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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平凹擅写故乡“商州”，可以说最早是以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和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其“商州系列”作品，通常也被归为“寻根文学”的一支。但似又与其他“文化寻根”自觉意识浓厚的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商州系列”作品里，《商州初录》的典型性和文学性不容忽视，兼具民间性、抒情性与古典美学境界并呈的艺术追求。拟笔记体的文体体式里，兼具中国古代笔记体散文和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这是在文体形式上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归和致意。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叶的当代文学经典进行重读，可以温故而知新，有益于思考当下和未来当代文学的走向，以及学理性研究可能的面向和维度。
关键词： 商州系列;民间性;抒情性;拟笔记体;笔记体散文;笔记体小说
一
贾平凹擅写故乡“商州”，可以说最早是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和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以至近年有同乡作家会这样坦陈：“我曾和平凹先生开玩笑说：‘今后再不准你写棣花了，留点小缝缝，让我们这些蹩脚的小文学爱好者也能扑腾两下么。’他只是笑笑，说：‘棣花咋样也写不完，看你咋看哩么。’”[1]“棣花”不仅出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而且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的主人公就是韩玄子，“棣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代商州。所谓的不准贾平凹再写棣花，也是极言其“商州系列”作品，把商州几乎面面俱到都写到了。既然贾平凹已经把作为商州的一个小小部分的棣花都写全了，遑论商州？是贾平凹令“商州”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熠熠生辉的一个组成部分。
贾平凹以写商州而闻名，他的“商州系列”作品，是始自1983年的《商州初录》，紧跟其后又写了《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加上那有名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等。1985 年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性年份，是先锋派文学的标志和纪念性年份。巧合的是，贾平凹在这一年也创作大丰收。一年当中接连发表了《天狗》《远山野情》《冰炭》《山城》《篙子梅》《初入四记》《黑氏》《人极》《商州世事》《西北口》等十部中篇，大多属于商州系列。此前的《九叶树》和以后的《火纸》《水意》《古堡》，一直到被视为“商州系列”终结篇的《浮躁》[2]，才形成了贾平凹的较为完整的“商州系列”作品。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与1985年前后文学艺术领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关系，通常也被归为“寻根文学”的一支。但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写作，恐怕又不能算通常意义上最具典型性和自觉意识的“文化寻根”。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分析和定位还是基本准确的，大致有三：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启蒙主义话题加上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是其表现，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三个方面被认为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以上几个层面的寻根的意义。[3]
当时的文化寻根意识和“寻根”的文化热潮流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是由自觉不自觉的创作行为和文学批评行为共同构成的。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和《西湖》两家杂志社在杭州举办座谈会，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在会上就近期的创作现象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第4期的《文学的“根”》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也对这一主张做了各自阐述，由此形成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4]
贾平凹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以不失诗意的笔触，紧贴时代地写出了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州农村经济的变革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物心理的发展与变化，写出了商品经济、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商州古老生存方式、民俗物事人情的影响和冲击。商州农村人物心理变化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当中，又隐现着时代变革大潮中的人性内涵及精神风貌。这样的作品，是符合当时评论界的期待的。所以，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像一捆“集束手榴弹”，迅速在文坛炸响，一时关注度和评论热度兼备，“新文学有史以来农村题材的传统优势似乎难以为继的时候， 他的这些作品来得显然是太及时了”，“作家韩石山用‘这孩子可走上正道啦’来讽刺评论界那种欣喜自得的态度”[5]……说明什么？评论界认为作家能够这样及时地写好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需求的作品，才是最为恰逢其时和符合大家心理期待的。评论界的这种期待得到满足，于是表现出整体性的欣喜自得，并且由他们命名的“改革三部曲”因在内容主题等方面符合时代需要的“正道”，而给予作品以充分的肯定，倒是改变了1983年之前已经初具文名的贾平凹颇承受评论界的批评之声的情况。
言其为“改革三部曲”，虽不能算错，毕竟这三部作品和《天狗》《浮躁》等，“都主要描写农村生活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描写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等[6]，但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改革文学”。商州系列作品虽也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们似乎又与其他“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商州地区风土人情和民众特有的生存方式，“展现出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纯朴的笔调营造出了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7]，民间性、抒情性与古典美学境界并呈的艺术追求，这恐怕是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最为典型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义。
