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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天津历史上就饱受供水问题的困扰。城内井水苦涩，且海河下游受海潮影响而水质不良，因此以上游“御河”为主的城市上游河流成为优良水源地，并由此也形成了以挑水售卖供应城区用水的模式。近代天津在遭受侵略者践踏的同时，也被推上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标志之一就是工业化供水的产生。随着自来水进入城市生活，水铺和水夫也悄然转型，不仅融入到新的供水体系，还承担着重要任务。
天津是一个多水的城市，“九河下梢，河海要冲”几乎概括了这座城市的最重要的特点：城市地势低，才能让海河在下游汇集到如此多的支流水源;沿河滨海，赋予其交通枢纽之意义。而对于城市发展而言，这句话也归纳了它的供水难题。地势低而滨海，地下水难免受海水侵蚀，造成离子含量超标而苦涩，因此城内“十井九废”，海河下游部分与海相接，受潮涌影响，水质不好，因此位于城市上游的南北运河（御河）水质最优，而城内沟、洼多因污水积聚而水质最差。因天津水源品质的差异性，由此衍生出了从事城市供水的专职行业——水夫和水铺。
在自来水体系建立之前，水夫和水铺承担了城市供水的重要任务。20世纪前后，工业化供水崭露头角，人工取水的工作逐渐被机器取代，但是水夫和水铺作为供水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依然存在。但他们发生了什么转变，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在没有机器供水的时代，天津大部分城区都处在河流冲积平原范围内，海拔高度在10米以下，坡度在五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①城区内的地面几乎没有起伏，使得排水变得异常困难，尤其是多雨季节，城内积水严重，在老城墙内外就有几块出名的水洼地，有的大如池塘。地下水位过高直接导致水质苦涩难咽，即便随处可以掘土见水，也很难找到可供应日常使用的甜井水。从明代开始，天津居民就尝试在城内掘井取水，但往往发现“水苦咸，饮食不便”，据清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当时前代可考的五口井及三个水窖，均因各种原因遭到弃用，②乾隆《天津县志》《天津府志》中的古迹志部分记录了天津城内及周边的若干水井，其中多数水质苦涩，最终废弃，尽管有传说性质的甘水井，但亦因时代久远而淤塞干涸。③
自古以来平原城市的取水大都仰仗河流和水井，而对于明清时期的天津来说，因井水苦涩难用，整个城区的取水重点只能转移到滨城而过的海河及其支流上。普通的零散取水方式在建城早期人口较少时，尚可满足需求，而随着城市发展，供水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
清代便有人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努力。康熙时总兵赵良栋尝试在城东南隅筑石闸，引海河潮水由南城水门入城;乾隆元年石闸坍塌，知府程凤文进行重建，④民众对此普遍赞誉，总结石闸六利：防洪、排积、供给饮用，沟浍宣通，挽水救火，清美土风。人们认为修缮石闸，通畅环城水域，可以改善“斥卤之地素无甘井，居民饮食皆远汲河水”①的情况。但实际上修石闸易，疏通淤塞难，且受海潮反涌影响，进城河水不时变质，咸涩难耐，加上地势低平，余水积腐，凭此供给的饮用水源短暂又不可靠，所以海河依然是不可取代的主要水源地。
据《天津县志》描写，清代天津城内的用水模式是“居民万户，皆仰给郭外，昏暮之求，远者十里，近者不下一、二里”，②为了生存，城内居民不得不每日往来河畔运水，这无论在时间还是精力上，都是一笔很大的消费。慢慢地除了住在河边的人可以很容易获取水源外，其他人便开始寻找能够节省精力的获水渠道。居民对供水服务的需求，促生了专事运水售卖的行业，因为这种行业用人力取运水源，我们姑且称之为人力供水业。
众所周知，城市的发展与它的水源有密切的关系。水源充沛与否，供应方式、卫生情况好坏等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规模，居民生活状态甚至影响到民俗观念。在自来水诞生前，天津依靠人力构建起了流动的供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水夫和水铺。
从海河担水进行售卖的水夫，被天津人俗称为“挑水的”或者“扁担”。直到今天，天后宫里还供奉着被称为“挑水哥哥”的水夫泥像，他身着青色衣裤，外表朴实，头戴斗笠，神采奕奕，身旁放着水筲扁担。据说他本姓白，原是水夫，但精通医术，尤其能保护出天花的孩子，后来变成了能够挑水浇灭天花的神仙。又有人将水与财联系起来，把他说成是财神化身——这也是为什么天津新年前后，水夫入户送水要留柴（与“财”谐音）一捆，以喻给雇主“送财”的彩头。在最重要的宫庙中供奉一个普通行业的从业人员，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体现出对城市挑水业的重视。
水夫们虽然貌似是做着无本万利的买卖，但是工作却极其辛苦。他们最初使用的工具是普通的扁担、水筲，但是路面颠簸，水经常泼洒出来，运水效率低下，因此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用于运水的独轮、双轮铁箍“水车”，有的是人力，有的靠畜力牵拉，这大大提升了运输的容量和速度。无论是扁担、水桶还是水车，都是竹木钉铆制造，并非一体成型，难免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城内裸土地面，运水的道路上经常因此泥泞不堪，夏季路面肮脏，冬季冰碴累积、湿滑难行。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描述这种情形为：“运夫担夫压赤肩，独轮车子亦争先，后头路滑城门外，长似黄梅雨后天”，③运水难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送水辛苦，损耗大，也可以想见由此会导致水价高昂。据乾隆年间的记载，“水一担不过三斗，非钱五文不可得”，“人日食米大约以六、七合为率，乃以三斗水之资，去日食之半”，④可见水资甚贵，甚至饮费于食。这种情况，在海河中下游水质受海潮影响苦涩难饮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水质最好的南运河水（也称为御河水）成为抢手的资源。因水源优势，距南运河最近的老城北门一带，成为运水最繁忙的区域之一，正如诗中所云：“城里源泉到处枯，两山双眼亦荒芜，家家多饮北门水，忙煞城里担水夫”，⑤运水之繁忙可见一斑。
