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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家省级电视台热播电视剧《壮士出川》，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电视剧生动反映了川军抗战的悲壮过程，但对中国共产党在川军出川抗战中的作用却反映得较少。历史上，川军出川抗战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统战工作，离不开四川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全力支持和支援。
朝不保夕
川军出川前一直面临被裁撤的威胁
川军出川前隶属于川内各军阀，四川各军阀依据军事力量强弱占据一定地域范围形成自己的防区。各防区内党政军等大权都集中于驻防军阀头目手中，防区俨然独立王国。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连年交战，战祸此起彼伏，人民深受其苦。到1934年，川军正规军数量达到41万，此外还有近百万的团练等地方武装。
从1932年起，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有意将四川作为后方基地，决定利用四川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刘湘集团统一四川。此后，蒋介石一面调嫡系部队入川以钳制川军，以川军为先锋“剿共”，不断削弱川军实力；一面利用川军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分化、拉拢、收买川军各军官。
1933年3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督促川军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提出派10个师的兵力入川协助刘湘堵截红军，实际上是要接管川军。刘湘坚决拒绝蒋介石派军入川，几经争执，最后达成协议，刘湘接受中央派参谋团入川，国民政府随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康泽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训处长，在四川各专员公署设政训室，由“别动队”队员任政训室主任，“别动队”实际是一个特务性质的侦查机构，职能是控制四川地方政权。2月20日，蒋介石电令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将所有防区内民、财、政各权速交四川省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施压，刘湘带头交出防区，其他军阀只能依照遵循，放弃各自防区的军政大权。3月3日，蒋介石宣布凡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名义上夺走了刘湘对川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
在参谋团的查验下，国民党中央炮制了川军裁军整编计划，将川军由345个团缩减为200个团。由于蒋介石此时还不足以完全控制川军，所以这次裁军整编委托刘湘主持办理。整编后，川军数量大减，编余军官达6000多人。蒋介石还举办了“峨眉军官训练团”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向川军军官大量灌输拥蒋思想。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参谋团”扩大为重庆行营，并成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所有国省两税悉数解存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联合金库，从而控制了四川的财政金融。
通过一系列措施，蒋介石加快了四川中央化、川军国家化的步伐，也加深了他与四川实力派之间的矛盾。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这种矛盾，成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条件。
着眼大局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川军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是在早期兵运工作和军事统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朱德、刘伯承、陈毅等都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做过兵运工作。1934年夏，上海党组织先派吕一峰回川做策反和情报工作，敦促刘湘支持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冯玉祥也曾派川籍进步人士高兴亚、汪道余（导予）、李荫枫3人回川协助刘湘，郭秉彝（后成为共产党员）也受邀加入其中。刘湘热烈欢迎这4人的到来，并委以重任。
1935年初，中共中央委派张曙时回四川开展专门针对刘湘等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张曙时以老朋友傅春吾的名义给刘湘写信，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希望刘湘能从遭人痛恨的军阀转变成抗日民族英雄；还建议刘湘脱离蒋介石集团在重庆对他的控制和压迫，将省府迁到成都。刘湘对这封信极为重视，派其亲信找到傅春吾表示感谢。恰在这时，刘湘的老师、开明人士张澜也来到重庆。张曙时早与张澜相识，经过张曙时的筹划，由张澜出面做工作，刘湘最终痛下决心，很快将省府迁到成都，强化了川军将领对川军的实际领导权。张曙时又联合其他共产党员，以教员身份开展川军上层统战工作。
红军长征结束后，朱德特别重视对刘湘的统战工作。朱德于1936年8月7日专门写信给刘湘，指出国难当前，川军将领应当抗日反蒋。朱德在信中还提出红军与川军将领应建立爱国友谊关系，相互不侵犯，保存国防实力用以抗日。
1936年秋，蒋介石命刘湘接受“剿共”和“整军”指令。中共中央派秘密党员王昆仑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在南京会见刘湘，王昆仑为刘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借反共消灭川军等非嫡系势力，是一石二鸟的阴谋。刘湘回到成都后，王昆仑即赶赴成都，再次和刘湘面谈，强调与中共合作促蒋抗日的必要性，刘湘认同王昆仑的分析。