二
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里，笔者根据阅读体验，较为欣赏《商州初录》《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又备觉《商州初录》的阅读美感和艺术性文学性尤胜。《商州初录》最早发表于《钟山》1983年第5期，由引言和14篇共计15个篇章（小节）构成，其中8篇写商州地方：《引言》《黑龙口》《莽岭一条沟》《桃冲》《龙驹寨》《棣花》《白浪街》《镇柞的山》。7篇写商州的人物：《一对情人》《石头沟里的一位复退军人》《捕鱼捉鳖的人》《刘家兄弟》《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屠夫刘川海》。人物是散落在各个篇章里的，人物彼此之间无甚关联。人物好像也是因地而生，是伴随着商州地方的山、川、崖、渡等而生的，环境是整个《商州初录》的灵魂和重心。即便是写人物，写的也是商州地域文化环境中的人物，每个篇章写到人物时，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始终“在场”，人物也因商州地方和環境，而生出别样的风情、人情以及淳朴人性——这些或许也愈加凸显出了商州的地方性因素和商州地方文化特质。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令商州出名了，出名到什么程度呢？外边的世界都知道了有个商州。在1984年《商州又录》的“小序”中，贾平凹写道：“社会上议论纷纷，尤其在商州，《钟山》被一抢而空，能识字的差不多都看了，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无论如何，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8] 商州被写出名了，但商州其实并不好写。因为这里没有太过了不起的人物，《商州初录·棣花》和小说《腊月·正月》里的韩玄子，恐怕已经算是商州“名人”了。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引言》里，既已言明写作的不易，不易在原来这个“商州初录”不是突发奇想式的写作，作家自陈构思更是早在七八年之前，“为商州写书，我一直处在惶恐之中”，“因为大凡天下流传的地理之书，多记载的是出名人的名地，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商州从未出现过一个武官骁将”[9]。贾平凹以他的文学功力，生生把商州写活了、写美了，写得让读者凡读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平凹能写活商州，一是他本人对商州的感情，那里不仅有他的祖坟，当时那里还有他的双亲高堂以及众亲广戚;二是他前已积累的文学功力，让他在写商州时文字可以行云流水;三是他为了写好商州而下足了功夫，不僅是几次回到商州去采集风物民情，光商州的地方志，他就查过十八本。同是商州，有人说那里是天下最贫困的地方，“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沿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但换一种眼光，在贾平凹笔下，商州可以是：
但有人又说那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屋后是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再是木桩篱笆，再是青石碾盘，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水中又有鱼，大不足斤半，小可许二指，鲢、鲫、鲤、鲇，不用垂钓，用盆儿往外泼水，便可收获。有人说那里苦焦，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白麦馍馍，红白喜事，席面上红萝卜上，白萝卜下，逢着大年，家家乐得蒸馍，却还是一斗白麦细粉，五升白包谷粗面，掺和而蒸，以谁家馍炸裂甚者为佳。一年四季，五谷为六，瓜菜为四，尤其到了冬日，各家以八斗大瓮窝一瓮浆水酸菜，窖一窖红薯，苫一棚白莱，一个冬天也便过去了。[10]
这些平平常常的地理山石、自然环境、物事人情，就如春风拂面一般出现在了读者面前。地理自然、风土人情等以及清新纯朴的笔调所营造出的丰盈着诗性抒情性美感的艺术世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也是以一个个短篇串成长篇，为湘西写作了诗意美感的水边世界，像长诗，又像多彩的连幅画卷。贾平凹写商州的古意笔法、诗意美感，映衬出了民风的淳朴，展现出散落在民间的美好人情人性，与沈从文的写作是能隔代相沟通、遥相致意的。贾平凹写作商州系列作品的过程，正是工业化、现代化兴起，改革开放大潮也不断涌向乡村涌向商州的时候，作家想让大家了解现代生活中商州古老文化和民风民俗民情的意义与价值，“他要使读者知道， 中国还有这么一方水土， 这么一群子民”[11]。相较于有些“文化寻根”意识浓厚的作家而言，贾平凹对自己生长和成长的故乡商州，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不会去刻意搜寻或者以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这文化之根中的丑陋、愚昧、险恶的因素，反而是更多诗性和抒情性的笔触，也就愈加能够凸显商州地域和文化当中那些诗意美感的方面。诗性和抒情性的描述，抑制不住似的从作家笔下汩汩流出。
商州系列尤其是《商州初录》所表现出的民间性，离不开商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更离不开商州自然之美中所孕育出的民俗风情之美和人情之美。就像沈从文自诉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童年记忆与青少年水边生活经历，才令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经由水的流动，使得沈从文可以 “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也使他能够自由运用手中的一支笔，写作水边的故事。沈从文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能够写活水边船上的人物和人物的性格，甚至由多年以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使得沈从文的文字中添了一点忧郁气息和成分……面对没有名人名地的商州，光有对于商州的纸上印象和童年、青少年记忆是不大可能写出动人的作品的。任何能够打动人的作品，都离不开生活，贾平凹对于写作和生活都是认真乃至敬重的。“一个县一个县地游走，每到一县，先翻县志，了解历史、地理，然后熟人找熟人，层层找下去，随着这些在下面跑着的人到某某乡、村、人家，有意无意地了解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12]下了这许多的功夫，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商州初录》这样古意犹存和古风遗韵的文人笔记体散文作品了（其中关乎人物的部分，似乎又是使用了小说的笔法，《商州初录》可以视为是将中国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与文人笔记小说两相兼容的文体和叙述形式），也就不难理解商州的自然之美为什么具有别处不具有的艺术魅力。比如《黑龙口》的雪、山、川、石桥等，可能是别处也有的。路窄，路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等等，别处也不鲜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小极小的镇子，沟洼里的人家，在作家笔下，竟然透出别样的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
