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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最后一天，思想上忠于蒋介石的胡适与傅斯年，在长江边饮酒唱和，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们感伤的是“忽值山河改”一句，而中国普通百姓和民主人士所期盼的，正是“山河改”，即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年份。新年第一天，毛泽东就擘画了这一年中国政治的路线图，新中国的胚胎在随后的10个月里迅速孕育、成型，进而呼之欲出，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
从1月1日毛泽东宣称“将革命进行到底”，到3月31日他号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本期精彩连载将为您讲述新中国最初三个月的孕育历程。
两篇“新年献词（文告）”和一张路线图，明确标注出1949年中国政治道路的走向
1949年元旦，人们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
从1940年起，蒋介石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这原本是例行的工作，但是在1949年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时局下，这次元旦文告的内容格外引人关注。《申报》就提前预告，说他将在文告宣示重大决策，“说明政府企求和平之一贯主张，并指出症结所在，借以澄清时局，安定人心”。
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作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意”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并在日记中记道：“以今日大难，不在敌寇之共匪，而乃在内奸之桂逆也，故此文用意，对桂多于对共——讨论至十一时半散会，余告其决心发表，非此不可之意。”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里最重要的一段：“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问题的决定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唯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1948年1月1日，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还在说：“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之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时隔一年，1949年的这个“新年文告”，语气确实与蒋介石以前的盛气凌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让一些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再骂共产党为“匪”了，主动求和了，甚至还要根据民意决定自己的去留。
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初对文告印象不错，似乎和平真的有了一线曙光。但很快，他就发现问题很多：第一，文告的语气还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对叛逆分子的居高临下，完全忽视国民党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现实;第二，文告中提出的几条内容，分明是和谈条件，没有任何让步的姿态和条件，这样的和谈根本没有可能;第三，蒋介石还在推卸责任：“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司徒雷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共党之反应甚易揣度，其态度必然为不妥协者。”他猜得很准。他有些绝望地说：“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仿佛已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澤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的最后，毛泽东为1949年画了一张路线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文告）”，加上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道路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新国家，在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必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1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军管会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指出：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同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心中，北平已经属于人民了。
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至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活捉了杜聿明，击毙了邱清泉。淮海战役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解放军共歼敌55.5万人。
淮海战役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
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也非常惊叹，在笔记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变了。一个没有了主力军队和民心的政府，还有什么资格谈“求和”的条件？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快半个月了也没有得到共产党的回音，蒋介石在等，社会各界都在猜，共产党会以什么态度、什么方式来回应他的“求和”声音。
1月14日，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声音。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求和主张。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提出八项条件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在共产党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在全国人民的清醒反对下，蒋介石只有乞求国际支持最后一条路了。但美国答复：“由美国政府做调停人，于事已形无补。”苏联也声称“不干涉别国内政”，“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一切退路都没有了，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野虽然有其政治上以退为进的考虑，是化解其不可逆转的政治危机的一种手腕，但也可以说是各方力量逼迫的结果。
首先是美国这个后台老板对他失望了。从1948年5月至10月，司徒雷登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对蒋介石政权的看法。他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或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群，并恢复军队作战之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美国“换马”的意向，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维持内战的美国军援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蒋介石只有暂时下台“以时间换空间”一条路了。
在国民党内部，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队，是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集团，他们的“倒蒋”举动，更直接地导致蒋介石的下野。
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云集总统府，会场上一片死寂，气氛极为凝重。蒋介石语调低沉地发表离职讲话，他决定：“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李宗仁字，时任副总统）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当蒋介石说这番话时，席中就有人黯然落泪，甚至有人失声痛哭。
