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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晨像今天早晨一样阴晦。头顶的乌云黑压压地低垂，迎面是刺骨的寒风，街头的车辆逃也似的飞奔。天气预报早就预告了近三天甚至一周的消息，它们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人的耳目，比如报纸、网络、电话、寒暄，或其他不可名状的磁场和电波。它们在那个早晨我外出时得到证实。右腿的关节隐隐刺疼起来，像无数细小的钢针扎进骨髓，我的衰老就是从这个关节开始的，它在十年前的某个寒冷的冬天出现，然后在每个冬天或阴雨天提醒我。接着我发现自己围巾没有带，手套忘了拿，棉袄穿得不够厚，不像个全副武装准备好出门的人。
但我确定自己不能回头。我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在8点半之前，乘坐一辆从此地到彼地的客车，见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
到达车站时，雪已经开始下起来。车站一如既往地散发着难闻的晦涩的味道，塑料条形门帘被狂风吹得翻飞凌乱，售票口的女售票员一脸寒冰。空旷的候车室内零星坐着三五个人，都是孤单而渺小地缩在那里，抬起的眼偶然一瞥又垂下，仿佛忍受不住上天这突如其来的肆虐。
客车出发的时候，车内意外地坐满了人。这是一辆年久失修的车，车上的每一处零件都在抖动，座椅布满黑色的不明物质，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乘客大多是农民，衣着简素，并且年龄在40岁以上。他们随身携带各种物品，比如装着大饼的塑料袋、一件看不出里面物品的布包、一个鼓鼓地装满大豆或花生的麻袋。坐在我右前方的一位老人紧紧抓着一个蛇皮袋，里面似乎有活物在游动。唯一年轻的是坐在我身侧的女孩子，穿着廉价而鲜艳的短袄，满脸暗红的青春痘，她一上车便旁若无人地玩手机，不时传来QQ的嘀嘀声。年轻人耐不住寂寞，不知人世艰难，因此有一种天真的逍遥。
车上很静。除了车身“咣当咣当”的声响、女孩子的手机声，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麻木的肃然。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道路两旁已覆上一层白色，茫茫田野更显出天地无与伦比的残酷和寒意。我相信在这样一个风雪之日，如果不是必须和必要，没有人愿意离开家而踏上一条茫茫之路。尤其这样一个可疑的车辆，它的任何意外都在意料之中，就像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某个交通事件、事故悬案。例如报纸极有可能出现这么一段：2010年，某个雪天，一辆载满乘客的尾号为142的车辆在某某路段翻车，车上9人受伤，5人死亡……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传来，随着司机的咒骂，一名路人在车窗外擦身而过。这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吃力地挑着一个担子，正一脸狼狈地向我们张望。雪天路滑，刚才大概一个踉跄，几乎撞上这辆从后面超来的客车。司机愤怒地咒骂着，他的声音在整个车内回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许为了加重或释放这种愤怒，他使劲一踩油门，将男人远远地甩向身后。
车上的人在中途陆续下车。他们操着浓重地方口音，拖着随身物品，消失在某个村庄的路旁。随着他们一个个离开，车内聚集的温度一点点散去。当车抵达A县的客运站时，我陡然发现，空荡荡的车厢内只剩下我自己。车站内是陌生的人声，它们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勉强辨明其中的含义。车站外马路纵横，通往不知名的某个地段或方向。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客运站，大脑里依稀有记忆的轮廓，然而对于一个失去方位感的人来说，它跟第一次一样叫人茫然无措。
我久久地站在车站外，无法确定自己向左，或是向右。有两个人从我身旁匆匆而过，很快钻进一辆的士，在车辆吐出的烟雾里绝尘而去，仿佛一心奔向温暖和光明的人，有不可名状的热切与期盼。我给对方发了一个短信：“我过来了，你现在有空吗？”
对方没有回复。等了十分钟，仍是如此。我忽然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这样冒着风雪的必要，怀疑此行的意义。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右腿的关节愈加疼痛起来，仿佛有几百只蚂蚁钻进骨髓，蠢蠢欲动。我犹豫着是否直接给他打电话，但马上又否定了。我想他可能在开会，或正处于某个重要的场合，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突如其来的电话都是不合时宜的。我想了想，决定乘车去往他附近的某个区域。
我返回车站内，问一位工作人员附近是否有公交车，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我又问最近的公交车站台离这里有多远，对方说步行估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太长了，它不符合我对此行的设想，或者扰乱了事态的正常进行，我必须等候在他的附近，根据他的需要，随时听候他的召唤。于是我又来到车站外，拦住一辆的士。
我已多年没有乘坐出租车了。在我所在的城市，的士的起步价是5元，它是一天买菜的费用，或是十个馒头的价格，我可以用步行来替代。在我小时候，母亲为了省3角钱，曾在大雪中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30里以外的外祖父家;为了挣一天2角钱的工分，她跟村里的男人们一起，挑着担子，绾起裤管，在冰冻的沟渠里一干就是半个月。母亲很早就告诉我们钱的重要性，并且有着独属于她的一套攒钱的方法。它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和体面，即使在困难的日子也不至于糧米无着，到处借贷。我想我的骨子里就遗传了母亲的节俭，我从不觉得坐车比步行更有意义，即使起风或下雪，能以步行来丈量的5元钱的消耗都是毫无必要的。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在我下车时，我收到了对方的短信：“现在忙，有空联系。”