南北二山的沟洼里，稀落着一些人家，都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河面上还是冰，但听不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进去，在那里淘着，淘菜人手冻得红萝卜一样，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冰封了河，是不走桥了，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那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屙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但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13]
这样的描写所写的场景，并不一定是“商州”才有的，但经了作家之手，它便独属于黑龙口，属于商州了。商州的自然之美也就孕育出了商州文化独有的风情和人情之美。像《黑龙口》中天黑了主人夫妇会邀请旅人同炕，旅人反而是睡在主人夫妇之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主人被炕头上的喇叭呼唤着去开会，主人也只是窸窸窣窣穿好衣服，只是问一句旅人：“你是学过习的？”——这是验证人品和守持的“真理”标准似的。然后临走把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回来再端碗凉水来让你喝，“你喝了，他放心了你，拿了酒又让你喝，说你真是学过习的人”。商州的古风遗存、民情淳朴和自带风情之美，都在里头了。
《莽岭一条沟》是洛南和丹凤相接的地方，只有十六户人家，去沟里四十里的地方有个仙境一般的去处，住着身怀接骨绝技的老汉。老汉被老狼请去给另一只老狼治病的故事，颇有古代传奇小说的味道。老人在看到老狼在门口放了一堆小孩脖子上的银项圈、铜宝锁的“报恩”之举后，方才明白这是狼吃了谁家的小孩才有这报看病恩之举的。老汉自悔罪孽深重，跳下崖头而死。沟里人则组成猎队除了恶物，又在老汉坟前立仄石为碑，上凿老汉高超艺术和沉痛教训。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变和散发持久魅力的，是商州文化中的淳朴民风和古风遗存。 《桃冲》中被逼无奈消失的老汉突然回来了，带着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洛河上再度恢复了小小的渡船。儿子依着老子的模样，依着老子的秉性长起来了，也善眉善眼儿，却心底刚强，体力不济了，也一定要造起一个渡船来，继承父亲的工作。不久，儿子的儿子，又是一个当年老汉的儿子……商州这个地方的民风、民情和民间性，不就是这么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么？《一对情人》中，两个男人帮他们的同伴约会女子，各种给憨憨的男人出主意和帮衬;女子对男人的情深意笃，甚至不惜偷出爹爹的钱给男人，让他充作自己爹强要的数额不菲的彩礼;老汉关起了女儿，女子踢断后窗，和男人一起跑了。女子对男人情深意笃，而老汉也不再强横，只盼着他们回来，自己能招他做上门女婿，将来可以为自己摔孝子盆。《石頭沟里一位复退军人》里，复退军人与推碾子小媳妇（寡妇）隔着重重阻挠相好，并不畏阻障反复申告而终于能够领了结婚证。《摸鱼捉鳖的人》中长相丑陋的汉子，将求爱的纸条塞进酒瓶扔进河里，这漂流瓶载着的是一个汉子的本真的爱的理想和憧憬。《刘家兄弟》里加力加列兄弟性格人品人生经历判然有别，加列死于为匪，在烈火中葬身，加力替其养大遗孤周彦，后来又操持周全地埋葬了死去的周彦，极尽兄弟手足之道，加列与周彦父子俩的坟边长起的桃林和加力老汉修成一碑上刻“做人不做加列”，无不说明了这里的世道自在人心，加力于兄弟、于乡邻都是尽情尽义的，民风淳朴，古风亦留存。
《小白菜》的故事就像是为一个生在商州山阳的人尖子女子写就的野史杂传。小白菜受尽大家的不公对待，被造反派的司令糟蹋了，仍然想方设法跑去卫校给那些“老头子”们通风报信，让他们快逃。结果被那个司令知道后，受尽奸辱，被装进麻袋，让人活活用棍打死了。后来老头子们纷纷重新任职，小白菜的案件得以明白，但是小白菜埋在何处却都已经无人知晓。这个女子的遭遇虽然悲惨，却是对人有情有义，救人于危难之中。《一对恩爱夫妻》里，丈夫为了妻子不再受辱，两人达成的共识是把女子美丽的容颜毁了。从此，“他们夫妻的日子安静了，他永远属于她，她也永远属于他”。这样的夫妻，这样的默契，这样的深情，竟然一时无以找出相称的词藻来对等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之间的感情。
《商州初录》里这些民间性审美因素，是与商州的地理环境、自然风物相融和缠绕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商州的自然之美也孕育出了民间性和抒情性兼备的商州地域的风情与人情之美。“《商州初录》首先展示出商州的自然之美，在贾平凹看来，自然之美无疑正是孕育着风情与人情之美的理想土壤”，这里的树木炊烟悬崖桥渡等，构成了这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衬托得“这里的人文风情当然也更是温馨动人”[14]。所谓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只不过是在贾平凹写商州时，闯入了他的视野，并不是他刻意非要表现这些。如果有研究者想从他的《商州初录》中剥离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等，想让人物深刻反映时代背景或者人物所处的环境，想让人物表达什么主题趋同的共性性质的矛盾焦点等——大约是会失望的。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商州文化是他的文学之根，但秦汉文化传统其实是散佚在民间的。贾平凹的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根，“实际上也就是进入民间世界、感受民间气息的过程，后者更加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而古老文化不会老去，便在于与民间的贯通凝合，两者已成一个整体”[15]。
三
在《商州初录·引言》中，贾平凹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以遗落了商州的速度似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兴起，市面繁华，但恰恰因为此，商州“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在作家眼里，自己的小书，是自己对家乡所尽的一份力，即使被卖辣面的人拿去包装了或者当了商州姑娘剪铰的鞋样了，“也算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了”[16]。而在《商州又录·小序》里，他又说：“面对这块地方，细细作了一个考察，看中国山地的人情风俗，世事变化……”[17]说他通过《商州初录》，“给商州系列小说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背景框架”，“目的是要在这里建立他以后的创作基地，挖掘出他所能探察到的所有人生底蕴”[18]，大抵是不错的。但并非说《商州初录》是单薄空洞的，非要“改革三部曲”那样的小说才更有艺术影响力。《商州初录》是民间性、抒情性并呈，而且兼具古典美学境界追求的作品。在笔者看来，反而比那些满足了评论家们期许作家写作“写实”性小说意愿的小说，更具有一种别样的、可以洞穿时间的魅力和恒久不衰的影响力。《商州初录》所尝试的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文字凝练之外，诗性与抒情性兼具，结构上呈现散文文体特征，而具体的人物、故事又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故事性。《商州初录》文体呈现出明显的向传统文体形式回归的古典气韵，是作家在西方现代小说叙述形式之外，对中国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和笔记体小说的找寻和致敬。作品的古典美学境界也部分源自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小说）体式的采用。
