谱，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时代精神，展现边疆少数民族同胞自强不息创造美好生活的锦绣画卷。
张邦兴生于文山，长于文山，文山的山山水水浸润着他的性灵，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着他的根脉，这种来自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影响，虽非立竿见影，却内化而沉潜，自然而深刻。一方面張邦兴把家乡文山当做他的精神支点——他用文字接近这片土地上的灵魂，试图写出父老乡亲的精神旋律，写出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另一方面他把少数民族文化当做他创作的土壤——他的写作就像一棵扎根民族文化土壤的大树，沃土之上，枝叶繁茂且不断有新芽竞粲然，沃土之下，虬根扎实地深植于土壤中汲取养分，他因此而被滋养，也因此而生长。
张邦兴的散文集《我家富宁》，书名中的“富宁”，是文山州富宁县，富宁县域壮族人口六十多万，占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三，壮族人口比例居全省第一，被誉为“壮乡”。张邦兴不是富宁人，却喻“富宁”为“我家”，一方面体现的是他的民族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富宁驻村工作两年，吃住在富宁，行迹遍布富宁的村村寨寨，他的工作使命是带领壮乡脱贫致富，他的工作实践和民族使命感激活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语言能力、现实能力，以及对于民族的思想载力，使他纵笔文本，展现壮乡人壮乡事。散文集《我家富宁》里收录的五十篇散文，以“这方山”“这方水”“这方人”“这方俗”四个章节向读者呈现壮乡的生态文化、人事物像、旧时遗址与现代性时代景观之间的对照和互动，让人从中看到壮族同胞乘风破浪的豪迈姿态，领略广博而灿烂的壮族文化，感受壮乡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与变迁。如：“大量的考古发现，富宁壮族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富宁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色块富宁》）“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富宁也是云南首先受到影响的区域，红七军在右江坚持斗争的二十一师一部，创建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大山和大海握手的地方》）“高楼不是你家所在的城市里的摩天大厦，高楼是富宁乡间的一个壮族村子，高楼的不凡，缘于她与富宁八角这种名扬天下的香料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寻找高楼》）“人们用人力种稻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学会使用牛力以后，短短6000年就过渡到了机耕，这肯定是进步了，进步了的壮乡，总是让人欣喜和欣慰的……”（《牧歌远逝的田园》）“一些壮族文化学者在富宁县剥隘镇的坡芽村，偶然发现这个村的妇女用一套特殊的书写符号记录民歌并世代传唱……”（《大山和大海握手的地方》）。张邦兴的文字叙述平实、朴素，就像故人相见，没有客套，只有由衷。确实，他只是由衷地想向读者讲述他的民族他的“家”。因为由衷，他写得信手拈来，写得有枝有蔓。
如果说张邦兴的散文集《我家富宁》是对壮族历史、文化、人文、风俗、地域等方面立体、多维、全面的呈现，那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和《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则是以纪实文本来反映大时代背景下本土少数民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其创作指向是通过书写时代之魄、时代之需、时代之变展现民族精神，从而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担当完成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指认。
《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中的侬惠莲是文山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切百废俱兴，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一个大字不识的田间壮族妇女，里里外外都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在追随理想，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敢于挑战、勇于担当：在家里，面对家庭困境，她勤于治家，使风雨飘摇的家庭转危为安;当农民，她是精于耕作的好把式;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她是擅长谋划，敢为人先，大公无私，常做表率的带头人;当副乡长、副县长、县长，她是认真履职、默默奉献、严于律己、遵循操守、勇于担当的人民公仆。侬惠莲的典型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精神风貌，折射了少数民族同胞在那个时代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不论置于过去还是当下，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如何将侬惠莲这个人物放到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给当下的社会和人们以启迪或思考，是张邦兴创作文本的立足点。在张邦兴的文本中，他的笔触紧贴现实，立足人文情怀的影响和冲击，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他运用纵向结构的方式以时间的推移和过程进展为线索，展现侬惠莲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矛盾中如何淬炼自己，以及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寻求超越的理想主义情怀。张邦兴通过侬惠莲，为那个时代家乡优秀的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画像、立传、明德。
