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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8日上午，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涉嫌贪污1047万元和受贿435万元,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受审。
这意味着，掀起北京市地税系统强烈“官场地震”的震源曝光于天下。
由于王纪平的落马，地税系统官场“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四月，地税局原副巡视员任依娜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55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五月，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受贿186万元，被东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其中97万元是其在参与招投标过程中，向评审专家推荐公司所收受的好处费。
七月，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因涉嫌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1164万元，被公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其中980万元贿赂的来源为赵耘。
地税局系统贪腐案件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同一个人——原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
“能干事”：普通售货员起家
早在2009年年底，坊间便流传王纪平因经济问题被查，但是，直到2010年初的北京“两会”上，王纪平仍以市政协常委、地税局局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随后，当“王纪平”三个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伴随着的是这样一段不十分光彩的文字：“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王纪平，因在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期间严重违纪，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和委员资格。”王纪平案终于东窗事发。
王纪平阅历丰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磨炼过。1948年8月，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68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 1974年部队转业复员，在一家商场当了售货员。1977年，他从商场调到海淀区某副食品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3年，官运亨通的他担任中共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1987年任海淀区常务副区长，1993年任区长，1994年1月至2001年8月，王纪平担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2001年9月调任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2008年11月退休，后出任北京市政协经济界委员。
由于王纪平当过兵，很有点军人的魄力。他待人有礼貌，没什么官架子，这或许源于他早年当过售货员，总习惯于把面前的谈话对象下意识地当成是自己的“顾客”。王纪平还颇具文人风范，曾经撰写《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
王纪平上任后，见诸报端的形象多为“胆大、能干”。他曾经率先在全国建成“12366”纳税服务系统，实行发票改革，建立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系统，实现了财税库横向联网，并率先在全国建成电子政务的同城异地容灾备份中心和高端查询展示平台。北京地税局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更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评价为：已达国际水平。
同时，他重新启动已停滞三年的税控机改革，并完成了一系列的信息化建设。北京市地方税收从2003年的300多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1003多亿元。
这些功劳当然不是王纪平一个人的，但是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也能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有魄力、能干事的局长。
与此同时，当上了“一把手”的王纪平手中也握有了“绝对权力”。据北京市地税局一位内部人士回忆，王纪平当局长的七年来，地税局所有审批、合同方面的事，必须要他同意才行。2005年地税局“软件正版化”的采购项目，王纪平不但亲自打电话，还指定采购的公司和价格，为了规避招标，甚至把如何运作都确定了，“作为地税局局长，亲自过问软件采购的事情，本身就不正常”。
“一把手”的一句话就是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招呼”在地税局里面就是“圣旨”，一个招标项目王纪平说让谁干就让谁干，所有的监督程序真的只是一种“例行程序”。
“税控机”项目：成败皆有它
仕途升迁与官场磨砺使王纪平渐渐体会到，“绝对权力”就有“绝对好处”。其“打招呼”的主要领域就是“税控机”项目。他之前的地税局三名官员相继落马，皆与“税控机”项目招投标有关，王纪平的贪腐行为也源于此，真可谓是“成也税控，败也税控”。
税控机项目，是王纪平2001年到任北京市地税局长后的一个大动作，是他推行发票改革的重要一项。
税控机项目有两款：一款是税控外挂器，也叫税控器，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色硬盒，只有两包烟的大小，外部连接电脑，它是由一系列的电子设备，由主件和一些配件构成。商家安装后，可储存、传送公司的营业数据，装上相应软件，还能打印发票。这使税务部门对营业数据等有很好的监控；另一款就是税控收款机，它的功能和税控器相同，但无需连接电脑，可单独使用。
税控收款机是一种具有法律严肃性和不可破坏性的带有计税功能的收款机，是税务人员常驻店内采集销售数据的执法代表。它内部装有自动记录但不能更改和抹掉的计税存储器，记录着每日的营业数据和应纳税额，是向纳税机关纳税的凭据。它采用特殊“铅封”手段固定在机器内部，除税务和专职注册维修人员外任何人不能打开。装了税控机，就像税务部门给商家安装了一个“黑匣子”，可以全方位地了解交易信息，达到控税目的。通过税控机系统，税务征管部门就可以对税收进行严密的管理和稽查，可以便利地对税收进行监控。税控机和机打发票推出后，控税力度大增。税控机改变了以往手开发票的习惯，变为机打发票。
手开发票时期，很多营业数据无法监控，从而出现偷税漏税现象。王纪平2001年到地税局后，强力推动税控机改革，改手写发票为机打发票，建设税务信息化，使当地税收有大幅提升。
