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1年以来，学者们对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呈现出多样丰富并不断走向深入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既有对文学批评历史的总结，也有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的探讨，既有对“网络批评”、“媒体批评”、“学院批评”、“文化批评”、“酷评”等批评式样的具体分析，也有对文学批评的一般性问题，如批评的规范（标准、原则）、批评家的修养、文学批评的命运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关于网络批评
《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崔红楠《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提到了“网络批评”。崔主要由自己的上网经验描述了网络批评的自由与驳杂。2001年6月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天津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网络批评、媒体批评和主流批评（学院批评）三分天下的看法，网络批评的概念正式提了出来并从媒体批评中分离出来。周林妹在《浅议网络批评》（《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网络批评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展开的“在线批评”或“即时批评”，它使文学批评活动实现了自由，使文学批评活动趋向大众化和传媒化。网络批评是一柄“双刃剑”，高度的自由使网络批评出现了许多文化语言的垃圾，由于大众化的趋向，批评水平出现参差不齐，传媒化的同时又有可能出现批评的商品化的趋向。
对于网络批评所造成的文化垃圾，《漫议“拍砖”——兼谈网络文学批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总有不少的“拍砖者”，凭借网络“你不知道我是个人还是只狗”的隐蔽便利，戴着墨镜，粘着小胡子，在月黑风高天，幽灵般地流窜在目标出没的地段，恶毒地刷着大字报。
对于网络批评太过自由的问题，刘俐俐、李玉平提出了要建立网络文学的批评原则和批评标准的主张。在《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中，他们从具体个案出发，概括出网络文学的兴趣、功能和个人化特征，然后探讨了与网络批评原则相关的几个问题：1. 批评原则通过取决于网络文学的功能；2. 确立批评原则时要注意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血肉相连的关系；3. 网络批评标准与传统文学批评标准有一种同构关系；4. 超文本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及批评原则带来挑战。文章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批评标准，但在理论上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尤其是文章对超文本、超媒体带来的挑战的分析，对于网络批评原则的确立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2005年11月6日，名为“燕山飘雪”的作者写了《网络文学批评的特点》一文，值得关注。文章认为网络文学批评有以下几个特点：1. 从批评对象来看，改变了单打一的局面，批评者容易陷入重围；2. 从欣赏习惯来看，网络文学是即时创作即时批评；3. 从内容上看，网络批评的内容多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4. 从批评标准来看，“点击率高就是好作品”，点击率代替了传统的批评标准；5. 从形式和方法上看，形式自由，长短不限，有的只是嘘寒问暖，批评变得可有可无。文章最后说，网络批评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网络文学需要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批评家又不愿意去网络开展批评，使文学创作自生自灭。作者呼吁“应该加强批评，用批评引导创作走上康庄大道。”
无疑，对于网络批评的研究着力最多、钻研最勤、最有成果的是谭德晶。在《批评的狂欢——网络批评“广场”辨析》一文中，作者第一次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运用到网络批评这种“前所未有、空前强大”的狂欢现象。文章第一部分“超级的网络批评广场”分析了网络批评所具有的“广场特征”：1. 万众齐聚的超大空间及人们狂欢的共时特性；2. 网络批评提供了真正广场一样的自由与平等；3. 从时间上看，文学上的一些大事构成了网络批评的“庆典”。第二部分描述了批评“狂欢”的表现形式：总的形式是存在巨大的数量以及千奇百怪的运动，具体形式难以言举，作者试分为三大类——笑谑，语言的“下身化”，极端夸张、狂妄的表现形式。谭德晶对网络批评的狂欢“广场”性质的分析及表现形式的描述，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学理深度，而且文中引用的一些例子非常典型，给人以深刻印象。
谭德晶在另一篇文章《“在线性”对网络批评形式的影响》里继续了自己对网络批评形式的研究。该文首先分析了“在线性”对批评形式的影响：“在线性”意味着批评者与读者直接在场，所以批评应该更加生活化、更随意、更短小、更醒目、更新颖。接着，谈了网络批评的一般形式和特殊技巧因素，前者主要表现为特定的长度和“生活化”的形式（口语化的语言、对话式的论述、自由松散的结构），后者主要有网络标题的选择、开头的设计及增加兴奋点的奇招异术。作者逻辑严密而又描述精彩，使人对网络批评的形式有较深认识，相信有或没有网络批评写作经验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在谭德晶的《“冒犯”与“躲避”——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分析》一文里，作者不再研究形式，而从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出发，提出了两个术语——“冒犯”和“躲避”来对批评现象进行解释。所谓“冒犯”就是偏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偏要对所谓的权威观点、权威人物采取一种嘲弄的态度，偏要对几乎公认的传统说“不”。它是网络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向度，是长期以来被压抑、被边缘化、被低贱化的“民间批评”的一种顽强体现。愈是长期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愈有可能受到“冒犯”。所谓“躲避”就是躲避中心话语、躲避主流意识、躲避体制性、结构性、因袭性的话语形态，而一切以民众自己的“快感”和兴趣为转移，可以分为“对象式躲避”和“角度式躲避”。谭德晶从主体精神向度的角度来探讨网络批评何以如此“反传统”，反映了他的认识正不断深化和系统。
2004年5月1日，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网络批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五章，“多维视野下的网络文学批评”，“网络文学批评的主体”，“网络批评的美学特征”，“批评文本的革命”，“回顾与展望”，内容丰富，论述较为严密，是“网络文学批评”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二、关于媒体批评
媒体批评或叫传媒批评，一般指由大众传媒主导并在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自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对媒体批评提出质疑和批评。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一文，从1999年传媒掀起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的批评——媒体批评已经出现。同期的《文汇报》还发表了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在该文中，洪指出了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面目的暧昧性以及建设媒体批评的必要性。此后，关于媒体批评的评论便不断见诸报端。2000年12月7日《文艺报》发表萧云儒的《质疑“传媒文艺批评”》一文。萧文认为，传媒批评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迫害，主要表现在窃取评论话语权、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充当文化消费的广告及诱使文艺评论与社会欣赏失足等方面。他提出在西方已经出现了“媒介帝国主义”，我们应该警惕、防范、深思。对此，陈冲的看法截然相反。在《论“文学批评传媒化”》（《文论报》2001年4月15日）一文中，他指出，“批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责怪传媒没有道理也毫无意义，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文学批评自身，它本应为广义的文学批评提供充足而且可靠的思想资源，现在它自己却“缺席”而且“失语”。然而，它又被要求“面向大众”——实际上就是向传媒借鉴，那么它不被传媒“化”掉还等什么？
《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发表了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该文主要从两种批评的载体不同、受众不同以及定位不同等方面，具体论说了两种批评的本质区别，以及两种批评都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所在，单就媒体批评而言，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 作者的文化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有问题；2. 媒体从业者在“诚实和正直”上丧失原则；3. 媒体批评泡沫太多。在同期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陈晓明的《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一文。陈晓明在该文中，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惊悍的批评文字”，他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正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
