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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将中国文学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历朝历代均有对其进行评论，这也充分印证了《史记》对我国文学和历史存在巨大的影响力。文章根据相关历史信息记录，对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特点和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历史学评论、叙事特色评论、体例评论、取舍评论四方面论述了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宋代；《史记》；文学评论；叙事特色
一、前言
从汉代时期开始，《史记》的文学价值便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的广泛分析和认可，直到唐代，《史记》的文学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关于《史记》的文学评价，宋代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因此，在现代对《史记》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做好对宋代《史记》文学价值和特点的充分研究，为今后人们对《史记》文学价值的了解奠定基础，这对于我国后续文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特点
宋代很多学者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文学评价，这主要是由于宋代大多数学者十分注重名作的“会通”，将其中的连贯性突显出来。因此，在当时的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站在综合性角度来说，叙事和写人是宋代《史记》文学价值的核心所在，这也为后续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特点展示提供了有利条件。
《史记》在进行叙事写人过程中，实现了对当时文学限制的种种突破，笔法和风格不再拘泥于一处，对多样化特点进行展示。宋代在进行《史记》文学评价过程中，主要是从《史记》的该项特点出发。例如，当时有文学爱好者这样评价《史记》：“《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野老纪闻·下卷》）
与此同时，宋代在《史记》多样化叙事写人风格研究上，将重点放在了司马迁生平经历上，并将其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作者的生平经历会对文学作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年轻时游览名川大河，并与天下英雄豪杰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才能赋予《史记》更多浪漫和奔放主义气息，利用典故将作者自身对很多事件的看法表达出来。例如，在《史记》中，“本纪”主要的描写对象是帝王，在司马迁的眼中，虽然项羽没有做过帝王，但从其经历和行为之中可以看出，项羽可以被称为英雄，因此司马迁撰写了《项羽本纪》。
三、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价值意义
（一）历史事实和艺术手段的融合性评价
宋代很多学者在对《史记》开展文学评价过程中，主要延续了唐代以来人们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将其中的文学价值展示出来。例如，宋代学者对《史记》中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等进行了全面性评价，从而将《史记》之中的“抑扬”手法展示出来。同时，宋代学者在进行《史记》文学评价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站在文学评价角度来说，这种现象实属正常。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道，成一家之言。”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个人观点和应用的写作手法，同样无法得到后世所有人的赞同。
（二）肯定中的批评
宋代学者在明确《史记》在文学层面上的作用和优点的同时，也将其思想的缺陷和不认同之处展示出来。例如，宋代文学家苏洵在肯定司马迁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同时，对于其中涉及的功绩也进行了相应的批评。苏洵在《古史序》中主要对司马迁的列传体创作风格进行了赞扬，但在文学语言方面则称其才疏学浅，过于轻信他人。该项评价的根据是司马迁在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主要的叙事来源是民间叙述和传说，这些内容很多没有得到历史的考证，并不具备严谨性和科学性特点。站在各种评论角度来说，宋代《史记》的文学评价形式显得更加丰富，另外，对《史记》中的叙事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性研究，这对于现代人们研究《史记》同样具备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方式
（一）历史学评论
通过仔细地观察和研究，可以从《史记》中看出一个朝代的兴起与衰落，同时对先前治国过程中的优缺点进行探讨，实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对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进行构建，并通过历史评述对自己的行为和看法进行表达。宋代笔记中，有很多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评述，如果从思想评论方面进行考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史公三失”进行论述。自从《史记》撰写完成之后，其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尤其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很高。前面所提到的“史公三失”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部分学者以此为契机，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展开评价，在宋代时期的论述中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与“大义”。整体来看，《史记》和《春秋》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整体阅读过程中，能透过“微言”来了解其中蕴含的“大义”。宋人王大成在《野老纪闻》中说：“或问《新唐书》与《史记》所以异，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书》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腹者，在笔墨之外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史记》语言之外还隐含着其他含义。
（二）叙事特色评论
《史记》属于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该类题材之中展示出了重要作用。《史记》具备很多明显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上。《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其文学特性也没有被埋没。站在文体角度来说，无论是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叙事性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主要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记录，需要将条理展示清楚，提升内容的明确度，尤其是在前因后果的說明上需要讲清楚，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作为一部纪传体文学，文字内容同样需要展示出生动形象的特点，将历史事件真实地反映出来。由于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不先进，无法将一些历史资料通过视频等形式保留下来，文字记录是唯一的形式。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司马迁已经在该项要求上尽力去满足，这也赋予了《史记》很高的艺术价值，让无数后人加入到对其内容的研究之中。 （三）体例评论
