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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诗学，是创造性的制高点。诗先于诗学而在，中、西方的远古先人们需要和宇宙对话，需要自我表述、自我创造，于是诞生了诗。而“诗学”这一术语，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已将“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我們在现代汉诗中常提及的诗学，是狭义的诗学。在广义与狭义流动的血脉里，在理论与实践转换的诗歌现场里，诗人和诗评家李犁构建了植根于本土的有中华气派的成熟诗学。
在《百年新诗需要恢复和坚守些什么》一文中，李犁认为诗人要有凌云之志、锋利之思、侠义精神、坐禅之修。李犁无疑打捞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精髓，对诗坛给出了恰切中肯的方案。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庄子的精神追求则更为高远，《逍遥游》中的鲲化而为鹏鸟，奋羽而飞，遮天蔽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但如此壮阔的气象与境界依然不是庄子所追求的，庄子所追求的是“无待”，是超越一切物累与拘束的自由之境;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士”文化、侠客文化珍视尊严和荣誉，信奉“士为知己者死”;而“坐禅之修”看似枯寂，实则是“生死无碍”的大勇。面对最好也是最坏的大时代，面对多元混杂的沸腾生活，李犁试图在中华诗学精神及特质中寻找推动百年新诗现代性和世界性进程的力量。他呼唤大爱与情义、大我与肝胆，希冀穿越大动抵达大爱，通过大言拥抱大美。他的呼唤有血质、有锋芒、有火的燃烧之力。
他认为诗坛缺少的是情怀。在《缺“火”的诗坛》一文中他说：“火即情怀，包括情怀派生出来的理想、道义、激情以及侠肝义胆。”他结合当下诗歌文本实践点燃了五把“火”，具体阐释了淬火、炉火、烈火、灯火、地火，这五种“火”是李犁的情怀之火。情怀，本是个被用得挺滥的一个词，但在李犁这里澄澈了、温暖了、劲健了，这个含有感情的心境里有生命、有理想、有探索。他的诗歌雄心和抱负是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灵魂高度以及卷入当下的立场。
《周易·乾·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者，才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内心，才敢于忏悔和救赎，才能对人性的丰富给予更多悲悯、对弱势群体的卑微和苦难有大同情、对人类的终极价值有所思索。英国心理学家Paul Gilbert博士认为“人类不一定是个好的物种，除非我们有机会拿出内心的慈悲和勇气”。在李犁的诗学里，好诗人就是这样能拿出内心慈悲和勇气的人。
在《我所理解的好诗人》中，李犁一气呵成直言了好诗人的精神命脉：“好诗人是一个说真话、有正义感，对丑恶时刻保持愤怒，并永远说不的人”;“好诗人是一个无缘无故去爱和恨，并把眼泪和金钱献给卑微的弱小者，也敢把仇恨和砖头献给欺凌弱小者的人”;“好诗人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养家糊口，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和热情”。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轻盈地度过这一生，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好诗人是看清这个世界、心疼这个世界，又激情澎湃热爱这个世界的刚健者。
李犁本身是一位技艺纯熟的诗人，他深知对一个诗人而言，如何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好诗人照亮别人的明亮人格，我想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诗人生命气息的流转不断走向孱弱。他要为诗坛注入刚健之气、刚正之气、刚强之气，引导诗坛逐步进入正义情感和阳刚精神的积累期。
法国批评家茨威坦·托多洛夫认为，诗学的真正主题不是“阐释”作品的意义，而是文学话语中内在的诸结构。笔者理解，托多洛夫是在说诗学不同于阐释具体作品，因为它不去揭示意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产生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它在文学内部寻求规律。因此，诗学是一种既“抽象”又“内在”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位资深的诗学研究者，李犁评诗总是能关注到文学性的本质和关键之处。
在《新世纪诗歌：第三次回归》中，李犁提出好诗歌的三个标准，认为诗歌是良知，是仰望，是技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所以才不会像一些学院派诗评家那样经常使用一些哲学和美学上的大概念，从而把诗歌分析变得大而空。李犁看重诗歌的修辞学性征，甚至是宽泛意义上的关于话语的一般科学，具有符号学研究的意味。怎么把修辞化作写作者自身的一种习惯和素养，而不是刻意和强迫;怎么把技术化作写作者内在的审美情感，一种自然自在不留痕迹的技术运用，李犁认为才是诗人们努力的方向。
有很多诗界人士已认识到评、创脱节的问题，因为有些学院派评论家自己不常浸淫在写作现场，对诗坛的各种走向、各式变化难以吃准，也很正常。好的诗歌，应该是在生活现场写出来的，而好的诗评是对诗歌现场的发言。因之，李犁的《烹诗》中最后一章为“诗之见——诗歌现场之我见”。写诗又兼评论，长时间这样直接诗气、直击现场的实践锤炼了他优良的审美判断。一个身在急遽变化的生活现场和诗坛现场的人，站出来对诗歌写作澄清误区、肯定特点、指出缺憾、梳理方向、呼唤情怀，更会令人信服。就像一个制造丝绸又经营丝绸的丝绸专家，只要丝绸一上手，就知道它的材质、成色和产地，知道如何改良以提升品相和品位。一直在现场的李犁是诗歌的智者。