如果说水夫是移动的供水管道，水铺则是人力运水网络上的服务节点，也是传统售水行业趋于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真正地将水作为一种资源当街定点售卖，而且通过固定售水点扩展了售水的时间和品种。 像其他行业一样，供水业也有帮派之分，而且大多是世代相传，有的家族从事时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所谓“行有行规”，“挑水的”自然也有约定俗称的规矩，据顾道馨先生的归纳总结，不成文的行规包括：主顾不可轻易调换，即便主顾自行更换，其他水夫也不应随意接受;水夫转行，转让主顾给他人应收取相应报酬;两水车相遇，空车让满车，不可随意超车;水夫各有自己的负责区域，他人不得僭越等若干条。⑥这些规矩是水夫们经过长时间的售卖活动自行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行业规范，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
老天津有很多社会组织，有人认为挑水的水夫可以归入“混混儿”一类，这种归纳有些道理，但并不严谨。《天津民俗志》中对“混混儿”的解释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流氓组织……兴于清初，衰于清末，直到建国后才被彻底清除。”①混混儿的组织形式并不严密，但多以不正当手段为业，是天津水陆码头发展昌盛的附生产物，从这些角度看，有正当职业的水夫不应归入此类，但某种情形下两者也有模糊和重叠。尤其是在供水业发展中出现过“水霸”，他们运用暴力手段对市场进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上老天津的很多行会（如水会②）的上层头目被认为都属于高级混混儿，所以人们产生此种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有水夫担水售卖，老城居民减少了每日奔波取水的辛苦，但河水水质也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尤其到了夏天，水中的杂质问题更是时时困扰着居民，有时由于泥沙过多，不经沉淀甚至无法饮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人们将三四尺长的竹竿下面几节钻洞，洞中放入白矾，然后搅拌河水，让白矾粘附泥沙加快沉淀。一些富家大户，更要准备几个大水缸，派专职仆役负责搅缸、倒缸、刷缸，③净化方法固然简易但是过程甚为繁琐。总之，无论从价格因素还是处理成本看，清洁的饮用水都是珍贵的，因此当时的天津人无论穷富，在用水方面都偏于节省。如果换一个视角思考，这种现象也预示着天津老城区对饮用水水质、水量存在巨大的隐形需求，工业化供水市场随时可以打开。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的外国租界逐渐设立起来，随着入侵势力加大，设立租界的国家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座城市里有九国租界，堪称全国之最。这些租界区依次排列在海河沿岸，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老城区的下游，构成了天津近代城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天津工业化供水的诞生是从租界开始的。和老城区一样，刚刚到达中国的外国人，即便住在租界中也同样需要水夫和供排水服务。他们从水夫手中买入河水，让家仆净化，用过的脏水又由水夫们担走。但是日益上升的卫生意识，不断增强的城市建设理念，加上外国人对中国人原本存在的歧视与不信任，④租界区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获水方式，让他们可以摆脱与水夫们（或家仆之外的中国人）的接触频率。最好的解决办法无疑是建立起一套科学、卫生、现代的工业供水体系。
关于引入自来水的设想，在1880年前后就被提到英租界工部局的议程上，而1895年爆发的霍乱或许对这项提案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⑤出于生活、生产、防火等方面的需求，在租界居民和商户们的积极要求下，由洋行集资筹建的英租界的天津自来水厂（Tienstin Warter Works）在千呼万唤中开办起来。这个水厂初期供水区域虽包括英法两个租界，但是主要是洋行分布集中的区域，日产水量三十万加仑，以英租界河坝道宝顺道尽头的海河为主要水源地，河水抽到水站沉淀池内，再流入过滤池，进而输送到一个三万加仑水塔内，⑥保证足够的水量供应租界区。1923年，英国工部局接管水厂后，加上水处理技术提升，改用深井水为主要水源，供水能力也得到提升，但始终不足，根据1937年接收其为国营时的统计，该厂总起水量约为75737000加仑，平均全区每月供水量为56183300加仑。⑦尽管英租界天津自来水厂采用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最先进的，但是它的主要供水范围仍然是租界区（主要是英、法租界，后来也承担了德租界的供水），对整个天津城区影响有限。相对而言，地理位置更好，供水范围更大的济安自来水厂的出现，对天津本埠的影响更广一些。