《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聚焦的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的云南库区万人移民，百色水库大坝建在广西，被淹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却有近三分之一在云南，为了使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如期投产使用，云南库区进行了万人移民工程，实则就是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及其周边30多个村寨群众约万人的大移民，移民中百分之九十是壮族群众，可以说这是一次壮族同胞服从国家大局牺牲小我的奉献之举。为了把这种奉献精神的典型性、民族性、时代性跃然于纸上，张邦兴在创作中去除时代或事件中的赘杂物，不断地添加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置，于是，我们看到移民前和移民后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写照。移民前，上万人的举家搬迁，群众有不舍，有茫然，但坚决服从大局;移民后，上万人的举家安置，群众无怨言，无上访，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这些“人像”“事像”“物像”绝非是个体或单一性的表现，它们与时代和发展密切关联，是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共振表现，张邦兴试图以这样具有现代性的思考作为引导，让人们知道少数民族群众在祖国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大局意识，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群众拥护国家决策的坚定信心。张邦兴的叙写很好的阐释了民族精神、民族价值、民族力量，这又何尝不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最好体现呢？ 一直以来，张邦兴都是以一种深扎的姿态笔耕少数民族文化，在敬畏和深情的书写中呈现意义。从古至今，少数民族同胞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集体意识或传统意识，而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意识都具有精神洗礼的功能。张邦兴是壮族，创作壮族长篇神话小说《乜汤温》，于他而言，既是文学创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探秘。创作之初，张邦兴手上的原始素材只有文山州西畴县壮族寨子湯谷村女子太阳节的一首古歌、汤谷村先民寻找太阳的一个神话故事和汤谷村祭祀太阳的一套流程。为了完备小说创作要素和扩充小说容量，张邦兴涉猎多国太阳崇拜文化，重点研究壮族的古代神话和文山、西畴县的地方性史料、民间故事、壮族宗教典籍、神话传说，并将壮族古代神话中的日月神话与国内各民族的日月神话做了比较后才开始执笔创作。可以说，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创作前作如此大量的知识储备，既体现了他尊重少数民族仪俗的态度，也表现出他对少数民族审美内涵的自觉。另外，张邦兴在创作中注重提炼壮族文化的精神价值。通观《乜汤温》，张邦兴在讲述古代壮族先民造太阳、射太阳、找太阳的神奇故事的基础上，除了浓墨重彩的塑造神性以外，还对人性光辉进行了深入挖掘，热情讴歌了人的探索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人间大爱。探索、奉献、牺牲、大爱等精神品格是壮族先辈在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优秀品格，在后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本民族优秀的精神意识。张邦兴在创作中提炼优秀的品格不仅仅是为了赞扬、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意识，他更期冀文以载道，读者能被这些优秀的品格影响，从中获取力量，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既是张邦兴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担当。
另外，张邦兴还把写作触角延伸至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剧本《石漠花开》和《女儿如花》，讲述的都是文山少数民族同胞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故事。《石漠花开》讴歌的是产生于文山州西畴县，“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以及在新时代不断被丰富的精神价值;而《女儿如花》歌颂的是文山州富宁县壮族红军女战士的革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两个剧本表现了不同时代文山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精神价值和追求。
或许有人会说张邦兴的写作有些偏执。细想，却不尽其然。张邦兴的写作其实是精神原乡构建的水到渠成。他与家乡和少数民族文化建立了精神共振，书写家乡，书写少数民族文化，其实就是他的根性书写，而家乡和少数民族文化也构成了他创作题材源泉相对稳定的精神场域，在这个独有且私密的精神场域里，有他成长的足迹，有琐碎的庸常，有绵延的大山，有抱素怀朴的村落、有灿烂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等等，如此种种，也印证了他的精神词源，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他个人不可替代的原乡意识。在张邦兴的文本创作中，原乡意识随处可感，俯拾即是，这是一种文化乡愁，一种精神皈依，也是一种根性的展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而构建精神原乡的方式各有殊异。张邦兴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壮族文化源流谱系和家乡胎记的作家，他以根性的写作建构精神原乡，并把其视作安身立命之根，同时，他也在一部部作品的累积中，沉淀他对家乡对少数民族文化深沉的爱，并把这种爱转化为文化自觉和担当，为家乡发声，为少数民族发声，用作品描绘家乡和少数民族的精神图谱，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时代精神，展现边疆少数民族同胞自强不息创造美好生活的锦绣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