在场的另一个维度，是他以大声音守护诗性。在他的诗评中，他总能锁定一些新现实主义作品，如王鸣久《谁能幸免于罪》、衣米一《疯女人》、陆健《农民工李小四》、颜梅玖《由子与我》……他珍视这些温暖与泪水共存的诗心，对底层介入、对弱势同情，尊重生命存在，在痛与爱中懂得省察。他知道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不能互相遗忘。他拼命守护的绝不单单是现代诗美的技术，更是为了使诗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坚强生长，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免遭粗暴的、丑陋的、野蛮的伤害。“对自然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对热爱的拥抱，以及对真理悲悯温暖自由理想的呼唤，都是诗歌良心的复活和体现。”这是李犁信奉的温暖的良心。他乐于把它四散开来，绵延出去，从而传递某种坚定的力量。他把这看作是诗人的使命，是诗学的在场。
文学艺术，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起源于摹仿，他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都是摹仿而来。因此西方文艺重再现，基本向度是写实，属于叙事型艺术;中国文艺重表现，基本向度是写意，属于抒情型艺术。《荷马史诗》与《诗经》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中国早期诗歌的辉煌。但到了现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艺及其理论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交换位置”现象，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向再现靠拢，西方现代文艺却向着表现迈进。
从美与丑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艺术都要追求其审美价值。我国现代诗受西方现代派非理性思潮影响，一些诗歌里出现了书写冷酷、阴暗、颓废、泄欲的现象以及恋丑恋怪的癖好。李犁肯定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但也对当下的诗坛深表担忧。他毅然重提本土诗学，亮出本土的诗学。2017年《诗刊》首发他的《呼唤和重建本土诗学的精神与特质》，试图通过我们自己的诗歌经验，让日渐萎悴的诗歌重新丰满和康健起来。该长文被多家纸媒、新媒转载，包括香港、台湾一些大学的学报，引发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声援。
“味”和“境”，是中国美学的高级抒情形态。在中国古典诗歌常表现出情与景交融互渗、实与虚相生相显，开拓出一层比一层情深、一层比一层晶莹的审美空间，韵致无穷，余味不绝。诗评家李犁期望这些曾支撑和辉煌了我们诗歌的风骨和精髓，继续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心脏与血肉。可以说，李犁是一个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诗人和诗评家。
现在有很多学者谈论“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使命，因为我们正走在前无古人、充满无限可能的道路上。新时代诗歌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场域，在诗的国度以诗的名义和方式表达中国人的诗学。
刚健的诗学
在《百年新诗需要恢复和坚守些什么》一文中，李犁认为诗人要有凌云之志、锋利之思、侠义精神、坐禅之修。李犁无疑打捞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精髓，对诗坛给出了恰切中肯的方案。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庄子的精神追求则更为高远，《逍遥游》中的鲲化而为鹏鸟，奋羽而飞，遮天蔽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但如此壮阔的气象与境界依然不是庄子所追求的，庄子所追求的是“无待”，是超越一切物累与拘束的自由之境;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士”文化、侠客文化珍视尊严和荣誉，信奉“士为知己者死”;而“坐禅之修”看似枯寂，实则是“生死无碍”的大勇。面对最好也是最坏的大时代，面对多元混杂的沸腾生活，李犁试图在中华诗学精神及特质中寻找推动百年新诗现代性和世界性进程的力量。他呼唤大爱与情义、大我与肝胆，希冀穿越大动抵达大爱，通过大言拥抱大美。他的呼唤有血质、有锋芒、有火的燃烧之力。
他认为诗坛缺少的是情怀。在《缺“火”的诗坛》一文中他说：“火即情怀，包括情怀派生出来的理想、道义、激情以及侠肝义胆。”他结合当下诗歌文本实践点燃了五把“火”，具体阐释了淬火、炉火、烈火、灯火、地火，这五种“火”是李犁的情怀之火。情怀，本是个被用得挺滥的一个词，但在李犁这里澄澈了、温暖了、劲健了，这个含有感情的心境里有生命、有理想、有探索。他的诗歌雄心和抱负是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灵魂高度以及卷入当下的立场。
《周易·乾·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者，才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内心，才敢于忏悔和救赎，才能对人性的丰富给予更多悲悯、对弱势群体的卑微和苦难有大同情、对人类的终极价值有所思索。英国心理学家Paul Gilbert博士认为“人类不一定是个好的物种，除非我们有机会拿出内心的慈悲和勇气”。在李犁的诗学里，好诗人就是这样能拿出内心慈悲和勇气的人。
在《我所理解的好诗人》中，李犁一气呵成直言了好诗人的精神命脉：“好诗人是一个说真话、有正义感，对丑恶时刻保持愤怒，并永远说不的人”;“好诗人是一个无缘无故去爱和恨，并把眼泪和金钱献给卑微的弱小者，也敢把仇恨和砖头献给欺凌弱小者的人”;“好诗人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养家糊口，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和热情”。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轻盈地度过这一生，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好诗人是看清这个世界、心疼这个世界，又激情澎湃热爱这个世界的刚健者。