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1903年开始通水，是天津一批中外人士出于市民饮水需要，合资组建而成。与天津自来水厂相比，济安自来水公司建立时间稍晚，最初每日平均仅产水六万英加仑，管道长度约十里，供水区域只限于城厢一带，后逐渐发展，增设水塔，添置干管及设备，供水区域延至旧日、法、奥、俄各租界，最后扩展到近乎全市范围。在自来水厂建立之初，当时主政的八国联军都统衙门委员会就对其水源地、水价、消防龙头以及售水管的设置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取水地，要设置在“土围子处的大运河”，并且“必须设置过滤系统”。①从水源地看，济安自来水厂也占据优势，它的取水点设在北门外南运河上的芥园②（后增加了西河取水点），属于海河上游，水质相对清澈，水量也充沛，采用了慢滤池法进行净水，与天津自来水厂的深井水相比是一甘一咸，差异明显，因此自然更受欢迎。从1903年水厂建成投产到1904年7月，一年时间内月售水量就达到380万加仑，平均日售水量为12万加仑。③到1929年，济安自来水厂日产水能力夏季达到400万加仑，冬季也有300万加仑，60%用于供给居民用水。1933年，由于人口增加，自来水供给较两年前每日增加20万加仑，济安自来水公司不得不扩充芥园取水管道并通过关闭水闸保证南运河水量。④
像旧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市民对工业化供水的接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天津城区居民开始也难于理解自来水的原理，认为从铁管子里流出的水是“机器水”，喝了会“断子绝孙”，因此济安自来水公司还举办过免费品尝活动，又邀请官员亲临井口视察，并品尝用自来水沏出的茶水，⑤这样慢慢地才吸引了一些顾客。尽管如此，自来水进入老城区依然不能仿效租界模式，将水管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庭院中去。一方面，铺设水管的消耗不菲，一般民户难以支持，另一方面，保守的市民也少有愿意将机器水管埋到自家宅院地下的。这样，就出现了既顺应民意又方便取用的街边水龙头（“井口”），以及负责看守售卖水的摊点，这就为零售水业发展提供了商机。 与自来水结合起来的水铺与传统水铺相比，营业范围大致有两项内容：其一，售卖开水，水铺将自来水烧开，清晨起售;⑥其二，售卖自来水：水铺以吨为单位向自来水公司购水，再以挑为单位卖与居民，从中获利。平常百姓自己到水铺挑水，大户人家会要求送水上门，这就需要水夫。林希在回忆性的文章中描写过此类水夫：
这类送水工作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扁担，都和水铺订有合同，水铺给他们备有水车，他们每天早晨到水铺放满一车水，再拉到各家各户门外，放下水车，脚一踢，就把水车的支架踢下来了，放好一对水桶，拔下水车的木塞，哗哗地，就注满了两桶水。⑦
就这样，随着自来水事业的扩展，井口增多，传统水铺和水夫的工作在受到冲击后，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价值。
围绕新的“井口”水源，也生出了新的“水霸”。私人承包的水铺因为掌握水源，在转卖的过程中进行盘剥，抬高水价。据说，天津当年有东西南北四大“水霸”，各据一方，每人把持着十几个水铺，没有他们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在其势力范围内售卖饮用水。根据何志华先生的回忆：
水铺每天都会供应开水，一般三口大锅，左边一口放满凉水，中间一口是温水，右边的是开水，水商雇的工人们每天都是把三口锅里的水倒来倒去，这样三口锅里的水都是温的，加上锅都盖着盖子。每当有人问水开不开时，他们就会打开锅盖，指着热气说：“你看，这热腾腾的，能不开吗？”其实只是热水，而不是开水。这样做是为了省火，老百姓那时候也有不少知道内情的，只是敢怒不敢言。⑧
因为这件事，还出了一个地方特色的俏皮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可见居民对水铺和水霸还是颇有怨言的。
水霸影响的不仅是普通百姓，也影响了自来水公司的发展，两者的矛盾随着自来水在居民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也日益激烈起来。由于地方水霸出现，欠缴自来水费用的事件也频频发生，部分水铺集结起来，公然乱改水价，谋求暴利。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出于维持发展进行水价调整，此事虽然合乎情理，但不幸的是在改价过程中，一些水铺趁机任意加价，甚至到了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饮水的程度，弄得怨声载道，最后公用局不得已知会社会局，修订《水价议价办法七条》，用于控制市面水价。①
崭新的自来水工业并没有如同在其他城市一样把原有的供水业摧毁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鬼使神差地将它融合进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天津的水夫和水铺在工业化供水体系中可以找到位置，而不是被一边倒的吞并和消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刚刚建立的自来水业有限的供水能力。自来水事业的发展，除了技术条件，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无论是管线铺设、厂房维护，还是水质净化和输送，每一项都要求大量资金支持，当时作为私营商业的自来水公司很难调动足够资金，一举建立起覆盖全市，入家入户地健全自来水网络。可以说，在现代供水刚刚兴起的过程中，新旧供水关系并存是一种必然，也在很多城市出现过，但天津一直以来仰仗水夫水铺的生活习惯，让这种过渡工作显得非常自然。
第二个原因，可以说是自来水售卖采取的“包井口”方式。所谓“包井口”就是自来水公司将街道旁设立的水龙头对外承包的方法，这样既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居民供水需求，又方便了自来水公司统一进行收费管理。承包“井口”的水商开设的水铺，一方面向自来水公司按期交费，另一方面对周边居民开展自来水和开水的零售业务。
对于天津城的居民来说，水铺并不是一个生辟的名字。据说老天津人早上起床是不开炉火的，全家洗漱饮茶都靠水铺买水供应，早上的茶喝滋润了，才出门吃早点。②而自来水供应后，承包了“井口”的水铺，有了自己的供水源，功能获得了扩展。首先，经营范围扩大为生、熟水两项业务;其次，经营规模也有突破，不仅直接对外零售，还雇佣水夫送水上门。不少以往从事在河边取水售卖的“挑水的”，大都转行做了水铺的“水夫”，虽然身份有所区别，但依然从事送水工作。这样，通过“包井口”形式，传统时期的水铺和水夫在新体系中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然，由于长时期内，城区存在着一些因经济等原因不愿使用自来水的居民，所以传统的挑河水零售行业依然存在着，只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直接饮用河水的人群日益减少，而慢慢衰落了。
