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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文学巨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其最成功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哈克帮助逃奴吉姆经历了一系列的奇遇之后获得自由的历险故事。小说以哈克所漂流的汹涌奔腾的密西西比河流为空间主线，通过场所的不断更迭，阐释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来回游走的儿童故事。本文借助空间叙事理论，尝试从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分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空间叙事特点，以此探讨哈克在空间的逃逸中如何通过精神世界的重新构建获取自我认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逃逸的主题，为这部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马克·吐温；哈克；地志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93-06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美国文化史上是一座伟大里程碑，小说以哈克如何帮助逃奴吉姆获得自由的为显性主线，但隐性主线却以哈克在不同的空间“逃逸”展开。故事以哈克决意挣脱成人世界的管束开始，到费尽心力逃脱酒鬼“父亲”的魔掌段落；从千方百计逃离“国王”和“公爵”老骗子的利用到故事结尾决定远离“规约”世界结束，笔笔临摹着哈克在不同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来回穿梭，每一次 “逃逸”都预示着哈克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成长。在这一系列的空间穿梭中，反复出现的、多变的密西西比河成为了连接不同空间的重要线索，围绕它展现出了一幕幕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通过它成功地构筑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于这部伟大的小说，学者们运用各种批评理论进行了阐释，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神化原型，但罕有从空间层面来探讨其文学内涵。近年来，随着空间问题受到批评理论界的重视，利用空间叙事理论来研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无疑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空间叙事作为叙事学研究的新方向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约瑟夫·弗兰克在1945年《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首次提出如何利用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来展示文学作品的空间魅力。巴赫金提出了“时空体”的概念，认为空间和时间的标记融合成一个构思精细、具体的文学时空体（84）。
梅洛一庞蒂对“生活空间”加以强调并讨论了世界感知、身体意识与意图的关系（281）。戴维·哈维将空间划分为相对空间、绝对空间以及相关空间，强调空间概念化与相关人类实践的结合，认为时空体随不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5-23） 。美学家苏珊·朗格提出了 “真实空间”与“虚幻空间”，认为“虚幻空间”联系着情感、想象，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需要了解的审美世界（82-101）。文艺批评家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从读者的感知出发，对空间意象如家宅、鸟巢、背景、贝壳、角落、缩影进行了探讨（XV） 。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提出了故事空间与隐喻空间相结合的空间故事的概念（3）。对叙事学影响巨大的福柯在《论其他空间》中从“异位”的角度，对不同的空间问题进行了剖析，拓宽了对空间领域的认识 [8]（22-27） 。爱德华·W·苏贾在《第三空间》中将空间性的概念扩展到了权利关系以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压迫形式（2）。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叙事空间分为三个层次：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的空间 （309-335） 。
鲁思·罗侬提出了空间结构的框架概念以及叙事作品中空间的三种组织结构形式（421-438）。斯米滕和达吉斯坦利合编的《叙事中的空间形式》讨论了空间形式与叙事语言、叙事结构、读者感知以及空间形式的理论、语境等方面的问题。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概念，认为空间是社会产品，并把空间区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而空间动态体现社会现实，展现社会关联（146）。国内学者龙迪勇、程锡麟、张世君等对空间叙事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尝试分析不同的文本。经过分析，笔者发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文本中的空間具有多维属性，根据所体现出来的物理属性或社会属性，小说的叙事空间可分为三种类型：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如下图1所示：