2001年6月14-15日，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天津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陈晓明把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结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亚文化性和攻击性等，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游牧文化的重建。孟繁华则认为，网络写作与网络批评借助现代传媒呼唤“妖魔”并使其合法化，因此，就今天的传媒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与魔共舞”的时代。白烨把媒体批评的特点概括为复制性、事件化和“酷评”化，认为就当下的情形看，问题不仅在于媒体批评的扩大化，而还在于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因而，主流批评面对新的文学批评现实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调整，在与媒体批评等新的批评现象的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
《河北日报》2002年1月11日发表一组笔谈《关于“媒体批评”》。主持人崔立秋说：“媒体批评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现行的媒体批评目前还缺乏一种真正严肃的态度，它应该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对一些庸俗的、肤浅的、炒作的话语进行约束”。嘉宾陈冲认为：媒体批评（这里仅指文艺批评）的特质有二：市场化和职业化。媒体批评要求批评家突出个性，以便能让读者获得对其文化消费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孙民乐则从麦克卢汉和波德里亚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两点看法：1. 媒体批评中，信息的传递和不间断的重新定位是第一位的，它听命于媒体，也无须批评的“良知”；2. 媒体批评，不但越出了学科、专业的领地，也同时远离了产品对象，而成为一种超越真实的“拟象”的生产。王力平认为：“媒体批评”实质上是批评的新闻化，着眼于对象新闻性的批评，它的发展，同样需要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
《中国艺术报》2003年5 月2日发表了朗寓的《批评何为》。作者认为，文艺时评（媒体批评）本应是一种人气很旺的文体，却遭到了诟病，和“短小精悍”、“利欲熏心”、“哗众取宠”这样不好的词捆绑在一起，恰恰传达了公众对理想的文艺时评的呼唤。
针对某些学者将媒体批评简单否定，或按传统理论批评标准去评价媒体批评的做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回应。蔡翔在《谁在挥霍，或者挥霍什么》（《光明书评》2004年4月12日）中说，今天的文学批评面临危机，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媒体。这“大致不错”，但多少有失公允，因为不少媒体批评出自“学院”，而且在目前的学术机制下，不少教授出于名利考虑，而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唐洁瑶在《媒体批评意义初探》（《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4年第3期）也为媒体批评辩护。她认为：媒体批评具有传统批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媒体批评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1月20日发表的《为“媒体批评”辩言》，为少见的正面而有力的回应文章。文章认为，媒体批评对于文艺作品广为流布与传播的功用不容小觑，媒体批评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媒体批评本身，绝不能据此作为一概否定媒体批评的理由。
荆楚网2005年10月12日发表熊唤军的《研究与交流——从文艺批评到媒体批评》。该文介绍了媒体批评从后台走上前台的历史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媒体市场化和文艺批评学院化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指出，媒体批评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专业文艺评论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二者应取长补短，从对立走向互补。应该说，熊唤军的看法是非常合理的。
三、关于学院批评
蔡翔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作家和批评家的蜜月期，当时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能够互相对话和启发，形成强烈的互补。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学院化了。当初，“学院批评”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意义。孟繁华曾说：它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对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来自学院的另一种声音。这一观念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格局。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有效地抵制了“非批评”的侵入。
但是，学院批评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对此，有许多的文章提出批评，这些文章对学院批评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 理论太深奥，晦涩难懂，以致越来越边缘化，“自绝于群众”（张大春语）；2. 学院批评显得苍白虚弱（莫天语），如将作家以十年为一代或以一省（作家）为一群；3. “学院批评有些靠不住”，喜欢“扣帽子”，往往庄严地对三流的作品给与一流的谀辞（静矣、朗寓）；4. “不能说出真实的体会”（孟繁华），“越来越多的学院批评读后没感觉了”（郑国庆）；5. 固步自封，脱离现实，“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实，对新涌现的艺术现象茫然无知”（朗寓）；6. 对创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学院批评的困窘》）。
在郑国庆、莫天、张经武等人的论文及《学院批评的困窘》里，都提到了学院批评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如今的学术体制下，论文数量与职称评定紧密相联，学院批评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在驱动。
面对一片责备之声，当然也有人为学院批评进行辩护。南帆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撰文《“学院批评”又有什么错？》认为：学院派批评不在乎人们抱怨他们的晦涩，相反，他们时常提醒人们考察印象主义批评的内在贫乏，学院派并非“逃避现实”，其实学院派的介入远比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在《学院派在何处陷入糟糕——与北塔先生商榷》一文中，邓友女认为：学院批评与读者“保持距离”不是“畏手畏脚”和“老气暮气”，而是批评者持一种冷静超然的立场，自觉抵制金钱的诱惑、帮会的熏染；至于学院批评先天的“迟疑症”，也经常是为了顾虑到追求理论性、体系性、宏大性以反对批评的草率、不完善。
《文艺报》2005年以“争鸣·关于学院批评的讨论”为总题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讨论，讨论大多集中在揭示、分析“学院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玉在《学院批评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文艺报》2005年3月10日）认为中国当代学院批评存在四大问题：即“泛文化批评，偏重批评的工具价值，量化病，缺乏一种精神（缺乏学术大师的气魄，缺乏为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缺乏对文学研究的执着和热忱，缺乏人文精神，缺乏忧患意识）”。唐小林在《学院批评缺席的背后》（《文艺报》2005年3月24日）中指出，学院批评缺席的原因在于“学院批评的动力机制、思想资源与人才队伍问题”。刘朝谦的《学院批评家的力量何在？》（《文艺报》2005年3月31日）一文则主要从正面立论。该文认为：学院批评坚守一种普通的文学观点，代表着一种中立的学术声音。它的力量指的是批评者采取学院批评学术立场所需要的思想信念。刘的论述虽稍嫌空泛，但抓住了“学院批评”的最本质的特征。
