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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从文人里贯切入，对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探讨了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之间的关联。就区域文人群落而言，作者较多的群落，屬于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学、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琊临沂王氏及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
[关键词]刘宋文学；家门氏族；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吴郡“四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4-0082-05
文学、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比如东汉至魏晋，山东文人较多，建安七子中孔融是鲁国人，刘祯是东平人，王粲是山阳人，徐干是北海人，在今天来看，其里贯均属山东地区。刘宋时期也是这样。在39个郡县中，以文人数量权衡，彭城、琅琊、吴郡三地居于前列。刘宋文学作者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与不平衡，是刘宋士族在地理分布上集中与不平衡的投射。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也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刘宋家门氏族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吴郡“四姓”，以其文人数量之多，堪为刘宋文学的摇篮，同时，在刘宋家门氏族的类型中，这几大家族，以其声望、地位、人才的多少，足称新兴士族、长盛士族、没落士族的代表，从这三类家门氏族的发展演进中，可以看到家门氏族的隆替、家风氛围的养成对于文人素质的涵养，并且亦相应地辐射影响着以文人数量为划分的文学地理的分布。
一、刘氏与彭城
彭城里贯的作者，在地域分布上，数量最多。高祖刘裕出身于彭城，（宋书》载：“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1]（p.1）在35位彭城出身的文人中，29位为刘宋皇族，包括八位帝王、长沙王义欣、临川王义庆、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彭城王义康、南郡王义宣、元凶劭、始兴王濬、南平王铄、竟陵王诞、建平王宏、建安王休仁、晋文王休祐、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豫章王子尚、晋安王子勋、寻阳王子房、刘俁、临川长公主英媛、彭城王义康的女儿玉秀。在一众高门士族中，彭城刘氏，以其身为皇族而地位最隆，并且，在彭城刘氏攀向权位高峰的过程中，一步步地拉近自己与高门华族的距离，赢得高门华族的接纳，努力成为刘宋门阀士族中的一员。
以门第为权衡，是高门士族选取姻戚时的重要考量。沈约云：“齐大非偶，著乎前浩；辞霍不婚，垂称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义，升降窳隆，诚非一揆。固宜本其门素，不相夺伦，使秦晋有匹，径渭无舛。”[2]（pp.1812-1813）在这里，沈约论述华门素族在婚姻选择时不相通婚，强调门阀制度士庶分野的森严壁垒。寒门素族向高门华族示意是高攀，高门华族与寒门素族结亲则属俯就，不仅如此，当时的高门华族之间，也是有等级高低的。陆机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3]（p.664）陆机所谓四姓，就是指当时江东望族顾氏、陆氏、朱氏、张氏。据刘义庆叙：“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云：‘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4]（p.684）透过王导与诸葛恢的对话，看出其时高门之间的争竞微妙，而琅琊临沂王氏与琅琊阳都诸葛氏的门第显贵亦可见一斑。曹道衡云：“这可见当时高门，以王和诸葛为最，谢氏还称不上。”[5]（p.129）询为确论。在刘宋皇族选择姻亲时，世家望族是他们的首选。具见下表：
中国古代的婚姻，素来讲求门户相当，刘宋也是这样。作为帝王之家，如何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门第呢？遴选妃子的标准可以不问出处仅凭色貌，比如文帝路淑媛，《南史》载：“以色貌选人后宫。”[6]（p.321）甄选确立皇后的标准却一定是其名门望族的出身。故处于微时，刘裕及其父辈可以结亲于太守、功曹，但是，当刘裕一旦独掌权柄甚至龙袍加身之后，太守功曹的家族，就非良配了。独掌权柄之时，刘义符娶了司马氏的女儿，则刘裕的亲家是东晋皇族。践柞之后，姻亲遴选上也是沿着门当户对的轨道。《南史》载：“泰始五年，明帝访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江氏虽为华族，而后父祖并已亡，弟又弱小，以卜筮吉，故为太子纳之。”