改革是需要勇气的，尤其税控机会严密监管税收，防止税款流失，这就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王纪平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坦言，在改革的那段期间，他承受了各种压力，甚至是匿名诬告，“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才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一举成功。”
自2002年起推行的北京地税局的税控机项目，为当地的税收增长、阻止偷税漏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起不少争议。2002年，北京地税局出台文件，要求纳税企业必须出钱购置税控机。政府还确定了生产商、代理商，并规定了税控机的价格。
文件一公布，引起很大反响。
税控本来是为了便于国家监管，按照“谁受益谁买单”的市场原则，这些成本应该由政府負担。由企业支付成本，那么政府在招标中，肯定就不会有动力去主动降低税控机成本。政府推动的项目若含有暴利，必定会引来商家寻租。如果税控机让被监管的商家买单，就如同税务员的衣服让纳税人掏钱买一样，就有可能变成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果不其然，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权力寻租空间为王纪平打“招呼”大开方便之门。
“打招呼”：说你行你就行
税控机含有暴利诱发商家寻租，三次招标，中标企业和政府有关官员均有利益关系，均出现了商家寻租、官员贪腐现象。税控设备的招投标成了推倒地税局系统官场“多米诺骨牌”的最大推手。
在当时，力排众议、顶住压力的正是王纪平，而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在对检方的供词中也证实，他们的腐败和王纪平有很大关系，“税控机项目中标的大部分企业，王纪平都曾在招标前，向我打过招呼。”其中税控机三次招投标，均出现商家寻租，官员贪腐现象。
2002年，北京地税局第一次招标，确定六家生产商和相应代理商。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在接受检方调查时表示，2002年至2003年1月，他利用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副处长的便利，接受北京天瑞泰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奎的请托，为该公司代理的深圳同方融达科技有限公司，在招标中提供帮助。此后，生产商深圳同方融达中标，其代理商“天瑞泰和”也分配到比较好的销售区域。刁维列在笔录中称，通过周毅（另案处理），先后六次收受184万余元。
2003年，北京地税局进行第二次招标。这次招标是为解决税控机代售点少的问题。招标后，北京又增加了六家税控机的生产商和相应的服务代理商。
原来，第一次招标时，许多代理商根本没想到这行业这么有钱赚。因为税控机的价格由税务局和厂家商定，根本没有听证环节，且利润丰厚。一个税控器，政府制定最高限价为2000元左右，其出厂价还不到1000元。而且政府规定，纳税人必须购买税控机，这就形成很大的市场需求。从2002年到2007年，全市安装使用的税控装置达18万台，税控机的销售额超过3亿元。
在第二次招标的企业中，与地税局多少都有着各种利益关系。但进入北京市场后，还得凭“靠山”能量的大小划分区域。代理商都愿意接“肥肉”的区域，比如海淀、朝阳这样的区域，客户总量多，注册企业密集，服务成本低，利润高，反之则高投入低产出。一名代理商事后举例说明：“海淀光一栋写字楼，就可能有二三十户企业，轻轻松松卖出去二三十台税控机，雇一个人就搞定，而在别的区县，这样的情况则很少。”而销售区域的划分，恰恰就是由地税局说了算，也就是王纪平说了算。谁的“能量”大，谁就能拿好区域。
2007年的第三次招标，则是最黑暗的一次。那次所谓的招标只是走了个过场，实际上已经内定好了。事后，有代理商甚至直言不讳：“为了招标，一些地税局官员自己参与开办公司，持干股，分享长期效益。”2007年的招标背景是，国家对税控机做了统一标准。在此之前，各城市的税控机标准不一，打印的发票规格不同。国家将标准统一后，北京地税局进行第三次招标。
2007年上半年，北京市地税局成立“推广应用国标税控收款机工作领导小组”，局长王纪平任组长，任依娜等局领导任副组长；计财处副处长彭英斌负责招投标的组织工作；办公室主任刁维列负责招投标具体工作。刁和彭还是评标委员会委员。期间，任依娜参股曜辉达公司，并向刁和彭打招呼，使航天信息公司中标。于是，曜辉达便成为航天信息公司的代理商。
2009年年底，曜辉达获利1400多万元，任依娜拿走400多万元。在这两年中，任依娜还从曜辉达处拿走200多万元，给女儿买房；报销私人开支108万元；还让公司给女儿买了辆红色奥迪。她被认定受贿550万元。
2007年4月，除了航天信息之外，另外中标的五家公司是：浪潮、深长城、深桑达、上海普天和创华公司。彭英斌对检方说，这些公司，王纪平都为之打过“招呼”。
在刁维列的供词中，提到一个女人：赵耘。
刁维列对检方称，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他接受赵耘请托，为赵耘的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信恒安）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票系统、IT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运行维护项目中中标，提供帮助。他曾先后四次收受赵耘所在公司980万元。
赵耘，北京人，生于1969年，曾在北大方正集团工作。调查发现，她早在2002年，就已涉足北京的税控机项目。当时，北京首次推行税控机，山东浪潮是六家中标的生产商之一。而那时赵耘的公司——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简称钰林天元），已是山东浪潮的代理商。原钰林天元公司知情的职员都知道，公司老板和地税局领导的关系“很铁”。每个周末，公司老板会约税务领导打球，联络感情；逢年过节，则会上门给有关领导送礼。
当这位神通广大的“老板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她身上神秘光环早已经散尽，她的身份一经曝光后便与王纪平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情妇门”：贪官背后的利益链
情妇似乎成了我国官场“反腐”的主力军，许多官员的落马都与情妇脱不开干系，王纪平也是如此。这个人就是——赵耘。
2011年10月继王纪平被公诉后，赵耘也因涉嫌与王纪平共同贪污及单位行贿被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显示，赵耘和王纪平设立公司控制本市税控密码器销售牟利1047万余元。
赵耘究竟有何神通让她能“里外通吃”？
原来税控机的销售是垄断经营，纳税户“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而作为服务代理商，赚得更多的，是配件的钱。比如，换一台打印机，市场价1500元，服务商可以开价2500元。这里面的利润高得惊人。赵耘凭借与王纪平的特殊关系和“关照”，公司业绩显著。钰林天元代理税控机的销售后，2002年和2003年的营业额分别是2613.37万元和3101.44万元。
赵耘一边承接市地税局项目，一边不断改换公司。2005年，钰林天元没有年检，2007年被吊销执照。在没有年检的前一年，钰林天元已投资另一家公司——北京钰林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钰林天地）。随后，赵耘取代钰林天元，成为新公司股东。很快，钰林天地也不年检，2008年，它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此时，赵耘已成为昆易实的投资人。赵耘所辗转的这三个公司，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山东浪潮的代理商，即它们都在销售税控机。