党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使刘湘逐渐改变了原来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得知共产党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和蒋介石历年的积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颇为惊异，从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产生了联共抗日的合作意愿。
1937年3月，张曙时赴延安向党中央领导汇报四川上层统战工作。汇报后，中央认为与刘湘联合抗日的条件基本成熟，决定以张云逸为代表，在桂林和川、桂实力派签订联合抗日的军事协定。6月，刘湘派代表去桂林会见中共代表张云逸，以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经三方会谈，达成了《红 （军）、桂 （广西）、（四）川军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根据这个协定，中共中央于6月26日派李一氓作代表入川，刘湘则派中共地下党员王干青作代表常驻延安，实现了中共与刘湘的经常性联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7月14日致电尚在桂林的张云逸，强调四川的共产党组织在川军第二次整编中要支持刘湘。9月24日，中共代表罗世文到达成都，给刘湘带去了毛泽东写的亲笔信和刘湘派驻延安的代表王干青写的介绍信。罗世文还带去了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分别给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等川军将领写的信，重申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罗世文到成都后，被刘湘委以川康绥靖公署顾问一职。罗世文又通过郭秉彝、王干青等介紹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到刘湘部队中工作，掌握了保安处的组织和通讯联络，暗中训练特工人员和情报人员，指导刘湘身边工作人员同蒋介石的宪兵、特务作斗争。
12月，中央派邹风平到成都，和先期回川的张曙时、罗世文一起，筹建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推动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在省工委领导下，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在四川政界开展统战工作；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事秘密工作，负责川军统战工作；郭秉彝等共产党员继续和刘湘及其上层幕僚保持联系，具体开展统战工作。
上层统战工作的加强，使我党和四川实力派的关系前进了一大步，改善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社会环境，使川军出川抗战的条件进一步成熟。（未完待续）（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责编：张微微）
朝不保夕
川军出川前一直面临被裁撤的威胁
川军出川前隶属于川内各军阀，四川各军阀依据军事力量强弱占据一定地域范围形成自己的防区。各防区内党政军等大权都集中于驻防军阀头目手中，防区俨然独立王国。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连年交战，战祸此起彼伏，人民深受其苦。到1934年，川军正规军数量达到41万，此外还有近百万的团练等地方武装。
从1932年起，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有意将四川作为后方基地，决定利用四川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刘湘集团统一四川。此后，蒋介石一面调嫡系部队入川以钳制川军，以川军为先锋“剿共”，不断削弱川军实力；一面利用川军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分化、拉拢、收买川军各军官。
1933年3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督促川军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提出派10个师的兵力入川协助刘湘堵截红军，实际上是要接管川军。刘湘坚决拒绝蒋介石派军入川，几经争执，最后达成协议，刘湘接受中央派参谋团入川，国民政府随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康泽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训处长，在四川各专员公署设政训室，由“别动队”队员任政训室主任，“别动队”实际是一个特务性质的侦查机构，职能是控制四川地方政权。2月20日，蒋介石电令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将所有防区内民、财、政各权速交四川省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施压，刘湘带头交出防区，其他军阀只能依照遵循，放弃各自防区的军政大权。3月3日，蒋介石宣布凡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名义上夺走了刘湘对川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
在参谋团的查验下，国民党中央炮制了川军裁军整编计划，将川军由345个团缩减为200个团。由于蒋介石此时还不足以完全控制川军，所以这次裁军整编委托刘湘主持办理。整编后，川军数量大减，编余军官达6000多人。蒋介石还举办了“峨眉军官训练团”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向川军军官大量灌输拥蒋思想。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参谋团”扩大为重庆行营，并成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所有国省两税悉数解存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联合金库，从而控制了四川的财政金融。