[6]（pp-326-327）明帝甄选儿媳的考量，代表着刘宋帝王的姻亲选择观念，在刘宋皇族眼中，皇后标准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第二个，家族中有朝臣或者堪为重用的男丁；第三个，准夫妻二人八字相合，卜筮吉祥。济阳考城江氏，是东晋望族，刘宋时期，江氏后人江夷、江湛皆有盛名清誉，身当要路，太子妃江氏的祖父江智深，是江夷的从子，《南史》载：“智深爱好文雅，辞采清赡，孝武深相知待，恩礼冠朝。”[6]（p.947）到了太子妃，虽然家族人才凋零、门疏援寡，但毕竟是名门贵胃，加之卜筮吉祥，于时缔结了婚姻。可见，门第声望，是立后的重要的标准。以门第为衡量，刘宋帝王，除刘裕之外，其余七帝均结璃于望族之女。少帝司马皇后，家族为东晋皇族司马氏；文元袁皇后，家族为陈郡长平袁氏；孝武文穆王皇后，家族为琅琊临沂王氏；前废帝何皇后，家族为庐江何氏；明恭王皇后，家族为琅琊临沂王氏；后废帝江皇后，家族为济阳考城江氏；顺帝谢皇后，家族为陈郡阳夏谢氏。对于彭城刘氏来说，践柞刘宋，使其家门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赢得高门士族的接纳，则使其尊贵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刘氏家族，由原来的“盛流皆不与其相交”到能与东晋皇族、琅琊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等名门望族结为姻亲，说明随着其权势地位的提升，门阀士族们对其的接纳，对于高门士族来说，能与皇室结亲，既是其优握地位的保障，也是其家族兴旺、族人声望的最好证明。
文学素养是士族的标签，彭城刘氏在成为新贵之后，也在不断地提升文化修为、文学素养。兹于《隋书·经籍志》集部，辑录刘宋皇族文集存目如下：
从中可见刘宋皇族文学创作盛况。由于种种原因，自宋至隋，文集的散佚无法避免，故而，《隋书·经籍志》所录，并非全豹。隋代以后，刘宋文学散佚情况愈为严重，目前存作兹统计如下： 文帝、孝武、明帝三位帝王，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研究者于此多有论述。三位之外，其余皇族亦多有珠玉遗世，比如，文帝四子南平王刘铄：“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時人以为亚迹陆机。”[6]（p.395）不过，遗憾的是，其《拟古》诗今存已不足10首。再如，文帝九子刘昶投奔北魏途中，尚作五言断句“白云满郭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6]（p.403）。这几句诗，用语讲究，白云、黄尘，满郭、半天，关山、故乡，对仗较为工稳，来、起之间，眼前好像白云浮动，仿若黄沙弥漫，四面绝、几千里二句，沉淀着浓浓的悲情。虽仓促为之，未成全璧，然自然天成、情景交融，足见刘昶文思敏捷、文采斐然。绾结有宋一代遗存的文学作品，皇族所作计诗73首、文540篇、小说3部，其作者不仅包括亲王、妃嫔、公主，而且涵盖刘宋八帝，堪为大观。帝王、宗室笃好文义、操笔为文，遂成一代文化华族，在彭城成为文学地理分布大户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王氏与琅琊
居于亚席的是琅琊。这个里贯的文人群落主要包括王氏、颜氏两个家族。其中，颜氏2人，王氏12人，琅琊王氏人才尤多。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就是高门大族的典型代表，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言说的就是他们显赫的地位。琅琊王氏世代簪缨，其他家族只能望其项背，沈约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6]（p.611）确实如此。
王氏家族重视子弟的培养。王僧虔教导儿子：
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熊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6]（p.605）
读书向学，修身养性，凭借自身努力，争取美好前程，充满危机意识的言说句句是箴言，这正是临沂王氏子弟才俊频出的重用缘由。刘宋时期，琅琊临沂王氏延续着家族的光荣，因人品才学风采出众而被举荐为官者甚伙，比如，王微，《南史》载：“微字景玄，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宋文帝赐以名蓍。”[6]（p.578）又如，王智“少简贵，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见王智使人思仲祖’。”[6]（p.632）因声隆位尊得人史传着，王氏子弟众多。个中最显赫者，首推太保王弘。王弘的曾祖是东晋丞相王导，祖父王洽是中领军，父亲王珣为司徒。王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弱冠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6]（p.569）武帝、文帝时期，王弘官运亨通，刘裕宋公时期，即被封为华容县五等侯，永初元年（420年），封为华容县公，永初三年（422年），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初，为司空，又封为建安郡公等等。元嘉九年一（432年），进位三公，同年薨逝，以善终[6]（p.570）。王弘之弟昙首，有志向，有文采，也有智局，深得武帝、文帝赞誉。戏马台群僚赋诗，王昙首表现出文思敏捷的一面，得到刘裕的赞许。文帝登基，昙首鞍前马后，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卒逝，史籍于此专门记载：“七年卒，时年三十七。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赠光禄大夫。”[6]（p.589）王昙首之受推重，可见一斑。王弘、王昙首之外，其余王氏族人，也多在不同时期，担任着要职。
