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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颜真卿;书法风格;时间;空间
“时间”和“空间”都是抽象概念，一个表达事物的生灭排列，一个表达事物的生灭范围。在历史长河中，由于艺术家生活时代和个人成长经历不同，又受到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艺术风格各异。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书家主体的主观因素外，客观来说，还有“时间”因素（书法本体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空间”因素（所处的地理环境）。
一、“时间”因素的影响
（一）书法本体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驶入唐代，书法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期。由于国家统一、政治进步、经济繁荣，书法在经历甲骨文、金文以及篆、隶、行、草、楷各个阶段后，在各种书体已经完备的情况下，书法家更想创造自身的风格。
初唐，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书法，并以帝王之尊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词，称其“尽善尽美”，作为一代帝王，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初唐各家均以“王”法为衣钵，学习“王”字成为一种风气。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书家，他们对“王”字加以研究整理，取其字势、笔法，体味古今，融合南北，奠定了盛唐时期“尚法”书风的根基。
至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他励精图治，开启“开元盛世”，在艺术上提出“规模尚古”，篆书、隶书有重振之势。随着国家强盛，审美亦由清瘦转为丰硕，所谓宗派所变，流风陶染，书法亦适时而变。从初唐的瘦硬转为圆劲，渐见雄健，如李邕《麓山寺碑》、张旭《郎官石柱碑》、徐浩《不空和尚碑》等。颜真卿正是在这样的书法环境中，创立了代表盛唐气象的雄强浑厚的书法风格，史称“颜体”。
（二）社会文化的发展
唐代取士，书法是其中一条途径，考中进士是当官的敲门砖，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标准有四项：身、言、书、判。对“书”的要求就是“楷法遒美”。所以练习书法的人很多，颜真卿生活在其时，又是儒学世家，自然深受影响。因其父早逝，颜真卿兄弟七人由其母亲殷氏抚养①，曾寄居于舅父殷践猷和外祖父殷子敬家中。青壮年时期的颜真卿，主要生活在有“开元盛世”之称的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国家定则文艺兴，诗歌、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门类均取得辉煌成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随之改变。诗歌首开唐诗新境界，李白、杜甫双峰并峙，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王维、高适等各呈异彩，一扫南朝以来宫体诗纤弱之习，风格多样;绘画一入盛唐，花鸟、山水、人物各派相互影响，其中吴道子有“画圣”之称，“吴带当风”，承前启后，对后世人物画影响很大;雕塑变初唐清瘦为丰硕，以龙门石窟卢舍那佛像为代表，刻画精美，面部饱满，体态丰腴。书法风格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由于玄宗“规模尚古”，篆隶重新盛行，取篆隶笔势而渐见雄健。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隶书名盛一时，张旭的草书弃瘦弱而变雄强，用篆籀圆转笔势，开高古质朴而纵横放逸的盛唐书风之先河。自颜真卿出，他吸取张旭笔法之长，兼以个人修为，盛唐气象，遂臻完善。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颜真卿一家久居京城，为当时官宦世家。颜真卿与之交游者，或儒或道或佛，都为各界精英。他常向有才之士求学，不断完善自我。对颜真卿书法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张旭。颜真卿曾两次到洛阳拜访张旭，请教笔法，加以体悟，其书法逐渐摆脱了初期的秀劲、瘦硬，加入篆籀的圆转，形态外拓。最重要的是颜真卿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和观察，能够在生活中发现艺术的美，他提出的“屋漏痕”正是例证。“屋漏痕”笔法，既强调了书法的中锋运笔，又体现了毛笔运动的速度变化。屋漏的痕迹，是有快有慢的，并不是做匀速运动，快则圆畅、劲挺，慢则凝涩、深厚。颜真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创造出书法风格鲜明的“颜体”，古拙、质朴、宽博、浑厚、雄强是“盛唐气象”在书法上的完美体现。
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当时能够使用的工具、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在唐代，宣纸、毛笔、书桌等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纸一般都用已经加工过的熟纸，毛笔以兔毫为主。正是熟纸的大量使用，直接影响了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从他的墨迹本《祭侄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出，颜真卿蘸一次墨，可以连续书写多字，最多处竟然有30余个。这使我们在研究《祭侄文稿》的笔法、字法、章法之外，又多了一个研究的课题—墨法。而在《祭侄文稿》之前，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书法作品中有如此丰富的墨法变化。