赵耘这样不停变换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检查。
赵耘的确是神通广大，她有“明暗”两家公司，均中标密码器业务，王纪平被查时，其中一家公司迅速注销。赵耘的另一个公司“恒信恒安”则表露出，她和王纪平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恒信恒安”成立于2002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由北京地税局信息中心与赵耘的钰林天元共同出资，该信息中心原主任杨玉杰为首任法人代表。
2002年，“恒信恒安”中标地税局的安全外包服务。在业内人士看来，“恒信恒安”承接的这一业务，比税控机更赚钱。
一个税控机具买来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安装安全卡（俗称密码器）。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就负责安装这些安全卡。另外，如果由于错误操作导致税控机上锁，也需要到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进行解锁。
工商资料显示，恒信恒安从2003年到2007年，每年的营业额均超过2000万元，其中2006年度营业额高达3429万元。而“恒信恒安”的法人代表和资产，在此期间发生变化。
2004年10月11日，北京地税局信息中心，将恒信恒安的所有股权转让给钰林天元。2005年1月27日，钰林天元又将恒信恒安80万资產转让给赵耘，法人代表随之变更为赵耘。
2007年，北京推行国标税控机，安全外包服务也要重新招标。
彭英斌对检方说，他在汇报工作过程中，王纪平就说尽量要用大公司。赵耘的恒信恒安以前就是地税局的中标公司，负责老税控机的安全外包服务，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继续中标。与恒信恒安一同中标的还有威佳启良公司。彭英斌在笔录中说，其实，这两家公司就是一家。威佳启良成立于2007年3月14日，注册资金100万元，赵耘的恒信恒安出资了70万元。
2008年4月23日，恒信恒安退出威佳启良股东会，将70万元资产转让给郑涛。郑涛曾为钰林天元投资人，他是赵耘的生意合伙人。随后，“恒信恒安”申请注销，理由是“没有业务来源”。它2007年承接的业务由威佳启良接替。
“恒信恒安”是2008年8月12日注销的。
以上这些眼花缭乱的公司运作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告人的“掩饰”，因为随后落网的王纪平在对检方的笔录中称，他2008年初就得知，组织在调查他，他很害怕。这些公司随后就销声匿迹。这里面的玄机就是那么简单：税控机的服务代理公司经常更换名称，但投资人和股东却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拨，这就是所谓的“演戏给外人看”。
彭英斌在笔录中也谈到这点，招标时，很多公司名字不一样，但幕后老板是一个人，而赵耘的背后就站着“招呼局长”王纪平。
“千万元”：“招呼局长”的大胃口
早在2010年春节前夕，北京市纪检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王纪平。但此前两个月，纪检部门因调查另一起案件而将王纪平的情妇拘捕，使得王纪平成了“惊弓之鸟”，他紧锣密鼓地提前做好了串供、毁赃灭证的准备，甚至让一些关键证人移居海外。
王纪平在接受调查之初，一度表现得十分狂妄：“就你们几个还想查我？等我出去非整死你们不可！”
与此同时，托人说情的、直接恐吓的，纷至沓来。王纪平拒不交代，使办案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调查，案件终于被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单独或同其亲属，利用担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帮忙，先后多次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钟小春等单位及个人给予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2002至2004年10月期间，王纪平贪污数额约1047万元。
2002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单独或伙同其亲属，利用担任市地税局局长之便，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公司及创意未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钟小春等单位及个人的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
2002年至2008年1月期间，王纪平利用担任市地方税务局局长之便，接受其弟王亚平(另案处理)转达王福增、王万通的请托，先后为王福增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市中原創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通州区地税局业务综合楼、市地税局税务档案馆工程，为王万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通伟业装饰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燕山分局纳税服务用房工程室内装饰工程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弟王亚平先后多次收受王福增给予的人民币80万元和王万通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2002年至2008年期间，王纪平为赵耘经营的公司承揽市地税局多项产品采购及服务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子王汉清(另案处理)，先后多次收受赵耘实际控制的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威佳启良科技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70万元，还通过其子王汉清收受赵耘给予的钻戒一枚(价值9万元)。
2003年至2004年期间，王纪平接受周小红(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所在的北京深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计算机设备采购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妻邓某某收受周小红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82768元)。
2003年至2009年1月期间，王纪平接受钟小春(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担任负责人的创意未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艺城园装修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北方建磊装饰装修有限公司分别承揽市地税局干部培训中心、稽查办公楼、部分基层地方税务所、东城区地方税务局综合办公楼等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收受钟小春给予的工商银行储蓄卡一张，并在消费人民币12万余元后将卡退还，后又收受钟小春给予的民生银行储蓄卡一张(内存50万元)。