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吧。”为了文告上的几个表述，李宗仁和蒋介石计较了几次，但还是拧不过蒋介石的权威和狡猾，只好当上了“跛脚”总统，开始收拾蒋家王朝的烂摊子。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部分党政高级官员陪同下，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在陵前对随从作了临别训话：“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礎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蒋介石在拜谒中山陵之后，原定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突然下令改从大校场起飞。4时10分，“美龄”号座机升空，蒋介石命驾驶员绕空两周，向中山陵和南京作最后告别。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南京。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从1月1日元旦文告的求和，到1月21日下野，只有20天时间，蒋介石下野的速度正如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了。李宗仁的使命是和谈，目的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1949年的形势下，这些都已是痴心妄想了。
不仅对内直接回击蒋介石的求和主张，对外，中国共产党也毫不妥协。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文件开宗明义：“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份文件，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基础和准则，也是百年来中国最扬眉吐气、最自主独立的外交文件。 1月25日，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对美国也很强硬：“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
在这两份文件发布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外交实践，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的模样。对美国的态度在文件中已经很鲜明，即便是对已经决定“一边倒”的对象——苏联，也是在尊重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立的决策。
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苏联等调停中国内战，斯大林表现得比较含糊，在征求中国共产党意见时还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国民党蒋介石的复电。
可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不是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了，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并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代苏联起草了一份给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中国达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工作是不能接受的。”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到了1957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1949年的事情，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是真正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和平解放北平
整个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的谈判一直都在进行，甚至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影响傅作义早做决断，甚至他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也被北平地下党派到父亲身边做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的时任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极为嚣张：
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
……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可是，仅仅两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1949年伊始的毛泽东已经不和傅作义计较了，作为一代伟人，他反而为傅作义设身处地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未来的新中国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
但因为手中还有天津这张牌，傅作义一直在讨价还价。毛泽东决定打下天津，断绝傅作义最后的一点念想。
傅作义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不到29个小时就被拿下。1月14日下午，他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准备继续讨价还价。可是一见面，聂荣臻就不容置疑地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復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给傅作义留下的考虑时间是1月17日凌晨1时至21日午夜12时。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解放军将实施攻城。此时，傅作义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毛泽东指引的和平解放之路。
蒋介石也一直在争取傅作义，几次派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看到大势已去，蒋介石1月17日晚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相知，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傅作义接电后，一面复电蒋介石照办，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指挥部炮击天坛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
18日，飞机果然来了，城外解放军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蒋军飞机不敢降落，蒋介石无奈放弃了运走其精锐嫡系的想法。如果放他们走了，傅作义的谈判筹码和戴罪立功的功劳就会减少许多。这一点，他是看得清楚的。
21日，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22日，傅作义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和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
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开始在北平各处随风飘扬。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问题了
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有了访问苏联的想法，但几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推掉了。1948年9月，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要求，按照新约定的时间，他将在11月底动身。但是，这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三大战役拉开了序幕，于是想把时间延后到12月底。然而，又被斯大林拒绝了。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来电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此时，担心中苏关系被西方误解和利用是一个方面，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也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于是，虽然酝酿很久的毛泽东访苏没有成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7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
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只带着耳朵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安排”。由于现在这方面的材料极少，最详细的记录是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报告，而这时两党的关系已经很紧张，米高扬靠回忆谈了许多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显然是不真实的。