体例是组织形式的另一种说法，实现名著主体部分的全面串联。整体来看，体例对《史记》这种长篇论述显得更加重要，可以将作者的写作思想进行良好统一，具体的合理性、完善性与作品的最终成败息息相关。
1.论“五体”。著名学者宋洪迈曾经提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以“五体”为主，这方面得到了很多后世学者的认可，包括朱熹。朱熹在《朱子语类》之中直接介绍了《史记》中记录的事件存在非常强大的贯穿性，“本纪”之中提到过类似的论述；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所采用的编年体存在很大的缺陷，在一个年代的事件记录之后，并不可能再找到相关资料。如《史记》中汉高祖刘邦的鸿门宴事件，除了《高祖本纪》之中有所涉及之外，在《张良传》等之中同样有所涉及，让读者通过一处能够联想到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史记》体例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总体来看主要涉及两方面。第一，司马迁在著作过程中能够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将其中的“微言大义”思想展示出来。第二，司马迁在一些体例安排上有独到之处。如宋项安世在《项氏家说》中提到：“《史记》十二诸侯乃列十三国者，秦后为帝，作《本纪》矣，故从《世家》称‘十二诸侯’，犹六国列七国而称‘六’也。或谓子长摈吴，非也，陈表而杞不表，吴表而越不表，皆以谱牒无传尔，二国并有《世家》，亦非黜之也。《曹世家》不见于自序，而附于《管蔡》者，皆母弟也，如赵王遂附《楚元王世家》也。”[3]
（四）取舍评论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存在很多细致性分析，在很多宋代学者眼中，《史记》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但也进行了十分严格的取舍。著名学者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与取材义例有关。整体来看，取材的主要途径包括六种，分别为：皇家藏书；游历天下，实际考察；听从他人的口述；诗歌内容；历史遗留下的史书；相关文学信息。不同的取材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取材标准，即六艺和儒家的标准、遗留文献中的文辞规范、不记述神异事件等等，将不同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最终将《史记》的文学价值展示出来。整体来看，宋代在《史记》文学评论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五、总结
综上所述，《史记》属于我国史书之中的经典内容，为我国历代史学家的研究和继承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代是我国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对文学评价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评论中增加了一些“气象”“意味”等等，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很多新的发展因素，进一步提升了《史记》的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龚伟.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05）：81-87.
[2]郭倩.从《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看郑庄公人物形象的流變[J].大众文艺，2018（17）：36-37.
[3]楚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读《史记·货殖列传》[J].企业观察家，2018（09）：116-117.
【关键词】宋代；《史记》；文学评论；叙事特色
一、前言
从汉代时期开始，《史记》的文学价值便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的广泛分析和认可，直到唐代，《史记》的文学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关于《史记》的文学评价，宋代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因此，在现代对《史记》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做好对宋代《史记》文学价值和特点的充分研究，为今后人们对《史记》文学价值的了解奠定基础，这对于我国后续文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特点
宋代很多学者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文学评价，这主要是由于宋代大多数学者十分注重名作的“会通”，将其中的连贯性突显出来。因此，在当时的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站在综合性角度来说，叙事和写人是宋代《史记》文学价值的核心所在，这也为后续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特点展示提供了有利条件。
《史记》在进行叙事写人过程中，实现了对当时文学限制的种种突破，笔法和风格不再拘泥于一处，对多样化特点进行展示。宋代在进行《史记》文学评价过程中，主要是从《史记》的该项特点出发。例如，当时有文学爱好者这样评价《史记》：“《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野老纪闻·下卷》）
与此同时，宋代在《史记》多样化叙事写人风格研究上，将重点放在了司马迁生平经历上，并将其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作者的生平经历会对文学作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年轻时游览名川大河，并与天下英雄豪杰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才能赋予《史记》更多浪漫和奔放主义气息，利用典故将作者自身对很多事件的看法表达出来。例如，在《史记》中，“本纪”主要的描写对象是帝王，在司马迁的眼中，虽然项羽没有做过帝王，但从其经历和行为之中可以看出，项羽可以被称为英雄，因此司马迁撰写了《项羽本纪》。
三、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价值意义
（一）历史事实和艺术手段的融合性评价
宋代很多学者在对《史记》开展文学评价过程中，主要延续了唐代以来人们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将其中的文学价值展示出来。例如，宋代学者对《史记》中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等进行了全面性评价，从而将《史记》之中的“抑扬”手法展示出来。同时，宋代学者在进行《史记》文学评价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站在文学评价角度来说，这种现象实属正常。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道，成一家之言。”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个人观点和应用的写作手法，同样无法得到后世所有人的赞同。
（二）肯定中的批评