本文将主要采用加布里尔·佐伦和列斐伏尔等人的观点，从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解析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空间叙事艺术，以期为这部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野和结论。
一、 地志空间之生存境遇逃逸
地志空间在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被诠释为独立于时间结构和文本顺序安排的静态实体空间，可以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对话或散文形式的文本来完成空间的重现（315）。静态实体空间是相对的，但地志空间随着故事发展必然是动态的。
哈克厌恶循规蹈矩的“文明社会”的生活和不堪忍受在密林深处的旧木棚里被酒鬼父亲虐待而逃往杰克逊岛，碰到了黑奴“吉姆”，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共同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途中，逃离了列格伦基福家与歇佛逊家世仇纷争和枪击事件之后，又为摆脱狡猾的骗子“国王”和“公爵”的魔掌而逃离，最终在费尔贝斯农庄，结束了历险生活，又回到了“文明社会”。然而，哈克并没有停步，而是选择了继续“逃逸”，决定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过自由散漫的生活。道格拉斯寡妇家—父亲家—杰克逊岛—列格伦基福家—小镇—村落一费尔普斯家，无论是历险的起点还是终点，都是“文明社会”的象征，都是试图改造哈克的“家”。因此，哈克的空间历险由密西西比河贯穿，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正如托·斯·艾略特所指出的，小说结尾的语调把读者又带回到故事的开头（245）。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看似松散混杂的章节不断拼贴出隐含的空间秩序。每一次地点的变换，每一次历险都将叙事推向新高潮，哈克在历险中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因此，循环式空间历险并不是身体在物理空间的单纯位移，而是灵魂的升华与心灵的解放。在环形结构的表层之中富有相互链接的“亚空间”，展示了空间的多层次性。在丛林里，哈克加入可笑的“强盗帮”；在山洞里，想用死蛇吓吉姆；在小镇里，目睹了酒鬼伯格斯的被杀；在小木棚的地洞里，“解救”吉姆等等，这些看似毫无联系、个体的空间单位，呈现出全方位立体的空间复合体效果，突出了 “逃逸”之主题。 小说中马克·吐溫利用对比手法表现地志空间的差异，将地志空间并置以比较地志文化差异，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差异。小说人物的生存空间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如马克·吐温将哈克的逃逸中经历的河上与岸上的生活空间进行对比。他写道：“别的地方总是那么的别扭、那么闷，但木筏子却不一样。在木筏子上，你只会感到自由、舒适和轻松愉快。……接着你会感觉到从对岸吹来一阵阵轻风，带着丝丝凉意，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空气中充满了树木和鲜花甜美的香气……”（218-220）。这段描写展现了密西西比河木筏上生活的静谧、单纯、自然、美好和现实文明社会的残酷、虚伪、阴险、狡诈。每次逃离到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这个未被世俗与尘土所浸染的乌托邦一般的空间里，哈克总是能够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可以说如母亲一般的河流治愈了其被现实世界灼伤的心灵，放松了哈克的心情，帮助哈克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又如，小说的开头将哈克置于树林空间之中，沙沙作响的树叶、呜呜哀嚎的猫头鹰、嚎叫的夜莺和狗、游荡的鬼魂等意象折射出恐怖、压抑的氛围，隐喻了哈克在接受文明改造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沉闷、压抑与惊恐。逃离文明之家与爸爸魔掌之后，哈克在树林里才开始感受到生活的些许阳光，“阳光透过树叶，往下筛落，在地上留下了几处斑斑点点的亮色”（60）。偶遇吉姆后，在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才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生态空间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空间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处处可见。木筏与汽船的碰撞打破了密西西比河的安静，马克·吐温将其比作 “一团四周围着一排排萤火虫的乌云”、“露出凶相、令人害怕的庞然大物”（177）。另外通过动物在工业革命空间下的生活细节描写，如流浪汉驱赶狗去咬母猪、将松节油浇到狗身上、让狗奔跑致死等，将动物与人的伦理地位进行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动物生活空间的悲惨境遇。
