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近日发布“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今年安排财政赤字16200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我们认为，中国这种逆周期适度扩大财赤规模的应时之举，不同于部分欧美国家饮鸩止渴之举，更不必担心会导致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的恶果。依据在于：
　　首先，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赤字适度扩大后，2015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GDP）也仅为2.3%，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GDP）则尚不足20%，而这些安全性指标不仅显著优于欧美国家，而且还大幅低于3%与6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其次，不同于欧美国家主要将其政府债务用于国民福利支出，中国的财政支出因发展所需，有相当大的部分被集中投放到生产性领域，而中国作为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不足发达国家20%），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还很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仍处于产出/投入比较高的阶段。譬如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可达到0.695，而且这些主要由公共开支进行的投资还具有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特征。
　　第三，即使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将其财政支出重心向民生领域倾斜，但是这些项目支出在前期社保欠账较多，以及居民消费亟待提振的情况下，不仅不会矛盾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反而还会对财富增长起促进作用。因为这种矫正有利于消除此前城乡居民基于预防性动机而不得不维持的过度储蓄倾向，进而从原点上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四，中国的财税制度改革因形势倒逼，已经到了必须大踏步前行的关键时期，而适度扩大赤字规模，有利于这项重大改革在较和缓的约束条件下加速推进。其中尤其是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的新常态下，必须在充分考虑可行性的前提下，才能如预期中那样重点突破，功在长远。
　　第五，今年财政赤字中首次包含“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而这一创新不仅在长远视角下，有利于地方性债务更透明、更规范、更易于被纳入政府预算全口径管理，而且从其推出的时间节点来看，也具有合理性、适应迫切性：一则体现在居高不下的地方性债务必须及早提供可置信的“泄洪”渠道以逐步释放金融风险，再则体现在当下中国经济急需破解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最直接的原因即在于存量债务规模过大，还本付息的即期压力使得新增流行性瞬间即被银行重新吸纳。因此，要真正缓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金融与财政创新（譬如近期批准的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使流动性从债务负担中解放出来。
　　当然，若就审慎性原则而言，“赤字经济”的副作用也必须事先有所警惕，比如会不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软约束，再譬如是否会对市场形成“挤出效应”等。不过考虑到当下中国的赤字增加适度且必要，因此，其在“三期叠加”下的杠杆作用当可期待并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