由于转化自然，供水方式变化产生的影响也多是积极的。除了对自来水这一新事物的认可需要一定时间外，对于大部分旧城居民来说，这种新旧结合的供水方式比完全由自来水入户供应，从生活方式上更易于接受。因为直接为他们提供供水服务的依然是过去的水夫水铺，依然可以预售水牌，并享有雇佣水夫送水上门的服务，有所差异的只是水的来源不再是直接取自需要自行处理的河水，而是经过过滤和加压的工业自来水——这往往是他们不能目睹的部分。沿街设置的自来水龙头，仿佛城中一夜之间冒出的甜水“井”，尽管要收费使用，但对于老城中习惯了买水生活的居民来说，这种改变并不算难以接受。或许正是因为水铺、水夫、售水模式等旧有元素的影响，老城区对自来水的排斥很快消弭了，接受自来水服务的人群与日俱增。
天津老城居民尚未使用自来水之前，对于劣质的河水往往采取不得已的容忍态度，工业化供水产生后，近代卫生思想随之普及，人们对水质的要求也逐渐提升。当时的报刊上有不少市民对自来水关注的报道，其中水质、价格都成为评论的重点，有时这些议论也会促使公司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23年，由于芥园水厂上游水量减少，水质恶劣，造成自来水卫生状况下降，以致出现用户致病的情况，在多方压力下，济安自来水厂取水点由建厂时的芥园迁移到西河。③而1928年夏天，海河经常出现的“麦黄水”又一次影响了自来水水质。“麦黄水”是海河受雨季上游沙土影响出现的季节性变化，在自来水供应之前常有类似情况。但是人们对工业水源的期待显然高于传统水源，因此激起民怨，水厂不得已只能登报向公众解释。①
总体而言，天津水夫和水铺受到了自来水事业发展的冲击，但并未从此消失，反而经过重新定位后转型为之服务。在自来水出现之前，水夫们肩扛手推，从海河及其上游运河取水，运入城内按户零售，收取费用，如同他们的码头兄弟一样，从事的是一种搬运工作。而自来水出现后，水夫担水的工作被工业化的取水和管道运输取代，以前家家户户自行采取的沉淀过滤措施也被水厂代劳。受时代发展的局限，自来水不能完成直通入户，传统的水夫和水铺由此得以重操旧业。尽管依然从事着售水运水工作，但他们此时提供的只是自来水厂未能完全承担的那一部分支端业务。 传统时代，用户们买水，只是为了享受免于远途取水的便利，而对水质的要求较低，只是偶尔挑剔下采水地点而已。工业化供水出现后，用户的需求不断提升。他们要求水铺保证每日的生水供应量和开水的沸腾度;要求水夫保证运送的准时和速度。与此同时，他们的要求中也增添了新的对象——自来水公司以及他们的供水质量。
在旧体系中，水铺水夫与居民两者之间的交流，随着自来水厂的到来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水厂将水输送到有能力支付铺设费用的大户人家中，或者输送到分区划片的水铺，由后者负责将水售卖给普通居民，并从中谋取利润。水铺、水霸、水夫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都产生转变，旧的矛盾，如取水难、送水难，转变为新的矛盾，如水价调整，水质好坏等。
对传统供水体系中的水质和水价问题，居民不再采取宽宏大量的隐忍态度，而是借着媒体追究问责。他们意识到，之前的水质是天定，水价是与水夫们可以看到的辛苦挂钩的，无法挑剔，而现在的水质则有自来水厂负责，水价则取决于水厂和水铺，甚至牵涉政策调整、水霸的暴力，更应该深究根源。人们没有发觉的是，在他们抱怨年复一年的“麦黄水”和不断上涨的水价的同时，水夫和水铺也悄然地，从只是将海河的水源搬运到他们身边的独立个体，转变成为城市工业供水体系的末梢部分。而他们也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新的供水方式，生活也因此悄然改变。
【作者简介】曹牧，女，1984年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和城市生态环境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The Industrial Water Supply of Tianjin and Change of Shuifu and Shuipu
in Modern Times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anjin had a long history of water supply problem. Since the well water inside old city tastes bitter and astringent and the water in the main channel of Haihe River was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salty tide rolls， the water from the "Royal River"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the best water source of Tianjin city， which made the human labor water supply system formed. In the modern times， Tianjin suffered the invasion of the foreigners， but also was pushed to start modernization proces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gns was the appearance of industrialized water supply system. Along with the running water involved into urban life， Shuifu and Shuipu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became one essential part of it.