持赢畏满，是琅琊王氏的家门风范[7]（p.2537），王家在易代之后，多人能维持着家族的兴盛，与王氏族人能够秉持这一家风，审时度势、知进知退，有一定关系。史载王弘从子王远：“微兄远字景舒，位光禄勋。时人谓远如屏风，屈曲从容，能蔽风露。言能不乖物理也。”[6]（p.579）又如，王昙首之子王僧虔被誉为“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6]（p.601）。在王弘位高权重之时，就曾多次辞官，还在弟弟王昙首的建议之下，让权于彭城王刘义康，所以，懂得退让舍弃，是其绵延光荣的重要方面。其次，琅邪王氏并不徇私。吴郡张邵与王华有矛盾，王华反而推举张邵作雍州刺史。张邵评价王华：“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义。”[1]（p.1395）比如，王韶之修史，史载：“韶之为晋史，序王询货殖，王廙作乱。询子弘、廙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羡之被诛，王弘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6]（p.662）王韶之修史能不虚美不隐恶，王弘、王华能做到为官公正，说明琅琊王氏行事遵循着一定的准则。此外，王氏的兴旺还在于他们举贤不避亲，如王询提拔王诞，史载：“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出本示诞，曰：‘犹恨少序节物。’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叹美，因而用之。”[6]（p.617）虽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可是如果同族就是伯乐，被发现被举荐的机会就会更多，而王氏能不避嫌地推举族人，同其不隐讳先人污点的行为一样，都是一种风范。对王氏一族的兴盛绵延，《南史》论云：“语云：‘不有君子，其有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6]（p.583）又云：“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6]（p.667）的确如此。
三、“四姓”与吴郡
陆机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3]（p.664）陆机所谓四姓，就是指当时江南望族顾氏、陆氏、朱氏、张氏。刘宋时期，吴郡地域文人群落中，“四姓”为12人，其中，张氏有6人，顾氏有3人，朱氏有2人，陆氏有1人。
四姓之中，其时声望最著的是张氏。史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1]（p.1396）秋当、周赳与张敷职位相仿且为实权人物，但在门第上与张氏相差很多，所以，欲结交张敷、跻身贵游，不过，张敷不买账。移床远客事件，说明在刘宋官宦的交往中，门第依然是超越官位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投射出吴郡张氏高门望族的地位及高门对于维护门阀制度的坚决态度。张敷的父亲张邵得朝廷信任，在湘州、荆州这些重要的州郡，皆担任过刺史。从父张裕亦身当要路。张家累世为官，祖上居吴地多年，家族产业甚多，史载：“（按：张茂度）征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固辞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 [1]（p.1510）孝武帝及齐梁帝王曾多次造访张氏的府邸，可见至南朝时期，吴郡张氏皆堪称望族。 张氏家门重视子弟才学的培养。史载：“父邵使（按：张敷）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时名价日重。”[6]（p.826）谈玄论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一项学术活动，也是衡量文人才华的尺度之一，所谓“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4]（p.384）谈论对象之互动，是增进学问的一种重要方式，谈论对象的选择与谈论结果的胜负，亦是士族增进声望的途径之一。宗炳是其时富有声望的隐逸之士，晋宋时期权贵多次征召皆不就，为时人所重，张邵能够请宗炳与儿子张敷谈论《周易》，对张敷学问、声名的增进是非常有益的，可见对后代培养的重视。
张氏子弟有遗文者，以张畅、张镜、张永最有美誉。张畅是张邵兄长张袆的儿子。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拓跋焘南侵，众将惶然无措，纷纷提议弃城，逃遁他处，至于逃至何处，一时议论纷纷，无法达成统一。时为安北长史的张畅力主坐镇彭城。张畅《弃彭城南归议》云：
若历城、鬱（郁）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人无固心，但已关局严密，不获走耳。若一摇动，则溃然奔散。虽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虽寡，然朝夕未至窘乏，岂可舍万安之术，而即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7]（p.2701）