四、关于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概于90年代初进入我国。它的引进使我国的文学批评具有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并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近年来，文化批评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2001年，郑彩发表《论文化批评兴起的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该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化批评兴起的原因：1. 对西方文论偏执于语言论、形式主义论的“反驳”；2. 和文学的文化本质及重视文化阐释的文学批评传统有关；3. 和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文化发展有关。郑彩的论文主要以西方的文化批评为对象，韦映的《文化批评：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则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批评。文章首先分析了文学自身的文化本质是文化批评形成的客观基础，指出文化批评的形成是适应新时期文学观念、批评观念革新演变的必然结果；接着分析了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文化批评借鉴了多种理论：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原型批评和符号学理论等”；最后，文章揭示了文化批评的意义——拯救人文精神、促进文化整合，从而说明了文化批评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批评空间是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合理趋势。
上述两篇文章侧重在理论上的探讨，张荣翼的《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则由理论层面进入到“方法”层面。该文说：（一）文化批评的根基是：1. 有理论支撑（为何理论）；2. 针对某个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梳理（如何理论）。（二）批评的方式是寻求一种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去创造。（三）文化批评的状况：“不能包打天下，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解剖刀。”文章引例甚多，作者借此努力增强其说服力。
徐明德的《文化批评简论》（《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4期）则着重表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批评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的问题。文章认为可以从文学史、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题材、文学语言、文学的象征和意象、比较文学的深化等方面来建设中国的文化批评。
畅广元的《文学文化批评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是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畅文认为，文学文化批评的基本立足点是保持自主的广度、批判的力度和科学的态度，它的基本对象是文本，基本任务是探究文本中的文化精神，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促使社会自觉维护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地革新文化。畅广元标举“文学文化批评”，反映了作者对文化批评不断扩大后文学批评有可能被忽视或遮蔽的一种思考。
周春宇的《文化批评的意义与局限》（《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则可以看作是这种思维的深化。周文认为，文化批评有它的存在理由和现实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不过是为文学批评打开一个新窗口，而任何窗口都是有局限的，文化批评也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当下的文化批评因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解体。所以，文化批评的检讨势在必行。
在《借鉴与互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3年第4期）一文中，周晓燕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销蚀在文化批评里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也不能将文化批评变成泛文化研究，使文化研究脱离文学自身成为大而无当的文化空谈。
还有不少学者也表达了他们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的看法。孙媛的《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机遇还是厄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正在向文化批评大规模位移，而文化批评的过度会导致文学批评非文学化。只有以文学批评为目的，以文化批评为手段，才能真正发挥文化批评参与文学批评的学术魅力和理论价值。
陶东风在《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思考。陶文首先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审美批评（内部批评）等概念作了一番梳理，然后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视角，它与审美批评等内部批评互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最后他指出，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提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陶文将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关系讲得很透彻。
孙媛的《文化批评：为何存在与存在何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刘文良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都指出：文化批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及自身优势，但文化批评是从特定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必须坚持文学性，它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发展较快，其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诸如浮夸、花哨、缺少批评意识等，这些自然而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赵勇在《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失去了文学性，而在于其批评精神的不断流失，形成原因有二：1. 越来越多地借用西方理论资源共享使得文化批评更注重追求一种即时反应的快感，文化批评变成了好看好玩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于遮蔽问题的智力游戏；2. 知识分子变成了“阐释者”，一方面无法承担批判的责任，一方面又把相关的观点理论带入了文化批评中，使其改变了颜色。
胡金岱的《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是一篇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文论。对于此前学者所谓的“文化批评应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它的基本对象是文本”等观点，胡金岱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胡文认为：当前国际性思潮的当代文化批评也许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它研究的是“问题”，而不是“对象”，它面对的是问题域中的文本，而不是作为对象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仅是文学和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文本，而且可能是更为多样的社会文本、心理文本、精神文本等。胡金岱的观点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考和启示。
五、关于其他类型的批评
文学批评理论界还对其他类型的批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下面择其要者简述之。
1. 酷评。颜峻的《酷评是怎么酷起来的》（《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6日）、刘士林的《酷评·后现代版登龙术》（《文汇报》2005年5月13日）、吴义勤《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以及阎晶明的《批评的眼光、态度和风格》（《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等文章都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酷评”最初借王朔产生轰动效应，后来人们逐渐平和地分析它，到现在则较多地给予贬义性评价，反映了人们对“酷评”逐渐深入的认识，也反映了酷评越来越极端化的批评模式。
2. 生态批评。韦清琦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及朱荣华的《走向审美综合的生态文学批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等论文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批评形式——生态批评，涉及到生态批评的兴起、原则、策略、理论建设及价值意义等。
3. 读者批评。刘安海的《自发性·对话式与绅士风度——漫话读者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研究长期受到冷落的读者批评。该文介绍了读者批评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重点论述读者批评的特点：即自发性、对话式、绅士风度等，同时分析了读者批评的不足，文章最后指出了读者批评在当前的存在根据及意义。