2005年至2006年10月期间，王纪平接受赵耘转达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的请托，为该公司下属的北京通软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及各区、县局采购微软软件产品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子王汉清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通过赵耘等人转来的人民币76万余元。
2006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接受毕林枫的请托，为其子毕然的工作调动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收受毕林枫给予的“伯乐相马”玉雕件一套(价值120万元)。
此外，王纪平充分利用“税控机”改革的机会，帮助情妇赵耘获得巨额利润，他利用税控机具的招投标，为自己谋利。他插手税务机具的生产商、经销商及相关业务代理商的选定事宜，向下属官员打招呼，左右招投标结果，令其关联公司中标。据指控，王纪平的贪污发生在2002年至2004年10月期间，贪污数额为1047万元。
当时，正值市地方税务局向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税控密码器期间，这是北京首次推行税控机，浪潮公司是六家中标的生产商之一。在此过程中，王纪平就已经与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王纪平首先促成钰林天元公司成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公司授权的税控密码器唯一经销商。
就这样赵耘在前，王纪平在后，两个人“强强联手”，基本掌控了税控机的招标。检方称，王纪平还促成市地税局信息中心与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逐步将此公司交由赵耘实际控制。北京恒信恒安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北京市地税局信息中心原主任杨玉杰为该公司的首任法人代表。2004年10月，该信息中心将北京恒信恒安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钰林公司。此后，钰林公司又将北京恒信恒安公司的80万元资产转让给赵耘，法人代表也随之变更为赵耘。检方指控，此后税控密码器唯一经销商——钰林公司将税控密码器加价后出售给北京恒信恒安公司，从而使得王纪平和赵耘将加价款1047万余元非法占有。
有了“招呼局长”的关照，使得北京恒信恒安公司从2003年起，每年的营业额均超过2000万元。
预防支招：制约一把手的“绝对权力”
爱打“招呼”的王纪平终于亲手把自己“招呼”进了监狱，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惩罚。
王纪平在主政北京市地税局期间，大力推行“信息整合系统升级”过程中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在招标过程中出租权力，谋取私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他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个人权力过大，一个系统的人、财、物大权一手掌控，所谓的“民主决策”，其实更多的是“权力管理”，以至于重大决策基本是一言堂。再加上行政权力超越边界，从而扩大了王纪平的寻租空间。这种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为王纪平的贪腐创造了有利环境。
王纪平的“招呼”之所以威力巨大，最根本还是因为他手里握有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不管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哪怕是一个小纸条、一个招呼、一句话、一个点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制约“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此外，一个小小的“税控机”彻底暴露出，招投标领域仍是预防腐败的关键地带。
王纪平打一个“招呼”就能决定招投标，事实上，当年参与评标的，除刁维列、彭某等地税系统内部人员，还有一些专家。专家到场后，也就是看看标书，提提问题，比比优劣，打打分数，仅此而已。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或者说，“当权者”想给他们多少“话语权”，他们就只能有多少“话语权”。与“一把手”比起来，这些专家真的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走过场。失去了监督，王纪平们一句话，的确价值数千万，甚至过亿。北京地税局数据显示，仅国标税控收款机一项（北京地税信息系统包括很多项目），到2007年年底，约7万户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要推广安装。2011年6月底前，北京的小规模纳税人都要装国标税控收款机。公开资料显示：“税控设备市场广阔，未来五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80亿元。” 所以，那些投标企业怎么会不舍得花大钱运作，因为傻子都知道，一旦运作成功，那就是高额回报。这也一语道破了为什么王纪平要和自己的情妇联手，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给别人做不如给自己做”。
在目前招投标市场中,一些行业和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资金的安排者,还是代理机构的遴选者。仲裁者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力于一体,极易在市场经济中引发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由于我国行政架构实施的首长负责制,一方面确实保证了政府行政行为实施的效率,但与此同时,一旦权力缺少约束和监督,就易形成一言堂,而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反腐的过程中,务必要扼住领导干部这一源头,运用制度规范和监督制约等综合措施,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科学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行使走上法治化、程序化和透明化的良性轨道。同时,加大对关键岗位“易感人群”的教育引导,增强其自身抵御腐败“传染”的“免疫力”。
由此可见，权力过大就容易突破底线，而底线往往不是很清晰，这种“给谁做不都是做”和“给别人不如给自己人”的官场“亚腐败”更易滋生腐败窝案。《公务员法》早已实施，但一些干部认为“大家都是这样搞”，“你这样搞我也可以照样搞”。这种“亚腐败”一弥漫就直接造成了有恃无恐的局面，一些人突破一点，另一些就敢再突破多一点。