马克·吐温将密西西比河的古老、原始、自然与岸上生活的现代化、机械化并置，形成的鲜明对照，故事的空间场所在河流和岸上之间不断转换，天人合一的生态理想空间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现实空间不断冲突，表层环形结构与亚空间的内嵌所构建的立体、复杂、多层次的空间图逐渐展示出哈克在不同地志空间逃逸主题，仿佛哈克难以找到一个让自己永久定居之所。
二、 社会空间之身份逃逸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3）。 社会空间充满了政治文化，如民族、身份、阶级等内涵，构建出不同等级对立的空间，可划分为“空间表征”，“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三组相互联系的概念。空间实践是观察到的空间，指人们在社会空间中的日常活动；空间表征是构想的空间，是由规划师、建筑师和政府官员构想出来的，它直接涉及和干预空间的生产；表征空间是生活的空间，是象征和意象的空间，常常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相关。
在小说中，马克·吐温以儿童哈克的视角描写了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二元对立，现代与原始、虚伪与纯真、文明与愚昧、科学与无知，种族和阶级差异导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贯穿小说始终，从而向读者展示出哈克在寻求自我身份中彷徨与苦闷的两难生存困境。
哈克的社会空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肮脏堕落、尔虞我诈、代表着黑暗的政治权利空间；第二是充满着虚幻的神圣的宗教空间。这部小说以南方奴隶制社会濒临瓦解而北方工业化正在迅猛发展为社会背景，蓄奴制、种族歧视盛行，政治腐败、劳资矛盾激化、教会欺诈诡谲是社会普遍现象。因此，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身份具有多元性，在不同的空间里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哈克是生活在美国南部社会底层的白人儿童，父母均为文盲，其父嗜酒成性、经常对哈克进行虐待，没有关心过哈克的成长；家庭的暴力、从小无人管束的哈克实质上就是一个流浪儿，哈克无论是面对道格拉斯寡妇、沃森小姐还是萨利姨妈，面对爸爸还是列格伦基福一家人，面对“国王”还是“公爵”，哈克均是被控制者，属于弱势群体。在这个权利社会空间里，社会权利关系体现在社会个体之中。富人支配穷人、白人支配黑人、成人支配儿童；而在黑人“吉姆”面前，白人哈克被控制者转变为控制者，因此哈克与吉姆相处中，可以发现哈克一改拘谨的形象，语言开始变得自然、行为变得自由、以致任性胡为，虽然内心充满了内疚，但从不担心会遭受到他的约束与训斥，因此对于吉姆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属于强势群体。
宗教空间属于想象空间，宗教的思想与意识体现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祷告、《圣经》、布道、赞美诗作为空间意象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哈克的身份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无法得到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认同，心灵感受不了被宗教空间净化，因此拒绝进入宗教空间。哈克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宗教对其教化不可避免，然而在经过诸如祷告钓鱼竿，结果一无所获；思考教堂管事无法找回买猪肉钱等事件之后，哈克对宗教的信条乃至上帝产生了质疑。在教堂空间里，哈克对布道所提及的兄弟般的爱十分生厌，格伦基福特与歇佛逊家族表面上大谈信仰、行善，而实质上互相争斗。布道会在哈克眼中，更是无聊之极，场地是简陋的棚子、凳子没有靠背；参加的群众一个个丑态百出、愚昧无知：在神圣的空间下，穿着随便、行为粗俗；不是发自内心去念赞美诗而是吼了出来；而布道的人高举《圣经》喊着布道；整个布道会的空间，不是充满了神圣而是充满了可笑和恶心。夹杂在文字中的宗教具体意象形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宗教叙事氛围，展现了宗教的虚伪与愚蠢。
但无论社会空间如何转变，哈克并没有因为在山洞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或被中产阶级收养而改变下层社会成员的身份，虽然也试图接受正统的教育，信奉上帝，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成为一个文明绅士，但哈克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天生叛逆、讨厌社会禁锢以及追求自由的性格，也正是这一身份使得哈克目睹了处于变革时期 “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如白人对黑奴的残酷歧视与压迫、以“国王”、“公爵”为代表的江湖骗子的招摇撞骗，下层人民的糊涂愚昧、精神空虚、生活贫苦，名门望族的世代无休止的械斗与仇杀。哈克的所见所闻是美国社会的“空间表征”，在这个“空间表征”中黑人遭受歧视，下层人民遭受愚弄、上层社会的贵族虚伪残暴。 哈克作为叙述者，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空间活动，向读者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文明、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本质，而这些丑恶、阴暗的社会现象加剧了哈克对社会的憎恶和逃离“文明社会”的决心。故事的结尾，哈克奔向西部边疆地区继续追寻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去了，似乎隐喻哈克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然而他所向往自由沃土，最终也会被文明社会侵蚀，哈克作为一个孩子，无法与社会现实抗争，因此，面对“文明”只能选择逃逸，但再次的逃逸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内涵的升华，象征着哈克反对蓄奴制度、种族歧视、向往平等的理想以及与现实社会决裂的宝贵精神。