六、关于文学批评（学科）如何建设及一般性问题的讨论
近五年来，对于文学批评（学科）如何建设及文学批评一般性问题的讨论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
阎嘉在《合力之场：文学批评如何突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呈现出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的“合力之场”。在这个“合力之场”中存在着诸多困惑和迷惘，如，竭力追逐西方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在异质文化中脱离本土思想文化语境、背离本土传统，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心态等，这些问题使当代文学批评取得实质性突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文章立足于现实，对文学批评的前途表现出了一种清醒的担忧。
王志清的《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与本土化策略》（《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继续关注文学批评的现实与前途。作者指出：“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处于一种无根状态，这是因为文学批评缺乏独立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理论性，特别是存在着主体批评主体的精神佝偻和思想贫乏。”因此作者在现实语境的层面上提出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对策：“表现新的人文理性价值，建立新的批评话语体系，形成独立的学科本位和学术理论，构筑与西方对话的平台。文学批评的前景是在保持民族固有的批评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建立与世界文学批评交流的通道，站在当今文化交流的前沿，进入批评的全球化话语圈，取得对话的平等地位。”王志清的本土化策略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实现如此美好的前景。
田建民在《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和标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对文学批评的规范和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1. 文学批评有自己的规范，不能是包含一切的泛文化批评；2. 文艺批评有标准，如审美标准、价值标准、道德标准等，具体到作品要在这些标准上作横向比较和纵向考察。文章还谈了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的问题。虽然田文主要从作家作品来谈文学批评，似乎对文学批评的生动、丰富、广泛、深刻认识不足，但这些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议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贺绍振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一文中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主张。文章认为：现在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的批评观念，却没有引进西方的批评制度，因此造成批评目标的实现大大打了折扣。在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之间存在一个批评制度的环节，批评观念只有通过批评制度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得以实现，不恰当的批评制度势必造成批评观念的变形和变异。文章对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批评制度下的不同表现作了对比，并对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体化批评制度作了分析，从而凸显了批评制度的重要。文章最后说：“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批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课题。”贺文从批评制度和批评观念的关系来谈文学批评的建设，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给人的启发甚大。
姚楠在《文学批评：现实的严峻与希望的生长——2005年的的文学批评景观》（《淮北煤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对2005年的文学批评作了一番整理。文章先介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批评——酷评、学院批评、不及物批评、不讲理批评等，然后再标举理想批评——严肃、平等、温暖、多元的文学批评，最后谈到了批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整及批评反思的启示。姚楠的另一篇论文《评价文学批评的基础标准》（《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提出评价文学批评的基础标准有四个：真实、准确、创新、群体认可。这些观点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文学批评的一般性问题上，学者们也在多方面进行着思考。
吴晓红在《论文学批评的多重价值》（《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系统分析了文学批评的多重价值，它们是审美——描述价值、语言——分析价值、文化——阐释价值、艺术——评价价值。论文对这些价值形态的特点、理论渊源、具体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非常全面而深刻。
徐岱在《批评的维度、品质和品牌》（《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说，批评家对批评的功能维度缺乏自觉。批评的功能维度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审美品质的鉴定和艺术品牌的辨识。该文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如何辨识“品质”和“品牌”，加深了人们对批评功能维度的认识。
熊元义等在《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艺术广角》2006年第3期）认为：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有一个症结：虽然不少学者指出了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缺乏批判精神，但对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的实质既缺乏深入的科学认识，也缺少深刻的理论把握。熊文逻辑严密而体系完整，理论性非常强，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冯黎明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对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学科身份的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1. 失去了牵引思想论争的力量；2. 丧失了批评判断者的身份；3. 知识型的混杂；4. 批评主体身份混杂。造成危机的原因有三个：1. 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2. 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对立；3. 文化工业兴起。冯黎明对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
李建军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和责任伦理》（《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包含着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唐吉诃德气质，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求真尚实的科学气质。同时，他还应具有责任伦理。在此文中，李建军提出一种说法：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更多的是面对残缺和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冲突”和“交锋”。蒋晓丽在《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对一种批评的批评》（《文艺报》2005年10月27日）对此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李的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这种把握是片面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破或立，肯定或否定，不同的批评家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蒋文还对李文的观点的根源作了深入分析，颇有说服力。
徐肖楠在《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迷惑》（《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对消费时代下文学批评如何发展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在消费时代下，文学批评不承认消费性现实就是不完全承认现实，但承认消费性现实，就容易迷失和瓦解诗性。（因为消费具有摧毁一切的含义。）从消费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徐文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