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条：公务员退出机制亟待完善。虽然《公务员法》规定辞职、辞退、开除、退休等退出机制，但现实中除退休外，其他方式鲜有运用，加之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给公务员一步步滑向犯罪创造了条件。另外，尽快完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以及制定反腐败法，都是制约发生这种腐败窝案的有效措施。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
这意味着，掀起北京市地税系统强烈“官场地震”的震源曝光于天下。
由于王纪平的落马，地税系统官场“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四月，地税局原副巡视员任依娜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55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五月，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受贿186万元，被东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其中97万元是其在参与招投标过程中，向评审专家推荐公司所收受的好处费。
七月，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因涉嫌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1164万元，被公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其中980万元贿赂的来源为赵耘。
地税局系统贪腐案件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同一个人——原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
“能干事”：普通售货员起家
早在2009年年底，坊间便流传王纪平因经济问题被查，但是，直到2010年初的北京“两会”上，王纪平仍以市政协常委、地税局局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随后，当“王纪平”三个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伴随着的是这样一段不十分光彩的文字：“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王纪平，因在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期间严重违纪，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和委员资格。”王纪平案终于东窗事发。
王纪平阅历丰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磨炼过。1948年8月，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68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 1974年部队转业复员，在一家商场当了售货员。1977年，他从商场调到海淀区某副食品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3年，官运亨通的他担任中共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1987年任海淀区常务副区长，1993年任区长，1994年1月至2001年8月，王纪平担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2001年9月调任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2008年11月退休，后出任北京市政协经济界委员。
由于王纪平当过兵，很有点军人的魄力。他待人有礼貌，没什么官架子，这或许源于他早年当过售货员，总习惯于把面前的谈话对象下意识地当成是自己的“顾客”。王纪平还颇具文人风范，曾经撰写《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
王纪平上任后，见诸报端的形象多为“胆大、能干”。他曾经率先在全国建成“12366”纳税服务系统，实行发票改革，建立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系统，实现了财税库横向联网，并率先在全国建成电子政务的同城异地容灾备份中心和高端查询展示平台。北京地税局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更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评价为：已达国际水平。
同时，他重新启动已停滞三年的税控机改革，并完成了一系列的信息化建设。北京市地方税收从2003年的300多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1003多亿元。
这些功劳当然不是王纪平一个人的，但是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也能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有魄力、能干事的局长。
与此同时，当上了“一把手”的王纪平手中也握有了“绝对权力”。据北京市地税局一位内部人士回忆，王纪平当局长的七年来，地税局所有审批、合同方面的事，必须要他同意才行。2005年地税局“软件正版化”的采购项目，王纪平不但亲自打电话，还指定采购的公司和价格，为了规避招标，甚至把如何运作都确定了，“作为地税局局长，亲自过问软件采购的事情，本身就不正常”。
“一把手”的一句话就是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招呼”在地税局里面就是“圣旨”，一个招标项目王纪平说让谁干就让谁干，所有的监督程序真的只是一种“例行程序”。
“税控机”项目：成败皆有它
仕途升迁与官场磨砺使王纪平渐渐体会到，“绝对权力”就有“绝对好处”。其“打招呼”的主要领域就是“税控机”项目。他之前的地税局三名官员相继落马，皆与“税控机”项目招投标有关，王纪平的贪腐行为也源于此，真可谓是“成也税控，败也税控”。
税控机项目，是王纪平2001年到任北京市地税局长后的一个大动作，是他推行发票改革的重要一项。
税控机项目有两款：一款是税控外挂器，也叫税控器，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色硬盒，只有两包烟的大小，外部连接电脑，它是由一系列的电子设备，由主件和一些配件构成。商家安装后，可储存、传送公司的营业数据，装上相应软件，还能打印发票。这使税务部门对营业数据等有很好的监控；另一款就是税控收款机，它的功能和税控器相同，但无需连接电脑，可单独使用。
税控收款机是一种具有法律严肃性和不可破坏性的带有计税功能的收款机，是税务人员常驻店内采集销售数据的执法代表。它内部装有自动记录但不能更改和抹掉的计税存储器，记录着每日的营业数据和应纳税额，是向纳税机关纳税的凭据。它采用特殊“铅封”手段固定在机器内部，除税务和专职注册维修人员外任何人不能打开。装了税控机，就像税务部门给商家安装了一个“黑匣子”，可以全方位地了解交易信息，达到控税目的。通过税控机系统，税务征管部门就可以对税收进行严密的管理和稽查，可以便利地对税收进行监控。税控机和机打发票推出后，控税力度大增。税控机改变了以往手开发票的习惯，变为机打发票。
手开发票时期，很多营业数据无法监控，从而出现偷税漏税现象。王纪平2001年到地税局后，强力推动税控机改革，改手写发票为机打发票，建设税务信息化，使当地税收有大幅提升。