三、 心理空间之精神家园逃逸
心理空间是指小说中人物心理意识活动所涉及的空间，属于“第三空间”的范畴。第三空间由爱德华·W·贾苏提出，旨在强调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既可以被标示、分析、解释，也可以被精神建构，包括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同时又超越了另两种空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62]。列斐伏尔认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空间实践想象提供了各种新的意义和可能性（165）。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投射于人物的心理，形成不同的心理空间；反之，心理空间也间接地反应了当时的生存空间，即心理空间与地志空间或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哈克在地志空间或社会空间逃逸的同时，心理空间也在纠结与挣扎中不断地变化与逃逸，经历了压抑与反感—疏离与孤独—迷失与挣扎—顿悟与成长的过程，最终在不断逃逸的心理空间中战胜了畸形的意识，完成了自己心灵的救赎和自我意识的追求。
哈克是社會的弃儿，在心理空间中，他毫无归属感，也不了解自己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被代表着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寡妇道格拉斯和沃森小姐收养。原以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哈克发现，结果并不如他所愿，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道德习俗、繁文缛节让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着压抑与反感，“我觉得寂寞到了极点，恨不得死了拉倒” （6）。虽然想融入新的社会圈子，但在白人孩子群中，哈克并没有话语权，家世背景让他与中产阶级的孩子之间有着无形的隔离墙，“强盗帮” 嘲笑他无知，差点将他排除出去，对此哈克差点掉下眼泪。这一切都加剧了哈克内心的疏离感，毫无归属感与安全感，以致宁愿逃亡到令他既害怕又厌恶的醉鬼父亲那里，也不愿忍受因地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差距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的束缚。虽然哈克获得了短暂自由，但在旧木棚里父亲毒打哈克，毫无温馨的“家”，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于是再次选择了逃逸。社会的隔离、家庭的虐待、孤独与寂寞无时无刻不萦绕着哈克。
在孤岛杰克逊岛上，远离喧哗的社会，碰到吉姆后，虽然哈克寂寞感一扫而空、高兴得异乎寻常，然而哈克无法逃离当时社会强加给他的心理上的社会标准，无法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甚至牧师也认为蓄奴是上帝认可的，是一件神圣的事 （32） ，连醉生梦死的爸爸也自认为蓄奴天经地义，自己比黑人教授社会地位高，黑人有投票权，是荒诞不经的。 在密西西比河上，木筏驶往开罗镇的过程中，哈克层一度感到迷茫；社会的影响潜移默化，对帮助黑奴吉姆逃跑的行为正确与否，感到不知所措，以致惴惴不安。对自由乐园的向往与社会文化的约束形成了互相交错、矛盾的心理空间，因此哈克内心备受折磨、不断地挣扎。他感受到自己内心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连自己都认为勇气连兔子都不如 [15] （169） ，但在和吉姆相处的日子里，其善良、美好的本性渐渐展现在哈克的眼前。在经历一系列的痛苦挣扎后，哈克选择了叛逆，撕碎了写给沃森小姐的信，“就让我下地狱吧！” （397）这标志着哈克的心灵成长，开始能够承担责任、具有正义的勇气，但仍然认为自我意识的复苏是“邪恶”行为。来到费尔贝斯农场，经历一系列对吉姆游戏般的营救计划，哈克内心认清了汤姆以及莉莎姨妈所代表的虚伪、平庸的中产阶级精神世界，再次踏上流浪的生活。环形的故事结构、开放式的结尾却暗含着哈克的顿悟与成长，自己的社会观和认识观开始形成，不再盲从社会而是毅然寻找心灵的自由世界去了。
结语
本文从空间逃逸的角度分析了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展示了哈克在三种空间里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逃逸轮廓，剖析了逃逸的意义以及逃逸与小说主题的关系。作品的空间转换所形成的循环结构，折射出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人民对旧文明的单纯与淳朴的怀念与对现代工业文明恐惧与迷茫，展现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冷酷、营私舞弊的社会本质。物理空间的逃逸的同时，哈克的心理空间也不停转变，消极、软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地变得积极、坚强、强大。在叙事中空间结构的安排上，马克·吐温选择了如木筏、树林、小城镇等狭小具体空间以及贯穿南北的密西西比河的广阔的地域空间，达到了推动叙事进程、塑造人物、展现主题、建构意义的效果。