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陆，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
　　新世界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卖百货、开酒店、建房屋、修机场甚至研发芯片，让人一时难以准确概括。难道郑家纯真的精通这么多行业？他是否整天疲于奔命？他是否完全放心将业务交给家族以外的人管理？钱对于郑家纯这种超级富豪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奇怪的是，在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连串问题通过各种渠道竟难以获得解答。事实上，媒体上关于郑家纯的报道很少，仅有的一些多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举止。某中央媒体一位资深记者甚至说，他驻港多年，见过一大群香港超级富豪，但就是无缘采访郑家纯。
　　2005年1月27日，在北京京广新世界饭店，郑家纯特地安排一下午的时间，接受了《经济》杂志的专访。尽管那是他的“地盘”，郑家纯却相当谦和。
　　一件黄褐色的桃花领毛衣，一条深色的休闲西裤，一双有些陈旧的皮鞋，郑家纯就像在家里一样。经他提议，采访也从一张大会议桌移到了客厅里松软的沙发上进行。
　　郑家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15名副主任之一。作为一名商人，他要不停地为新世界演算“投资与回报”，而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每一次参加两会，郑家纯发言不算多，因为“不标准的普通话可能会词不达义”，但他都准备一摞书面发言稿，比如前几次提出的“提高政府系统的办事效率”、“人才训练”、“重视初级教育”及“CEPA的相关配套措施”等。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十届委员会三次会议，郑家纯说他已有所准备，至于提案，他声称“尚未考虑成熟，还不便透露”。
　　对于在内地的“亲情化”投资，郑家纯颇为赞同“有一颗中国心”的说法。2004年2月，在《基本法》颁布14周年之际，郑家纯重温“一国两制”时还对媒体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提出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应是“爱国爱港”，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颇有意思的是，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因为“会感到头晕”，但他却又不定期地到各商场“微服私访”，查看货架摆放的稀疏程度、顾客的消费倾向以及售货员的服务质量等，当然，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之一。
　　今年59岁的郑家纯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句“普通话讲得不好，请谅解”作为开场白，然后是“想知道我和新世界什么，就随便问吧”，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就像拉家常一样。
　　
　　迟七八年投资会更好
　　
　　《经济》：从1980年投资广州中国大饭店开始，经你签订的内地项目数以百计，新世界也逐渐遍布全国，您是如何看待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的？
　　郑家纯：从介入广东的基建和房地产开始，新世界在内地有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20个省市，现在投进去的现金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可能会更好。
　　在10多前，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投资缺乏保障，所以可以讲，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我吃过不少亏，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内地的经济制度走上正轨了，现在虽然也不可以跟香港、以及欧美国家比较，但比以前好得多，也更加有保障了。我们的业务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中国发展得好，我们也好，我们赚钱的前提是中国富强。
　　《经济》：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几年中新世界还会在内地大规模投资？
　　郑家纯：我当然会大规模投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投资的一些不好的项目在慢慢地解决问题了，投资好的项目在慢慢地回收了，加上这一轮宏观调控是有利的，排除了一些干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将来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加大，但也要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它如果给我帮助和支持，我会继续大量投资的。
　　《经济》：您是否还预示着，新世界今后还会在投资领域上拓宽，并进入一些未曾踏足过的地区？
　　郑家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域实在太广阔了。在我已经有管理机构的地区，投资有一定把握了，我还会增加投资；同时我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我自己的管理体系，然后在这个地区投资。当然，在有我的管理人才或者办事处的地方继续加大投资，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经营企业，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弄不好投资就浪费了。在内地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管理不到。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内地的投资一定要看我自己是否管理得好，不然好的投资项目也会亏损的。
　　
　　投资内地永不言悔
　　
　　《经济》：新世界在内地投资这么多，你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些？
　　郑家纯：我觉得成功的项目有几个，基建方面的是珠江电厂、广州北环路改造等，房地产方面是北京崇文门的旧城改造。七八年前，我去崇文区，看见那里的住房破破烂烂，为什么不改造呢？一方面通过改造，建起新楼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又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在初期不太顺利，法规不太完善，我们也没有经验，投资的回报是很少的，我们慢慢地积累经验，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现在崇文门的那些楼房盖起来了，卖得也不错，投资的回报也慢慢好起来了。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安居工程。安居工程本来是香港的概念，我们第一个引进内地，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资，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经济》：你在内地最不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失败的项目，能否说说？