据一些零星的记载，1月31日晚上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毛泽东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2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谈了中国工业发展以及中苏之间的合作问题;2月3日，刘少奇谈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当然，这7天多的时间，讨论得最多的还是与建立新中国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还谈到新疆和蒙古问题。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怀疑我们对新疆有什么打算。他说在新疆的伊犁一带存在着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的政府，那里也有共产党。毛泽东说，当他1945年在重庆与白崇禧见面时，白崇禧转告他，说在伊犁一带，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对他明确地声明，我们不赞成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应当是中国的一部分。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地问道：“我们怎样对待外蒙和内蒙的合并问题呢？”……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能够合并，归入中国版图。对此我向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已独立。在战胜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还专门发来电报谈蒙古问题，因为蒋介石政府已经承认外蒙独立，所以这个话题没有结果。但是，涉及这么敏感的主权领土问题，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问题了。
在会谈中，有两个基本属于外交智慧的问题，也过了一下招。
一个是：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说1月21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建议他们一起迁往那里。在所有外交代表机关的首脑中，只有苏联大使接受了这个建议。苏联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同大使一起迁到了广州。而工作人员最多的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都呆在南京，司徒雷登到1949年8月南京解放4个月后才离开。
这件事使一般人会感觉苏联对蒋介石政府有特殊好感，因此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解。所以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请米高扬对这一行为的动机作出说明。米高扬当时给斯大林的汇报电报中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只能向这个政府派驻大使。大使把使馆的一部分人留在南京，他本人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东，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会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损害，反而将对它有所帮助。”
据当时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忆，莫斯科方面也是让他们这样回答外界质疑的，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
另一个是：蒋介石发出求和的“新年文告”后，希望美、苏、英、法等国调停中国内战。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调停建议是曾经得到美國政府代表同意的，但是，美、英等国却在苏联之前通知国民党政府，不参与调停中国内战。苏联则表态在后，觉得自己很尴尬。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往返很多份电报，毛泽东力劝斯大林不要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幻想，其和谈呼声是为了积蓄军事力量组织反攻，至少是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的态度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周恩来质问米高扬后两天，也就是2月3日，米高扬就提出：莫斯科怀疑，这是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电报通信这一情报被泄露出去而造成的。“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了解一下，看中共领导人的周围人中是否有多嘴的人把这个情报泄露给美国人。”米高扬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毛泽东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他指出的，这样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和莫斯科通信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出席会谈的几位中央委员、一位翻译师哲，还有捷列宾（当时苏联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志才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对他们是不怀疑的”。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2月一开始，中国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却显得很安静，他们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谈了许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以及新的国家怎样建立等问题。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知道米高扬的到来，更无人知晓他们更具体的谈话内容。
“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同一天，1949年1月31日中午，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这是第一批进入北平的解放军部队。当天下午，负责接收国民党《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的《人民日报》的队伍也进城了，他们还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回忆：
下午，时候到了。一群新闻兵，三部大卡车，从青龙桥直奔西直门。城门洞开，但沙包、拒马还未完全拆除。岗兵有解放军战士，望着我们微笑，这好理解，自家人来了;还佩戴国民党帽徽的蒋（介石）傅（作义）军岗兵也望着我们微笑，这很自然，他们新生之后，看我们也是亲人。在我们之前，解放军先开进一个师，其中包括第四野战军通令嘉奖的“塔山英雄团”“秋毫无犯团”。成批进城的“地方干部”中，我们是第一批。 北平最早接管的是两个新闻单位。2月1日，北平原有的报纸、通讯社，除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和党办通讯社中央社外，照常出版、发稿。几家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
解放军大部队正式进城是2月3日，正月初六。天刚蒙蒙亮，参加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
上午9时许，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交民巷。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交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现在，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地走进来了，这大煞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和国。
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举行。下午3时半，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进入会议厅。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瑶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扫除。”
