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1894--1979）陕西西安灞桥人。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反袁。1918年参加靖国军反段，靖国军失败后追随杨虎城，1924年出任杨虎城的第一个军校——安边军事教导队队长,后任国民三军三师游击二支队司令。1927年后任第二集团军10军参谋长，暂21师参谋长。杨投蒋后，部队扩编，孙升任7军17师长。曾主持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秘密联络。西安事变时，孙蔚如任戒严司令。事变后，杨虎城出洋，西安绥署及17路军被撤消，改编为38军，孙任陕西省主席兼38军长。抗战期间，38军升格为31军团和第四集团军，孙任军团长和总司令，兼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中条山西段战斗。1945年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副主任，拒绝去台湾，并授意部下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兼陕西省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孙蔚如将军一生最辉煌、最突出的事情，就是抗击日本侵略，保卫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其一生事业的顶峰。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少数社会公认的坚决抗日并且卓有成效的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1931年9月27日，孙蔚如在7万余人的群众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凡属军人都有发表主张的必要。本人的主张，就是简单的一个‘打’字，‘打’字一字，可使一切不成问题。…… 现在我们对日宣战，一切不用准备，必要以热血头颅与强日拼命，非将倭奴驱逐国外，以夺还我国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其时间之早，立场之坚定，态度之鲜明，情绪之急切，是国民党将领中罕见的。随后，他率军入甘，平定北洋军阀余孽吴佩孚叛乱，局势甫定，就立即致电西安，询问日本侵华及我国备战情况，并望时时告知。
　　九·一八事变后，他勇敢地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剿共”政策的不满，并与杨虎城一起付之于反蒋抗日的实际行动。他在1931年11月对记者公开发表谈话说：“内战，不外乎同胞打同胞，究有什么好处！”1935年5月，他在驻防陕南“剿共”前线时，代表第十七路军致信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浩昌：“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奢谈‘攘外必先安内’……蔚如与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自此，两军形成了全国最早的反蒋抗日统战局面，并和毛泽东互致信函，取得一致意见。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孙蔚如将军起了重大作用。如米暂沉所说，孙蔚如是“西北军中仅次于杨虎城的有号召力的二号人物”，也是西北军中最具军事实力的人物。这在西安事变的发动和和平谈判的较量中，特别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不少将领倒向蒋介石，或与蒋介石暗通款曲，而顾祝同等率领的几十万大军逼近长安，这时候，除了三原一带新部署的红军外，注重大局，沉稳练达，具有实力而又有号召力的孙蔚如是有着重大作用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也是反复权衡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孙的贡献值得注意：第一，孙凭借主席这个平台，本着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救国宗旨，以灵活的策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苦心孤诣的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的成果，保持并继续推动了陕西省国共合作的局面。第二，事变后，东北军很快瓦解冰消，在抗战中难觅踪影，而西北军呢？离杨附蒋的冯钦哉第七军被扩编为第27路军（仍为陕军），孙部的第38军一个团也另寻出路，三个警备旅走了一个半，但杨部的基干力量尚在，第17路军被缩编为第38军，杨虎城曾经在出国前表示，只要实现了全国抗战，西北军摔掉了也值！在这种情况下，孙团结、维护了这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对伍，并且逐渐壮大，成为抗日战场上英勇拼搏的部队；第三，本着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将陕西省的各项工作迅速转上了战争轨道，并且躬身力行，夜以继日，坚决而有效地做好了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这在各省中是最突出的。
　　1937年7月－1938年7月，孙蔚如在派出部队赴前线作战的同时，全力以赴做好后方工作，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防空、支前、募捐、征兵、物资储运、慰问前线、形势教育等等工作都有条不紊的高效运行着，并且事无巨细，躬行亲为，由于他文化功底深厚，是文武双全的“儒将”（蒋介石语），逻辑清晰，表达能力强，他在这个时期的演说和文章是最多的，几乎天天有，甚至一天几次演说，引经据典，有理论，有事实，极具鼓动性和说服力，说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最具才华的“演说家”也不过分。为了做好工作，他把自己的夫人李定荫也安排成一个日夜忙碌的“抗日夫人”。这样一个一心爱国的国民党将军省主席是少有的，就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的抗日工作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当时就获得国人的普遍称许。
　　1937年，他派出第17师、教导团、第一七七师之五二九旅次第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分别在井陉口、旧娘子关、忻口之正面战场取得辉煌战果，其中五二九旅获战地指挥官五次传令嘉奖。战役惨烈，其中，教导团2700余人，牺牲2000余人，战后仅能编两个连。1938年，派出一七七师（缺五二九旅）开赴前线，经旬日激战，克服永济，虞乡，临晋、漪氏等县。