我看了看时间，上午11点10分，正是行政人员即将下班的时候。我确信自己是位不速之客，确信自己的到来超出了他的预料。即使之前他给予我承诺，但世上的事常常都是千变万化的，人心也是千变万化的。或者说，他当初对我的承诺不过一句场面话，一句玩笑之语，而我竟敢将它当真，胆敢要求他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样的念头不但天真而且尤其可笑。
但我决定不再给自己思考的余地，如同这个雪天我独自奔赴他而来，我同样截断了他的退路。他必须逼迫自己做出选择：是做一个言而有信的君子，还是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一刹那，我明白了他的处境，几乎涌起一种啼笑皆非的快感。他一定后悔轻易对我做出了承诺，一定责怪我如此不识时务。我们的境遇是相同的，只是这一刻，他比我更难堪。
我的午饭是在一个狭小的快餐店吃的，粗陋的长木板当饭桌，3元一碗的蛋炒饭。老板娘并没有因为我的吝啬而对我冷眼相待，她脸上带着生意人特有的笑容，一一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比如最近的商场、附近的旅店、客运站最后一班车的时间，等等。她的尾音拖得极长，语调高低婉转，晦涩难懂，然而这样冷的天气里，在异乡的某个角落，我靠在店内的炉火旁，看着门外的雪粒，慢慢地听她讲当地的风俗人情，一时竟也有了短暂的贪恋。 与快餐店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格局中等的饭店，吃完饭的客人陆续从我眼前经过。他们大多戴着风帽，围着围巾，行色匆匆，唯有一对举止亲密的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男人50多岁，肥胖，油腻，浑身散发着暴发户的味道。女人30岁左右，浓妆艳抹，头发蓬松，体形玲珑有致。他们面对面紧紧地贴在一起，女人扬起头轻轻笑着，一条腿抵在男人的两胯之间，妩媚的眼风向两旁扫视。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像极了一对久别重逢或即将分离的情侣，但我知道他们不是，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在短暂的纠缠后便会相互放手，各自离去。
我对这种职业的了解是从H开始的。十年前她32岁，离婚，有一个男孩跟随父亲。她娇小而漂亮，狡猾而活泼，长长的头发垂至腰际，一双清水眼波光荡漾。
在我不知道她的身份前，我们曾吃过一顿饭，然后随一大群人去往舞厅。她被一个半秃的老男人搂着摇晃了一阵后，就被对方带走了。她花枝乱颤地同我挥手，毛皮大衣掩着绯红的面颊，高跟鞋咯咯地踩在地板上，香水味一阵阵袭来，春光无限。
她的工作地点并不在本地，而长期在沿海一带。据说，那里有许多外省去的女孩，她们中一些是因无业、下岗或离异而去往那里。她们对外的借口一律称为打工，她们需要钱养活自己、丈夫和孩子，她们的丈夫也心安理得被养活，至于钱的来源和名目已不那么重要了。那显然是一块富庶之地，无数有闲钱和闲情的人需要大把消耗他们的金钱和光阴。当她们回来，无不穿金戴银，披貂拥裘，如同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或阔太太。
这并不奇怪。我的城市有一条著名的老街，女人们大部分出门在外，男人们整天泡在茶馆里喝酒或赌博，小孩子像没家的狗似的到处撒野。女人们只在春节偶然出现，她们声音妩媚，出手阔绰，引得街坊邻居啧啧称羡。而她们可能拥有的金钱数字，更成为所有人的追求目标。
H曾经问我是否想和她一起出去。她的语气低沉、神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仿佛轻轻一吐气，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融化在这种诱惑里。
我没有在快餐店过多地停留。在得到对方的答复前，我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更温暖更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不再显得突兀或孤单，而像所有充实或忙碌的人一样，有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当然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没有比一间开着中央空调的大型商场更适合的了。
看见商场的大门之前，我远远地看到了櫥窗上贴着的火红的圣诞老人，紧接着我又看到大厅内摆放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商场外灯笼高挂，彩旗飘扬，商场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洋溢着无限甜蜜和欢乐的气氛。在一片肃杀的天地里，这突然出现的空中楼阁几乎让人惊疑。它离我那么近，仿佛只要轻轻推开门，我就能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王国，如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只要划开一根火柴，就能来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童话世界。
那天是12月24日，这是我来到A县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事实。换句话说，我在一个即将来到的、被世人祈祷和祝福的平安夜，闯入了本该属于他的平安世界。
我坐在商场的椅子上，如同一个闲暇的顾客那样四处打量，虽然我的内心并不需要这种打量。商场里色彩斑斓，各种商品拥挤而有序地排列，几个刚下班的女孩带着红彤彤的笑容迎面过来，脸上的胭脂新鲜得仿佛可以吃。我的目光穿过她们落在柜台前一个营业员身上。她还算年轻，脸上也化了妆，可是已明显憔悴了，也许她的妆更衬出她的憔悴。它暗示着她现有的生活状态，就像一件衣服破败的里子，藏也藏不住。我想，每个人对自己总是认不清的，尤其是隔了从前的时光看现在，就像偶然看到某个镜子里的自己，那变形的、丑陋的样子，总让人惊慌失措起来。即使下定决心相认，彼此也一定无话可说。
一个腼腆的男孩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试用他的鞋油。他十八九岁，粗布衣衫也无法遮掩其青春和熠熠光彩，脸上却有着我熟悉的、渴求而忍耐的表情。我本能地想要拒绝，但商场白炽的灯光明晃晃地照出他眼中的期盼，我不敢和那样的眼神对视。他见我点头，马上打开工具，蹲在地上专心致志为我擦起鞋来。他的姿态如此谦卑，仿佛周遭的人声鼎沸，都抵不过手中的这一件大事，而他必须以这样的姿态，向旁人和自己证明这件事有多么重要。我问：“你是学生吗？”他抬头看了看我，眼中闪过一丝羞涩，说：“是，我们开展社会实践。”他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似乎是与我们隔了千山万水的外省，正是这种口音，出卖了他的现状和生活的窘迫，也让人疑心他的话语是否真实。但我不再问下去，10元一盒的鞋油，让他低了头，长久地蹲在角落的某个阴影里。