　　郑家纯：都有好几个，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也有，就是因为太相信人了，被人家骗了。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另外还有当地政府的原因，比如我跟这一任官员签订的协议，下一届政府可能又会增加一些条件，甚至完全变卦，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也很不相符了。
　　我在进入内地一些项目时，很多情况是无法知道的，所以吃亏的地方也很多。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少量的在商讨，有的吃亏的项目拿回来了一部分，有的可能完全拿不回来，也有的可能全部拿回来。当然现在大问题是没有，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我懂得怎样去规避风险，怎样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经济》：那您在内地的投资成功率又有多高？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成功的？
　　郑家纯：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我也觉得，过几年我一定会把这钱赚回来，我很有信心。
　　当然，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可能没赚到钱，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更为重要。
　　在内地的投资，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但我并不是今天签订的项目，明天赚钱就拿回香港，而是希望在内地再投资，回报当地。
　　
　　管理建立在信任之上
　　
　　《经济》：新世界在香港、内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投资，地域如此之广，行业跨度又如此之大，要管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您是否常常疲惫不堪？新世界建立的是怎样一套管理机制？
　　郑家纯：你看我是不是精神不错？我用分区管理的办法，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地区，每一个地区设一个办事处，我派一个总经理负责这一个地区的投资业务，像在北京，我有自己的写字楼，也有一个总经理，他负责北京的发展。每一个月我都会到内地两次，看看经理们的管理怎么样，他们每一个月也去香港汇报情况。此外，我每天都跟他们通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是通过这些的方法，来沟通、来控制管理。当然，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发现一个好的人才也并不容易。
　　《经济》：在你的企业里，管理层大多数并不是家族成员，那您怎么能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安排、支配您的财产呢？
　　郑家纯：我交权力给地区的总经理，但不是百分之百地交给他，所有投资必须由我批准。但我相信他，让他来请合适的人、组建他的班底，以此层层下去，庞大的队伍恐怕我就不认识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就会受到处理。现在在广州、武汉、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六个城市，我们有六个地区总经理。我还有一个助理，他每月都去每一个地方，帮我看看，这些总经理们的工作有多大的提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经济》：要管理这么多行业里的人，您自己是否要精通很多行业？
　　郑家纯：我不用懂各个行业本身的运作，因为我不是通天之才，但我懂得一些相关的理论，比如百货行业，凡是有我的百货店的地方，我都会走访调查，看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客人的反映怎么样，店内的摆陈怎么样，商店的客流量怎么样等。同时，我要看他们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报告，看他们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有时我会问这个总经理，为什么这个月的生意这么差，我也可能有一些意见，就叫他去做改进，但具体的措施我可能不懂。就像北京崇文门的新世界百货店，开业初期生意不理想，我看了两次后就告诉他们，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整齐，过道很宽，稀稀疏疏的，还有东西太高档；我说这样不行，应该将东西摆得很拥挤，顾客一进来就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气氛，现在生意是当初的3倍。
　　《经济》：你平时接触较多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人？占新世界集团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多少？
　　郑家纯：新世界总共有4万多人，他们可能都认识我，但我认识的人并不多，没有计算过，大概就一两百人吧。这100多人中，跟我沟通最多的人是在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内地的经理们，主要是房地产方面的，还有一个百货的总经理，每一个店的经理是由他请的。
　　《经济》：新世界旗下某一个企业聘请或者辞退的一名普通员工，您是否知道他？
　　郑家纯：我可能不清楚，因为组建、管理队伍是这个企业经理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要各司其职。比如百货的总经理，他现在的员工至少有七八千人，并且还会经常变化，我不认识那些员工，但是我管他，他管各个店的店经理，店经理管里店内的员工。这样分担了我的精力，业务也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了。
　　当然，只要是新世界的员工，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法、建议，他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他说得有道理，我可能见他，或者叫我的助理去处理这一问题。写信给我的员工有，很少很少，每一信我都看过，打电话的好像还没有。
　　
　　生意经就是“说话算数”
　　
　　《经济》：你曾经谈到过，你的偶像是自己的父亲，你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东西？