2月12日，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都早早挂起了红灯笼。北平各界还举行720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上午9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几路进入天安门广场，到中午12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签到的人流，就多达11万人。
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下午1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了。叶剑英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张奚若在讲话中感慨万千地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替人民服务的政党，有了这样的政党和军队，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工人代表李连山参加过1923年“二七”大罢工，他说：“一切劳动生产者，要跟着毛主席走，多生产，支援解放军，打垮敌人！”
解放军代表姜世法说：“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
游行开始了，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旧政府职员感慨地说：“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如果说解放军进城是一次军事行动，那么在政治上，中共中央也没有停下来。在解放军进入北平次日，即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责令追回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次宣示主权的行动。
新华社当日还发了一篇《冈村宁次染满中国人民鲜血，南京卖国贼们毫无心肝竟纵其逃逸》的电文，详细揭露冈村宁次所犯的罪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撼了全国。
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們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
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为北平和谈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
2月6日下午2时，由张治中、吴裕后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16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北平和谈的序幕。
2月14日下午4时30分，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4位年过七旬的名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也飞抵北平。他们受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后，即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吴裕后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也在回落，米由每石8000金圆券跌到了3000圆，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兑换。”
2月2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一行。他明确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
在政治上还有企图的李宗仁，此时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因此，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持续到解放军渡江。
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当年2月接到正式通知后，与会代表开始以各种方式赶往西柏坡。解放区的形势已经不同以往了，再也不是用两只脚和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赛跑了。有的代表是坐火车到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到西柏坡，有的是直接乘汽车来到西柏坡。因路途遥远，会议代表直到4日下午才全部抵达，所以，开会日期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天。 鉴于西柏坡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为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绝对安全，周恩来约中央卫戌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汇报他所负责的有关大会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帮助完善部署。周恩来指出：要防敌袭击，“光有决心不够”，还“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要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应想到敌人如果空降部队，怎么办？他强调：“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
为了西柏坡外围的安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指示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派一个团到西柏坡担任周边警卫任务。于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派第187师参谋长杨尚德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杨尚昆和方志纯、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给杨尚德交代了具体任务：“中央在此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
接受任务的时任四野高炮第2团1营1连连长田子华后来回忆说：“我们连的装备是全团最好的，有高射炮4门，高射机枪2挺，还有12辆车。”
他们的阵地就设在西柏坡村：高射炮架在离开会地址150米到500米不等的山头上。“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只要敌机进入射击范围，就立即开火，要在他们发动袭击之前将之击中。”
就在3月5日会议开幕当天，1连即遭遇了第一个来自空中的不速之客。“上午9时左右，我通过望远镜发现正东方1万米距离有一架敌机，高度约为3000米。”田子华回忆，当时自己紧张到了极点。
“经判别，发现那是一架运输机，有可能是由青岛飞往太原，当它进入我们的射击范围时，火炮手已经做好了开火准备，瞄准镜也跟着它移动，只等我一声令下了。”但田子华最终没有下令开火，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保卫中央的安全，敌机只是路过，有可能没有发现地面目标，轻易开火反而会暴露。这样的虚惊在会议期间还有两次，都有惊无险。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为了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会议特意安排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苏河清等人负责会议期间的摄影工作。他们接到任务后，用驴车拉着设备赶到西柏坡。苏河清后来回忆道：
1949年3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队长汪洋派我和韩建文、韩德富两位助手一起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任务。我们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当我们来到西柏坡后才被通知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拍摄。当时我们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紧张的是怕完不成任务……
拍摄前，我把摄影机器用三脚架固定在门口的位置，由于器材简陋，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我和助手想尽了办法。几经实验才终于找到了最佳拍摄位置：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脚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一个口子，机头刚好从口子探出去，来回摇着拍。那时还有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了门口很远才返回来。