几案发展到唐代，逐步出现了高桌子。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图1）中就描绘了各种家具的使用情况，桌子已经和现代一般高低。在这样的桌子上书写时，毛笔就可以垂直于桌面，给中锋运用提供更多的方便。颜真卿多采用藏锋逆入的篆籀笔法，这与桌子的高度利于形成垂直的笔锋（中锋）有直接的关系。
二、“空间”因素的影响
书法家是一个时代文化环境的产物，受到时间、空间的双维影响。每一个地域的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风格。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山水·宗派》曰：“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②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一）北方地理风格的影响
西北高原，中原大地，辽阔无际，风大气燥，又有峻岭巨壑，大起大落，造就了北方人粗犷的性格，故北碑多厚重、刚健、粗犷。这也是书法家受地域文化与阶层文化综合影响的表现。颜真卿祖籍山东，家族几经迁徙，来到长安，其根在北方，生来就有北方人的豪爽、粗犷、强健，其书法能够一变“王”法，取径篆籀并借鉴民间碑刻，也有他身處北方的原因。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高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正气耿直，敢于谏言，得罪了不少权臣。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颜真卿因遭到宰相杨国忠排挤，被调离出京，远赴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出任太守，达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间，颜真卿见到北碑的机会比较多，他还常常邀请文人雅士赋诗交流，书法眼界更开新境。北碑苍茫厚重、率真质朴的气息，促进了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在此之前，其44岁时所书《多宝塔碑》，秀美刚劲，清爽宜人，有简洁明快、字字珠玑之感。但这还不是他成熟的风格。回望历史，颜真卿的书法逐步走向成熟，从秀美刚劲到雄浑敦厚，正是从其出任平原郡太守开始的。到平原郡一年后，颜真卿的字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他所书《东方朔画赞碑》可以看出，已非《多宝塔碑》秀美刚劲模样，更多地融入北齐民间碑刻及篆隶笔法。颜真卿对北齐碑刻以及篆隶的学习，为他以后的风格转变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东方朔画赞碑》显得端庄雄健、气势开张，被后世视为其形成独特书风的重要标志。可见，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术界对于颜真卿“雄秀独出，一变古法”的独特书法风格的来源有着各种讨论。其中颜真卿受时代风气影响，对篆籀笔法的关注与运用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六朝的摩崖石刻和近来出土的许多刻石作品，使我们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北齐的刻石书迹。如山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以及江苏南京老虎山出土的《颜谦妇刘氏墓志》。这些碑刻在结体与用笔上与颜真卿的书体有着相似之处。它们不是纯正的隶书，也不是纯正的楷书，是属于传统书法外的民间书法。颜真卿在山东为官多年，对于这些民间书法应该时有留意，特别是它们所流露出的非隶非楷的新鲜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创新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启发。
（二）南方地理风格的影响
颜真卿在平原郡任上，曾经为平叛“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回到朝廷后，他又开始了辗转多地的外放生涯：同州刺史（陕西）、蒲州刺史（山西）、饶州刺史（江西）、蓬州长史（四川）、吉州别驾（江西）、抚州刺史（江西），64岁改为湖州刺史（浙江），69岁才复归朝廷。他在湖州达五年之久，江南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风和日丽……这段江南之旅也深深地影响了此时颜真卿的书法风格。
在湖州期间，颜真卿在其浑厚雄强的书法风格基础上，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江南的温润与灵秀。我们从其这一时期完成的《竹山堂连句》（图2）可以看到，字里行间，舒朗有度，显得雅致、虚灵，而笔力遒劲。如果与《自书告身帖》作对比，就能看出此作有很强的书卷气息，仿佛有江南的琴书妙韵，顿觉舒畅。大历九年（774）七月，其再书《天下放生池碑》，此碑风格和《臧怀恪碑》比较接近，笔画都不浑厚，在“颜体”中属于硬瘦一派，线条跌宕之处更显得风姿轻灵，富有江南之灵气。
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历来被评为富有篆籀气，笔力雄强，端庄厚重。从地理因素分析，以上两作具有北方地理风格。然而，颜真卿还有一件难得的手札《刘中使帖》（图3），写于江南湖州，其时年67岁。《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锋多暗藏，篆籀气息浓郁;而《刘中使帖》锋芒外露，谋篇布局若行云流水，欣慰之情溢于笔下，既吐露风神，又姿媚映人，“耳”字末笔如飞流直下，全占一行。《刘中使帖》如此俊雅飘逸之书风，在颜真卿其他书迹中难以再现。69岁后，颜真卿奉诏回京，其所书《颜勤礼碑》《颜氏家廟碑》《自书告身帖》又少了江南的温润、秀逸，多了北方的苍劲、高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地理因素带给书法家的影响。
三、结语
书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颜真卿一生留下了众多书法作品，其中以楷书作品数量最多且面目独具，其行书作品亦雄视书坛，每个时期作品的风格特征都不尽相同。这正是其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影响的结果。