下午3点15分，我向他发了一条短信：“现在有时间吗？”
他回了一句：“你在哪儿？”
我说：“在你办公大楼附近。”
他沉默了，久久没有回音。在我以为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的短信过来了：“我在开会。”
我笑了起来，然后问：“那我回去了？”
他又沉默了。显然我将他逼到了绝境。他不欢迎我，这是事实，可假如我就这么回去，他一定觉得颜面扫地。他一定绞尽脑汁地设定各种方案，同时在这些方案中权衡：哪一种做法既冠冕堂皇又留存余地？
但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客运的最后一班车是5点，如果现在走，时间还十分充裕，如果错过了钟点，那么我这一趟不但赔上路费，还不得不在此地住宿一晚。
我到达客运站的时间是4点20分，车站里几乎空无一人。我被告知因为天气的缘故，当天的班车取消了。如果路况正常的话，最近的一班车也要等到第二天上午。
在此期间，我接到他的短信：“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没有回复，或者说，已没有再回复的必要。我早已看清事实。毫无疑问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不但高估了他，也高看了自己。我凭什么要求他兑现承诺呢？凭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凭我这样不识时务的来访？对于我来说，此刻最重要的，是以我能承受的价格，找到一家能住宿一晚的旅店。
我首先考虑的是车站附近的旅店。它不需要往返，可以第二天直接上车，因而节省了车程费用，同时酷寒的天气也不允许我在外过多地奔波。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车站附近的小旅店通常都不会太贵。 我走进一家招牌模糊、以朱红的宋体描绘的“长林旅店”。大厅内简朴而冷清，一条破沙发孤零零地靠在墙角，墙的正中挂着一幅不知年月的镶金风景画。逼仄的楼梯拾级而上，是标注着钟点房、标准间、情侣间的数间客房。30多岁烫着卷发的女老板或服务员迎过来，以尖细而婉转的声调告诉我住一晚50元。
“还能便宜吗？”
“那不能呢，我们算是便宜的哪，你去看看其他家，都比我们贵呢。”
我提出上去看看。女老板拿出一串钥匙，摇摇摆摆地带我上楼。两边客房之间的走廊很窄，仅容一人行走，地上铺着暗红的、布满不明印渍的地毯。在我们前行时，迎面过来两个20多岁的油头粉面的男孩，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吐着一连串的咒骂，与我错身时不怀好意地盯了我一眼。女老板打开一扇门，一阵混合着莫名的暧昧的烟味扑面而来。房里的床铺是平整的，地面也没有任何杂物，但我知道这里刚走了一个或几个人，他们昨晚或白天就住在这里，抽烟、谈天、打牌、嬉闹。更或许他们是一男一女，在这里自由度过了放纵的一夜。这个房间是可疑的，这个床铺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同样可疑。这里的颜色、气味、声音显示着在这个场景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悬疑事件，它极有可能是某个凶杀案或失踪案的起点，而在一些电影里，它常常成为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进行情色表演或交易的激烈现场。
我重新回到客运站通往城区的主干道。因陌生带来的孤独，比周身的雪更让人寒冷。天已经暗下来，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各种型号的车急速地从我身旁驶过，没有一辆作短暂的停留。偶尔一辆出租车经过，也提示着客满的信息。我低头快步向前走着，不断加快速度，希望以这种剧烈运动来抵御右腿关节的疼痛和扑面而来的刺骨寒风。
当我找到公交站台时，四周仍只有我一个人，冰雪覆盖的路牌和灌木在路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寂静的光芒，仿佛整个天地陷入某种凝固的、静止的状态。不知哪儿传来平安夜的颂歌，适时赞美着世间的幸福、美好和安宁。公交车是照常行驶还是已经停运？我并不知晓。我长久地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已成为茫茫雪景的一部分。
终于，一辆公交车慢慢驶来。车上只有两个人：司机和一个40多岁的男子，其余的座位空荡而寂然。我站在车门口翻看钱包，却找不到一个钢镚。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常常穷途末路。下车或是停留？但车已徐徐开动。我打定主意，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赌一賭我的命运。
我拿出一张20元的面钞，请40多岁的男子帮我换零。他搜口袋，左翻右翻，最后拿出一张一元纸币，说，找不开，这个给你吧。
我致谢，在他身后坐下。我们的一生中总会遭遇拒绝或帮助，我们都必须拿出勇气坦然接受。他穿一件潦倒的旧棉衣，黯淡的面容在灯影里忽明忽暗。我不确定他的身份，是这里的居民，或是外来的民工。他严肃的脸亦无法表明，他是回家或是办事。我们一前一后坐着，静观前方，不着一词。
车缓缓前行，恍若时光静静流动。在此站到彼站的一段路里，我们三个人，同时拥有一段休戚相关的命运，也在日后的光阴里，拥有了一段淡如微尘的相同往事。
车依旧往前开动，上上下下的全是陌生人。我们都面色淡漠，默不作声，只有窗外闪过的灯光和人影。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段故事，无数个故事，但都沉入心底，无法言明。我们在这里会集又分开，如同我们的命运在这里交集又四面散去。
我在城区找到一家小旅店时，已是晚上8点。我将空调的温度开到最大，仍然觉得周身僵硬，于是我爬到床上，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仿佛冬眠的动物找到久居的洞穴。这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那欢快的铃声在房间里歌唱，仿佛宣告一个热烈的消息，或者提示即将抵达一个期盼已久的客人。但我不愿起身，也不愿作任何的移动。这个时候，没有哪一种消息能比得过此刻覆在周身的、短暂的温暖。
铃声停了。过了5分钟，它又响起来。