因此，空间叙事艺术无疑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多重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理解逃逸的主题，解读马克·吐温写作技巧起到了重要作用，赋予小说巨大了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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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马克·吐温；哈克；地志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93-06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美国文化史上是一座伟大里程碑，小说以哈克如何帮助逃奴吉姆获得自由的为显性主线，但隐性主线却以哈克在不同的空间“逃逸”展开。故事以哈克决意挣脱成人世界的管束开始，到费尽心力逃脱酒鬼“父亲”的魔掌段落；从千方百计逃离“国王”和“公爵”老骗子的利用到故事结尾决定远离“规约”世界结束，笔笔临摹着哈克在不同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来回穿梭，每一次 “逃逸”都预示着哈克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成长。在这一系列的空间穿梭中，反复出现的、多变的密西西比河成为了连接不同空间的重要线索，围绕它展现出了一幕幕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通过它成功地构筑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于这部伟大的小说，学者们运用各种批评理论进行了阐释，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神化原型，但罕有从空间层面来探讨其文学内涵。近年来，随着空间问题受到批评理论界的重视，利用空间叙事理论来研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无疑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空间叙事作为叙事学研究的新方向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约瑟夫·弗兰克在1945年《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首次提出如何利用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来展示文学作品的空间魅力。巴赫金提出了“时空体”的概念，认为空间和时间的标记融合成一个构思精细、具体的文学时空体（84）。
梅洛一庞蒂对“生活空间”加以强调并讨论了世界感知、身体意识与意图的关系（281）。戴维·哈维将空间划分为相对空间、绝对空间以及相关空间，强调空间概念化与相关人类实践的结合，认为时空体随不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5-23） 。美学家苏珊·朗格提出了 “真实空间”与“虚幻空间”，认为“虚幻空间”联系着情感、想象，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需要了解的审美世界（82-101）。文艺批评家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从读者的感知出发，对空间意象如家宅、鸟巢、背景、贝壳、角落、缩影进行了探讨（XV） 。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提出了故事空间与隐喻空间相结合的空间故事的概念（3）。对叙事学影响巨大的福柯在《论其他空间》中从“异位”的角度，对不同的空间问题进行了剖析，拓宽了对空间领域的认识 [8]（22-27） 。爱德华·W·苏贾在《第三空间》中将空间性的概念扩展到了权利关系以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压迫形式（2）。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叙事空间分为三个层次：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的空间 （309-335） 。
鲁思·罗侬提出了空间结构的框架概念以及叙事作品中空间的三种组织结构形式（421-438）。斯米滕和达吉斯坦利合编的《叙事中的空间形式》讨论了空间形式与叙事语言、叙事结构、读者感知以及空间形式的理论、语境等方面的问题。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概念，认为空间是社会产品，并把空间区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而空间动态体现社会现实，展现社会关联（146）。国内学者龙迪勇、程锡麟、张世君等对空间叙事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尝试分析不同的文本。经过分析，笔者发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文本中的空間具有多维属性，根据所体现出来的物理属性或社会属性，小说的叙事空间可分为三种类型：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如下图1所示：
本文将主要采用加布里尔·佐伦和列斐伏尔等人的观点，从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解析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空间叙事艺术，以期为这部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野和结论。