“时间”和“空间”都是抽象概念，一个表达事物的生灭排列，一个表达事物的生灭范围。在历史长河中，由于艺术家生活时代和个人成长经历不同，又受到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艺术风格各异。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书家主体的主观因素外，客观来说，还有“时间”因素（书法本体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空间”因素（所处的地理环境）。
一、“时间”因素的影响
（一）书法本体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驶入唐代，书法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期。由于国家统一、政治进步、经济繁荣，书法在经历甲骨文、金文以及篆、隶、行、草、楷各个阶段后，在各种书体已经完备的情况下，书法家更想创造自身的风格。
初唐，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书法，并以帝王之尊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词，称其“尽善尽美”，作为一代帝王，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初唐各家均以“王”法为衣钵，学习“王”字成为一种风气。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书家，他们对“王”字加以研究整理，取其字势、笔法，体味古今，融合南北，奠定了盛唐时期“尚法”书风的根基。
至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他励精图治，开启“开元盛世”，在艺术上提出“规模尚古”，篆书、隶书有重振之势。随着国家强盛，审美亦由清瘦转为丰硕，所谓宗派所变，流风陶染，书法亦适时而变。从初唐的瘦硬转为圆劲，渐见雄健，如李邕《麓山寺碑》、张旭《郎官石柱碑》、徐浩《不空和尚碑》等。颜真卿正是在这样的书法环境中，创立了代表盛唐气象的雄强浑厚的书法风格，史称“颜体”。
（二）社会文化的发展
唐代取士，书法是其中一条途径，考中进士是当官的敲门砖，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标准有四项：身、言、书、判。对“书”的要求就是“楷法遒美”。所以练习书法的人很多，颜真卿生活在其时，又是儒学世家，自然深受影响。因其父早逝，颜真卿兄弟七人由其母亲殷氏抚养①，曾寄居于舅父殷践猷和外祖父殷子敬家中。青壮年时期的颜真卿，主要生活在有“开元盛世”之称的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国家定则文艺兴，诗歌、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门类均取得辉煌成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随之改变。诗歌首开唐诗新境界，李白、杜甫双峰并峙，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王维、高适等各呈异彩，一扫南朝以来宫体诗纤弱之习，风格多样;绘画一入盛唐，花鸟、山水、人物各派相互影响，其中吴道子有“画圣”之称，“吴带当风”，承前启后，对后世人物画影响很大;雕塑变初唐清瘦为丰硕，以龙门石窟卢舍那佛像为代表，刻画精美，面部饱满，体态丰腴。书法风格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由于玄宗“规模尚古”，篆隶重新盛行，取篆隶笔势而渐见雄健。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隶书名盛一时，张旭的草书弃瘦弱而变雄强，用篆籀圆转笔势，开高古质朴而纵横放逸的盛唐书风之先河。自颜真卿出，他吸取张旭笔法之长，兼以个人修为，盛唐气象，遂臻完善。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颜真卿一家久居京城，为当时官宦世家。颜真卿与之交游者，或儒或道或佛，都为各界精英。他常向有才之士求学，不断完善自我。对颜真卿书法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张旭。颜真卿曾两次到洛阳拜访张旭，请教笔法，加以体悟，其书法逐渐摆脱了初期的秀劲、瘦硬，加入篆籀的圆转，形态外拓。最重要的是颜真卿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和观察，能够在生活中发现艺术的美，他提出的“屋漏痕”正是例证。“屋漏痕”笔法，既强调了书法的中锋运笔，又体现了毛笔运动的速度变化。屋漏的痕迹，是有快有慢的，并不是做匀速运动，快则圆畅、劲挺，慢则凝涩、深厚。颜真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创造出书法风格鲜明的“颜体”，古拙、质朴、宽博、浑厚、雄强是“盛唐气象”在书法上的完美体现。
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当时能够使用的工具、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在唐代，宣纸、毛笔、书桌等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纸一般都用已经加工过的熟纸，毛笔以兔毫为主。正是熟纸的大量使用，直接影响了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从他的墨迹本《祭侄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出，颜真卿蘸一次墨，可以连续书写多字，最多处竟然有30余个。这使我们在研究《祭侄文稿》的笔法、字法、章法之外，又多了一个研究的课题—墨法。而在《祭侄文稿》之前，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书法作品中有如此丰富的墨法变化。