Key Words： Modern Tianjin， Shuifu， Shuipu， Running Water
天津是一个多水的城市，“九河下梢，河海要冲”几乎概括了这座城市的最重要的特点：城市地势低，才能让海河在下游汇集到如此多的支流水源;沿河滨海，赋予其交通枢纽之意义。而对于城市发展而言，这句话也归纳了它的供水难题。地势低而滨海，地下水难免受海水侵蚀，造成离子含量超标而苦涩，因此城内“十井九废”，海河下游部分与海相接，受潮涌影响，水质不好，因此位于城市上游的南北运河（御河）水质最优，而城内沟、洼多因污水积聚而水质最差。因天津水源品质的差异性，由此衍生出了从事城市供水的专职行业——水夫和水铺。
在自来水体系建立之前，水夫和水铺承担了城市供水的重要任务。20世纪前后，工业化供水崭露头角，人工取水的工作逐渐被机器取代，但是水夫和水铺作为供水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依然存在。但他们发生了什么转变，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在没有机器供水的时代，天津大部分城区都处在河流冲积平原范围内，海拔高度在10米以下，坡度在五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①城区内的地面几乎没有起伏，使得排水变得异常困难，尤其是多雨季节，城内积水严重，在老城墙内外就有几块出名的水洼地，有的大如池塘。地下水位过高直接导致水质苦涩难咽，即便随处可以掘土见水，也很难找到可供应日常使用的甜井水。从明代开始，天津居民就尝试在城内掘井取水，但往往发现“水苦咸，饮食不便”，据清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当时前代可考的五口井及三个水窖，均因各种原因遭到弃用，②乾隆《天津县志》《天津府志》中的古迹志部分记录了天津城内及周边的若干水井，其中多数水质苦涩，最终废弃，尽管有传说性质的甘水井，但亦因时代久远而淤塞干涸。③
自古以来平原城市的取水大都仰仗河流和水井，而对于明清时期的天津来说，因井水苦涩难用，整个城区的取水重点只能转移到滨城而过的海河及其支流上。普通的零散取水方式在建城早期人口较少时，尚可满足需求，而随着城市发展，供水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
清代便有人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努力。康熙时总兵赵良栋尝试在城东南隅筑石闸，引海河潮水由南城水门入城;乾隆元年石闸坍塌，知府程凤文进行重建，④民众对此普遍赞誉，总结石闸六利：防洪、排积、供给饮用，沟浍宣通，挽水救火，清美土风。人们认为修缮石闸，通畅环城水域，可以改善“斥卤之地素无甘井，居民饮食皆远汲河水”①的情况。但实际上修石闸易，疏通淤塞难，且受海潮反涌影响，进城河水不时变质，咸涩难耐，加上地势低平，余水积腐，凭此供给的饮用水源短暂又不可靠，所以海河依然是不可取代的主要水源地。
据《天津县志》描写，清代天津城内的用水模式是“居民万户，皆仰给郭外，昏暮之求，远者十里，近者不下一、二里”，②为了生存，城内居民不得不每日往来河畔运水，这无论在时间还是精力上，都是一笔很大的消费。慢慢地除了住在河边的人可以很容易获取水源外，其他人便开始寻找能够节省精力的获水渠道。居民对供水服务的需求，促生了专事运水售卖的行业，因为这种行业用人力取运水源，我们姑且称之为人力供水业。
众所周知，城市的发展与它的水源有密切的关系。水源充沛与否，供应方式、卫生情况好坏等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规模，居民生活状态甚至影响到民俗观念。在自来水诞生前，天津依靠人力构建起了流动的供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水夫和水铺。
从海河担水进行售卖的水夫，被天津人俗称为“挑水的”或者“扁担”。直到今天，天后宫里还供奉着被称为“挑水哥哥”的水夫泥像，他身着青色衣裤，外表朴实，头戴斗笠，神采奕奕，身旁放着水筲扁担。据说他本姓白，原是水夫，但精通医术，尤其能保护出天花的孩子，后来变成了能够挑水浇灭天花的神仙。又有人将水与财联系起来，把他说成是财神化身——这也是为什么天津新年前后，水夫入户送水要留柴（与“财”谐音）一捆，以喻给雇主“送财”的彩头。在最重要的宫庙中供奉一个普通行业的从业人员，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体现出对城市挑水业的重视。
水夫们虽然貌似是做着无本万利的买卖，但是工作却极其辛苦。他们最初使用的工具是普通的扁担、水筲，但是路面颠簸，水经常泼洒出来，运水效率低下，因此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用于运水的独轮、双轮铁箍“水车”，有的是人力，有的靠畜力牵拉，这大大提升了运输的容量和速度。无论是扁担、水桶还是水车，都是竹木钉铆制造，并非一体成型，难免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城内裸土地面，运水的道路上经常因此泥泞不堪，夏季路面肮脏，冬季冰碴累积、湿滑难行。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描述这种情形为：“运夫担夫压赤肩，独轮车子亦争先，后头路滑城门外，长似黄梅雨后天”，③运水难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送水辛苦，损耗大，也可以想见由此会导致水价高昂。据乾隆年间的记载，“水一担不过三斗，非钱五文不可得”，“人日食米大约以六、七合为率，乃以三斗水之资，去日食之半”，④可见水资甚贵，甚至饮费于食。这种情况，在海河中下游水质受海潮影响苦涩难饮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水质最好的南运河水（也称为御河水）成为抢手的资源。因水源优势，距南运河最近的老城北门一带，成为运水最繁忙的区域之一，正如诗中所云：“城里源泉到处枯，两山双眼亦荒芜，家家多饮北门水，忙煞城里担水夫”，⑤运水之繁忙可见一斑。