一、关于网络批评
《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崔红楠《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提到了“网络批评”。崔主要由自己的上网经验描述了网络批评的自由与驳杂。2001年6月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天津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网络批评、媒体批评和主流批评（学院批评）三分天下的看法，网络批评的概念正式提了出来并从媒体批评中分离出来。周林妹在《浅议网络批评》（《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网络批评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展开的“在线批评”或“即时批评”，它使文学批评活动实现了自由，使文学批评活动趋向大众化和传媒化。网络批评是一柄“双刃剑”，高度的自由使网络批评出现了许多文化语言的垃圾，由于大众化的趋向，批评水平出现参差不齐，传媒化的同时又有可能出现批评的商品化的趋向。
对于网络批评所造成的文化垃圾，《漫议“拍砖”——兼谈网络文学批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总有不少的“拍砖者”，凭借网络“你不知道我是个人还是只狗”的隐蔽便利，戴着墨镜，粘着小胡子，在月黑风高天，幽灵般地流窜在目标出没的地段，恶毒地刷着大字报。
对于网络批评太过自由的问题，刘俐俐、李玉平提出了要建立网络文学的批评原则和批评标准的主张。在《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中，他们从具体个案出发，概括出网络文学的兴趣、功能和个人化特征，然后探讨了与网络批评原则相关的几个问题：1. 批评原则通过取决于网络文学的功能；2. 确立批评原则时要注意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血肉相连的关系；3. 网络批评标准与传统文学批评标准有一种同构关系；4. 超文本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及批评原则带来挑战。文章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批评标准，但在理论上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尤其是文章对超文本、超媒体带来的挑战的分析，对于网络批评原则的确立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2005年11月6日，名为“燕山飘雪”的作者写了《网络文学批评的特点》一文，值得关注。文章认为网络文学批评有以下几个特点：1. 从批评对象来看，改变了单打一的局面，批评者容易陷入重围；2. 从欣赏习惯来看，网络文学是即时创作即时批评；3. 从内容上看，网络批评的内容多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4. 从批评标准来看，“点击率高就是好作品”，点击率代替了传统的批评标准；5. 从形式和方法上看，形式自由，长短不限，有的只是嘘寒问暖，批评变得可有可无。文章最后说，网络批评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网络文学需要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批评家又不愿意去网络开展批评，使文学创作自生自灭。作者呼吁“应该加强批评，用批评引导创作走上康庄大道。”
无疑，对于网络批评的研究着力最多、钻研最勤、最有成果的是谭德晶。在《批评的狂欢——网络批评“广场”辨析》一文中，作者第一次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运用到网络批评这种“前所未有、空前强大”的狂欢现象。文章第一部分“超级的网络批评广场”分析了网络批评所具有的“广场特征”：1. 万众齐聚的超大空间及人们狂欢的共时特性；2. 网络批评提供了真正广场一样的自由与平等；3. 从时间上看，文学上的一些大事构成了网络批评的“庆典”。第二部分描述了批评“狂欢”的表现形式：总的形式是存在巨大的数量以及千奇百怪的运动，具体形式难以言举，作者试分为三大类——笑谑，语言的“下身化”，极端夸张、狂妄的表现形式。谭德晶对网络批评的狂欢“广场”性质的分析及表现形式的描述，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学理深度，而且文中引用的一些例子非常典型，给人以深刻印象。
谭德晶在另一篇文章《“在线性”对网络批评形式的影响》里继续了自己对网络批评形式的研究。该文首先分析了“在线性”对批评形式的影响：“在线性”意味着批评者与读者直接在场，所以批评应该更加生活化、更随意、更短小、更醒目、更新颖。接着，谈了网络批评的一般形式和特殊技巧因素，前者主要表现为特定的长度和“生活化”的形式（口语化的语言、对话式的论述、自由松散的结构），后者主要有网络标题的选择、开头的设计及增加兴奋点的奇招异术。作者逻辑严密而又描述精彩，使人对网络批评的形式有较深认识，相信有或没有网络批评写作经验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在谭德晶的《“冒犯”与“躲避”——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分析》一文里，作者不再研究形式，而从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出发，提出了两个术语——“冒犯”和“躲避”来对批评现象进行解释。所谓“冒犯”就是偏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偏要对所谓的权威观点、权威人物采取一种嘲弄的态度，偏要对几乎公认的传统说“不”。它是网络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向度，是长期以来被压抑、被边缘化、被低贱化的“民间批评”的一种顽强体现。愈是长期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愈有可能受到“冒犯”。所谓“躲避”就是躲避中心话语、躲避主流意识、躲避体制性、结构性、因袭性的话语形态，而一切以民众自己的“快感”和兴趣为转移，可以分为“对象式躲避”和“角度式躲避”。谭德晶从主体精神向度的角度来探讨网络批评何以如此“反传统”，反映了他的认识正不断深化和系统。
2004年5月1日，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网络批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五章，“多维视野下的网络文学批评”，“网络文学批评的主体”，“网络批评的美学特征”，“批评文本的革命”，“回顾与展望”，内容丰富，论述较为严密，是“网络文学批评”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二、关于媒体批评
媒体批评或叫传媒批评，一般指由大众传媒主导并在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自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对媒体批评提出质疑和批评。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一文，从1999年传媒掀起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的批评——媒体批评已经出现。同期的《文汇报》还发表了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在该文中，洪指出了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面目的暧昧性以及建设媒体批评的必要性。此后，关于媒体批评的评论便不断见诸报端。2000年12月7日《文艺报》发表萧云儒的《质疑“传媒文艺批评”》一文。萧文认为，传媒批评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迫害，主要表现在窃取评论话语权、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充当文化消费的广告及诱使文艺评论与社会欣赏失足等方面。他提出在西方已经出现了“媒介帝国主义”，我们应该警惕、防范、深思。对此，陈冲的看法截然相反。在《论“文学批评传媒化”》（《文论报》2001年4月15日）一文中，他指出，“批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责怪传媒没有道理也毫无意义，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文学批评自身，它本应为广义的文学批评提供充足而且可靠的思想资源，现在它自己却“缺席”而且“失语”。然而，它又被要求“面向大众”——实际上就是向传媒借鉴，那么它不被传媒“化”掉还等什么？
《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发表了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该文主要从两种批评的载体不同、受众不同以及定位不同等方面，具体论说了两种批评的本质区别，以及两种批评都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所在，单就媒体批评而言，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 作者的文化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有问题；2. 媒体从业者在“诚实和正直”上丧失原则；3. 媒体批评泡沫太多。在同期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陈晓明的《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一文。陈晓明在该文中，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惊悍的批评文字”，他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正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
