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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媒体等曾评选20世纪50年代美国白领人数超越蓝领阶层为20世纪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事件。2011年年底，福布斯中文网发表《当代最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中产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已超过了美国人口，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是21世纪对社会发展最具影响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国外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稳定器”理论认为，在西方工商业和市民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中产阶层是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并拥有一定的市场能力和消费水平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他们在社会发展、秩序稳定以及市场取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产阶层地位却在下沉。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就用“中产阶层悲惨指数”研究报告作为杀手锏来攻击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这一“悲惨指数”（包括中产家庭平均收入、大学学费、医疗保健费用、汽油支出、破产、住房拥有率和私企就业增长状况）在布什当政的3年中下降了13点，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恶化的3年。而奥巴马在2009年竞选上台后即实施拯救美国中产阶层计划，成立了“美国中产阶层家庭工作小组”，全力协助那些每天挣扎着支付账单、提心吊胆唯恐失去工作的中产阶层家庭，扭转他们饱受侵蚀的生活。在此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已难体现出社会“稳定器”作用。2011年9月至今，美国爆发了由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群体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他们高举“现在就革命”“资本主义要垮了，社会主义是选择”等标语口号，抗议金融资本贪婪。运动波及美国1400个城市，并影响英、法、意、澳大利亚、韩国等欧亚地区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形成全球性抗议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马丁·路德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然而在中国，贫瘠的公民文化培育土壤与生态环境，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注定是艰难的。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改革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关联性、敏感性、聚合性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着复杂形势。2010年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2011年年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中显示，当前“穷困”价值观正在流行，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将“穷困”原因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也出现了问题。沈瑞英教授撰著《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即是针对中产“亚健康”，“社会问题化”等方面，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以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刻的学术探讨。
沈著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研究中产阶层在国内学界可称嚆矢。其研究取向不同于西方中产阶层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安全阀”等理论观点，提出了创新性的立论与独到观点。她认为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层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其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从社会系统变量视角辩证分析，在市场社会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产阶层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沈教授以大量的现实事例论证当前的“中产阶层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中产作为转型社会的“矛盾与变量”，“在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是走不出公民社会的”等等。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不仅有别于学术界以客观指标如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分析中产阶层，也有别于以关系模型研究测算现阶段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社会规模等方面的研究，充分表明了一位学者秉承“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品性，以理论方式直面现实去探索和解读时代课题。
沈著对中产阶层“亚健康”的分析颇为独到。她认为当前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成长发育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与此同时也正是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权力腐败泛滥、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下降等构成了社会“亚稳定”之主要症结。而倒丁字形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不仅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渐行渐远，并且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出现“南橘北枳”和“被异化”现象。如2011年报端披露，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33.3%的企业预计这种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我国企业每年信用缺失导致损失达6000亿。又如法律是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然同年中国法学网对业内人士进行网上调查显示，认为我国法律实施状况很差的占60%、较差的占20%。显而易见，如果80%的法律界业内人士认为法律实施状况差，那么社会秩序还能稳定吗？！因此，当前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稳定感已成为其主要社会心态。那么一个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中产阶层，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吗？