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贾平凹是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传统的传奇体和笔记体之间汲取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并思考这一“当代生成”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包括传奇体和笔记体两种基本类型。相对来说，笔记体更具儒雅品格。“笔记体小说能更为平和地看待人间寻常人事，对爱情的描述也较为克制，既无道学气也无才子气，而只是将其视为现实中的一部分，因此笔记体小说往往具有稳定的现实感，情感表现也较为克制、内敛，注重情感的平衡和健全。与传奇体相比，笔记体更有风土人情和百姓家常的内容描述。”[19]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对于《商州初录》采用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几乎是一种共识。但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或散文、或小说这样的分歧？ 是不是说明了《商州初录》本身就是对不同文体形式的杂糅和多元性继承与发展？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说它是散文还是小说，它都是采用了笔记体或者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商州初录》里引言之外的14个篇章，在总体形式是笔记体的整体特征之中，涉及具体的人物及其故事时，又是不乏传奇性的。 《商州初录》之后，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仍然是笔记体体式不失，但传奇性小说特征愈显和愈清晰起来。在那被称为“改革三部曲”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三部小说中，就更加明显。三部小说中，符合评论家期待的、反映时下生活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写实性”因素明显增强了，但行文间却是贾平凹那支擅长写意的笔涂抹出的写意笔调。《小月前本》中，让小月不知该情倾哪一方的不安分的门门和安分守己甘当老式农民的才才，分别对应着《鸡窝洼人家》里不安分守己干农民营生的禾禾和安分守己老实本分的灰灰。灰灰和烟峰、禾禾与麦绒本各是一对夫妻，不意禾禾麦绒性情和价值观似都不相投而先是离婚了，后来灰灰烟峰也闹了离婚，最后性情相投的灰灰麦绒、禾禾烟峰各自配成了对，重新组建了新家庭。《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似乎是应和了评论界对作家更加写实、更加反映改革开放对农村影响这一“批评期待”。但完全不能否认的是，两部小说抒情写意的笔调，是打着贾平凹特有的写作印记的。就是给作家戴上一顶《商州初录》之后他更加走向传奇体小说的帽子，也没有办法否认即使是在小说里，小说那民间性、抒情性和古典美学境界一刻也没有消失，竟然就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审美取向;无法否认《小月前本》生活和《鸡窝洼人家》里，那不失古典意境的生活化细节化叙述的笔法和写法，充盈和活泛在文本里，谁都无法视而不见。
在1984年2月25日写就的《小月前本·跋》中，贾平凹自言是在匆匆完成《商州初录》之后，立即便又草写成了《小月前本》——这也很明显地对应了读者从《小月前本》乃至《鸡窝洼人家》当中，都可以清晰感受到一如《商州初录》里那样的笔法气韵。贾平凹在《小月前本·跋》里诚恳说出这样一段话：
但我的思考是大浅薄了，未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而在写作过程中，笔力常常不逮。我不会结构大的情节，我想步步为营地推进;我想尽一切办法使调子拙朴一点，但却控制不住节奏。我只是笨拙地想：使作品尽量的生活化吧，使所描绘的生活尽量作品化吧。这样是不是行？我安慰自己：试验一下，若效果不好，就在以后校正吧。于是一个毛头的不安分的小月就发表出来让她唱一出“前本”了。[20]
很多人可能忽视了贾平凹的这段话，殊不知贾平凹的很多序或者跋，近年已经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者、评论者和读者窥视作家创作心路和写作路径的重要一翼。这段话，是作家写作《小月前本》时最为真实真切的心理感受，其实“笔力常常不逮”与“不会结构大的情节”，想步步为营地推进、想“使调子拙朴一点，但却控制不住节奏”，“使作品尽量的生活化吧”，等等，也无一不是在说明《小月前本》褪不去的是拟笔记体的文体体式和特征。
近年有研究者在重读贾平凹时，提出“发现商州”这样一个“地方社会空间”，将之视为重新解读贾平凹的一种方法。评论者是通过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主人公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来解读其背后地方社会空间的构成。认为在韩玄子近乎“乡绅”的社会角色背后，隐藏着商州乡土社会空间虽经巨变依然绵延不灭的历史。认为只有凭借此新的空间视野才可能贴近“商州系列”作品，才能感知贾平凹如何在返乡之旅中发现了作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从而获得了创作飞跃的真正起点，建立起文学世界的时空坐标。[21]这些想法和命意，大抵是没错的，不乏研究者自己的很多思考和探索性认知。但是，看起来更新的理论和思考，仍然是继续了贾平凹在写作“商州系列”作品时就已经有意为之的思考。贾平凹在《商州又录·小序》里，他说的“面对这块地方，细细作了一个考察，看中国山地的人情风俗，世事变化，考察者没有不长了许多知识，清醒了许多疑难”，他也自谦要表现出来实在是笔不能胜任的，自己之所以初录了又录，“全凭着一颗拳拳之心”。“这两录重在山光水色、人情风俗上，往后的就更要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的折光。”[22]哪怕时至近年，评论界、学界的研究，其实是对作家远在当初写作时所秉持的写作初衷和创作意图，进一步作了理论性和学理性的阐发而已。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注释]
[1] 李育善：《走过丹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5页。
[2][5]吴进：《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创作的成熟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 [4][6][7][14][15]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第279页、第285页、第285页、第286页、第287页。
[8][17][22]贾平凹：《商州又录·小序》，《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9][10][13][16]贾平凹：《商州初录·引言》，《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第62页、第64页、第70—71页、第63—68页。
[11][18]吴进：《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创作的成熟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2] 参见《贾平凹答〈文学家〉 问》，《文学家》，1986年第1期。