改革是需要勇气的，尤其税控机会严密监管税收，防止税款流失，这就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王纪平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坦言，在改革的那段期间，他承受了各种压力，甚至是匿名诬告，“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才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一举成功。”
自2002年起推行的北京地税局的税控机项目，为当地的税收增长、阻止偷税漏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起不少争议。2002年，北京地税局出台文件，要求纳税企业必须出钱购置税控机。政府还确定了生产商、代理商，并规定了税控机的价格。
文件一公布，引起很大反响。
税控本来是为了便于国家监管，按照“谁受益谁买单”的市场原则，这些成本应该由政府負担。由企业支付成本，那么政府在招标中，肯定就不会有动力去主动降低税控机成本。政府推动的项目若含有暴利，必定会引来商家寻租。如果税控机让被监管的商家买单，就如同税务员的衣服让纳税人掏钱买一样，就有可能变成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果不其然，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权力寻租空间为王纪平打“招呼”大开方便之门。
“打招呼”：说你行你就行
税控机含有暴利诱发商家寻租，三次招标，中标企业和政府有关官员均有利益关系，均出现了商家寻租、官员贪腐现象。税控设备的招投标成了推倒地税局系统官场“多米诺骨牌”的最大推手。
在当时，力排众议、顶住压力的正是王纪平，而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在对检方的供词中也证实，他们的腐败和王纪平有很大关系，“税控机项目中标的大部分企业，王纪平都曾在招标前，向我打过招呼。”其中税控机三次招投标，均出现商家寻租，官员贪腐现象。
2002年，北京地税局第一次招标，确定六家生产商和相应代理商。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在接受检方调查时表示，2002年至2003年1月，他利用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副处长的便利，接受北京天瑞泰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奎的请托，为该公司代理的深圳同方融达科技有限公司，在招标中提供帮助。此后，生产商深圳同方融达中标，其代理商“天瑞泰和”也分配到比较好的销售区域。刁维列在笔录中称，通过周毅（另案处理），先后六次收受184万余元。
2003年，北京地税局进行第二次招标。这次招标是为解决税控机代售点少的问题。招标后，北京又增加了六家税控机的生产商和相应的服务代理商。
原来，第一次招标时，许多代理商根本没想到这行业这么有钱赚。因为税控机的价格由税务局和厂家商定，根本没有听证环节，且利润丰厚。一个税控器，政府制定最高限价为2000元左右，其出厂价还不到1000元。而且政府规定，纳税人必须购买税控机，这就形成很大的市场需求。从2002年到2007年，全市安装使用的税控装置达18万台，税控机的销售额超过3亿元。
在第二次招标的企业中，与地税局多少都有着各种利益关系。但进入北京市场后，还得凭“靠山”能量的大小划分区域。代理商都愿意接“肥肉”的区域，比如海淀、朝阳这样的区域，客户总量多，注册企业密集，服务成本低，利润高，反之则高投入低产出。一名代理商事后举例说明：“海淀光一栋写字楼，就可能有二三十户企业，轻轻松松卖出去二三十台税控机，雇一个人就搞定，而在别的区县，这样的情况则很少。”而销售区域的划分，恰恰就是由地税局说了算，也就是王纪平说了算。谁的“能量”大，谁就能拿好区域。
2007年的第三次招标，则是最黑暗的一次。那次所谓的招标只是走了个过场，实际上已经内定好了。事后，有代理商甚至直言不讳：“为了招标，一些地税局官员自己参与开办公司，持干股，分享长期效益。”2007年的招标背景是，国家对税控机做了统一标准。在此之前，各城市的税控机标准不一，打印的发票规格不同。国家将标准统一后，北京地税局进行第三次招标。
2007年上半年，北京市地税局成立“推广应用国标税控收款机工作领导小组”，局长王纪平任组长，任依娜等局领导任副组长；计财处副处长彭英斌负责招投标的组织工作；办公室主任刁维列负责招投标具体工作。刁和彭还是评标委员会委员。期间，任依娜参股曜辉达公司，并向刁和彭打招呼，使航天信息公司中标。于是，曜辉达便成为航天信息公司的代理商。
2009年年底，曜辉达获利1400多万元，任依娜拿走400多万元。在这两年中，任依娜还从曜辉达处拿走200多万元，给女儿买房；报销私人开支108万元；还让公司给女儿买了辆红色奥迪。她被认定受贿550万元。
2007年4月，除了航天信息之外，另外中标的五家公司是：浪潮、深长城、深桑达、上海普天和创华公司。彭英斌对检方说，这些公司，王纪平都为之打过“招呼”。
在刁维列的供词中，提到一个女人：赵耘。
刁维列对检方称，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他接受赵耘请托，为赵耘的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信恒安）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票系统、IT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运行维护项目中中标，提供帮助。他曾先后四次收受赵耘所在公司980万元。
赵耘，北京人，生于1969年，曾在北大方正集团工作。调查发现，她早在2002年，就已涉足北京的税控机项目。当时，北京首次推行税控机，山东浪潮是六家中标的生产商之一。而那时赵耘的公司——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简称钰林天元），已是山东浪潮的代理商。原钰林天元公司知情的职员都知道，公司老板和地税局领导的关系“很铁”。每个周末，公司老板会约税务领导打球，联络感情；逢年过节，则会上门给有关领导送礼。
当这位神通广大的“老板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她身上神秘光环早已经散尽，她的身份一经曝光后便与王纪平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情妇门”：贪官背后的利益链
情妇似乎成了我国官场“反腐”的主力军，许多官员的落马都与情妇脱不开干系，王纪平也是如此。这个人就是——赵耘。
2011年10月继王纪平被公诉后，赵耘也因涉嫌与王纪平共同贪污及单位行贿被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显示，赵耘和王纪平设立公司控制本市税控密码器销售牟利1047万余元。
赵耘究竟有何神通让她能“里外通吃”？
原来税控机的销售是垄断经营，纳税户“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而作为服务代理商，赚得更多的，是配件的钱。比如，换一台打印机，市场价1500元，服务商可以开价2500元。这里面的利润高得惊人。赵耘凭借与王纪平的特殊关系和“关照”，公司业绩显著。钰林天元代理税控机的销售后，2002年和2003年的营业额分别是2613.37万元和3101.44万元。
赵耘一边承接市地税局项目，一边不断改换公司。2005年，钰林天元没有年检，2007年被吊销执照。在没有年检的前一年，钰林天元已投资另一家公司——北京钰林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钰林天地）。随后，赵耘取代钰林天元，成为新公司股东。很快，钰林天地也不年检，2008年，它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此时，赵耘已成为昆易实的投资人。赵耘所辗转的这三个公司，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山东浪潮的代理商，即它们都在销售税控机。