2001年6月14-15日，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天津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陈晓明把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结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亚文化性和攻击性等，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游牧文化的重建。孟繁华则认为，网络写作与网络批评借助现代传媒呼唤“妖魔”并使其合法化，因此，就今天的传媒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与魔共舞”的时代。白烨把媒体批评的特点概括为复制性、事件化和“酷评”化，认为就当下的情形看，问题不仅在于媒体批评的扩大化，而还在于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因而，主流批评面对新的文学批评现实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调整，在与媒体批评等新的批评现象的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
《河北日报》2002年1月11日发表一组笔谈《关于“媒体批评”》。主持人崔立秋说：“媒体批评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现行的媒体批评目前还缺乏一种真正严肃的态度，它应该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对一些庸俗的、肤浅的、炒作的话语进行约束”。嘉宾陈冲认为：媒体批评（这里仅指文艺批评）的特质有二：市场化和职业化。媒体批评要求批评家突出个性，以便能让读者获得对其文化消费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孙民乐则从麦克卢汉和波德里亚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两点看法：1. 媒体批评中，信息的传递和不间断的重新定位是第一位的，它听命于媒体，也无须批评的“良知”；2. 媒体批评，不但越出了学科、专业的领地，也同时远离了产品对象，而成为一种超越真实的“拟象”的生产。王力平认为：“媒体批评”实质上是批评的新闻化，着眼于对象新闻性的批评，它的发展，同样需要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
《中国艺术报》2003年5 月2日发表了朗寓的《批评何为》。作者认为，文艺时评（媒体批评）本应是一种人气很旺的文体，却遭到了诟病，和“短小精悍”、“利欲熏心”、“哗众取宠”这样不好的词捆绑在一起，恰恰传达了公众对理想的文艺时评的呼唤。
针对某些学者将媒体批评简单否定，或按传统理论批评标准去评价媒体批评的做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回应。蔡翔在《谁在挥霍，或者挥霍什么》（《光明书评》2004年4月12日）中说，今天的文学批评面临危机，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媒体。这“大致不错”，但多少有失公允，因为不少媒体批评出自“学院”，而且在目前的学术机制下，不少教授出于名利考虑，而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唐洁瑶在《媒体批评意义初探》（《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4年第3期）也为媒体批评辩护。她认为：媒体批评具有传统批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媒体批评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1月20日发表的《为“媒体批评”辩言》，为少见的正面而有力的回应文章。文章认为，媒体批评对于文艺作品广为流布与传播的功用不容小觑，媒体批评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媒体批评本身，绝不能据此作为一概否定媒体批评的理由。
荆楚网2005年10月12日发表熊唤军的《研究与交流——从文艺批评到媒体批评》。该文介绍了媒体批评从后台走上前台的历史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媒体市场化和文艺批评学院化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指出，媒体批评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专业文艺评论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二者应取长补短，从对立走向互补。应该说，熊唤军的看法是非常合理的。
三、关于学院批评
蔡翔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作家和批评家的蜜月期，当时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能够互相对话和启发，形成强烈的互补。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学院化了。当初，“学院批评”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意义。孟繁华曾说：它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对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来自学院的另一种声音。这一观念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格局。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有效地抵制了“非批评”的侵入。
但是，学院批评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对此，有许多的文章提出批评，这些文章对学院批评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 理论太深奥，晦涩难懂，以致越来越边缘化，“自绝于群众”（张大春语）；2. 学院批评显得苍白虚弱（莫天语），如将作家以十年为一代或以一省（作家）为一群；3. “学院批评有些靠不住”，喜欢“扣帽子”，往往庄严地对三流的作品给与一流的谀辞（静矣、朗寓）；4. “不能说出真实的体会”（孟繁华），“越来越多的学院批评读后没感觉了”（郑国庆）；5. 固步自封，脱离现实，“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实，对新涌现的艺术现象茫然无知”（朗寓）；6. 对创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学院批评的困窘》）。
在郑国庆、莫天、张经武等人的论文及《学院批评的困窘》里，都提到了学院批评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如今的学术体制下，论文数量与职称评定紧密相联，学院批评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在驱动。
面对一片责备之声，当然也有人为学院批评进行辩护。南帆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撰文《“学院批评”又有什么错？》认为：学院派批评不在乎人们抱怨他们的晦涩，相反，他们时常提醒人们考察印象主义批评的内在贫乏，学院派并非“逃避现实”，其实学院派的介入远比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在《学院派在何处陷入糟糕——与北塔先生商榷》一文中，邓友女认为：学院批评与读者“保持距离”不是“畏手畏脚”和“老气暮气”，而是批评者持一种冷静超然的立场，自觉抵制金钱的诱惑、帮会的熏染；至于学院批评先天的“迟疑症”，也经常是为了顾虑到追求理论性、体系性、宏大性以反对批评的草率、不完善。
《文艺报》2005年以“争鸣·关于学院批评的讨论”为总题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讨论，讨论大多集中在揭示、分析“学院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玉在《学院批评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文艺报》2005年3月10日）认为中国当代学院批评存在四大问题：即“泛文化批评，偏重批评的工具价值，量化病，缺乏一种精神（缺乏学术大师的气魄，缺乏为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缺乏对文学研究的执着和热忱，缺乏人文精神，缺乏忧患意识）”。唐小林在《学院批评缺席的背后》（《文艺报》2005年3月24日）中指出，学院批评缺席的原因在于“学院批评的动力机制、思想资源与人才队伍问题”。刘朝谦的《学院批评家的力量何在？》（《文艺报》2005年3月31日）一文则主要从正面立论。该文认为：学院批评坚守一种普通的文学观点，代表着一种中立的学术声音。它的力量指的是批评者采取学院批评学术立场所需要的思想信念。刘的论述虽稍嫌空泛，但抓住了“学院批评”的最本质的特征。
四、关于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概于90年代初进入我国。它的引进使我国的文学批评具有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并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近年来，文化批评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2001年，郑彩发表《论文化批评兴起的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该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化批评兴起的原因：1. 对西方文论偏执于语言论、形式主义论的“反驳”；2. 和文学的文化本质及重视文化阐释的文学批评传统有关；3. 和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文化发展有关。郑彩的论文主要以西方的文化批评为对象，韦映的《文化批评：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则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批评。文章首先分析了文学自身的文化本质是文化批评形成的客观基础，指出文化批评的形成是适应新时期文学观念、批评观念革新演变的必然结果；接着分析了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文化批评借鉴了多种理论：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原型批评和符号学理论等”；最后，文章揭示了文化批评的意义——拯救人文精神、促进文化整合，从而说明了文化批评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批评空间是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合理趋势。