一、 地志空间之生存境遇逃逸
地志空间在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被诠释为独立于时间结构和文本顺序安排的静态实体空间，可以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对话或散文形式的文本来完成空间的重现（315）。静态实体空间是相对的，但地志空间随着故事发展必然是动态的。
哈克厌恶循规蹈矩的“文明社会”的生活和不堪忍受在密林深处的旧木棚里被酒鬼父亲虐待而逃往杰克逊岛，碰到了黑奴“吉姆”，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共同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途中，逃离了列格伦基福家与歇佛逊家世仇纷争和枪击事件之后，又为摆脱狡猾的骗子“国王”和“公爵”的魔掌而逃离，最终在费尔贝斯农庄，结束了历险生活，又回到了“文明社会”。然而，哈克并没有停步，而是选择了继续“逃逸”，决定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过自由散漫的生活。道格拉斯寡妇家—父亲家—杰克逊岛—列格伦基福家—小镇—村落一费尔普斯家，无论是历险的起点还是终点，都是“文明社会”的象征，都是试图改造哈克的“家”。因此，哈克的空间历险由密西西比河贯穿，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正如托·斯·艾略特所指出的，小说结尾的语调把读者又带回到故事的开头（245）。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看似松散混杂的章节不断拼贴出隐含的空间秩序。每一次地点的变换，每一次历险都将叙事推向新高潮，哈克在历险中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因此，循环式空间历险并不是身体在物理空间的单纯位移，而是灵魂的升华与心灵的解放。在环形结构的表层之中富有相互链接的“亚空间”，展示了空间的多层次性。在丛林里，哈克加入可笑的“强盗帮”；在山洞里，想用死蛇吓吉姆；在小镇里，目睹了酒鬼伯格斯的被杀；在小木棚的地洞里，“解救”吉姆等等，这些看似毫无联系、个体的空间单位，呈现出全方位立体的空间复合体效果，突出了 “逃逸”之主题。 小说中马克·吐溫利用对比手法表现地志空间的差异，将地志空间并置以比较地志文化差异，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差异。小说人物的生存空间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如马克·吐温将哈克的逃逸中经历的河上与岸上的生活空间进行对比。他写道：“别的地方总是那么的别扭、那么闷，但木筏子却不一样。在木筏子上，你只会感到自由、舒适和轻松愉快。……接着你会感觉到从对岸吹来一阵阵轻风，带着丝丝凉意，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空气中充满了树木和鲜花甜美的香气……”（218-220）。这段描写展现了密西西比河木筏上生活的静谧、单纯、自然、美好和现实文明社会的残酷、虚伪、阴险、狡诈。每次逃离到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这个未被世俗与尘土所浸染的乌托邦一般的空间里，哈克总是能够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可以说如母亲一般的河流治愈了其被现实世界灼伤的心灵，放松了哈克的心情，帮助哈克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又如，小说的开头将哈克置于树林空间之中，沙沙作响的树叶、呜呜哀嚎的猫头鹰、嚎叫的夜莺和狗、游荡的鬼魂等意象折射出恐怖、压抑的氛围，隐喻了哈克在接受文明改造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沉闷、压抑与惊恐。逃离文明之家与爸爸魔掌之后，哈克在树林里才开始感受到生活的些许阳光，“阳光透过树叶，往下筛落，在地上留下了几处斑斑点点的亮色”（60）。偶遇吉姆后，在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才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生态空间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空间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处处可见。木筏与汽船的碰撞打破了密西西比河的安静，马克·吐温将其比作 “一团四周围着一排排萤火虫的乌云”、“露出凶相、令人害怕的庞然大物”（177）。另外通过动物在工业革命空间下的生活细节描写，如流浪汉驱赶狗去咬母猪、将松节油浇到狗身上、让狗奔跑致死等，将动物与人的伦理地位进行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动物生活空间的悲惨境遇。
马克·吐温将密西西比河的古老、原始、自然与岸上生活的现代化、机械化并置，形成的鲜明对照，故事的空间场所在河流和岸上之间不断转换，天人合一的生态理想空间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现实空间不断冲突，表层环形结构与亚空间的内嵌所构建的立体、复杂、多层次的空间图逐渐展示出哈克在不同地志空间逃逸主题，仿佛哈克难以找到一个让自己永久定居之所。
二、 社会空间之身份逃逸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3）。 社会空间充满了政治文化，如民族、身份、阶级等内涵，构建出不同等级对立的空间，可划分为“空间表征”，“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三组相互联系的概念。空间实践是观察到的空间，指人们在社会空间中的日常活动；空间表征是构想的空间，是由规划师、建筑师和政府官员构想出来的，它直接涉及和干预空间的生产；表征空间是生活的空间，是象征和意象的空间，常常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相关。