我盯着离我几步远的手机，无动于衷。也许我在猜测对方的名字，也许在思考对方的耐性，考量这份耐心的虚假或真实。在我以为对方要挂断的时候，铃声依然固执地、锲而不舍地响着。于是我慢吞吞地下床，看到了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我犹豫了两秒钟，然后接听了电话。
“你还在A县吗？”是熟悉又格外陌生的声音。在这一天里，我曾无数次盼望过他的来电，此时它却与我十分遥远。
我很想说我已经走了，这样他就如释重负，或者说我没有走，就等着他兑现诺言。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负气的，是希望落空的表现。我无声地叹了口气，以一种平静的声音说：“是的，没走，客运车停了。”
“我请你吃饭。”他理所当然地说。
“谢谢，我已经吃过了。”我说。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在哪儿？”
我没有回答。
他换了一种语气，以一种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口吻说：“我白天确实忙，要开会，还要迎接省领导的检查，实在走不开。”
我说：“那你忙吧，反正我也吃过了。”
他似乎有点下不了台，说：“我们是老同学了，你还赌这个气干什么？你来一趟，我总要尽地主之谊……”
我截断他，说：“我在C旅店。”他打这个电话，无非是担心今后在同学面前失了颜面，那么我倒想看看，他今晚会使出怎样的手段，让我心甘情愿地替他辩白。
半小时之后，门口响起敲门声。我开门，他满面笑容地进来，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打着哈哈说：“哎呀，这个旅店条件不行，太委屈你了。”这么冷的天，他只穿一件中长的灰呢大衣，围一个深蓝方格围巾，身材笔挺，气宇轩昂，与室内简单的陈设相比，格格不入。
我笑了笑，不作声。
他侧头看我，问：“真的吃过饭了？”
“吃过了。”我说。
他脱下皮手套，十分自在地坐在床铺上，似乎等着我开口。他的姿态闲适而矜持，仿佛面对一个已知的疑问，他的答案要以一种斟酌的语气徐徐吐出。他不知道我早已打定主意，不再提任何要求，也不再存痴心妄想。我想我的天性遗传了母亲，一旦看清现实，便不再作无谓的挣扎。 也许我脸上淡漠的表情刺激了他，他站起来靠近我，用一种低缓的声音说：“我其实很想帮你，只是10万元不是個小数目，我总要想一想。”
他的手伸过来落在我的肩上。这样近的距离，我几乎闻得到他的鼻息和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我抬头看向他，他在我面前高高在上，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向我凝视，仿佛一个高贵的施恩者，带着说不出的自信和优越。我又看看他落在我肩上的手，白皙、优雅、细致，如同多年前他对我的称颂与赞美。我轻轻地笑了笑，问：“那要怎么样呢？”
我的笑似乎鼓励了他，他的手从我的肩头慢慢下滑，指尖犹疑而试探，又稍稍带着某种力度。我本能地一挣，那指尖停住了，仿佛在考虑是否继续下去。我又一挣，指尖便放开，他整个人也向后退去，不着痕迹地重新坐回床沿上。
“今天的雪下得真大。”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站着不作声。他顿了一会儿，忽然谈起从前在学校的时光，又说起现在的物是人非，语气间颇为感慨。风在窗外尖厉地叫嚣着，不时传来树枝撞击和断裂的声响，狭小的房间里他的声音忽远又忽近，如同电影的某个片断，迂回、空洞，有种茫然的不真实。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早已落空，然而此时此刻，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地懂得，我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他向我告辞，我下意识地跟在他身后。将要拧开房门的那一刹那，他又停住，回头看着我，只沉默了两秒钟，再次将手搭在我的肩头。
他的眼睛闪着奇特的光亮，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动物，笃定我会理解他的意图，心领神会地接受他的好意。他喃喃说了一句话，就像5年前，H问我是否愿意随她出去一样，语气低沉、神秘，带着说不出的诱惑。仿佛轻轻一吐气，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融化在这种诱惑里。
我后退一步，说：“你大概误会了。”
他脸上有片刻的狼狈，接着又被某种疑惑替代了，仿佛不相信方才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表演，或者我们刚刚只经历了一场失败的交易，并非撕破面具，图穷匕见。他看定我，用一种惊诧的语气问：“那你这么冷的天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早晨像那天的早晨一样阴晦。头顶的乌云黑压压地低垂，迎面是刺骨的寒风，街头的车辆逃也似的飞奔。天气预报早就预告了近三天甚至一周的消息，它们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人的耳目，比如报纸、网络、电话、寒暄，或其他不可名状的磁场和电波。它们在这个早晨我外出时得到证实。右腿的关节隐隐刺疼起来，像无数细小的钢针扎进骨髓，我的衰老就是从这个关节开始的，它在十年前的某个寒冷的冬天出现，然后在每个冬天或阴雨天对我进行提醒。
就在十年前，我和丈夫相继下岗。两年后，丈夫被查出尿毒症。那些日子里，我摆过地摊，卖过保险，做过推销，干各种零活，懂得退让和察言观色，随时准备碰壁和被人拒绝。2010年的那个早晨，在与丈夫因账单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我曾妄图借一笔钱来缓解生活的危机，但此后我再没有类似的幻想。也许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6点起床，吃简单的早餐，然后走遍大街小巷，继续我的保险、推销或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将我打下烙印，让我与街头的小贩、修自行车的修理工、卖烧饼的守摊人一样被划入社会的底层。在权力和财富的标尺下，我们常常被冷漠、不屑或怜悯的目光追随。但我已确定自己劳动者的身份，并确定自己与母亲一样，拥有勤劳、节俭和持家的本分，这种本分，让我在现在和未来的日子里，不再奢求遥不可及的生活，不再过分地恐慌或焦虑。只有在梦里，我会再一次走向那个风雪之日，并再一次看见我生命的表情：寒冷、孤独、惶恐不安。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世界也似乎刚刚苏醒，仿佛梦只是一种幻象，醒来即意味着终结。我通常在床上躺一会儿，像一只即将出发的兽，贪婪地感受这片刻的安宁，然后起床，然后做饭，然后出门奔忙。家中有丈夫和孩子，等我。