通过一系列措施，蒋介石加快了四川中央化、川军国家化的步伐，也加深了他与四川实力派之间的矛盾。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这种矛盾，成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条件。
着眼大局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川军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是在早期兵运工作和军事统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朱德、刘伯承、陈毅等都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做过兵运工作。1934年夏，上海党组织先派吕一峰回川做策反和情报工作，敦促刘湘支持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冯玉祥也曾派川籍进步人士高兴亚、汪道余（导予）、李荫枫3人回川协助刘湘，郭秉彝（后成为共产党员）也受邀加入其中。刘湘热烈欢迎这4人的到来，并委以重任。
1935年初，中共中央委派张曙时回四川开展专门针对刘湘等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张曙时以老朋友傅春吾的名义给刘湘写信，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希望刘湘能从遭人痛恨的军阀转变成抗日民族英雄；还建议刘湘脱离蒋介石集团在重庆对他的控制和压迫，将省府迁到成都。刘湘对这封信极为重视，派其亲信找到傅春吾表示感谢。恰在这时，刘湘的老师、开明人士张澜也来到重庆。张曙时早与张澜相识，经过张曙时的筹划，由张澜出面做工作，刘湘最终痛下决心，很快将省府迁到成都，强化了川军将领对川军的实际领导权。张曙时又联合其他共产党员，以教员身份开展川军上层统战工作。
红军长征结束后，朱德特别重视对刘湘的统战工作。朱德于1936年8月7日专门写信给刘湘，指出国难当前，川军将领应当抗日反蒋。朱德在信中还提出红军与川军将领应建立爱国友谊关系，相互不侵犯，保存国防实力用以抗日。
1936年秋，蒋介石命刘湘接受“剿共”和“整军”指令。中共中央派秘密党员王昆仑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在南京会见刘湘，王昆仑为刘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借反共消灭川军等非嫡系势力，是一石二鸟的阴谋。刘湘回到成都后，王昆仑即赶赴成都，再次和刘湘面谈，强调与中共合作促蒋抗日的必要性，刘湘认同王昆仑的分析。
党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使刘湘逐渐改变了原来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得知共产党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和蒋介石历年的积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颇为惊异，从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产生了联共抗日的合作意愿。
1937年3月，张曙时赴延安向党中央领导汇报四川上层统战工作。汇报后，中央认为与刘湘联合抗日的条件基本成熟，决定以张云逸为代表，在桂林和川、桂实力派签订联合抗日的军事协定。6月，刘湘派代表去桂林会见中共代表张云逸，以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经三方会谈，达成了《红 （军）、桂 （广西）、（四）川军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根据这个协定，中共中央于6月26日派李一氓作代表入川，刘湘则派中共地下党员王干青作代表常驻延安，实现了中共与刘湘的经常性联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7月14日致电尚在桂林的张云逸，强调四川的共产党组织在川军第二次整编中要支持刘湘。9月24日，中共代表罗世文到达成都，给刘湘带去了毛泽东写的亲笔信和刘湘派驻延安的代表王干青写的介绍信。罗世文还带去了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分别给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等川军将领写的信，重申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罗世文到成都后，被刘湘委以川康绥靖公署顾问一职。罗世文又通过郭秉彝、王干青等介紹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到刘湘部队中工作，掌握了保安处的组织和通讯联络，暗中训练特工人员和情报人员，指导刘湘身边工作人员同蒋介石的宪兵、特务作斗争。
12月，中央派邹风平到成都，和先期回川的张曙时、罗世文一起，筹建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推动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在省工委领导下，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在四川政界开展统战工作；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事秘密工作，负责川军统战工作；郭秉彝等共产党员继续和刘湘及其上层幕僚保持联系，具体开展统战工作。
上层统战工作的加强，使我党和四川实力派的关系前进了一大步，改善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社会环境，使川军出川抗战的条件进一步成熟。（未完待续）（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责编：张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