两军会面之时，张畅镇定地面对北魏大军，从容应对北魏尚书李孝伯的试探，展现出门阀贵胃的风韵及辩才，史载：“孝伯足词辩，亦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甚为敏捷，音韵详雅，魏人美之。”[1]（p.1399）张畅先前既已闻名北土，此次会谈之后，文采、机变、风度再次征服北地。张镜是张邵兄长张裕之子，官至光禄大夫，被称作“张氏五龙”之一。张镜玄谈、文采较为突出。史载：“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从篱边闻之，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6]（p.804）诗赋、玄谈堪称是士族的标识，看来，张镜的高门贵胄的风采颇让颜延之折服。当然，才学风流的华族，有时也不免纸上谈兵，张永就是一例。虽然张永读书万卷，能写文章，隶书尤精，但带兵上阵之时，却乏对阵之策。当初欣赏他的文帝，感叹道：“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6]（p.805）张永的父亲张裕，从父张邵，皆能将兵，故文帝有此感慨。其实，高门子弟多事文艺、以文为尚，出现这种将门子弟不会用兵的现象，并不足怪。综观刘宋时期吴郡张氏一族，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优游，对于子弟文义才学的要求都没有放松，因此，才能涌现出众多堪为表率的子弟，众多优秀子弟使张氏成为刘宋吴郡文人最多的士族。
吴郡张氏之外的另外三个家族，顾氏、朱氏、陆氏，较之张氏，人才颇为凋零。顾深是东晋司空顾和的后人，《南史》载：“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深之及琛，吴音不变。”[6]（p.920）陈寅恪云：“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接庶人则用昊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得以推知。”[4]（p..687）由此，顾琛等的不变吴语，也许是乡音难改，也许与顾琛多在吴郡、吴兴为官，并且与过江士族交往不多有所关联，或者正是其家门远离权力核心圈的佐证。陆氏，刘宋吴郡文人中，仅有1人，史载：“自玩（陆仲元曾祖）泊仲元，四侍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1]（p.1510）方之二族，实际上是不如这二族，刘宋时期，陆氏子弟权位、声望及文艺上皆与张氏有差距。
“四姓”家族，除了张氏以外，基本上处于刘宋核心权力阶层的外围。同时，顾氏中顾凯之曾在谢晦手下，如史载：“凯之为谢晦卫军参军.， [6]（p.920），张氏亦曾在王氏手下任职。从权力层面，吴郡四姓皆无法颉顽王、谢。文学地理分布上，吴郡集四姓人才之力，才勉力与琅琊临沂陈氏一族的作者数量相抵。“四姓”是江南士族的缩影，吴兴、会稽多类吴郡，不复展开亦毋庸赘言。
在以作者里贯为衡量研究刘宋文学地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门氏族与文学地理分布的密切关系。魏晋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特权。刘裕代晋而立之后，颁布《将封晋世名臣后裔诏》《封功臣诏》《封佐命功臣徐羡之等诏》等等一系列诏令法规，打压东晋传统高门士族，分封开国元勋。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士庶分野，在刘宋乃至南朝时期，其壁垒仍然存在。尤其是，高门华族积年养成的家风与素养，使其继续在朝野赢得声名。其声名的形成与门阀士族重视文化素养、文艺才能、文学底蕴的培养有很大的关系。高门的才学风范，皇族的奖掖倡扬，形成了以文为尚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一些行伍出身的旧臣在承平时代也教导子弟弃武习文，武将的后辈，常常是士族贵胃的模样。可以说，刘宋时期，士族依然是立国的基础，政治上如此，文化上更是这样。由于刘宋时期门阀士族在文化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其对刘宋文学地理的分布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地域内家门氏族的隆替、多寡，影响着地域内文人群落的大小，家门氏族的兴衰决定了文学地理分布区域的范畴，高门华族所在的地域，文学的发展通常很兴盛，低级士族、寒门素族所在的地域，文学的发展通常受到限制。并且“蓝田生玉”，家族的熏染，有益于子弟文才的养成，这又在作品数量、作品影響力等方面形成文学地理区域分布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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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约.奏弹王源.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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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7.