如果说水夫是移动的供水管道，水铺则是人力运水网络上的服务节点，也是传统售水行业趋于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真正地将水作为一种资源当街定点售卖，而且通过固定售水点扩展了售水的时间和品种。 像其他行业一样，供水业也有帮派之分，而且大多是世代相传，有的家族从事时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所谓“行有行规”，“挑水的”自然也有约定俗称的规矩，据顾道馨先生的归纳总结，不成文的行规包括：主顾不可轻易调换，即便主顾自行更换，其他水夫也不应随意接受;水夫转行，转让主顾给他人应收取相应报酬;两水车相遇，空车让满车，不可随意超车;水夫各有自己的负责区域，他人不得僭越等若干条。⑥这些规矩是水夫们经过长时间的售卖活动自行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行业规范，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
老天津有很多社会组织，有人认为挑水的水夫可以归入“混混儿”一类，这种归纳有些道理，但并不严谨。《天津民俗志》中对“混混儿”的解释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流氓组织……兴于清初，衰于清末，直到建国后才被彻底清除。”①混混儿的组织形式并不严密，但多以不正当手段为业，是天津水陆码头发展昌盛的附生产物，从这些角度看，有正当职业的水夫不应归入此类，但某种情形下两者也有模糊和重叠。尤其是在供水业发展中出现过“水霸”，他们运用暴力手段对市场进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上老天津的很多行会（如水会②）的上层头目被认为都属于高级混混儿，所以人们产生此种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有水夫担水售卖，老城居民减少了每日奔波取水的辛苦，但河水水质也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尤其到了夏天，水中的杂质问题更是时时困扰着居民，有时由于泥沙过多，不经沉淀甚至无法饮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人们将三四尺长的竹竿下面几节钻洞，洞中放入白矾，然后搅拌河水，让白矾粘附泥沙加快沉淀。一些富家大户，更要准备几个大水缸，派专职仆役负责搅缸、倒缸、刷缸，③净化方法固然简易但是过程甚为繁琐。总之，无论从价格因素还是处理成本看，清洁的饮用水都是珍贵的，因此当时的天津人无论穷富，在用水方面都偏于节省。如果换一个视角思考，这种现象也预示着天津老城区对饮用水水质、水量存在巨大的隐形需求，工业化供水市场随时可以打开。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的外国租界逐渐设立起来，随着入侵势力加大，设立租界的国家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座城市里有九国租界，堪称全国之最。这些租界区依次排列在海河沿岸，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老城区的下游，构成了天津近代城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天津工业化供水的诞生是从租界开始的。和老城区一样，刚刚到达中国的外国人，即便住在租界中也同样需要水夫和供排水服务。他们从水夫手中买入河水，让家仆净化，用过的脏水又由水夫们担走。但是日益上升的卫生意识，不断增强的城市建设理念，加上外国人对中国人原本存在的歧视与不信任，④租界区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获水方式，让他们可以摆脱与水夫们（或家仆之外的中国人）的接触频率。最好的解决办法无疑是建立起一套科学、卫生、现代的工业供水体系。
关于引入自来水的设想，在1880年前后就被提到英租界工部局的议程上，而1895年爆发的霍乱或许对这项提案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⑤出于生活、生产、防火等方面的需求，在租界居民和商户们的积极要求下，由洋行集资筹建的英租界的天津自来水厂（Tienstin Warter Works）在千呼万唤中开办起来。这个水厂初期供水区域虽包括英法两个租界，但是主要是洋行分布集中的区域，日产水量三十万加仑，以英租界河坝道宝顺道尽头的海河为主要水源地，河水抽到水站沉淀池内，再流入过滤池，进而输送到一个三万加仑水塔内，⑥保证足够的水量供应租界区。1923年，英国工部局接管水厂后，加上水处理技术提升，改用深井水为主要水源，供水能力也得到提升，但始终不足，根据1937年接收其为国营时的统计，该厂总起水量约为75737000加仑，平均全区每月供水量为56183300加仑。⑦尽管英租界天津自来水厂采用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最先进的，但是它的主要供水范围仍然是租界区（主要是英、法租界，后来也承担了德租界的供水），对整个天津城区影响有限。相对而言，地理位置更好，供水范围更大的济安自来水厂的出现，对天津本埠的影响更广一些。
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1903年开始通水，是天津一批中外人士出于市民饮水需要，合资组建而成。与天津自来水厂相比，济安自来水公司建立时间稍晚，最初每日平均仅产水六万英加仑，管道长度约十里，供水区域只限于城厢一带，后逐渐发展，增设水塔，添置干管及设备，供水区域延至旧日、法、奥、俄各租界，最后扩展到近乎全市范围。在自来水厂建立之初，当时主政的八国联军都统衙门委员会就对其水源地、水价、消防龙头以及售水管的设置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取水地，要设置在“土围子处的大运河”，并且“必须设置过滤系统”。①从水源地看，济安自来水厂也占据优势，它的取水点设在北门外南运河上的芥园②（后增加了西河取水点），属于海河上游，水质相对清澈，水量也充沛，采用了慢滤池法进行净水，与天津自来水厂的深井水相比是一甘一咸，差异明显，因此自然更受欢迎。从1903年水厂建成投产到1904年7月，一年时间内月售水量就达到380万加仑，平均日售水量为12万加仑。③到1929年，济安自来水厂日产水能力夏季达到400万加仑，冬季也有300万加仑，60%用于供给居民用水。1933年，由于人口增加，自来水供给较两年前每日增加20万加仑，济安自来水公司不得不扩充芥园取水管道并通过关闭水闸保证南运河水量。④