　　郑家纯：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做生意的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身上，就是说话算数，要讲诚信。我跟父亲相差21岁，他是老一代的商人，我在国外学过工商管理，一些西方经商的思想，跟中国传统、保守的做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跟父亲做事也有一些不同。
　　《经济》：在您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在您身上体现得怎样？
　　郑家纯：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素质，即第一是诚信，第二是做事果敢，拖拖拉拉办不了事情。我可能是太果断，以至于有时经济低潮的时候也敢投资。就是因为我太守诚信了，在内地我也吃了几次亏。但是没有关系，有更多的人知道你守诚信，才是做生意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
　　
　　简朴清淡的生活理念
　　
　　《经济》：您个人的生活是否总是非常豪华，比如您是否都穿名牌衣服？
　　郑家纯：我穿的不是名牌，这一件羊毛衫是我太太买给我的，1000元左右，皮鞋是一个并不特别有名的外国品牌，也是1000多元吧。不特别贵，也不便宜，属于中上水平。
　　《经济》：每一天都要面对众多的事情，您如何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
　　郑家纯：我每天都游泳，打打球，打高尔夫球，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尽量不吃太多，还有不要吃太多肉，多吃蔬菜，清淡一些为好。
　　《经济》：除了生活方式，在心态上您觉得自己是一名普通人吗？
　　郑家纯：是普通人的心态，跟你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已。
　　《经济》：对于现在的您而言，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郑家纯：钱，我觉得是一种成功感，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有我的股民，他们从赚钱与否来考察我的表现，赚不到钱的时候，他们会抛弃我。为什么我现在的股票不如其他龙头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太早在内地投资了，10多年前我将100多亿的资金投资在内地，但在那一段时期香港的地产非常旺，如果我把这100多亿投资到香港，我可以很容易赚到1000亿。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差别。再一个就是，我投资地产很多是解决内地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困难的“安居工程”，回报不高，但每次看到那么多百姓喜笑颜开地搬进我们开发新居时，我特别开心，这也许是与其他有些商人不同之处吧。
　　《经济》：您对你公司股票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郑家纯：有信心，当然有信心，因为我的许多项目正在慢慢转好，投资也在慢慢回收。现在的回报还不理想，但是一定会慢慢增长的。
　　
　　爱国爱港商人
　　
　　《经济》：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您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香港回归之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郑家纯：这10多年来，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也有越来越强烈的自豪感，尤其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可以说祖国是香港的未来，也是新世界的未来。作为一个商人，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生意做得好，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对股民也有很好的交代，同时通过我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始终认为，新世界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经济》：您现在跟中央政府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见过面吧？作为一个港人，您对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印象是什么？
　　郑家纯：我不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地见面，而是很多人一起见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魄力的人，他们很了解民情，很了解香港，也非常关心香港。我觉得香港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得到。中央政府在努力做得更加透明和负责任，但有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一下子就解决好，比如国企的改制，确实很不容易。现在还有大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经济开放都是偏重沿海，贫富的差距很大，大城市里的人吃一顿饭，差不多是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经济》：许多人称您为“爱国爱港商人”，您给贫困人口盖上住房，捐赠慈善事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您做这些事情的动力从何而来？
　　郑家纯：我的动力，一方面是希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北京崇文区改造之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更加美化，全区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不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也赚钱，对我也有利。
　　《经济》：作为香港的五大地产商之一，您投身于内地的地产业也是很多年了，对于前不久盛传的“内地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说法，您是否赞同？
　　郑家纯：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任其发展、没有调控，则肯定是有泡沫的危险，但政府已经懂得如何去调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对中央政府的经济预见和决策能力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在内地投资地产，比在香港还要好，我对内地的地产业非常看好，未来也会加大在内地房地产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