研究者已指出，中产阶层的形成及其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沈著认为：中产阶层要成为理论假设中的社会秩序“稳定器”是有前提条件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学也已告诉我们，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逻辑是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丹尼尔·贝尔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动机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由异质群体组成、内部又良莠不齐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也会呈现负面作用，导致社会秩序的“亚稳定”。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阵痛、有代价，但最应该避免的是一个新兴阶层的“病态”异动。因此，当前中国社会政治与理论界应该探究与洞察的不仅仅是中产阶层会引起什么，而且是应倾心关注的具有多元价值取向与逆反情绪的、病态的中产阶层会激发多少社会问题！基于此，沈著关注中产阶层健康、成熟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关注中产阶层“亚健康”的制度成因。其认为政府应该加倍关注的不是中产是否积极纳税，而是应关注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应加倍关注的是机会均等、程序正义、分配公平、市场诚信和政治民主。这充分彰显了一种身处喧哗年代却定力自在的深层次理论品质。 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re）曾总结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中产阶层就没有民主。”但当下中国国情，并没有在体制与制度建设层面充分重视中产阶层崛起的社会进步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对“中国模式”炒得热火朝天之际，沈著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中国模式”最缺什么？没有成熟健康发展的中产阶层作为主体力量，社会现代化能够实现吗？若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中产阶层的社会期望值将始终处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状况下，中产要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能够成为现实吗？针对这些困境与问题，沈著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制度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以“制度选择文化”“制度引导文化”，积极推动公民文化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改革开放势必具有特殊性，要寻求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就必须依赖创新制度与公民法治文化建设。制度的实质即是通过提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而为影响人们心理观念、价值判断和文化创造提供基础，为发挥制度选择文化的功效提供条件。从中国发展而言，应发挥中国政治系统的优势，以制度引导与促进公民文化；以创新制度作为公民文化启蒙的产物，以现代化制度促动公民思想文化现代化，并形成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再循环回复成制度文化的基础与保障；在制度促进文化、文化生成制度的相辅相成中实现中国语境下的公民社会构建。
此外，沈著对于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论述也别具新意，是该著的一个亮点。其切实把握了中产阶层本身具有的异质性、差异性、矛盾性特征，提倡以主导与共生的价值观体系来容纳中产特性，体现了作者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本土化”的中产阶层发展理论所作的努力与尝试。沈瑞英教授认为政府不仅应扩展制度容量，制定政策与措施包容与推进文化多元发展，而且应以创新制度安排和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作为调适与整合机制，缓解和化解冲突，在促成文化秩序的和谐发展中，引导中产阶层健康发展成为建设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一支积极中坚力量。
诚如《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所表明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中产阶层发展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健全与完善的民主政治环境则是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中产阶层是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15年内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8亿；它已改变，并将会继续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动态格局。从一定意义而言，一个社会的收入中产、消费中产抑或经济学意义的中产发展，应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然而具有政治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形成和崛起，才是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过程中，执政党与政府不仅有不可推卸的政治、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发挥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洪滔）
国外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稳定器”理论认为，在西方工商业和市民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中产阶层是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并拥有一定的市场能力和消费水平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他们在社会发展、秩序稳定以及市场取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产阶层地位却在下沉。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就用“中产阶层悲惨指数”研究报告作为杀手锏来攻击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这一“悲惨指数”（包括中产家庭平均收入、大学学费、医疗保健费用、汽油支出、破产、住房拥有率和私企就业增长状况）在布什当政的3年中下降了13点，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恶化的3年。而奥巴马在2009年竞选上台后即实施拯救美国中产阶层计划，成立了“美国中产阶层家庭工作小组”，全力协助那些每天挣扎着支付账单、提心吊胆唯恐失去工作的中产阶层家庭，扭转他们饱受侵蚀的生活。在此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已难体现出社会“稳定器”作用。2011年9月至今，美国爆发了由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群体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他们高举“现在就革命”“资本主义要垮了，社会主义是选择”等标语口号，抗议金融资本贪婪。运动波及美国1400个城市，并影响英、法、意、澳大利亚、韩国等欧亚地区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形成全球性抗议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马丁·路德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然而在中国，贫瘠的公民文化培育土壤与生态环境，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注定是艰难的。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改革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关联性、敏感性、聚合性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着复杂形势。2010年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2011年年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中显示，当前“穷困”价值观正在流行，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将“穷困”原因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也出现了问题。沈瑞英教授撰著《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即是针对中产“亚健康”，“社会问题化”等方面，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以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刻的学术探讨。