会场的布置，以及外地回中央开会的首长们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负责。西柏坡村子很小，所谓的机关“大院”更小，不少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把住房让了出来，但还是有一些代表住在大院外。陈心良回忆说：“住房很紧张，一个房间里多半摆了几张床，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大多住在后沟的招待所，那时的标准是，政治局委员一人一间，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两至三人一间。”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安排在中央机关院内的一处食堂，这是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修建的，面积不足85平方米。食堂的南半截是会场，北半截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是陈心良主持布置的，十分简单。北墙上挂着一块绛紫色的幕布，挂着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肖像。幕布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是刚刚结束的中华学生代表大会上由东北学生赠送的。为烘托气氛，又在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张毛毯，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记录方桌。会场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和木椅。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作汇报的全国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24时。
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了会议日程。接着，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钟。默哀结束，毛泽东开始作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了宏伟蓝图。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这是北平第一次被正式宣布为新中国的首都。
会议期间，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会务组还给与会代表安排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据杨尚昆日记记载：“3月5日，夜放电影苏联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九集……3月13日，晚八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饭后看平剧，唐佩文演《拷红》。”日记所提到的平剧，即京剧。
据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科长阎长林回忆，有一天，毛泽东执意要步行半个小时，到距西柏坡三里多路的东柏坡看戏。一进大礼堂，见人都坐满了，除了原有的长条椅子外，还增加了许多小凳子。明亮的电灯，照着一张张笑脸。毛泽东边走边说：“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那一次演出的是《坐楼杀惜》《王佐断臂》和《失空斩》，演出期间毛泽东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10天后，与会代表全部疏散，本次全会第一次播发新闻稿。同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全会的闭幕消息。自此以后，中共中央形成了每次召开全会都要发布公告的惯例。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次日，为迎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专门召集了安排人事工作的会议，研究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问题。同时还决定了由西北、东北、华东、华北、中原抽調5.3万名干部到新区工作。 “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党中央也考虑搬家了。这不是一般的搬家，而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早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党中央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整个行动由周恩来总负责，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杨尚昆。
3月23日清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早早就起床忙乎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儿。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要赔偿新的。房漏的补房，窗坏的修窗。院子里扫干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了善后工作处，一家家负责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西柏坡的老百姓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动身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说：“我们就要进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心情舒畅，话题不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是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三辆吉普车和几匹马。1948年3月，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西柏坡，也还是那几辆吉普车和那几匹马。但是，到了1949年3月，鸟枪换炮，200多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白天就敢拉起一条长龙……因为，整个华北都是人民的了。
当天上午，200多辆大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离开西柏坡，向即将诞生的共和国首都——北平进发。第一辆是前导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几名警卫战士和他一起。这是他在延安时就坐过的一辆美式吉普车，从延安、西柏坡，一直坐到北平。第三辆是警卫车，紧跟在毛泽东的车后，一直保持着很近的距离。
离开西柏坡村后，毛泽东就戴上眼镜、口罩，穿上雨衣，全副武装坐在车里。这不是怕老乡认出了，或者怕特务偷袭，解放区的安全是很有保证的，特别是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安排后，沿途的安全保卫工作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主要是因为沿途都是土路，虽然和前导车拉开了距离，但前车扬起的尘土还是落到了后车上，所以，毛泽东的装扮看似神秘，实则是防灰挡土的。
刘少奇坐在第四辆车上，这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别坐在后面的两辆吉普车上。排在后面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吉普。再往后是朱德一家、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最后一辆压阵的是叶子龙一家。
第二批出村的，是中央警卫处、中央机要室、解放军总部、军委一局、军委二局……这后面的车辆全是大卡车，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十分壮观。车队穿过石羊沟，沿郭苏河向上，朝着东北方向，曲曲弯弯开出太行山麓，穿过起伏的丘陵，开向北平。
当天天黑之前，车队按计划宿营在唐县附近的淑阊村。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习惯性地进行基层调研。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写起了文章，直到天亮。3月24日，据阎长林回忆：
汽车快到保定的时候，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穿着，比以前在山区路上看到的也好多了。
大约离保定还有一二十里路途的时候，从车子里面望去，便可以看见保定城了。这时，后边汽车的喇叭响了，听见喇叭声，司机老周就把汽车停了下来。车子刚停下不多时，周副主席就走过来说：“主席，前面就到保定城了，是不是停一停，扫扫身上的尘土，洗一洗脸？”
毛主席说：“好吧，咱们休息休息。我们的汽车在前面开，我们占便宜了，尘土少些。要等一等后边的汽车，一块儿进保定城。”
这样，我们都下了车，打扫一下身上的尘土，洗了洗脸，在路边休息了十几分钟，接着又出发了。
因为车辆多，目标大，我们经过西门外一个广场的时候，有许多人朝着汽车跑来。有的人边跑边说：“嘿，快跑！哪来这么多的小汽车呀？”有的人说：“这么多的小汽车，里头肯定有当大官的。”
为了安全起见，我便对司机说：“开快点，不然老百姓会把车围住的。”见司机正要加快速度，毛主席说：“不要开快了，应该慢点儿开。你们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嘛。如果这里开来的是日本人坐的汽车或国民党坐的汽车，老百姓不但不看，恐怕还会远远躲开的。”说完，毛主席坐在车里，不断地向围观的群众微笑着招手致意。