在小说中，马克·吐温以儿童哈克的视角描写了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二元对立，现代与原始、虚伪与纯真、文明与愚昧、科学与无知，种族和阶级差异导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贯穿小说始终，从而向读者展示出哈克在寻求自我身份中彷徨与苦闷的两难生存困境。
哈克的社会空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肮脏堕落、尔虞我诈、代表着黑暗的政治权利空间；第二是充满着虚幻的神圣的宗教空间。这部小说以南方奴隶制社会濒临瓦解而北方工业化正在迅猛发展为社会背景，蓄奴制、种族歧视盛行，政治腐败、劳资矛盾激化、教会欺诈诡谲是社会普遍现象。因此，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身份具有多元性，在不同的空间里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哈克是生活在美国南部社会底层的白人儿童，父母均为文盲，其父嗜酒成性、经常对哈克进行虐待，没有关心过哈克的成长；家庭的暴力、从小无人管束的哈克实质上就是一个流浪儿，哈克无论是面对道格拉斯寡妇、沃森小姐还是萨利姨妈，面对爸爸还是列格伦基福一家人，面对“国王”还是“公爵”，哈克均是被控制者，属于弱势群体。在这个权利社会空间里，社会权利关系体现在社会个体之中。富人支配穷人、白人支配黑人、成人支配儿童；而在黑人“吉姆”面前，白人哈克被控制者转变为控制者，因此哈克与吉姆相处中，可以发现哈克一改拘谨的形象，语言开始变得自然、行为变得自由、以致任性胡为，虽然内心充满了内疚，但从不担心会遭受到他的约束与训斥，因此对于吉姆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属于强势群体。
宗教空间属于想象空间，宗教的思想与意识体现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祷告、《圣经》、布道、赞美诗作为空间意象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哈克的身份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无法得到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认同，心灵感受不了被宗教空间净化，因此拒绝进入宗教空间。哈克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宗教对其教化不可避免，然而在经过诸如祷告钓鱼竿，结果一无所获；思考教堂管事无法找回买猪肉钱等事件之后，哈克对宗教的信条乃至上帝产生了质疑。在教堂空间里，哈克对布道所提及的兄弟般的爱十分生厌，格伦基福特与歇佛逊家族表面上大谈信仰、行善，而实质上互相争斗。布道会在哈克眼中，更是无聊之极，场地是简陋的棚子、凳子没有靠背；参加的群众一个个丑态百出、愚昧无知：在神圣的空间下，穿着随便、行为粗俗；不是发自内心去念赞美诗而是吼了出来；而布道的人高举《圣经》喊着布道；整个布道会的空间，不是充满了神圣而是充满了可笑和恶心。夹杂在文字中的宗教具体意象形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宗教叙事氛围，展现了宗教的虚伪与愚蠢。
但无论社会空间如何转变，哈克并没有因为在山洞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或被中产阶级收养而改变下层社会成员的身份，虽然也试图接受正统的教育，信奉上帝，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成为一个文明绅士，但哈克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天生叛逆、讨厌社会禁锢以及追求自由的性格，也正是这一身份使得哈克目睹了处于变革时期 “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如白人对黑奴的残酷歧视与压迫、以“国王”、“公爵”为代表的江湖骗子的招摇撞骗，下层人民的糊涂愚昧、精神空虚、生活贫苦，名门望族的世代无休止的械斗与仇杀。哈克的所见所闻是美国社会的“空间表征”，在这个“空间表征”中黑人遭受歧视，下层人民遭受愚弄、上层社会的贵族虚伪残暴。 哈克作为叙述者，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空间活动，向读者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文明、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本质，而这些丑恶、阴暗的社会现象加剧了哈克对社会的憎恶和逃离“文明社会”的决心。故事的结尾，哈克奔向西部边疆地区继续追寻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去了，似乎隐喻哈克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然而他所向往自由沃土，最终也会被文明社会侵蚀，哈克作为一个孩子，无法与社会现实抗争，因此，面对“文明”只能选择逃逸，但再次的逃逸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内涵的升华，象征着哈克反对蓄奴制度、种族歧视、向往平等的理想以及与现实社会决裂的宝贵精神。
三、 心理空间之精神家园逃逸