沈著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研究中产阶层在国内学界可称嚆矢。其研究取向不同于西方中产阶层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安全阀”等理论观点，提出了创新性的立论与独到观点。她认为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层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其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从社会系统变量视角辩证分析，在市场社会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产阶层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沈教授以大量的现实事例论证当前的“中产阶层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中产作为转型社会的“矛盾与变量”，“在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是走不出公民社会的”等等。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不仅有别于学术界以客观指标如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分析中产阶层，也有别于以关系模型研究测算现阶段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社会规模等方面的研究，充分表明了一位学者秉承“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品性，以理论方式直面现实去探索和解读时代课题。
沈著对中产阶层“亚健康”的分析颇为独到。她认为当前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成长发育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与此同时也正是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权力腐败泛滥、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下降等构成了社会“亚稳定”之主要症结。而倒丁字形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不仅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渐行渐远，并且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出现“南橘北枳”和“被异化”现象。如2011年报端披露，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33.3%的企业预计这种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我国企业每年信用缺失导致损失达6000亿。又如法律是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然同年中国法学网对业内人士进行网上调查显示，认为我国法律实施状况很差的占60%、较差的占20%。显而易见，如果80%的法律界业内人士认为法律实施状况差，那么社会秩序还能稳定吗？！因此，当前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稳定感已成为其主要社会心态。那么一个缺乏安全感、稳定感的中产阶层，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吗？
研究者已指出，中产阶层的形成及其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沈著认为：中产阶层要成为理论假设中的社会秩序“稳定器”是有前提条件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学也已告诉我们，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逻辑是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丹尼尔·贝尔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动机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由异质群体组成、内部又良莠不齐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也会呈现负面作用，导致社会秩序的“亚稳定”。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阵痛、有代价，但最应该避免的是一个新兴阶层的“病态”异动。因此，当前中国社会政治与理论界应该探究与洞察的不仅仅是中产阶层会引起什么，而且是应倾心关注的具有多元价值取向与逆反情绪的、病态的中产阶层会激发多少社会问题！基于此，沈著关注中产阶层健康、成熟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关注中产阶层“亚健康”的制度成因。其认为政府应该加倍关注的不是中产是否积极纳税，而是应关注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应加倍关注的是机会均等、程序正义、分配公平、市场诚信和政治民主。这充分彰显了一种身处喧哗年代却定力自在的深层次理论品质。 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re）曾总结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中产阶层就没有民主。”但当下中国国情，并没有在体制与制度建设层面充分重视中产阶层崛起的社会进步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对“中国模式”炒得热火朝天之际，沈著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中国模式”最缺什么？没有成熟健康发展的中产阶层作为主体力量，社会现代化能够实现吗？若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中产阶层的社会期望值将始终处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状况下，中产要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能够成为现实吗？针对这些困境与问题，沈著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制度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以“制度选择文化”“制度引导文化”，积极推动公民文化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改革开放势必具有特殊性，要寻求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就必须依赖创新制度与公民法治文化建设。制度的实质即是通过提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而为影响人们心理观念、价值判断和文化创造提供基础，为发挥制度选择文化的功效提供条件。从中国发展而言，应发挥中国政治系统的优势，以制度引导与促进公民文化；以创新制度作为公民文化启蒙的产物，以现代化制度促动公民思想文化现代化，并形成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再循环回复成制度文化的基础与保障；在制度促进文化、文化生成制度的相辅相成中实现中国语境下的公民社会构建。
此外，沈著对于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论述也别具新意，是该著的一个亮点。其切实把握了中产阶层本身具有的异质性、差异性、矛盾性特征，提倡以主导与共生的价值观体系来容纳中产特性，体现了作者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本土化”的中产阶层发展理论所作的努力与尝试。沈瑞英教授认为政府不仅应扩展制度容量，制定政策与措施包容与推进文化多元发展，而且应以创新制度安排和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作为调适与整合机制，缓解和化解冲突，在促成文化秩序的和谐发展中，引导中产阶层健康发展成为建设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一支积极中坚力量。
诚如《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所表明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中产阶层发展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健全与完善的民主政治环境则是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中产阶层是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15年内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8亿；它已改变，并将会继续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动态格局。从一定意义而言，一个社会的收入中产、消费中产抑或经济学意义的中产发展，应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然而具有政治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形成和崛起，才是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过程中，执政党与政府不仅有不可推卸的政治、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发挥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