[关键词]刘宋文学；家门氏族；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吴郡“四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4-0082-05
文学、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比如东汉至魏晋，山东文人较多，建安七子中孔融是鲁国人，刘祯是东平人，王粲是山阳人，徐干是北海人，在今天来看，其里贯均属山东地区。刘宋时期也是这样。在39个郡县中，以文人数量权衡，彭城、琅琊、吴郡三地居于前列。刘宋文学作者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与不平衡，是刘宋士族在地理分布上集中与不平衡的投射。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也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刘宋家门氏族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吴郡“四姓”，以其文人数量之多，堪为刘宋文学的摇篮，同时，在刘宋家门氏族的类型中，这几大家族，以其声望、地位、人才的多少，足称新兴士族、长盛士族、没落士族的代表，从这三类家门氏族的发展演进中，可以看到家门氏族的隆替、家风氛围的养成对于文人素质的涵养，并且亦相应地辐射影响着以文人数量为划分的文学地理的分布。
一、刘氏与彭城
彭城里贯的作者，在地域分布上，数量最多。高祖刘裕出身于彭城，（宋书》载：“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1]（p.1）在35位彭城出身的文人中，29位为刘宋皇族，包括八位帝王、长沙王义欣、临川王义庆、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彭城王义康、南郡王义宣、元凶劭、始兴王濬、南平王铄、竟陵王诞、建平王宏、建安王休仁、晋文王休祐、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豫章王子尚、晋安王子勋、寻阳王子房、刘俁、临川长公主英媛、彭城王义康的女儿玉秀。在一众高门士族中，彭城刘氏，以其身为皇族而地位最隆，并且，在彭城刘氏攀向权位高峰的过程中，一步步地拉近自己与高门华族的距离，赢得高门华族的接纳，努力成为刘宋门阀士族中的一员。
以门第为权衡，是高门士族选取姻戚时的重要考量。沈约云：“齐大非偶，著乎前浩；辞霍不婚，垂称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义，升降窳隆，诚非一揆。固宜本其门素，不相夺伦，使秦晋有匹，径渭无舛。”[2]（pp.1812-1813）在这里，沈约论述华门素族在婚姻选择时不相通婚，强调门阀制度士庶分野的森严壁垒。寒门素族向高门华族示意是高攀，高门华族与寒门素族结亲则属俯就，不仅如此，当时的高门华族之间，也是有等级高低的。陆机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3]（p.664）陆机所谓四姓，就是指当时江东望族顾氏、陆氏、朱氏、张氏。据刘义庆叙：“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云：‘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4]（p.684）透过王导与诸葛恢的对话，看出其时高门之间的争竞微妙，而琅琊临沂王氏与琅琊阳都诸葛氏的门第显贵亦可见一斑。曹道衡云：“这可见当时高门，以王和诸葛为最，谢氏还称不上。”[5]（p.129）询为确论。在刘宋皇族选择姻亲时，世家望族是他们的首选。具见下表：
中国古代的婚姻，素来讲求门户相当，刘宋也是这样。作为帝王之家，如何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门第呢？遴选妃子的标准可以不问出处仅凭色貌，比如文帝路淑媛，《南史》载：“以色貌选人后宫。”[6]（p.321）甄选确立皇后的标准却一定是其名门望族的出身。故处于微时，刘裕及其父辈可以结亲于太守、功曹，但是，当刘裕一旦独掌权柄甚至龙袍加身之后，太守功曹的家族，就非良配了。独掌权柄之时，刘义符娶了司马氏的女儿，则刘裕的亲家是东晋皇族。践柞之后，姻亲遴选上也是沿着门当户对的轨道。《南史》载：“泰始五年，明帝访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江氏虽为华族，而后父祖并已亡，弟又弱小，以卜筮吉，故为太子纳之。”[6]（pp-326-327）明帝甄选儿媳的考量，代表着刘宋帝王的姻亲选择观念，在刘宋皇族眼中，皇后标准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第二个，家族中有朝臣或者堪为重用的男丁；第三个，准夫妻二人八字相合，卜筮吉祥。济阳考城江氏，是东晋望族，刘宋时期，江氏后人江夷、江湛皆有盛名清誉，身当要路，太子妃江氏的祖父江智深，是江夷的从子，《南史》载：“智深爱好文雅，辞采清赡，孝武深相知待，恩礼冠朝。”[6]（p.947）到了太子妃，虽然家族人才凋零、门疏援寡，但毕竟是名门贵胃，加之卜筮吉祥，于时缔结了婚姻。