几案发展到唐代，逐步出现了高桌子。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图1）中就描绘了各种家具的使用情况，桌子已经和现代一般高低。在这样的桌子上书写时，毛笔就可以垂直于桌面，给中锋运用提供更多的方便。颜真卿多采用藏锋逆入的篆籀笔法，这与桌子的高度利于形成垂直的笔锋（中锋）有直接的关系。
二、“空间”因素的影响
书法家是一个时代文化环境的产物，受到时间、空间的双维影响。每一个地域的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风格。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山水·宗派》曰：“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②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一）北方地理风格的影响
西北高原，中原大地，辽阔无际，风大气燥，又有峻岭巨壑，大起大落，造就了北方人粗犷的性格，故北碑多厚重、刚健、粗犷。这也是书法家受地域文化与阶层文化综合影响的表现。颜真卿祖籍山东，家族几经迁徙，来到长安，其根在北方，生来就有北方人的豪爽、粗犷、强健，其书法能够一变“王”法，取径篆籀并借鉴民间碑刻，也有他身處北方的原因。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高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正气耿直，敢于谏言，得罪了不少权臣。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颜真卿因遭到宰相杨国忠排挤，被调离出京，远赴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出任太守，达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间，颜真卿见到北碑的机会比较多，他还常常邀请文人雅士赋诗交流，书法眼界更开新境。北碑苍茫厚重、率真质朴的气息，促进了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在此之前，其44岁时所书《多宝塔碑》，秀美刚劲，清爽宜人，有简洁明快、字字珠玑之感。但这还不是他成熟的风格。回望历史，颜真卿的书法逐步走向成熟，从秀美刚劲到雄浑敦厚，正是从其出任平原郡太守开始的。到平原郡一年后，颜真卿的字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他所书《东方朔画赞碑》可以看出，已非《多宝塔碑》秀美刚劲模样，更多地融入北齐民间碑刻及篆隶笔法。颜真卿对北齐碑刻以及篆隶的学习，为他以后的风格转变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东方朔画赞碑》显得端庄雄健、气势开张，被后世视为其形成独特书风的重要标志。可见，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术界对于颜真卿“雄秀独出，一变古法”的独特书法风格的来源有着各种讨论。其中颜真卿受时代风气影响，对篆籀笔法的关注与运用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六朝的摩崖石刻和近来出土的许多刻石作品，使我们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北齐的刻石书迹。如山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以及江苏南京老虎山出土的《颜谦妇刘氏墓志》。这些碑刻在结体与用笔上与颜真卿的书体有着相似之处。它们不是纯正的隶书，也不是纯正的楷书，是属于传统书法外的民间书法。颜真卿在山东为官多年，对于这些民间书法应该时有留意，特别是它们所流露出的非隶非楷的新鲜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创新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启发。
（二）南方地理风格的影响
颜真卿在平原郡任上，曾经为平叛“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回到朝廷后，他又开始了辗转多地的外放生涯：同州刺史（陕西）、蒲州刺史（山西）、饶州刺史（江西）、蓬州长史（四川）、吉州别驾（江西）、抚州刺史（江西），64岁改为湖州刺史（浙江），69岁才复归朝廷。他在湖州达五年之久，江南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风和日丽……这段江南之旅也深深地影响了此时颜真卿的书法风格。
在湖州期间，颜真卿在其浑厚雄强的书法风格基础上，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江南的温润与灵秀。我们从其这一时期完成的《竹山堂连句》（图2）可以看到，字里行间，舒朗有度，显得雅致、虚灵，而笔力遒劲。如果与《自书告身帖》作对比，就能看出此作有很强的书卷气息，仿佛有江南的琴书妙韵，顿觉舒畅。大历九年（774）七月，其再书《天下放生池碑》，此碑风格和《臧怀恪碑》比较接近，笔画都不浑厚，在“颜体”中属于硬瘦一派，线条跌宕之处更显得风姿轻灵，富有江南之灵气。
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历来被评为富有篆籀气，笔力雄强，端庄厚重。从地理因素分析，以上两作具有北方地理风格。然而，颜真卿还有一件难得的手札《刘中使帖》（图3），写于江南湖州，其时年67岁。《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锋多暗藏，篆籀气息浓郁;而《刘中使帖》锋芒外露，谋篇布局若行云流水，欣慰之情溢于笔下，既吐露风神，又姿媚映人，“耳”字末笔如飞流直下，全占一行。《刘中使帖》如此俊雅飘逸之书风，在颜真卿其他书迹中难以再现。69岁后，颜真卿奉诏回京，其所书《颜勤礼碑》《颜氏家廟碑》《自书告身帖》又少了江南的温润、秀逸，多了北方的苍劲、高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地理因素带给书法家的影响。
三、结语
书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颜真卿一生留下了众多书法作品，其中以楷书作品数量最多且面目独具，其行书作品亦雄视书坛，每个时期作品的风格特征都不尽相同。这正是其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