宋代学者在明确《史记》在文学层面上的作用和优点的同时，也将其思想的缺陷和不认同之处展示出来。例如，宋代文学家苏洵在肯定司马迁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同时，对于其中涉及的功绩也进行了相应的批评。苏洵在《古史序》中主要对司马迁的列传体创作风格进行了赞扬，但在文学语言方面则称其才疏学浅，过于轻信他人。该项评价的根据是司马迁在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主要的叙事来源是民间叙述和传说，这些内容很多没有得到历史的考证，并不具备严谨性和科学性特点。站在各种评论角度来说，宋代《史记》的文学评价形式显得更加丰富，另外，对《史记》中的叙事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性研究，这对于现代人们研究《史记》同样具备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宋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方式
（一）历史学评论
通过仔细地观察和研究，可以从《史记》中看出一个朝代的兴起与衰落，同时对先前治国过程中的优缺点进行探讨，实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对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进行构建，并通过历史评述对自己的行为和看法进行表达。宋代笔记中，有很多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评述，如果从思想评论方面进行考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史公三失”进行论述。自从《史记》撰写完成之后，其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尤其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很高。前面所提到的“史公三失”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部分学者以此为契机，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展开评价，在宋代时期的论述中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与“大义”。整体来看，《史记》和《春秋》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整体阅读过程中，能透过“微言”来了解其中蕴含的“大义”。宋人王大成在《野老纪闻》中说：“或问《新唐书》与《史记》所以异，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书》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腹者，在笔墨之外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史记》语言之外还隐含着其他含义。
（二）叙事特色评论
《史记》属于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该类题材之中展示出了重要作用。《史记》具备很多明显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上。《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其文学特性也没有被埋没。站在文体角度来说，无论是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叙事性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主要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记录，需要将条理展示清楚，提升内容的明确度，尤其是在前因后果的說明上需要讲清楚，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作为一部纪传体文学，文字内容同样需要展示出生动形象的特点，将历史事件真实地反映出来。由于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不先进，无法将一些历史资料通过视频等形式保留下来，文字记录是唯一的形式。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司马迁已经在该项要求上尽力去满足，这也赋予了《史记》很高的艺术价值，让无数后人加入到对其内容的研究之中。 （三）体例评论
体例是组织形式的另一种说法，实现名著主体部分的全面串联。整体来看，体例对《史记》这种长篇论述显得更加重要，可以将作者的写作思想进行良好统一，具体的合理性、完善性与作品的最终成败息息相关。
1.论“五体”。著名学者宋洪迈曾经提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以“五体”为主，这方面得到了很多后世学者的认可，包括朱熹。朱熹在《朱子语类》之中直接介绍了《史记》中记录的事件存在非常强大的贯穿性，“本纪”之中提到过类似的论述；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所采用的编年体存在很大的缺陷，在一个年代的事件记录之后，并不可能再找到相关资料。如《史记》中汉高祖刘邦的鸿门宴事件，除了《高祖本纪》之中有所涉及之外，在《张良传》等之中同样有所涉及，让读者通过一处能够联想到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史记》体例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总体来看主要涉及两方面。第一，司马迁在著作过程中能够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将其中的“微言大义”思想展示出来。第二，司马迁在一些体例安排上有独到之处。如宋项安世在《项氏家说》中提到：“《史记》十二诸侯乃列十三国者，秦后为帝，作《本纪》矣，故从《世家》称‘十二诸侯’，犹六国列七国而称‘六’也。或谓子长摈吴，非也，陈表而杞不表，吴表而越不表，皆以谱牒无传尔，二国并有《世家》，亦非黜之也。《曹世家》不见于自序，而附于《管蔡》者，皆母弟也，如赵王遂附《楚元王世家》也。”[3]
（四）取舍评论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存在很多细致性分析，在很多宋代学者眼中，《史记》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但也进行了十分严格的取舍。著名学者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与取材义例有关。整体来看，取材的主要途径包括六种，分别为：皇家藏书；游历天下，实际考察；听从他人的口述；诗歌内容；历史遗留下的史书；相关文学信息。不同的取材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取材标准，即六艺和儒家的标准、遗留文献中的文辞规范、不记述神异事件等等，将不同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最终将《史记》的文学价值展示出来。整体来看，宋代在《史记》文学评论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五、总结
综上所述，《史记》属于我国史书之中的经典内容，为我国历代史学家的研究和继承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代是我国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对文学评价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评论中增加了一些“气象”“意味”等等，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很多新的发展因素，进一步提升了《史记》的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龚伟.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05）：81-87.
[2]郭倩.从《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看郑庄公人物形象的流變[J].大众文艺，2018（17）：36-37.
[3]楚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读《史记·货殖列传》[J].企业观察家，2018（09）：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