[19]吴义勤：《“传统”何为？——〈暂坐〉与贾平凹的小说美学及其脉络》，《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0] 贾平凹：《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第318页。
[21]袁红涛：《“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重讀贾平凹的一种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商州系列;民间性;抒情性;拟笔记体;笔记体散文;笔记体小说
一
贾平凹擅写故乡“商州”，可以说最早是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和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以至近年有同乡作家会这样坦陈：“我曾和平凹先生开玩笑说：‘今后再不准你写棣花了，留点小缝缝，让我们这些蹩脚的小文学爱好者也能扑腾两下么。’他只是笑笑，说：‘棣花咋样也写不完，看你咋看哩么。’”[1]“棣花”不仅出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而且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的主人公就是韩玄子，“棣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代商州。所谓的不准贾平凹再写棣花，也是极言其“商州系列”作品，把商州几乎面面俱到都写到了。既然贾平凹已经把作为商州的一个小小部分的棣花都写全了，遑论商州？是贾平凹令“商州”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熠熠生辉的一个组成部分。
贾平凹以写商州而闻名，他的“商州系列”作品，是始自1983年的《商州初录》，紧跟其后又写了《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加上那有名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等。1985 年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性年份，是先锋派文学的标志和纪念性年份。巧合的是，贾平凹在这一年也创作大丰收。一年当中接连发表了《天狗》《远山野情》《冰炭》《山城》《篙子梅》《初入四记》《黑氏》《人极》《商州世事》《西北口》等十部中篇，大多属于商州系列。此前的《九叶树》和以后的《火纸》《水意》《古堡》，一直到被视为“商州系列”终结篇的《浮躁》[2]，才形成了贾平凹的较为完整的“商州系列”作品。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与1985年前后文学艺术领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关系，通常也被归为“寻根文学”的一支。但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写作，恐怕又不能算通常意义上最具典型性和自觉意识的“文化寻根”。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分析和定位还是基本准确的，大致有三：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启蒙主义话题加上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是其表现，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三个方面被认为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以上几个层面的寻根的意义。[3]
当时的文化寻根意识和“寻根”的文化热潮流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是由自觉不自觉的创作行为和文学批评行为共同构成的。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和《西湖》两家杂志社在杭州举办座谈会，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在会上就近期的创作现象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第4期的《文学的“根”》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也对这一主张做了各自阐述，由此形成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4]
贾平凹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以不失诗意的笔触，紧贴时代地写出了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州农村经济的变革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物心理的发展与变化，写出了商品经济、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商州古老生存方式、民俗物事人情的影响和冲击。商州农村人物心理变化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当中，又隐现着时代变革大潮中的人性内涵及精神风貌。这样的作品，是符合当时评论界的期待的。所以，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像一捆“集束手榴弹”，迅速在文坛炸响，一时关注度和评论热度兼备，“新文学有史以来农村题材的传统优势似乎难以为继的时候， 他的这些作品来得显然是太及时了”，“作家韩石山用‘这孩子可走上正道啦’来讽刺评论界那种欣喜自得的态度”[5]……说明什么？评论界认为作家能够这样及时地写好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需求的作品，才是最为恰逢其时和符合大家心理期待的。评论界的这种期待得到满足，于是表现出整体性的欣喜自得，并且由他们命名的“改革三部曲”因在内容主题等方面符合时代需要的“正道”，而给予作品以充分的肯定，倒是改变了1983年之前已经初具文名的贾平凹颇承受评论界的批评之声的情况。
言其为“改革三部曲”，虽不能算错，毕竟这三部作品和《天狗》《浮躁》等，“都主要描写农村生活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描写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等[6]，但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改革文学”。商州系列作品虽也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们似乎又与其他“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商州地区风土人情和民众特有的生存方式，“展现出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纯朴的笔调营造出了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7]，民间性、抒情性与古典美学境界并呈的艺术追求，这恐怕是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最为典型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义。
二