像旧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市民对工业化供水的接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天津城区居民开始也难于理解自来水的原理，认为从铁管子里流出的水是“机器水”，喝了会“断子绝孙”，因此济安自来水公司还举办过免费品尝活动，又邀请官员亲临井口视察，并品尝用自来水沏出的茶水，⑤这样慢慢地才吸引了一些顾客。尽管如此，自来水进入老城区依然不能仿效租界模式，将水管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庭院中去。一方面，铺设水管的消耗不菲，一般民户难以支持，另一方面，保守的市民也少有愿意将机器水管埋到自家宅院地下的。这样，就出现了既顺应民意又方便取用的街边水龙头（“井口”），以及负责看守售卖水的摊点，这就为零售水业发展提供了商机。 与自来水结合起来的水铺与传统水铺相比，营业范围大致有两项内容：其一，售卖开水，水铺将自来水烧开，清晨起售;⑥其二，售卖自来水：水铺以吨为单位向自来水公司购水，再以挑为单位卖与居民，从中获利。平常百姓自己到水铺挑水，大户人家会要求送水上门，这就需要水夫。林希在回忆性的文章中描写过此类水夫：
这类送水工作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扁担，都和水铺订有合同，水铺给他们备有水车，他们每天早晨到水铺放满一车水，再拉到各家各户门外，放下水车，脚一踢，就把水车的支架踢下来了，放好一对水桶，拔下水车的木塞，哗哗地，就注满了两桶水。⑦
就这样，随着自来水事业的扩展，井口增多，传统水铺和水夫的工作在受到冲击后，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价值。
围绕新的“井口”水源，也生出了新的“水霸”。私人承包的水铺因为掌握水源，在转卖的过程中进行盘剥，抬高水价。据说，天津当年有东西南北四大“水霸”，各据一方，每人把持着十几个水铺，没有他们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在其势力范围内售卖饮用水。根据何志华先生的回忆：
水铺每天都会供应开水，一般三口大锅，左边一口放满凉水，中间一口是温水，右边的是开水，水商雇的工人们每天都是把三口锅里的水倒来倒去，这样三口锅里的水都是温的，加上锅都盖着盖子。每当有人问水开不开时，他们就会打开锅盖，指着热气说：“你看，这热腾腾的，能不开吗？”其实只是热水，而不是开水。这样做是为了省火，老百姓那时候也有不少知道内情的，只是敢怒不敢言。⑧
因为这件事，还出了一个地方特色的俏皮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可见居民对水铺和水霸还是颇有怨言的。
水霸影响的不仅是普通百姓，也影响了自来水公司的发展，两者的矛盾随着自来水在居民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也日益激烈起来。由于地方水霸出现，欠缴自来水费用的事件也频频发生，部分水铺集结起来，公然乱改水价，谋求暴利。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出于维持发展进行水价调整，此事虽然合乎情理，但不幸的是在改价过程中，一些水铺趁机任意加价，甚至到了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饮水的程度，弄得怨声载道，最后公用局不得已知会社会局，修订《水价议价办法七条》，用于控制市面水价。①
崭新的自来水工业并没有如同在其他城市一样把原有的供水业摧毁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鬼使神差地将它融合进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天津的水夫和水铺在工业化供水体系中可以找到位置，而不是被一边倒的吞并和消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刚刚建立的自来水业有限的供水能力。自来水事业的发展，除了技术条件，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无论是管线铺设、厂房维护，还是水质净化和输送，每一项都要求大量资金支持，当时作为私营商业的自来水公司很难调动足够资金，一举建立起覆盖全市，入家入户地健全自来水网络。可以说，在现代供水刚刚兴起的过程中，新旧供水关系并存是一种必然，也在很多城市出现过，但天津一直以来仰仗水夫水铺的生活习惯，让这种过渡工作显得非常自然。
第二个原因，可以说是自来水售卖采取的“包井口”方式。所谓“包井口”就是自来水公司将街道旁设立的水龙头对外承包的方法，这样既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居民供水需求，又方便了自来水公司统一进行收费管理。承包“井口”的水商开设的水铺，一方面向自来水公司按期交费，另一方面对周边居民开展自来水和开水的零售业务。
对于天津城的居民来说，水铺并不是一个生辟的名字。据说老天津人早上起床是不开炉火的，全家洗漱饮茶都靠水铺买水供应，早上的茶喝滋润了，才出门吃早点。②而自来水供应后，承包了“井口”的水铺，有了自己的供水源，功能获得了扩展。首先，经营范围扩大为生、熟水两项业务;其次，经营规模也有突破，不仅直接对外零售，还雇佣水夫送水上门。不少以往从事在河边取水售卖的“挑水的”，大都转行做了水铺的“水夫”，虽然身份有所区别，但依然从事送水工作。这样，通过“包井口”形式，传统时期的水铺和水夫在新体系中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然，由于长时期内，城区存在着一些因经济等原因不愿使用自来水的居民，所以传统的挑河水零售行业依然存在着，只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直接饮用河水的人群日益减少，而慢慢衰落了。