赵耘这样不停变换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检查。
赵耘的确是神通广大，她有“明暗”两家公司，均中标密码器业务，王纪平被查时，其中一家公司迅速注销。赵耘的另一个公司“恒信恒安”则表露出，她和王纪平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恒信恒安”成立于2002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由北京地税局信息中心与赵耘的钰林天元共同出资，该信息中心原主任杨玉杰为首任法人代表。
2002年，“恒信恒安”中标地税局的安全外包服务。在业内人士看来，“恒信恒安”承接的这一业务，比税控机更赚钱。
一个税控机具买来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安装安全卡（俗称密码器）。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就负责安装这些安全卡。另外，如果由于错误操作导致税控机上锁，也需要到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进行解锁。
工商资料显示，恒信恒安从2003年到2007年，每年的营业额均超过2000万元，其中2006年度营业额高达3429万元。而“恒信恒安”的法人代表和资产，在此期间发生变化。
2004年10月11日，北京地税局信息中心，将恒信恒安的所有股权转让给钰林天元。2005年1月27日，钰林天元又将恒信恒安80万资產转让给赵耘，法人代表随之变更为赵耘。
2007年，北京推行国标税控机，安全外包服务也要重新招标。
彭英斌对检方说，他在汇报工作过程中，王纪平就说尽量要用大公司。赵耘的恒信恒安以前就是地税局的中标公司，负责老税控机的安全外包服务，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继续中标。与恒信恒安一同中标的还有威佳启良公司。彭英斌在笔录中说，其实，这两家公司就是一家。威佳启良成立于2007年3月14日，注册资金100万元，赵耘的恒信恒安出资了70万元。
2008年4月23日，恒信恒安退出威佳启良股东会，将70万元资产转让给郑涛。郑涛曾为钰林天元投资人，他是赵耘的生意合伙人。随后，“恒信恒安”申请注销，理由是“没有业务来源”。它2007年承接的业务由威佳启良接替。
“恒信恒安”是2008年8月12日注销的。
以上这些眼花缭乱的公司运作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告人的“掩饰”，因为随后落网的王纪平在对检方的笔录中称，他2008年初就得知，组织在调查他，他很害怕。这些公司随后就销声匿迹。这里面的玄机就是那么简单：税控机的服务代理公司经常更换名称，但投资人和股东却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拨，这就是所谓的“演戏给外人看”。
彭英斌在笔录中也谈到这点，招标时，很多公司名字不一样，但幕后老板是一个人，而赵耘的背后就站着“招呼局长”王纪平。
“千万元”：“招呼局长”的大胃口
早在2010年春节前夕，北京市纪检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王纪平。但此前两个月，纪检部门因调查另一起案件而将王纪平的情妇拘捕，使得王纪平成了“惊弓之鸟”，他紧锣密鼓地提前做好了串供、毁赃灭证的准备，甚至让一些关键证人移居海外。
王纪平在接受调查之初，一度表现得十分狂妄：“就你们几个还想查我？等我出去非整死你们不可！”
与此同时，托人说情的、直接恐吓的，纷至沓来。王纪平拒不交代，使办案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调查，案件终于被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单独或同其亲属，利用担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帮忙，先后多次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钟小春等单位及个人给予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2002至2004年10月期间，王纪平贪污数额约1047万元。
2002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单独或伙同其亲属，利用担任市地税局局长之便，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公司及创意未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钟小春等单位及个人的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
2002年至2008年1月期间，王纪平利用担任市地方税务局局长之便，接受其弟王亚平(另案处理)转达王福增、王万通的请托，先后为王福增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市中原創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通州区地税局业务综合楼、市地税局税务档案馆工程，为王万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通伟业装饰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燕山分局纳税服务用房工程室内装饰工程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弟王亚平先后多次收受王福增给予的人民币80万元和王万通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2002年至2008年期间，王纪平为赵耘经营的公司承揽市地税局多项产品采购及服务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子王汉清(另案处理)，先后多次收受赵耘实际控制的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威佳启良科技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70万元，还通过其子王汉清收受赵耘给予的钻戒一枚(价值9万元)。
2003年至2004年期间，王纪平接受周小红(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所在的北京深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计算机设备采购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妻邓某某收受周小红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82768元)。
2003年至2009年1月期间，王纪平接受钟小春(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担任负责人的创意未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艺城园装修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北方建磊装饰装修有限公司分别承揽市地税局干部培训中心、稽查办公楼、部分基层地方税务所、东城区地方税务局综合办公楼等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收受钟小春给予的工商银行储蓄卡一张，并在消费人民币12万余元后将卡退还，后又收受钟小春给予的民生银行储蓄卡一张(内存50万元)。