责任编辑 林东涵
作家简介
毛祖华，公司小职员。2003年开始写作，陆续发表散文数十篇。喜欢植物、小雨、好书和电影。
但我确定自己不能回头。我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在8点半之前，乘坐一辆从此地到彼地的客车，见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
到达车站时，雪已经开始下起来。车站一如既往地散发着难闻的晦涩的味道，塑料条形门帘被狂风吹得翻飞凌乱，售票口的女售票员一脸寒冰。空旷的候车室内零星坐着三五个人，都是孤单而渺小地缩在那里，抬起的眼偶然一瞥又垂下，仿佛忍受不住上天这突如其来的肆虐。
客车出发的时候，车内意外地坐满了人。这是一辆年久失修的车，车上的每一处零件都在抖动，座椅布满黑色的不明物质，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乘客大多是农民，衣着简素，并且年龄在40岁以上。他们随身携带各种物品，比如装着大饼的塑料袋、一件看不出里面物品的布包、一个鼓鼓地装满大豆或花生的麻袋。坐在我右前方的一位老人紧紧抓着一个蛇皮袋，里面似乎有活物在游动。唯一年轻的是坐在我身侧的女孩子，穿着廉价而鲜艳的短袄，满脸暗红的青春痘，她一上车便旁若无人地玩手机，不时传来QQ的嘀嘀声。年轻人耐不住寂寞，不知人世艰难，因此有一种天真的逍遥。
车上很静。除了车身“咣当咣当”的声响、女孩子的手机声，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麻木的肃然。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道路两旁已覆上一层白色，茫茫田野更显出天地无与伦比的残酷和寒意。我相信在这样一个风雪之日，如果不是必须和必要，没有人愿意离开家而踏上一条茫茫之路。尤其这样一个可疑的车辆，它的任何意外都在意料之中，就像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某个交通事件、事故悬案。例如报纸极有可能出现这么一段：2010年，某个雪天，一辆载满乘客的尾号为142的车辆在某某路段翻车，车上9人受伤，5人死亡……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传来，随着司机的咒骂，一名路人在车窗外擦身而过。这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吃力地挑着一个担子，正一脸狼狈地向我们张望。雪天路滑，刚才大概一个踉跄，几乎撞上这辆从后面超来的客车。司机愤怒地咒骂着，他的声音在整个车内回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许为了加重或释放这种愤怒，他使劲一踩油门，将男人远远地甩向身后。
车上的人在中途陆续下车。他们操着浓重地方口音，拖着随身物品，消失在某个村庄的路旁。随着他们一个个离开，车内聚集的温度一点点散去。当车抵达A县的客运站时，我陡然发现，空荡荡的车厢内只剩下我自己。车站内是陌生的人声，它们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勉强辨明其中的含义。车站外马路纵横，通往不知名的某个地段或方向。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客运站，大脑里依稀有记忆的轮廓，然而对于一个失去方位感的人来说，它跟第一次一样叫人茫然无措。
我久久地站在车站外，无法确定自己向左，或是向右。有两个人从我身旁匆匆而过，很快钻进一辆的士，在车辆吐出的烟雾里绝尘而去，仿佛一心奔向温暖和光明的人，有不可名状的热切与期盼。我给对方发了一个短信：“我过来了，你现在有空吗？”
对方没有回复。等了十分钟，仍是如此。我忽然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这样冒着风雪的必要，怀疑此行的意义。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右腿的关节愈加疼痛起来，仿佛有几百只蚂蚁钻进骨髓，蠢蠢欲动。我犹豫着是否直接给他打电话，但马上又否定了。我想他可能在开会，或正处于某个重要的场合，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突如其来的电话都是不合时宜的。我想了想，决定乘车去往他附近的某个区域。
我返回车站内，问一位工作人员附近是否有公交车，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我又问最近的公交车站台离这里有多远，对方说步行估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太长了，它不符合我对此行的设想，或者扰乱了事态的正常进行，我必须等候在他的附近，根据他的需要，随时听候他的召唤。于是我又来到车站外，拦住一辆的士。
我已多年没有乘坐出租车了。在我所在的城市，的士的起步价是5元，它是一天买菜的费用，或是十个馒头的价格，我可以用步行来替代。在我小时候，母亲为了省3角钱，曾在大雪中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30里以外的外祖父家;为了挣一天2角钱的工分，她跟村里的男人们一起，挑着担子，绾起裤管，在冰冻的沟渠里一干就是半个月。母亲很早就告诉我们钱的重要性，并且有着独属于她的一套攒钱的方法。它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和体面，即使在困难的日子也不至于糧米无着，到处借贷。我想我的骨子里就遗传了母亲的节俭，我从不觉得坐车比步行更有意义，即使起风或下雪，能以步行来丈量的5元钱的消耗都是毫无必要的。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在我下车时，我收到了对方的短信：“现在忙，有空联系。”
我看了看时间，上午11点10分，正是行政人员即将下班的时候。我确信自己是位不速之客，确信自己的到来超出了他的预料。即使之前他给予我承诺，但世上的事常常都是千变万化的，人心也是千变万化的。或者说，他当初对我的承诺不过一句场面话，一句玩笑之语，而我竟敢将它当真，胆敢要求他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样的念头不但天真而且尤其可笑。