由于转化自然，供水方式变化产生的影响也多是积极的。除了对自来水这一新事物的认可需要一定时间外，对于大部分旧城居民来说，这种新旧结合的供水方式比完全由自来水入户供应，从生活方式上更易于接受。因为直接为他们提供供水服务的依然是过去的水夫水铺，依然可以预售水牌，并享有雇佣水夫送水上门的服务，有所差异的只是水的来源不再是直接取自需要自行处理的河水，而是经过过滤和加压的工业自来水——这往往是他们不能目睹的部分。沿街设置的自来水龙头，仿佛城中一夜之间冒出的甜水“井”，尽管要收费使用，但对于老城中习惯了买水生活的居民来说，这种改变并不算难以接受。或许正是因为水铺、水夫、售水模式等旧有元素的影响，老城区对自来水的排斥很快消弭了，接受自来水服务的人群与日俱增。
天津老城居民尚未使用自来水之前，对于劣质的河水往往采取不得已的容忍态度，工业化供水产生后，近代卫生思想随之普及，人们对水质的要求也逐渐提升。当时的报刊上有不少市民对自来水关注的报道，其中水质、价格都成为评论的重点，有时这些议论也会促使公司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23年，由于芥园水厂上游水量减少，水质恶劣，造成自来水卫生状况下降，以致出现用户致病的情况，在多方压力下，济安自来水厂取水点由建厂时的芥园迁移到西河。③而1928年夏天，海河经常出现的“麦黄水”又一次影响了自来水水质。“麦黄水”是海河受雨季上游沙土影响出现的季节性变化，在自来水供应之前常有类似情况。但是人们对工业水源的期待显然高于传统水源，因此激起民怨，水厂不得已只能登报向公众解释。①
总体而言，天津水夫和水铺受到了自来水事业发展的冲击，但并未从此消失，反而经过重新定位后转型为之服务。在自来水出现之前，水夫们肩扛手推，从海河及其上游运河取水，运入城内按户零售，收取费用，如同他们的码头兄弟一样，从事的是一种搬运工作。而自来水出现后，水夫担水的工作被工业化的取水和管道运输取代，以前家家户户自行采取的沉淀过滤措施也被水厂代劳。受时代发展的局限，自来水不能完成直通入户，传统的水夫和水铺由此得以重操旧业。尽管依然从事着售水运水工作，但他们此时提供的只是自来水厂未能完全承担的那一部分支端业务。 传统时代，用户们买水，只是为了享受免于远途取水的便利，而对水质的要求较低，只是偶尔挑剔下采水地点而已。工业化供水出现后，用户的需求不断提升。他们要求水铺保证每日的生水供应量和开水的沸腾度;要求水夫保证运送的准时和速度。与此同时，他们的要求中也增添了新的对象——自来水公司以及他们的供水质量。
在旧体系中，水铺水夫与居民两者之间的交流，随着自来水厂的到来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水厂将水输送到有能力支付铺设费用的大户人家中，或者输送到分区划片的水铺，由后者负责将水售卖给普通居民，并从中谋取利润。水铺、水霸、水夫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都产生转变，旧的矛盾，如取水难、送水难，转变为新的矛盾，如水价调整，水质好坏等。
对传统供水体系中的水质和水价问题，居民不再采取宽宏大量的隐忍态度，而是借着媒体追究问责。他们意识到，之前的水质是天定，水价是与水夫们可以看到的辛苦挂钩的，无法挑剔，而现在的水质则有自来水厂负责，水价则取决于水厂和水铺，甚至牵涉政策调整、水霸的暴力，更应该深究根源。人们没有发觉的是，在他们抱怨年复一年的“麦黄水”和不断上涨的水价的同时，水夫和水铺也悄然地，从只是将海河的水源搬运到他们身边的独立个体，转变成为城市工业供水体系的末梢部分。而他们也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新的供水方式，生活也因此悄然改变。
【作者简介】曹牧，女，1984年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和城市生态环境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The Industrial Water Supply of Tianjin and Change of Shuifu and Shuipu
in Modern Times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anjin had a long history of water supply problem. Since the well water inside old city tastes bitter and astringent and the water in the main channel of Haihe River was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salty tide rolls， the water from the "Royal River"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the best water source of Tianjin city， which made the human labor water supply system formed. In the modern times， Tianjin suffered the invasion of the foreigners， but also was pushed to start modernization proces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gns was the appearance of industrialized water supply system. Along with the running water involved into urban life， Shuifu and Shuipu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became one essential part of it.
Key Words： Modern Tianjin， Shuifu， Shuipu， Running W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