上述两篇文章侧重在理论上的探讨，张荣翼的《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则由理论层面进入到“方法”层面。该文说：（一）文化批评的根基是：1. 有理论支撑（为何理论）；2. 针对某个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梳理（如何理论）。（二）批评的方式是寻求一种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去创造。（三）文化批评的状况：“不能包打天下，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解剖刀。”文章引例甚多，作者借此努力增强其说服力。
徐明德的《文化批评简论》（《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4期）则着重表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批评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的问题。文章认为可以从文学史、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题材、文学语言、文学的象征和意象、比较文学的深化等方面来建设中国的文化批评。
畅广元的《文学文化批评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是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畅文认为，文学文化批评的基本立足点是保持自主的广度、批判的力度和科学的态度，它的基本对象是文本，基本任务是探究文本中的文化精神，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促使社会自觉维护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地革新文化。畅广元标举“文学文化批评”，反映了作者对文化批评不断扩大后文学批评有可能被忽视或遮蔽的一种思考。
周春宇的《文化批评的意义与局限》（《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则可以看作是这种思维的深化。周文认为，文化批评有它的存在理由和现实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不过是为文学批评打开一个新窗口，而任何窗口都是有局限的，文化批评也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当下的文化批评因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解体。所以，文化批评的检讨势在必行。
在《借鉴与互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3年第4期）一文中，周晓燕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销蚀在文化批评里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也不能将文化批评变成泛文化研究，使文化研究脱离文学自身成为大而无当的文化空谈。
还有不少学者也表达了他们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的看法。孙媛的《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机遇还是厄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正在向文化批评大规模位移，而文化批评的过度会导致文学批评非文学化。只有以文学批评为目的，以文化批评为手段，才能真正发挥文化批评参与文学批评的学术魅力和理论价值。
陶东风在《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思考。陶文首先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审美批评（内部批评）等概念作了一番梳理，然后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视角，它与审美批评等内部批评互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最后他指出，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提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陶文将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关系讲得很透彻。
孙媛的《文化批评：为何存在与存在何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刘文良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都指出：文化批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及自身优势，但文化批评是从特定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必须坚持文学性，它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发展较快，其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诸如浮夸、花哨、缺少批评意识等，这些自然而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赵勇在《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失去了文学性，而在于其批评精神的不断流失，形成原因有二：1. 越来越多地借用西方理论资源共享使得文化批评更注重追求一种即时反应的快感，文化批评变成了好看好玩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于遮蔽问题的智力游戏；2. 知识分子变成了“阐释者”，一方面无法承担批判的责任，一方面又把相关的观点理论带入了文化批评中，使其改变了颜色。
胡金岱的《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是一篇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文论。对于此前学者所谓的“文化批评应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它的基本对象是文本”等观点，胡金岱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胡文认为：当前国际性思潮的当代文化批评也许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它研究的是“问题”，而不是“对象”，它面对的是问题域中的文本，而不是作为对象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仅是文学和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文本，而且可能是更为多样的社会文本、心理文本、精神文本等。胡金岱的观点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考和启示。
五、关于其他类型的批评
文学批评理论界还对其他类型的批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下面择其要者简述之。
1. 酷评。颜峻的《酷评是怎么酷起来的》（《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6日）、刘士林的《酷评·后现代版登龙术》（《文汇报》2005年5月13日）、吴义勤《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以及阎晶明的《批评的眼光、态度和风格》（《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等文章都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酷评”最初借王朔产生轰动效应，后来人们逐渐平和地分析它，到现在则较多地给予贬义性评价，反映了人们对“酷评”逐渐深入的认识，也反映了酷评越来越极端化的批评模式。
2. 生态批评。韦清琦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及朱荣华的《走向审美综合的生态文学批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等论文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批评形式——生态批评，涉及到生态批评的兴起、原则、策略、理论建设及价值意义等。
3. 读者批评。刘安海的《自发性·对话式与绅士风度——漫话读者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研究长期受到冷落的读者批评。该文介绍了读者批评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重点论述读者批评的特点：即自发性、对话式、绅士风度等，同时分析了读者批评的不足，文章最后指出了读者批评在当前的存在根据及意义。
六、关于文学批评（学科）如何建设及一般性问题的讨论
近五年来，对于文学批评（学科）如何建设及文学批评一般性问题的讨论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