可见，门第声望，是立后的重要的标准。以门第为衡量，刘宋帝王，除刘裕之外，其余七帝均结璃于望族之女。少帝司马皇后，家族为东晋皇族司马氏；文元袁皇后，家族为陈郡长平袁氏；孝武文穆王皇后，家族为琅琊临沂王氏；前废帝何皇后，家族为庐江何氏；明恭王皇后，家族为琅琊临沂王氏；后废帝江皇后，家族为济阳考城江氏；顺帝谢皇后，家族为陈郡阳夏谢氏。对于彭城刘氏来说，践柞刘宋，使其家门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赢得高门士族的接纳，则使其尊贵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刘氏家族，由原来的“盛流皆不与其相交”到能与东晋皇族、琅琊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等名门望族结为姻亲，说明随着其权势地位的提升，门阀士族们对其的接纳，对于高门士族来说，能与皇室结亲，既是其优握地位的保障，也是其家族兴旺、族人声望的最好证明。
文学素养是士族的标签，彭城刘氏在成为新贵之后，也在不断地提升文化修为、文学素养。兹于《隋书·经籍志》集部，辑录刘宋皇族文集存目如下：
从中可见刘宋皇族文学创作盛况。由于种种原因，自宋至隋，文集的散佚无法避免，故而，《隋书·经籍志》所录，并非全豹。隋代以后，刘宋文学散佚情况愈为严重，目前存作兹统计如下： 文帝、孝武、明帝三位帝王，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研究者于此多有论述。三位之外，其余皇族亦多有珠玉遗世，比如，文帝四子南平王刘铄：“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時人以为亚迹陆机。”[6]（p.395）不过，遗憾的是，其《拟古》诗今存已不足10首。再如，文帝九子刘昶投奔北魏途中，尚作五言断句“白云满郭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6]（p.403）。这几句诗，用语讲究，白云、黄尘，满郭、半天，关山、故乡，对仗较为工稳，来、起之间，眼前好像白云浮动，仿若黄沙弥漫，四面绝、几千里二句，沉淀着浓浓的悲情。虽仓促为之，未成全璧，然自然天成、情景交融，足见刘昶文思敏捷、文采斐然。绾结有宋一代遗存的文学作品，皇族所作计诗73首、文540篇、小说3部，其作者不仅包括亲王、妃嫔、公主，而且涵盖刘宋八帝，堪为大观。帝王、宗室笃好文义、操笔为文，遂成一代文化华族，在彭城成为文学地理分布大户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王氏与琅琊
居于亚席的是琅琊。这个里贯的文人群落主要包括王氏、颜氏两个家族。其中，颜氏2人，王氏12人，琅琊王氏人才尤多。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就是高门大族的典型代表，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言说的就是他们显赫的地位。琅琊王氏世代簪缨，其他家族只能望其项背，沈约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6]（p.611）确实如此。
王氏家族重视子弟的培养。王僧虔教导儿子：
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熊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6]（p.605）
读书向学，修身养性，凭借自身努力，争取美好前程，充满危机意识的言说句句是箴言，这正是临沂王氏子弟才俊频出的重用缘由。刘宋时期，琅琊临沂王氏延续着家族的光荣，因人品才学风采出众而被举荐为官者甚伙，比如，王微，《南史》载：“微字景玄，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宋文帝赐以名蓍。”[6]（p.578）又如，王智“少简贵，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见王智使人思仲祖’。”[6]（p.632）因声隆位尊得人史传着，王氏子弟众多。个中最显赫者，首推太保王弘。王弘的曾祖是东晋丞相王导，祖父王洽是中领军，父亲王珣为司徒。王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弱冠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6]（p.569）武帝、文帝时期，王弘官运亨通，刘裕宋公时期，即被封为华容县五等侯，永初元年（420年），封为华容县公，永初三年（422年），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初，为司空，又封为建安郡公等等。元嘉九年一（432年），进位三公，同年薨逝，以善终[6]（p.570）。王弘之弟昙首，有志向，有文采，也有智局，深得武帝、文帝赞誉。戏马台群僚赋诗，王昙首表现出文思敏捷的一面，得到刘裕的赞许。文帝登基，昙首鞍前马后，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卒逝，史籍于此专门记载：“七年卒，时年三十七。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赠光禄大夫。”[6]（p.589）王昙首之受推重，可见一斑。王弘、王昙首之外，其余王氏族人，也多在不同时期，担任着要职。