李犁本身是一位技艺纯熟的诗人，他深知对一个诗人而言，如何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好诗人照亮别人的明亮人格，我想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诗人生命气息的流转不断走向孱弱。他要为诗坛注入刚健之气、刚正之气、刚强之气，引导诗坛逐步进入正义情感和阳刚精神的积累期。
在场的诗学
法国批评家茨威坦·托多洛夫认为，诗学的真正主题不是“阐释”作品的意义，而是文学话语中内在的诸结构。笔者理解，托多洛夫是在说诗学不同于阐释具体作品，因为它不去揭示意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产生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它在文学内部寻求规律。因此，诗学是一种既“抽象”又“内在”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位资深的诗学研究者，李犁评诗总是能关注到文学性的本质和关键之处。
在《新世纪诗歌：第三次回归》中，李犁提出好诗歌的三个标准，认为诗歌是良知，是仰望，是技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所以才不会像一些学院派诗评家那样经常使用一些哲学和美学上的大概念，从而把诗歌分析变得大而空。李犁看重诗歌的修辞学性征，甚至是宽泛意义上的关于话语的一般科学，具有符号学研究的意味。怎么把修辞化作写作者自身的一种习惯和素养，而不是刻意和强迫;怎么把技术化作写作者内在的审美情感，一种自然自在不留痕迹的技术运用，李犁认为才是诗人们努力的方向。
有很多诗界人士已认识到评、创脱节的问题，因为有些学院派评论家自己不常浸淫在写作现场，对诗坛的各种走向、各式变化难以吃准，也很正常。好的诗歌，应该是在生活现场写出来的，而好的诗评是对诗歌现场的发言。因之，李犁的《烹诗》中最后一章为“诗之见——诗歌现场之我见”。写诗又兼评论，长时间这样直接诗气、直击现场的实践锤炼了他优良的审美判断。一个身在急遽变化的生活现场和诗坛现场的人，站出来对诗歌写作澄清误区、肯定特点、指出缺憾、梳理方向、呼唤情怀，更会令人信服。就像一个制造丝绸又经营丝绸的丝绸专家，只要丝绸一上手，就知道它的材质、成色和产地，知道如何改良以提升品相和品位。一直在现场的李犁是诗歌的智者。
在场的另一个维度，是他以大声音守护诗性。在他的诗评中，他总能锁定一些新现实主义作品，如王鸣久《谁能幸免于罪》、衣米一《疯女人》、陆健《农民工李小四》、颜梅玖《由子与我》……他珍视这些温暖与泪水共存的诗心，对底层介入、对弱势同情，尊重生命存在，在痛与爱中懂得省察。他知道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不能互相遗忘。他拼命守护的绝不单单是现代诗美的技术，更是为了使诗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坚强生长，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免遭粗暴的、丑陋的、野蛮的伤害。“对自然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对热爱的拥抱，以及对真理悲悯温暖自由理想的呼唤，都是诗歌良心的复活和体现。”这是李犁信奉的温暖的良心。他乐于把它四散开来，绵延出去，从而传递某种坚定的力量。他把这看作是诗人的使命，是诗学的在场。
本土的诗学
文学艺术，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起源于摹仿，他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都是摹仿而来。因此西方文艺重再现，基本向度是写实，属于叙事型艺术;中国文艺重表现，基本向度是写意，属于抒情型艺术。《荷马史诗》与《诗经》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中国早期诗歌的辉煌。但到了现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艺及其理论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交换位置”现象，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向再现靠拢，西方现代文艺却向着表现迈进。
从美与丑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艺术都要追求其审美价值。我国现代诗受西方现代派非理性思潮影响，一些诗歌里出现了书写冷酷、阴暗、颓废、泄欲的现象以及恋丑恋怪的癖好。李犁肯定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但也对当下的诗坛深表担忧。他毅然重提本土诗学，亮出本土的诗学。2017年《诗刊》首发他的《呼唤和重建本土诗学的精神与特质》，试图通过我们自己的诗歌经验，让日渐萎悴的诗歌重新丰满和康健起来。该长文被多家纸媒、新媒转载，包括香港、台湾一些大学的学报，引发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声援。
“味”和“境”，是中国美学的高级抒情形态。在中国古典诗歌常表现出情与景交融互渗、实与虚相生相显，开拓出一层比一层情深、一层比一层晶莹的审美空间，韵致无穷，余味不绝。诗评家李犁期望这些曾支撑和辉煌了我们诗歌的风骨和精髓，继续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心脏与血肉。可以说，李犁是一个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诗人和诗评家。
现在有很多学者谈论“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使命，因为我们正走在前无古人、充满无限可能的道路上。新时代诗歌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场域，在诗的国度以诗的名义和方式表达中国人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