但我决定不再给自己思考的余地，如同这个雪天我独自奔赴他而来，我同样截断了他的退路。他必须逼迫自己做出选择：是做一个言而有信的君子，还是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一刹那，我明白了他的处境，几乎涌起一种啼笑皆非的快感。他一定后悔轻易对我做出了承诺，一定责怪我如此不识时务。我们的境遇是相同的，只是这一刻，他比我更难堪。
我的午饭是在一个狭小的快餐店吃的，粗陋的长木板当饭桌，3元一碗的蛋炒饭。老板娘并没有因为我的吝啬而对我冷眼相待，她脸上带着生意人特有的笑容，一一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比如最近的商场、附近的旅店、客运站最后一班车的时间，等等。她的尾音拖得极长，语调高低婉转，晦涩难懂，然而这样冷的天气里，在异乡的某个角落，我靠在店内的炉火旁，看着门外的雪粒，慢慢地听她讲当地的风俗人情，一时竟也有了短暂的贪恋。 与快餐店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格局中等的饭店，吃完饭的客人陆续从我眼前经过。他们大多戴着风帽，围着围巾，行色匆匆，唯有一对举止亲密的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男人50多岁，肥胖，油腻，浑身散发着暴发户的味道。女人30岁左右，浓妆艳抹，头发蓬松，体形玲珑有致。他们面对面紧紧地贴在一起，女人扬起头轻轻笑着，一条腿抵在男人的两胯之间，妩媚的眼风向两旁扫视。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像极了一对久别重逢或即将分离的情侣，但我知道他们不是，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在短暂的纠缠后便会相互放手，各自离去。
我对这种职业的了解是从H开始的。十年前她32岁，离婚，有一个男孩跟随父亲。她娇小而漂亮，狡猾而活泼，长长的头发垂至腰际，一双清水眼波光荡漾。
在我不知道她的身份前，我们曾吃过一顿饭，然后随一大群人去往舞厅。她被一个半秃的老男人搂着摇晃了一阵后，就被对方带走了。她花枝乱颤地同我挥手，毛皮大衣掩着绯红的面颊，高跟鞋咯咯地踩在地板上，香水味一阵阵袭来，春光无限。
她的工作地点并不在本地，而长期在沿海一带。据说，那里有许多外省去的女孩，她们中一些是因无业、下岗或离异而去往那里。她们对外的借口一律称为打工，她们需要钱养活自己、丈夫和孩子，她们的丈夫也心安理得被养活，至于钱的来源和名目已不那么重要了。那显然是一块富庶之地，无数有闲钱和闲情的人需要大把消耗他们的金钱和光阴。当她们回来，无不穿金戴银，披貂拥裘，如同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或阔太太。
这并不奇怪。我的城市有一条著名的老街，女人们大部分出门在外，男人们整天泡在茶馆里喝酒或赌博，小孩子像没家的狗似的到处撒野。女人们只在春节偶然出现，她们声音妩媚，出手阔绰，引得街坊邻居啧啧称羡。而她们可能拥有的金钱数字，更成为所有人的追求目标。
H曾经问我是否想和她一起出去。她的语气低沉、神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仿佛轻轻一吐气，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融化在这种诱惑里。
我没有在快餐店过多地停留。在得到对方的答复前，我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更温暖更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不再显得突兀或孤单，而像所有充实或忙碌的人一样，有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当然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没有比一间开着中央空调的大型商场更适合的了。
看见商场的大门之前，我远远地看到了櫥窗上贴着的火红的圣诞老人，紧接着我又看到大厅内摆放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商场外灯笼高挂，彩旗飘扬，商场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洋溢着无限甜蜜和欢乐的气氛。在一片肃杀的天地里，这突然出现的空中楼阁几乎让人惊疑。它离我那么近，仿佛只要轻轻推开门，我就能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王国，如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只要划开一根火柴，就能来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童话世界。
那天是12月24日，这是我来到A县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事实。换句话说，我在一个即将来到的、被世人祈祷和祝福的平安夜，闯入了本该属于他的平安世界。
我坐在商场的椅子上，如同一个闲暇的顾客那样四处打量，虽然我的内心并不需要这种打量。商场里色彩斑斓，各种商品拥挤而有序地排列，几个刚下班的女孩带着红彤彤的笑容迎面过来，脸上的胭脂新鲜得仿佛可以吃。我的目光穿过她们落在柜台前一个营业员身上。她还算年轻，脸上也化了妆，可是已明显憔悴了，也许她的妆更衬出她的憔悴。它暗示着她现有的生活状态，就像一件衣服破败的里子，藏也藏不住。我想，每个人对自己总是认不清的，尤其是隔了从前的时光看现在，就像偶然看到某个镜子里的自己，那变形的、丑陋的样子，总让人惊慌失措起来。即使下定决心相认，彼此也一定无话可说。
一个腼腆的男孩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试用他的鞋油。他十八九岁，粗布衣衫也无法遮掩其青春和熠熠光彩，脸上却有着我熟悉的、渴求而忍耐的表情。我本能地想要拒绝，但商场白炽的灯光明晃晃地照出他眼中的期盼，我不敢和那样的眼神对视。他见我点头，马上打开工具，蹲在地上专心致志为我擦起鞋来。他的姿态如此谦卑，仿佛周遭的人声鼎沸，都抵不过手中的这一件大事，而他必须以这样的姿态，向旁人和自己证明这件事有多么重要。我问：“你是学生吗？”他抬头看了看我，眼中闪过一丝羞涩，说：“是，我们开展社会实践。”他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似乎是与我们隔了千山万水的外省，正是这种口音，出卖了他的现状和生活的窘迫，也让人疑心他的话语是否真实。但我不再问下去，10元一盒的鞋油，让他低了头，长久地蹲在角落的某个阴影里。
下午3点15分，我向他发了一条短信：“现在有时间吗？”
他回了一句：“你在哪儿？”
我说：“在你办公大楼附近。”