持赢畏满，是琅琊王氏的家门风范[7]（p.2537），王家在易代之后，多人能维持着家族的兴盛，与王氏族人能够秉持这一家风，审时度势、知进知退，有一定关系。史载王弘从子王远：“微兄远字景舒，位光禄勋。时人谓远如屏风，屈曲从容，能蔽风露。言能不乖物理也。”[6]（p.579）又如，王昙首之子王僧虔被誉为“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6]（p.601）。在王弘位高权重之时，就曾多次辞官，还在弟弟王昙首的建议之下，让权于彭城王刘义康，所以，懂得退让舍弃，是其绵延光荣的重要方面。其次，琅邪王氏并不徇私。吴郡张邵与王华有矛盾，王华反而推举张邵作雍州刺史。张邵评价王华：“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义。”[1]（p.1395）比如，王韶之修史，史载：“韶之为晋史，序王询货殖，王廙作乱。询子弘、廙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羡之被诛，王弘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6]（p.662）王韶之修史能不虚美不隐恶，王弘、王华能做到为官公正，说明琅琊王氏行事遵循着一定的准则。此外，王氏的兴旺还在于他们举贤不避亲，如王询提拔王诞，史载：“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出本示诞，曰：‘犹恨少序节物。’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叹美，因而用之。”[6]（p.617）虽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可是如果同族就是伯乐，被发现被举荐的机会就会更多，而王氏能不避嫌地推举族人，同其不隐讳先人污点的行为一样，都是一种风范。对王氏一族的兴盛绵延，《南史》论云：“语云：‘不有君子，其有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6]（p.583）又云：“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6]（p.667）的确如此。
三、“四姓”与吴郡
陆机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3]（p.664）陆机所谓四姓，就是指当时江南望族顾氏、陆氏、朱氏、张氏。刘宋时期，吴郡地域文人群落中，“四姓”为12人，其中，张氏有6人，顾氏有3人，朱氏有2人，陆氏有1人。
四姓之中，其时声望最著的是张氏。史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1]（p.1396）秋当、周赳与张敷职位相仿且为实权人物，但在门第上与张氏相差很多，所以，欲结交张敷、跻身贵游，不过，张敷不买账。移床远客事件，说明在刘宋官宦的交往中，门第依然是超越官位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投射出吴郡张氏高门望族的地位及高门对于维护门阀制度的坚决态度。张敷的父亲张邵得朝廷信任，在湘州、荆州这些重要的州郡，皆担任过刺史。从父张裕亦身当要路。张家累世为官，祖上居吴地多年，家族产业甚多，史载：“（按：张茂度）征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固辞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 [1]（p.1510）孝武帝及齐梁帝王曾多次造访张氏的府邸，可见至南朝时期，吴郡张氏皆堪称望族。 张氏家门重视子弟才学的培养。史载：“父邵使（按：张敷）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时名价日重。”[6]（p.826）谈玄论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一项学术活动，也是衡量文人才华的尺度之一，所谓“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4]（p.384）谈论对象之互动，是增进学问的一种重要方式，谈论对象的选择与谈论结果的胜负，亦是士族增进声望的途径之一。宗炳是其时富有声望的隐逸之士，晋宋时期权贵多次征召皆不就，为时人所重，张邵能够请宗炳与儿子张敷谈论《周易》，对张敷学问、声名的增进是非常有益的，可见对后代培养的重视。
张氏子弟有遗文者，以张畅、张镜、张永最有美誉。张畅是张邵兄长张袆的儿子。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拓跋焘南侵，众将惶然无措，纷纷提议弃城，逃遁他处，至于逃至何处，一时议论纷纷，无法达成统一。时为安北长史的张畅力主坐镇彭城。张畅《弃彭城南归议》云：