阎嘉在《合力之场：文学批评如何突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呈现出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的“合力之场”。在这个“合力之场”中存在着诸多困惑和迷惘，如，竭力追逐西方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在异质文化中脱离本土思想文化语境、背离本土传统，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心态等，这些问题使当代文学批评取得实质性突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文章立足于现实，对文学批评的前途表现出了一种清醒的担忧。
王志清的《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与本土化策略》（《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继续关注文学批评的现实与前途。作者指出：“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处于一种无根状态，这是因为文学批评缺乏独立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理论性，特别是存在着主体批评主体的精神佝偻和思想贫乏。”因此作者在现实语境的层面上提出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对策：“表现新的人文理性价值，建立新的批评话语体系，形成独立的学科本位和学术理论，构筑与西方对话的平台。文学批评的前景是在保持民族固有的批评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建立与世界文学批评交流的通道，站在当今文化交流的前沿，进入批评的全球化话语圈，取得对话的平等地位。”王志清的本土化策略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只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实现如此美好的前景。
田建民在《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和标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对文学批评的规范和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1. 文学批评有自己的规范，不能是包含一切的泛文化批评；2. 文艺批评有标准，如审美标准、价值标准、道德标准等，具体到作品要在这些标准上作横向比较和纵向考察。文章还谈了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的问题。虽然田文主要从作家作品来谈文学批评，似乎对文学批评的生动、丰富、广泛、深刻认识不足，但这些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议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贺绍振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一文中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主张。文章认为：现在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的批评观念，却没有引进西方的批评制度，因此造成批评目标的实现大大打了折扣。在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之间存在一个批评制度的环节，批评观念只有通过批评制度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得以实现，不恰当的批评制度势必造成批评观念的变形和变异。文章对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批评制度下的不同表现作了对比，并对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体化批评制度作了分析，从而凸显了批评制度的重要。文章最后说：“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批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课题。”贺文从批评制度和批评观念的关系来谈文学批评的建设，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给人的启发甚大。
姚楠在《文学批评：现实的严峻与希望的生长——2005年的的文学批评景观》（《淮北煤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对2005年的文学批评作了一番整理。文章先介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批评——酷评、学院批评、不及物批评、不讲理批评等，然后再标举理想批评——严肃、平等、温暖、多元的文学批评，最后谈到了批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整及批评反思的启示。姚楠的另一篇论文《评价文学批评的基础标准》（《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提出评价文学批评的基础标准有四个：真实、准确、创新、群体认可。这些观点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文学批评的一般性问题上，学者们也在多方面进行着思考。
吴晓红在《论文学批评的多重价值》（《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系统分析了文学批评的多重价值，它们是审美——描述价值、语言——分析价值、文化——阐释价值、艺术——评价价值。论文对这些价值形态的特点、理论渊源、具体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非常全面而深刻。
徐岱在《批评的维度、品质和品牌》（《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说，批评家对批评的功能维度缺乏自觉。批评的功能维度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审美品质的鉴定和艺术品牌的辨识。该文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如何辨识“品质”和“品牌”，加深了人们对批评功能维度的认识。
熊元义等在《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艺术广角》2006年第3期）认为：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有一个症结：虽然不少学者指出了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缺乏批判精神，但对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的实质既缺乏深入的科学认识，也缺少深刻的理论把握。熊文逻辑严密而体系完整，理论性非常强，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冯黎明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对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学科身份的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1. 失去了牵引思想论争的力量；2. 丧失了批评判断者的身份；3. 知识型的混杂；4. 批评主体身份混杂。造成危机的原因有三个：1. 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2. 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对立；3. 文化工业兴起。冯黎明对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
李建军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和责任伦理》（《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包含着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唐吉诃德气质，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求真尚实的科学气质。同时，他还应具有责任伦理。在此文中，李建军提出一种说法：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更多的是面对残缺和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冲突”和“交锋”。蒋晓丽在《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对一种批评的批评》（《文艺报》2005年10月27日）对此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李的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这种把握是片面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破或立，肯定或否定，不同的批评家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蒋文还对李文的观点的根源作了深入分析，颇有说服力。
徐肖楠在《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迷惑》（《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对消费时代下文学批评如何发展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在消费时代下，文学批评不承认消费性现实就是不完全承认现实，但承认消费性现实，就容易迷失和瓦解诗性。（因为消费具有摧毁一切的含义。）从消费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徐文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