他沉默了，久久没有回音。在我以为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的短信过来了：“我在开会。”
我笑了起来，然后问：“那我回去了？”
他又沉默了。显然我将他逼到了绝境。他不欢迎我，这是事实，可假如我就这么回去，他一定觉得颜面扫地。他一定绞尽脑汁地设定各种方案，同时在这些方案中权衡：哪一种做法既冠冕堂皇又留存余地？
但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客运的最后一班车是5点，如果现在走，时间还十分充裕，如果错过了钟点，那么我这一趟不但赔上路费，还不得不在此地住宿一晚。
我到达客运站的时间是4点20分，车站里几乎空无一人。我被告知因为天气的缘故，当天的班车取消了。如果路况正常的话，最近的一班车也要等到第二天上午。
在此期间，我接到他的短信：“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没有回复，或者说，已没有再回复的必要。我早已看清事实。毫无疑问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不但高估了他，也高看了自己。我凭什么要求他兑现承诺呢？凭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凭我这样不识时务的来访？对于我来说，此刻最重要的，是以我能承受的价格，找到一家能住宿一晚的旅店。
我首先考虑的是车站附近的旅店。它不需要往返，可以第二天直接上车，因而节省了车程费用，同时酷寒的天气也不允许我在外过多地奔波。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车站附近的小旅店通常都不会太贵。 我走进一家招牌模糊、以朱红的宋体描绘的“长林旅店”。大厅内简朴而冷清，一条破沙发孤零零地靠在墙角，墙的正中挂着一幅不知年月的镶金风景画。逼仄的楼梯拾级而上，是标注着钟点房、标准间、情侣间的数间客房。30多岁烫着卷发的女老板或服务员迎过来，以尖细而婉转的声调告诉我住一晚50元。
“还能便宜吗？”
“那不能呢，我们算是便宜的哪，你去看看其他家，都比我们贵呢。”
我提出上去看看。女老板拿出一串钥匙，摇摇摆摆地带我上楼。两边客房之间的走廊很窄，仅容一人行走，地上铺着暗红的、布满不明印渍的地毯。在我们前行时，迎面过来两个20多岁的油头粉面的男孩，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吐着一连串的咒骂，与我错身时不怀好意地盯了我一眼。女老板打开一扇门，一阵混合着莫名的暧昧的烟味扑面而来。房里的床铺是平整的，地面也没有任何杂物，但我知道这里刚走了一个或几个人，他们昨晚或白天就住在这里，抽烟、谈天、打牌、嬉闹。更或许他们是一男一女，在这里自由度过了放纵的一夜。这个房间是可疑的，这个床铺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同样可疑。这里的颜色、气味、声音显示着在这个场景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悬疑事件，它极有可能是某个凶杀案或失踪案的起点，而在一些电影里，它常常成为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进行情色表演或交易的激烈现场。
我重新回到客运站通往城区的主干道。因陌生带来的孤独，比周身的雪更让人寒冷。天已经暗下来，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各种型号的车急速地从我身旁驶过，没有一辆作短暂的停留。偶尔一辆出租车经过，也提示着客满的信息。我低头快步向前走着，不断加快速度，希望以这种剧烈运动来抵御右腿关节的疼痛和扑面而来的刺骨寒风。
当我找到公交站台时，四周仍只有我一个人，冰雪覆盖的路牌和灌木在路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寂静的光芒，仿佛整个天地陷入某种凝固的、静止的状态。不知哪儿传来平安夜的颂歌，适时赞美着世间的幸福、美好和安宁。公交车是照常行驶还是已经停运？我并不知晓。我长久地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已成为茫茫雪景的一部分。
终于，一辆公交车慢慢驶来。车上只有两个人：司机和一个40多岁的男子，其余的座位空荡而寂然。我站在车门口翻看钱包，却找不到一个钢镚。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常常穷途末路。下车或是停留？但车已徐徐开动。我打定主意，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赌一賭我的命运。
我拿出一张20元的面钞，请40多岁的男子帮我换零。他搜口袋，左翻右翻，最后拿出一张一元纸币，说，找不开，这个给你吧。
我致谢，在他身后坐下。我们的一生中总会遭遇拒绝或帮助，我们都必须拿出勇气坦然接受。他穿一件潦倒的旧棉衣，黯淡的面容在灯影里忽明忽暗。我不确定他的身份，是这里的居民，或是外来的民工。他严肃的脸亦无法表明，他是回家或是办事。我们一前一后坐着，静观前方，不着一词。
车缓缓前行，恍若时光静静流动。在此站到彼站的一段路里，我们三个人，同时拥有一段休戚相关的命运，也在日后的光阴里，拥有了一段淡如微尘的相同往事。
车依旧往前开动，上上下下的全是陌生人。我们都面色淡漠，默不作声，只有窗外闪过的灯光和人影。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段故事，无数个故事，但都沉入心底，无法言明。我们在这里会集又分开，如同我们的命运在这里交集又四面散去。
我在城区找到一家小旅店时，已是晚上8点。我将空调的温度开到最大，仍然觉得周身僵硬，于是我爬到床上，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仿佛冬眠的动物找到久居的洞穴。这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那欢快的铃声在房间里歌唱，仿佛宣告一个热烈的消息，或者提示即将抵达一个期盼已久的客人。但我不愿起身，也不愿作任何的移动。这个时候，没有哪一种消息能比得过此刻覆在周身的、短暂的温暖。
铃声停了。过了5分钟，它又响起来。
我盯着离我几步远的手机，无动于衷。也许我在猜测对方的名字，也许在思考对方的耐性，考量这份耐心的虚假或真实。在我以为对方要挂断的时候，铃声依然固执地、锲而不舍地响着。于是我慢吞吞地下床，看到了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我犹豫了两秒钟，然后接听了电话。
“你还在A县吗？”是熟悉又格外陌生的声音。在这一天里，我曾无数次盼望过他的来电，此时它却与我十分遥远。