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里，笔者根据阅读体验，较为欣赏《商州初录》《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又备觉《商州初录》的阅读美感和艺术性文学性尤胜。《商州初录》最早发表于《钟山》1983年第5期，由引言和14篇共计15个篇章（小节）构成，其中8篇写商州地方：《引言》《黑龙口》《莽岭一条沟》《桃冲》《龙驹寨》《棣花》《白浪街》《镇柞的山》。7篇写商州的人物：《一对情人》《石头沟里的一位复退军人》《捕鱼捉鳖的人》《刘家兄弟》《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屠夫刘川海》。人物是散落在各个篇章里的，人物彼此之间无甚关联。人物好像也是因地而生，是伴随着商州地方的山、川、崖、渡等而生的，环境是整个《商州初录》的灵魂和重心。即便是写人物，写的也是商州地域文化环境中的人物，每个篇章写到人物时，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始终“在场”，人物也因商州地方和環境，而生出别样的风情、人情以及淳朴人性——这些或许也愈加凸显出了商州的地方性因素和商州地方文化特质。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令商州出名了，出名到什么程度呢？外边的世界都知道了有个商州。在1984年《商州又录》的“小序”中，贾平凹写道：“社会上议论纷纷，尤其在商州，《钟山》被一抢而空，能识字的差不多都看了，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无论如何，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8] 商州被写出名了，但商州其实并不好写。因为这里没有太过了不起的人物，《商州初录·棣花》和小说《腊月·正月》里的韩玄子，恐怕已经算是商州“名人”了。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引言》里，既已言明写作的不易，不易在原来这个“商州初录”不是突发奇想式的写作，作家自陈构思更是早在七八年之前，“为商州写书，我一直处在惶恐之中”，“因为大凡天下流传的地理之书，多记载的是出名人的名地，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商州从未出现过一个武官骁将”[9]。贾平凹以他的文学功力，生生把商州写活了、写美了，写得让读者凡读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平凹能写活商州，一是他本人对商州的感情，那里不仅有他的祖坟，当时那里还有他的双亲高堂以及众亲广戚;二是他前已积累的文学功力，让他在写商州时文字可以行云流水;三是他为了写好商州而下足了功夫，不僅是几次回到商州去采集风物民情，光商州的地方志，他就查过十八本。同是商州，有人说那里是天下最贫困的地方，“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沿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但换一种眼光，在贾平凹笔下，商州可以是：
但有人又说那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屋后是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再是木桩篱笆，再是青石碾盘，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水中又有鱼，大不足斤半，小可许二指，鲢、鲫、鲤、鲇，不用垂钓，用盆儿往外泼水，便可收获。有人说那里苦焦，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白麦馍馍，红白喜事，席面上红萝卜上，白萝卜下，逢着大年，家家乐得蒸馍，却还是一斗白麦细粉，五升白包谷粗面，掺和而蒸，以谁家馍炸裂甚者为佳。一年四季，五谷为六，瓜菜为四，尤其到了冬日，各家以八斗大瓮窝一瓮浆水酸菜，窖一窖红薯，苫一棚白莱，一个冬天也便过去了。[10]
这些平平常常的地理山石、自然环境、物事人情，就如春风拂面一般出现在了读者面前。地理自然、风土人情等以及清新纯朴的笔调所营造出的丰盈着诗性抒情性美感的艺术世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也是以一个个短篇串成长篇，为湘西写作了诗意美感的水边世界，像长诗，又像多彩的连幅画卷。贾平凹写商州的古意笔法、诗意美感，映衬出了民风的淳朴，展现出散落在民间的美好人情人性，与沈从文的写作是能隔代相沟通、遥相致意的。贾平凹写作商州系列作品的过程，正是工业化、现代化兴起，改革开放大潮也不断涌向乡村涌向商州的时候，作家想让大家了解现代生活中商州古老文化和民风民俗民情的意义与价值，“他要使读者知道， 中国还有这么一方水土， 这么一群子民”[11]。相较于有些“文化寻根”意识浓厚的作家而言，贾平凹对自己生长和成长的故乡商州，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不会去刻意搜寻或者以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这文化之根中的丑陋、愚昧、险恶的因素，反而是更多诗性和抒情性的笔触，也就愈加能够凸显商州地域和文化当中那些诗意美感的方面。诗性和抒情性的描述，抑制不住似的从作家笔下汩汩流出。
商州系列尤其是《商州初录》所表现出的民间性，离不开商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更离不开商州自然之美中所孕育出的民俗风情之美和人情之美。就像沈从文自诉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童年记忆与青少年水边生活经历，才令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经由水的流动，使得沈从文可以 “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也使他能够自由运用手中的一支笔，写作水边的故事。沈从文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能够写活水边船上的人物和人物的性格，甚至由多年以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使得沈从文的文字中添了一点忧郁气息和成分……面对没有名人名地的商州，光有对于商州的纸上印象和童年、青少年记忆是不大可能写出动人的作品的。任何能够打动人的作品，都离不开生活，贾平凹对于写作和生活都是认真乃至敬重的。“一个县一个县地游走，每到一县，先翻县志，了解历史、地理，然后熟人找熟人，层层找下去，随着这些在下面跑着的人到某某乡、村、人家，有意无意地了解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12]下了这许多的功夫，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商州初录》这样古意犹存和古风遗韵的文人笔记体散文作品了（其中关乎人物的部分，似乎又是使用了小说的笔法，《商州初录》可以视为是将中国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与文人笔记小说两相兼容的文体和叙述形式），也就不难理解商州的自然之美为什么具有别处不具有的艺术魅力。比如《黑龙口》的雪、山、川、石桥等，可能是别处也有的。路窄，路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等等，别处也不鲜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小极小的镇子，沟洼里的人家，在作家笔下，竟然透出别样的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