2005年至2006年10月期间，王纪平接受赵耘转达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的请托，为该公司下属的北京通软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市地税局及各区、县局采购微软软件产品业务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通过其子王汉清收受山东浪潮商用系统有限公司通过赵耘等人转来的人民币76万余元。
2006年至2009年期间，王纪平接受毕林枫的请托，为其子毕然的工作调动提供帮助。为此，王纪平收受毕林枫给予的“伯乐相马”玉雕件一套(价值120万元)。
此外，王纪平充分利用“税控机”改革的机会，帮助情妇赵耘获得巨额利润，他利用税控机具的招投标，为自己谋利。他插手税务机具的生产商、经销商及相关业务代理商的选定事宜，向下属官员打招呼，左右招投标结果，令其关联公司中标。据指控，王纪平的贪污发生在2002年至2004年10月期间，贪污数额为1047万元。
当时，正值市地方税务局向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税控密码器期间，这是北京首次推行税控机，浪潮公司是六家中标的生产商之一。在此过程中，王纪平就已经与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王纪平首先促成钰林天元公司成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公司授权的税控密码器唯一经销商。
就这样赵耘在前，王纪平在后，两个人“强强联手”，基本掌控了税控机的招标。检方称，王纪平还促成市地税局信息中心与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逐步将此公司交由赵耘实际控制。北京恒信恒安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北京市地税局信息中心原主任杨玉杰为该公司的首任法人代表。2004年10月，该信息中心将北京恒信恒安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钰林公司。此后，钰林公司又将北京恒信恒安公司的80万元资产转让给赵耘，法人代表也随之变更为赵耘。检方指控，此后税控密码器唯一经销商——钰林公司将税控密码器加价后出售给北京恒信恒安公司，从而使得王纪平和赵耘将加价款1047万余元非法占有。
有了“招呼局长”的关照，使得北京恒信恒安公司从2003年起，每年的营业额均超过2000万元。
预防支招：制约一把手的“绝对权力”
爱打“招呼”的王纪平终于亲手把自己“招呼”进了监狱，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惩罚。
王纪平在主政北京市地税局期间，大力推行“信息整合系统升级”过程中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在招标过程中出租权力，谋取私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他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个人权力过大，一个系统的人、财、物大权一手掌控，所谓的“民主决策”，其实更多的是“权力管理”，以至于重大决策基本是一言堂。再加上行政权力超越边界，从而扩大了王纪平的寻租空间。这种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为王纪平的贪腐创造了有利环境。
王纪平的“招呼”之所以威力巨大，最根本还是因为他手里握有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不管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哪怕是一个小纸条、一个招呼、一句话、一个点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制约“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此外，一个小小的“税控机”彻底暴露出，招投标领域仍是预防腐败的关键地带。
王纪平打一个“招呼”就能决定招投标，事实上，当年参与评标的，除刁维列、彭某等地税系统内部人员，还有一些专家。专家到场后，也就是看看标书，提提问题，比比优劣，打打分数，仅此而已。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或者说，“当权者”想给他们多少“话语权”，他们就只能有多少“话语权”。与“一把手”比起来，这些专家真的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走过场。失去了监督，王纪平们一句话，的确价值数千万，甚至过亿。北京地税局数据显示，仅国标税控收款机一项（北京地税信息系统包括很多项目），到2007年年底，约7万户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要推广安装。2011年6月底前，北京的小规模纳税人都要装国标税控收款机。公开资料显示：“税控设备市场广阔，未来五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80亿元。” 所以，那些投标企业怎么会不舍得花大钱运作，因为傻子都知道，一旦运作成功，那就是高额回报。这也一语道破了为什么王纪平要和自己的情妇联手，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给别人做不如给自己做”。
在目前招投标市场中,一些行业和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资金的安排者,还是代理机构的遴选者。仲裁者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力于一体,极易在市场经济中引发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由于我国行政架构实施的首长负责制,一方面确实保证了政府行政行为实施的效率,但与此同时,一旦权力缺少约束和监督,就易形成一言堂,而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反腐的过程中,务必要扼住领导干部这一源头,运用制度规范和监督制约等综合措施,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科学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行使走上法治化、程序化和透明化的良性轨道。同时,加大对关键岗位“易感人群”的教育引导,增强其自身抵御腐败“传染”的“免疫力”。
由此可见，权力过大就容易突破底线，而底线往往不是很清晰，这种“给谁做不都是做”和“给别人不如给自己人”的官场“亚腐败”更易滋生腐败窝案。《公务员法》早已实施，但一些干部认为“大家都是这样搞”，“你这样搞我也可以照样搞”。这种“亚腐败”一弥漫就直接造成了有恃无恐的局面，一些人突破一点，另一些就敢再突破多一点。
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条：公务员退出机制亟待完善。虽然《公务员法》规定辞职、辞退、开除、退休等退出机制，但现实中除退休外，其他方式鲜有运用，加之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给公务员一步步滑向犯罪创造了条件。另外，尽快完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以及制定反腐败法，都是制约发生这种腐败窝案的有效措施。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