我很想说我已经走了，这样他就如释重负，或者说我没有走，就等着他兑现诺言。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负气的，是希望落空的表现。我无声地叹了口气，以一种平静的声音说：“是的，没走，客运车停了。”
“我请你吃饭。”他理所当然地说。
“谢谢，我已经吃过了。”我说。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在哪儿？”
我没有回答。
他换了一种语气，以一种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口吻说：“我白天确实忙，要开会，还要迎接省领导的检查，实在走不开。”
我说：“那你忙吧，反正我也吃过了。”
他似乎有点下不了台，说：“我们是老同学了，你还赌这个气干什么？你来一趟，我总要尽地主之谊……”
我截断他，说：“我在C旅店。”他打这个电话，无非是担心今后在同学面前失了颜面，那么我倒想看看，他今晚会使出怎样的手段，让我心甘情愿地替他辩白。
半小时之后，门口响起敲门声。我开门，他满面笑容地进来，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打着哈哈说：“哎呀，这个旅店条件不行，太委屈你了。”这么冷的天，他只穿一件中长的灰呢大衣，围一个深蓝方格围巾，身材笔挺，气宇轩昂，与室内简单的陈设相比，格格不入。
我笑了笑，不作声。
他侧头看我，问：“真的吃过饭了？”
“吃过了。”我说。
他脱下皮手套，十分自在地坐在床铺上，似乎等着我开口。他的姿态闲适而矜持，仿佛面对一个已知的疑问，他的答案要以一种斟酌的语气徐徐吐出。他不知道我早已打定主意，不再提任何要求，也不再存痴心妄想。我想我的天性遗传了母亲，一旦看清现实，便不再作无谓的挣扎。 也许我脸上淡漠的表情刺激了他，他站起来靠近我，用一种低缓的声音说：“我其实很想帮你，只是10万元不是個小数目，我总要想一想。”
他的手伸过来落在我的肩上。这样近的距离，我几乎闻得到他的鼻息和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我抬头看向他，他在我面前高高在上，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向我凝视，仿佛一个高贵的施恩者，带着说不出的自信和优越。我又看看他落在我肩上的手，白皙、优雅、细致，如同多年前他对我的称颂与赞美。我轻轻地笑了笑，问：“那要怎么样呢？”
我的笑似乎鼓励了他，他的手从我的肩头慢慢下滑，指尖犹疑而试探，又稍稍带着某种力度。我本能地一挣，那指尖停住了，仿佛在考虑是否继续下去。我又一挣，指尖便放开，他整个人也向后退去，不着痕迹地重新坐回床沿上。
“今天的雪下得真大。”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站着不作声。他顿了一会儿，忽然谈起从前在学校的时光，又说起现在的物是人非，语气间颇为感慨。风在窗外尖厉地叫嚣着，不时传来树枝撞击和断裂的声响，狭小的房间里他的声音忽远又忽近，如同电影的某个片断，迂回、空洞，有种茫然的不真实。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早已落空，然而此时此刻，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地懂得，我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他向我告辞，我下意识地跟在他身后。将要拧开房门的那一刹那，他又停住，回头看着我，只沉默了两秒钟，再次将手搭在我的肩头。
他的眼睛闪着奇特的光亮，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动物，笃定我会理解他的意图，心领神会地接受他的好意。他喃喃说了一句话，就像5年前，H问我是否愿意随她出去一样，语气低沉、神秘，带着说不出的诱惑。仿佛轻轻一吐气，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融化在这种诱惑里。
我后退一步，说：“你大概误会了。”
他脸上有片刻的狼狈，接着又被某种疑惑替代了，仿佛不相信方才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表演，或者我们刚刚只经历了一场失败的交易，并非撕破面具，图穷匕见。他看定我，用一种惊诧的语气问：“那你这么冷的天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早晨像那天的早晨一样阴晦。头顶的乌云黑压压地低垂，迎面是刺骨的寒风，街头的车辆逃也似的飞奔。天气预报早就预告了近三天甚至一周的消息，它们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人的耳目，比如报纸、网络、电话、寒暄，或其他不可名状的磁场和电波。它们在这个早晨我外出时得到证实。右腿的关节隐隐刺疼起来，像无数细小的钢针扎进骨髓，我的衰老就是从这个关节开始的，它在十年前的某个寒冷的冬天出现，然后在每个冬天或阴雨天对我进行提醒。
就在十年前，我和丈夫相继下岗。两年后，丈夫被查出尿毒症。那些日子里，我摆过地摊，卖过保险，做过推销，干各种零活，懂得退让和察言观色，随时准备碰壁和被人拒绝。2010年的那个早晨，在与丈夫因账单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我曾妄图借一笔钱来缓解生活的危机，但此后我再没有类似的幻想。也许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6点起床，吃简单的早餐，然后走遍大街小巷，继续我的保险、推销或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将我打下烙印，让我与街头的小贩、修自行车的修理工、卖烧饼的守摊人一样被划入社会的底层。在权力和财富的标尺下，我们常常被冷漠、不屑或怜悯的目光追随。但我已确定自己劳动者的身份，并确定自己与母亲一样，拥有勤劳、节俭和持家的本分，这种本分，让我在现在和未来的日子里，不再奢求遥不可及的生活，不再过分地恐慌或焦虑。只有在梦里，我会再一次走向那个风雪之日，并再一次看见我生命的表情：寒冷、孤独、惶恐不安。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世界也似乎刚刚苏醒，仿佛梦只是一种幻象，醒来即意味着终结。我通常在床上躺一会儿，像一只即将出发的兽，贪婪地感受这片刻的安宁，然后起床，然后做饭，然后出门奔忙。家中有丈夫和孩子，等我。
责任编辑 林东涵
作家简介
毛祖华，公司小职员。2003年开始写作，陆续发表散文数十篇。喜欢植物、小雨、好书和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