心理空间是指小说中人物心理意识活动所涉及的空间，属于“第三空间”的范畴。第三空间由爱德华·W·贾苏提出，旨在强调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既可以被标示、分析、解释，也可以被精神建构，包括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同时又超越了另两种空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62]。列斐伏尔认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空间实践想象提供了各种新的意义和可能性（165）。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投射于人物的心理，形成不同的心理空间；反之，心理空间也间接地反应了当时的生存空间，即心理空间与地志空间或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哈克在地志空间或社会空间逃逸的同时，心理空间也在纠结与挣扎中不断地变化与逃逸，经历了压抑与反感—疏离与孤独—迷失与挣扎—顿悟与成长的过程，最终在不断逃逸的心理空间中战胜了畸形的意识，完成了自己心灵的救赎和自我意识的追求。
哈克是社會的弃儿，在心理空间中，他毫无归属感，也不了解自己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被代表着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寡妇道格拉斯和沃森小姐收养。原以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哈克发现，结果并不如他所愿，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道德习俗、繁文缛节让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着压抑与反感，“我觉得寂寞到了极点，恨不得死了拉倒” （6）。虽然想融入新的社会圈子，但在白人孩子群中，哈克并没有话语权，家世背景让他与中产阶级的孩子之间有着无形的隔离墙，“强盗帮” 嘲笑他无知，差点将他排除出去，对此哈克差点掉下眼泪。这一切都加剧了哈克内心的疏离感，毫无归属感与安全感，以致宁愿逃亡到令他既害怕又厌恶的醉鬼父亲那里，也不愿忍受因地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差距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的束缚。虽然哈克获得了短暂自由，但在旧木棚里父亲毒打哈克，毫无温馨的“家”，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于是再次选择了逃逸。社会的隔离、家庭的虐待、孤独与寂寞无时无刻不萦绕着哈克。
在孤岛杰克逊岛上，远离喧哗的社会，碰到吉姆后，虽然哈克寂寞感一扫而空、高兴得异乎寻常，然而哈克无法逃离当时社会强加给他的心理上的社会标准，无法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甚至牧师也认为蓄奴是上帝认可的，是一件神圣的事 （32） ，连醉生梦死的爸爸也自认为蓄奴天经地义，自己比黑人教授社会地位高，黑人有投票权，是荒诞不经的。 在密西西比河上，木筏驶往开罗镇的过程中，哈克层一度感到迷茫；社会的影响潜移默化，对帮助黑奴吉姆逃跑的行为正确与否，感到不知所措，以致惴惴不安。对自由乐园的向往与社会文化的约束形成了互相交错、矛盾的心理空间，因此哈克内心备受折磨、不断地挣扎。他感受到自己内心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连自己都认为勇气连兔子都不如 [15] （169） ，但在和吉姆相处的日子里，其善良、美好的本性渐渐展现在哈克的眼前。在经历一系列的痛苦挣扎后，哈克选择了叛逆，撕碎了写给沃森小姐的信，“就让我下地狱吧！” （397）这标志着哈克的心灵成长，开始能够承担责任、具有正义的勇气，但仍然认为自我意识的复苏是“邪恶”行为。来到费尔贝斯农场，经历一系列对吉姆游戏般的营救计划，哈克内心认清了汤姆以及莉莎姨妈所代表的虚伪、平庸的中产阶级精神世界，再次踏上流浪的生活。环形的故事结构、开放式的结尾却暗含着哈克的顿悟与成长，自己的社会观和认识观开始形成，不再盲从社会而是毅然寻找心灵的自由世界去了。
结语
本文从空间逃逸的角度分析了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展示了哈克在三种空间里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逃逸轮廓，剖析了逃逸的意义以及逃逸与小说主题的关系。作品的空间转换所形成的循环结构，折射出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人民对旧文明的单纯与淳朴的怀念与对现代工业文明恐惧与迷茫，展现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冷酷、营私舞弊的社会本质。物理空间的逃逸的同时，哈克的心理空间也不停转变，消极、软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地变得积极、坚强、强大。在叙事中空间结构的安排上，马克·吐温选择了如木筏、树林、小城镇等狭小具体空间以及贯穿南北的密西西比河的广阔的地域空间，达到了推动叙事进程、塑造人物、展现主题、建构意义的效果。因此，空间叙事艺术无疑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多重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理解逃逸的主题，解读马克·吐温写作技巧起到了重要作用，赋予小说巨大了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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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