南北二山的沟洼里，稀落着一些人家，都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河面上还是冰，但听不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进去，在那里淘着，淘菜人手冻得红萝卜一样，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冰封了河，是不走桥了，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那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屙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但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13]
这样的描写所写的场景，并不一定是“商州”才有的，但经了作家之手，它便独属于黑龙口，属于商州了。商州的自然之美也就孕育出了商州文化独有的风情和人情之美。像《黑龙口》中天黑了主人夫妇会邀请旅人同炕，旅人反而是睡在主人夫妇之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主人被炕头上的喇叭呼唤着去开会，主人也只是窸窸窣窣穿好衣服，只是问一句旅人：“你是学过习的？”——这是验证人品和守持的“真理”标准似的。然后临走把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回来再端碗凉水来让你喝，“你喝了，他放心了你，拿了酒又让你喝，说你真是学过习的人”。商州的古风遗存、民情淳朴和自带风情之美，都在里头了。
《莽岭一条沟》是洛南和丹凤相接的地方，只有十六户人家，去沟里四十里的地方有个仙境一般的去处，住着身怀接骨绝技的老汉。老汉被老狼请去给另一只老狼治病的故事，颇有古代传奇小说的味道。老人在看到老狼在门口放了一堆小孩脖子上的银项圈、铜宝锁的“报恩”之举后，方才明白这是狼吃了谁家的小孩才有这报看病恩之举的。老汉自悔罪孽深重，跳下崖头而死。沟里人则组成猎队除了恶物，又在老汉坟前立仄石为碑，上凿老汉高超艺术和沉痛教训。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变和散发持久魅力的，是商州文化中的淳朴民风和古风遗存。 《桃冲》中被逼无奈消失的老汉突然回来了，带着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洛河上再度恢复了小小的渡船。儿子依着老子的模样，依着老子的秉性长起来了，也善眉善眼儿，却心底刚强，体力不济了，也一定要造起一个渡船来，继承父亲的工作。不久，儿子的儿子，又是一个当年老汉的儿子……商州这个地方的民风、民情和民间性，不就是这么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么？《一对情人》中，两个男人帮他们的同伴约会女子，各种给憨憨的男人出主意和帮衬;女子对男人的情深意笃，甚至不惜偷出爹爹的钱给男人，让他充作自己爹强要的数额不菲的彩礼;老汉关起了女儿，女子踢断后窗，和男人一起跑了。女子对男人情深意笃，而老汉也不再强横，只盼着他们回来，自己能招他做上门女婿，将来可以为自己摔孝子盆。《石頭沟里一位复退军人》里，复退军人与推碾子小媳妇（寡妇）隔着重重阻挠相好，并不畏阻障反复申告而终于能够领了结婚证。《摸鱼捉鳖的人》中长相丑陋的汉子，将求爱的纸条塞进酒瓶扔进河里，这漂流瓶载着的是一个汉子的本真的爱的理想和憧憬。《刘家兄弟》里加力加列兄弟性格人品人生经历判然有别，加列死于为匪，在烈火中葬身，加力替其养大遗孤周彦，后来又操持周全地埋葬了死去的周彦，极尽兄弟手足之道，加列与周彦父子俩的坟边长起的桃林和加力老汉修成一碑上刻“做人不做加列”，无不说明了这里的世道自在人心，加力于兄弟、于乡邻都是尽情尽义的，民风淳朴，古风亦留存。
《小白菜》的故事就像是为一个生在商州山阳的人尖子女子写就的野史杂传。小白菜受尽大家的不公对待，被造反派的司令糟蹋了，仍然想方设法跑去卫校给那些“老头子”们通风报信，让他们快逃。结果被那个司令知道后，受尽奸辱，被装进麻袋，让人活活用棍打死了。后来老头子们纷纷重新任职，小白菜的案件得以明白，但是小白菜埋在何处却都已经无人知晓。这个女子的遭遇虽然悲惨，却是对人有情有义，救人于危难之中。《一对恩爱夫妻》里，丈夫为了妻子不再受辱，两人达成的共识是把女子美丽的容颜毁了。从此，“他们夫妻的日子安静了，他永远属于她，她也永远属于他”。这样的夫妻，这样的默契，这样的深情，竟然一时无以找出相称的词藻来对等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之间的感情。
《商州初录》里这些民间性审美因素，是与商州的地理环境、自然风物相融和缠绕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商州的自然之美也孕育出了民间性和抒情性兼备的商州地域的风情与人情之美。“《商州初录》首先展示出商州的自然之美，在贾平凹看来，自然之美无疑正是孕育着风情与人情之美的理想土壤”，这里的树木炊烟悬崖桥渡等，构成了这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衬托得“这里的人文风情当然也更是温馨动人”[14]。所谓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只不过是在贾平凹写商州时，闯入了他的视野，并不是他刻意非要表现这些。如果有研究者想从他的《商州初录》中剥离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等，想让人物深刻反映时代背景或者人物所处的环境，想让人物表达什么主题趋同的共性性质的矛盾焦点等——大约是会失望的。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商州文化是他的文学之根，但秦汉文化传统其实是散佚在民间的。贾平凹的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根，“实际上也就是进入民间世界、感受民间气息的过程，后者更加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而古老文化不会老去，便在于与民间的贯通凝合，两者已成一个整体”[15]。
三
在《商州初录·引言》中，贾平凹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以遗落了商州的速度似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兴起，市面繁华，但恰恰因为此，商州“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在作家眼里，自己的小书，是自己对家乡所尽的一份力，即使被卖辣面的人拿去包装了或者当了商州姑娘剪铰的鞋样了，“也算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了”[16]。而在《商州又录·小序》里，他又说：“面对这块地方，细细作了一个考察，看中国山地的人情风俗，世事变化……”[17]说他通过《商州初录》，“给商州系列小说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背景框架”，“目的是要在这里建立他以后的创作基地，挖掘出他所能探察到的所有人生底蕴”[18]，大抵是不错的。但并非说《商州初录》是单薄空洞的，非要“改革三部曲”那样的小说才更有艺术影响力。《商州初录》是民间性、抒情性并呈，而且兼具古典美学境界追求的作品。在笔者看来，反而比那些满足了评论家们期许作家写作“写实”性小说意愿的小说，更具有一种别样的、可以洞穿时间的魅力和恒久不衰的影响力。《商州初录》所尝试的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文字凝练之外，诗性与抒情性兼具，结构上呈现散文文体特征，而具体的人物、故事又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故事性。《商州初录》文体呈现出明显的向传统文体形式回归的古典气韵，是作家在西方现代小说叙述形式之外，对中国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和笔记体小说的找寻和致敬。作品的古典美学境界也部分源自古代文人笔记体散文（小说）体式的采用。