　　1938年7月，孙受任第31军团军团长，率部杀入山西抗日战场。首开永济战役，激战7日（教导团张希文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壮烈牺牲），大挫日军。遂东进中条山，保卫黄河。其防地西临同蒲铁路，背靠黄河，横广300余里，纵深30多公里，沟道错杂，交通艰难。11月，孙受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卫中条山地区，至1940年10月，共防卫中条山3年之久，日军先后进犯11次，皆予敌重创，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不能进入山东和豫西，日军形容中条山为“盲肠炎”，人民则称孙部为“中条山铁柱子”。其中有两次战役最为惨烈，其一是1939年的六．六战役，粉碎日军九路进攻，激战10日夜，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歼敌万余人。其二是1940年的四·一七战役，以诱敌深入的战法，激战两周，击溃了敌人，守住了阵地。三年中，孙部伤亡2万余人，歼敌2万余人。这样的比例，在中国战场是非常杰出的（一般来说，抗日战场上中日两国军队的伤亡比例是3：1）。
　　1940年，孙部调入豫西，在1944年的豫西战役中，其他中国军队一触即溃，孙部在登汜阵地和韩城镇两次大战，予敌重创，完成了掩护友军转移的任务，成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唯一完成任务的特例。中国共产党在批评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声明中，特别表扬了孙蔚如部这支“杂牌军”：“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
　　1945年孙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后，受任武汉地区受降主官，他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布告，组织了一系列的机构，制订了接收工作的一系列条令工作细则，严厉命令各部门日夜运转，勿稍松懈，有敢贪污舞弊、以身试法者。必将严惩不贷。在19日内，受降日军21万，伪军10万，接收大批物资，接受300余所局、厂、仓库均能继续生产和工作，未曾停工停产。充分表明了孙蔚如将军对抗战胜利果实的高度重视和珍惜，显示了一个爱国军人维护民族权力的高度责任心。
　　孙蔚如将军这一生，历经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但他一生的历史轨迹非常清晰，他一直跟随历史的主流，不但中途未消失在历史烟云中，而且，领导历史前进的先进政党（中华革命党，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尊重他，帮助他，视他为革命战友或忠诚的朋友。
　　孙将军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晚清的辛亥革命，帮助山西新军进攻驻防西安的八旗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投笔从戎，参加了陕西靖国军，保护新生的中华民国和临时约法，1926年参加西安守城战役8个月，抗击北洋军阀围攻，策应南方的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国民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在国共10年内战时期，在前三年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这是他一生最苦闷的时期，慨叹“中原板荡”民不聊生，煞费苦心地协助杨虎城在军阀争斗得缝隙中维护这支革命的力量，同时，做着剿灭反社会的土匪力量、掩护共产党人等有意义的工作，他在拒绝蒋介石迫害共产党人时，悲愤的说：这是“损伤国家元气！”“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是有为之士，基于爱国救民之愿，不顾生命，参加革命……诚谓可嘉，何谓可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深切的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主动协助杨虎城在全国率先开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行动，1936年，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并领导陕西顺利地转入了抗日轨道；在1937－1945的8年抗战中，他始终如一坚持国共合作、坚决抗战并且卓有成效的高级将领；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他的职务虽在，但被剥夺了兵权，他头脑清醒，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共产党代表着民族的前途，从而安排了过去所属的部队投向共产党的去路，自己也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投向了新中国的怀抱；解放后，他全身心的投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之中。
　　孙蔚如将军终身以“仁”、“和”、“中庸”为处世原则，博爱和“和而不同”使他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和一个善于合作、宽阔如海的胸怀，“顺势而行”使他成为沉稳缜密、工作高效、上下左右均能接受的人。他的博爱以同情弱者、视民如父母兄弟姐妹为特色，一生所经之处，都留下了开办学校、修桥补路、助民农桑、赈灾济民、移风易俗等等事迹。
　　孙蔚如也是有名的大孝子，在1926年与北洋军阀搏斗的8个月的西安守城战役中，其父逝世，他没有回家，化悲痛为力量，墨绖登城。于敌血战。日本投降之际，恰逢慈母去世，他闻讯大恸，立即电致蒋介石，请假奔丧守孝，他曾对母亲许诺：“待抗战胜利，儿即归家侍奉母亲。”蒋介石好言抚慰，劝其以繁杂的受降国务为重，并告知已委托陕西地方长官妥办太夫人丧事。孙又在丧母的悲痛中，认真负责的完成了武汉地区受降任务。
　　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对国家，对人民，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对挚友可做到两肋插刀，他为了营救杨虎城出狱，千方百计，坚持不懈，甚至请求蒋介石：“愿以身相代，让为国为民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杨虎城出狱报效国家民族。”对学生，对乡党。对部下，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他也挺身维护，甚至代人承担过错。
　　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教育家人子女极严，终生未积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