若历城、鬱（郁）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人无固心，但已关局严密，不获走耳。若一摇动，则溃然奔散。虽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虽寡，然朝夕未至窘乏，岂可舍万安之术，而即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7]（p.2701）
两军会面之时，张畅镇定地面对北魏大军，从容应对北魏尚书李孝伯的试探，展现出门阀贵胃的风韵及辩才，史载：“孝伯足词辩，亦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甚为敏捷，音韵详雅，魏人美之。”[1]（p.1399）张畅先前既已闻名北土，此次会谈之后，文采、机变、风度再次征服北地。张镜是张邵兄长张裕之子，官至光禄大夫，被称作“张氏五龙”之一。张镜玄谈、文采较为突出。史载：“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从篱边闻之，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6]（p.804）诗赋、玄谈堪称是士族的标识，看来，张镜的高门贵胄的风采颇让颜延之折服。当然，才学风流的华族，有时也不免纸上谈兵，张永就是一例。虽然张永读书万卷，能写文章，隶书尤精，但带兵上阵之时，却乏对阵之策。当初欣赏他的文帝，感叹道：“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6]（p.805）张永的父亲张裕，从父张邵，皆能将兵，故文帝有此感慨。其实，高门子弟多事文艺、以文为尚，出现这种将门子弟不会用兵的现象，并不足怪。综观刘宋时期吴郡张氏一族，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优游，对于子弟文义才学的要求都没有放松，因此，才能涌现出众多堪为表率的子弟，众多优秀子弟使张氏成为刘宋吴郡文人最多的士族。
吴郡张氏之外的另外三个家族，顾氏、朱氏、陆氏，较之张氏，人才颇为凋零。顾深是东晋司空顾和的后人，《南史》载：“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深之及琛，吴音不变。”[6]（p.920）陈寅恪云：“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接庶人则用昊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得以推知。”[4]（p..687）由此，顾琛等的不变吴语，也许是乡音难改，也许与顾琛多在吴郡、吴兴为官，并且与过江士族交往不多有所关联，或者正是其家门远离权力核心圈的佐证。陆氏，刘宋吴郡文人中，仅有1人，史载：“自玩（陆仲元曾祖）泊仲元，四侍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1]（p.1510）方之二族，实际上是不如这二族，刘宋时期，陆氏子弟权位、声望及文艺上皆与张氏有差距。
“四姓”家族，除了张氏以外，基本上处于刘宋核心权力阶层的外围。同时，顾氏中顾凯之曾在谢晦手下，如史载：“凯之为谢晦卫军参军.， [6]（p.920），张氏亦曾在王氏手下任职。从权力层面，吴郡四姓皆无法颉顽王、谢。文学地理分布上，吴郡集四姓人才之力，才勉力与琅琊临沂陈氏一族的作者数量相抵。“四姓”是江南士族的缩影，吴兴、会稽多类吴郡，不复展开亦毋庸赘言。
在以作者里贯为衡量研究刘宋文学地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门氏族与文学地理分布的密切关系。魏晋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特权。刘裕代晋而立之后，颁布《将封晋世名臣后裔诏》《封功臣诏》《封佐命功臣徐羡之等诏》等等一系列诏令法规，打压东晋传统高门士族，分封开国元勋。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士庶分野，在刘宋乃至南朝时期，其壁垒仍然存在。尤其是，高门华族积年养成的家风与素养，使其继续在朝野赢得声名。其声名的形成与门阀士族重视文化素养、文艺才能、文学底蕴的培养有很大的关系。高门的才学风范，皇族的奖掖倡扬，形成了以文为尚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一些行伍出身的旧臣在承平时代也教导子弟弃武习文，武将的后辈，常常是士族贵胃的模样。可以说，刘宋时期，士族依然是立国的基础，政治上如此，文化上更是这样。由于刘宋时期门阀士族在文化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其对刘宋文学地理的分布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地域内家门氏族的隆替、多寡，影响着地域内文人群落的大小，家门氏族的兴衰决定了文学地理分布区域的范畴，高门华族所在的地域，文学的发展通常很兴盛，低级士族、寒门素族所在的地域，文学的发展通常受到限制。并且“蓝田生玉”，家族的熏染，有益于子弟文才的养成，这又在作品数量、作品影響力等方面形成文学地理区域分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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