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贾平凹是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传统的传奇体和笔记体之间汲取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并思考这一“当代生成”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包括传奇体和笔记体两种基本类型。相对来说，笔记体更具儒雅品格。“笔记体小说能更为平和地看待人间寻常人事，对爱情的描述也较为克制，既无道学气也无才子气，而只是将其视为现实中的一部分，因此笔记体小说往往具有稳定的现实感，情感表现也较为克制、内敛，注重情感的平衡和健全。与传奇体相比，笔记体更有风土人情和百姓家常的内容描述。”[19]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对于《商州初录》采用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几乎是一种共识。但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或散文、或小说这样的分歧？ 是不是说明了《商州初录》本身就是对不同文体形式的杂糅和多元性继承与发展？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说它是散文还是小说，它都是采用了笔记体或者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商州初录》里引言之外的14个篇章，在总体形式是笔记体的整体特征之中，涉及具体的人物及其故事时，又是不乏传奇性的。 《商州初录》之后，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仍然是笔记体体式不失，但传奇性小说特征愈显和愈清晰起来。在那被称为“改革三部曲”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三部小说中，就更加明显。三部小说中，符合评论家期待的、反映时下生活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写实性”因素明显增强了，但行文间却是贾平凹那支擅长写意的笔涂抹出的写意笔调。《小月前本》中，让小月不知该情倾哪一方的不安分的门门和安分守己甘当老式农民的才才，分别对应着《鸡窝洼人家》里不安分守己干农民营生的禾禾和安分守己老实本分的灰灰。灰灰和烟峰、禾禾与麦绒本各是一对夫妻，不意禾禾麦绒性情和价值观似都不相投而先是离婚了，后来灰灰烟峰也闹了离婚，最后性情相投的灰灰麦绒、禾禾烟峰各自配成了对，重新组建了新家庭。《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似乎是应和了评论界对作家更加写实、更加反映改革开放对农村影响这一“批评期待”。但完全不能否认的是，两部小说抒情写意的笔调，是打着贾平凹特有的写作印记的。就是给作家戴上一顶《商州初录》之后他更加走向传奇体小说的帽子，也没有办法否认即使是在小说里，小说那民间性、抒情性和古典美学境界一刻也没有消失，竟然就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审美取向;无法否认《小月前本》生活和《鸡窝洼人家》里，那不失古典意境的生活化细节化叙述的笔法和写法，充盈和活泛在文本里，谁都无法视而不见。
在1984年2月25日写就的《小月前本·跋》中，贾平凹自言是在匆匆完成《商州初录》之后，立即便又草写成了《小月前本》——这也很明显地对应了读者从《小月前本》乃至《鸡窝洼人家》当中，都可以清晰感受到一如《商州初录》里那样的笔法气韵。贾平凹在《小月前本·跋》里诚恳说出这样一段话：
但我的思考是大浅薄了，未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而在写作过程中，笔力常常不逮。我不会结构大的情节，我想步步为营地推进;我想尽一切办法使调子拙朴一点，但却控制不住节奏。我只是笨拙地想：使作品尽量的生活化吧，使所描绘的生活尽量作品化吧。这样是不是行？我安慰自己：试验一下，若效果不好，就在以后校正吧。于是一个毛头的不安分的小月就发表出来让她唱一出“前本”了。[20]
很多人可能忽视了贾平凹的这段话，殊不知贾平凹的很多序或者跋，近年已经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者、评论者和读者窥视作家创作心路和写作路径的重要一翼。这段话，是作家写作《小月前本》时最为真实真切的心理感受，其实“笔力常常不逮”与“不会结构大的情节”，想步步为营地推进、想“使调子拙朴一点，但却控制不住节奏”，“使作品尽量的生活化吧”，等等，也无一不是在说明《小月前本》褪不去的是拟笔记体的文体体式和特征。
近年有研究者在重读贾平凹时，提出“发现商州”这样一个“地方社会空间”，将之视为重新解读贾平凹的一种方法。评论者是通过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主人公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来解读其背后地方社会空间的构成。认为在韩玄子近乎“乡绅”的社会角色背后，隐藏着商州乡土社会空间虽经巨变依然绵延不灭的历史。认为只有凭借此新的空间视野才可能贴近“商州系列”作品，才能感知贾平凹如何在返乡之旅中发现了作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从而获得了创作飞跃的真正起点，建立起文学世界的时空坐标。[21]这些想法和命意，大抵是没错的，不乏研究者自己的很多思考和探索性认知。但是，看起来更新的理论和思考，仍然是继续了贾平凹在写作“商州系列”作品时就已经有意为之的思考。贾平凹在《商州又录·小序》里，他说的“面对这块地方，细细作了一个考察，看中国山地的人情风俗，世事变化，考察者没有不长了许多知识，清醒了许多疑难”，他也自谦要表现出来实在是笔不能胜任的，自己之所以初录了又录，“全凭着一颗拳拳之心”。“这两录重在山光水色、人情风俗上，往后的就更要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的折光。”[22]哪怕时至近年，评论界、学界的研究，其实是对作家远在当初写作时所秉持的写作初衷和创作意图，进一步作了理论性和学理性的阐发而已。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注释]
[1] 李育善：《走过丹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5页。
[2][5]吴进：《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创作的成熟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 [4][6][7][14][15]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第279页、第285页、第285页、第286页、第287页。
[8][17][22]贾平凹：《商州又录·小序》，《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9][10][13][16]贾平凹：《商州初录·引言》，《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第62页、第64页、第70—71页、第63—68页。
[11][18]吴进：《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创作的成熟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2] 参见《贾平凹答〈文学家〉 问》，《文学家》，1986年第1期。
[19]吴义勤：《“传统”何为？——〈暂坐〉与贾平凹的小说美学及其脉络》，《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0] 贾平凹：《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作品第11卷），第318页。
[21]袁红涛：《“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重讀贾平凹的一种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