汽车开进保定西门，通过了一条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的时候，毛主席说：“好啊，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毛主席还说：“保定地区还是老样子，20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上，到达预定宿营地涿县。叶剑英和刘亚楼等带着专列从北平来到涿县迎接中央首长。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啊，十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亚楼愣住了，一时没有明白主席说“进京赶考”的意思。周副主席在旁边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刘亚楼恍然大悟：“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朱德说：“要是考不好，就要退回延安去哟！”
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
3月25日一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按计划乘火车进入北平，在清华园站下车。改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准备下午5時的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见面会。 平津前線司令部的领导和北平市委领导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曾专门召开会议，除研究保卫工作和阅兵外，还研究了以什么样的形式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当时，有人主张毛泽东进北平时，应该受到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以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
报到中央那里，当时就被否决。周恩来电告：“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党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了。而且，不但是欢迎党中央，用叶剑英的话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3月25日下午4时，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乘汽车到达西苑机场。先期抵达北平的党政军领导迎上前去，工、农、青、妇各界代表满怀着喜悦和幸福之情迎接着自己的领袖。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民主人士的队列之中，这里有160多位民主人士，和平起义的傅作义也在其中，前一天刚刚赶到北平的黄炎培也在其中。毛泽东和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下午5时，50门六〇炮同时发射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阅兵开始。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依次登车检阅部队。
阅兵完毕，中央首长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位于北平西郊、距西直门20公里的香山居住，毛泽东住进了双清别墅，直到9月21日搬到中南海。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万岁”！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写》的通讯。通讯最后部分写道：
从井冈山起，毛主席艰辛地培植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人民军队和人民的敌人打了二十多年，百炼成钢，已经无敌于天下了。
阅兵完毕，毛主席一行和民主人士都下了汽车，机场上立刻出现了一个亲热、团结的场面。大家面向着太阳，以毛主席为中心，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全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都涌向解放区，以空前的规模汇合起来了。
1949年3月，还有许多和建立新中国有关联的事情发生：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扩军的阴谋;12日，华北政府通令禁止用外文街牌，革除殖民地思想;15日，华北政府颁布对外汇兑暂行办法，当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开始办理，19日又增加了13家银行;16日，华北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开放对外贸易;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认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3月24日，是中国妇女届的盛事，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0余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再次重申八项条件是和谈的基础，并强调指出：“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八项条件基础上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3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4月1日将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的消息，同时，还刊出一张《长江下游军事形势图》。这样的版面设计让外行人都看得明白，版面语言告诉读者：在共产党大兵压境的状态下，败将求和，想以“和平”换一根救命稻草，岂不是玩笑？
即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代表章士钊，这一天对记者说：前些天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北桥头堡之战事，不至影响和谈之进行”。而一位深知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八项条件的立法委员匿名嘲讽道：“如果和谈的结果能达成和平，那将是两千年历史上的第一奇迹。”
3月31日，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西山热烈又庄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集体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在两年半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他挥舞着手掌号召将士们：
“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下期预告：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2）——“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责编/闻立 责校/林佳 来源/《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董伟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1949年，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年份。新年第一天，毛泽东就擘画了这一年中国政治的路线图，新中国的胚胎在随后的10个月里迅速孕育、成型，进而呼之欲出，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
从1月1日毛泽东宣称“将革命进行到底”，到3月31日他号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本期精彩连载将为您讲述新中国最初三个月的孕育历程。
两篇“新年献词（文告）”和一张路线图，明确标注出1949年中国政治道路的走向
1949年元旦，人们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
从1940年起，蒋介石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这原本是例行的工作，但是在1949年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时局下，这次元旦文告的内容格外引人关注。《申报》就提前预告，说他将在文告宣示重大决策，“说明政府企求和平之一贯主张，并指出症结所在，借以澄清时局，安定人心”。
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作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意”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并在日记中记道：“以今日大难，不在敌寇之共匪，而乃在内奸之桂逆也，故此文用意，对桂多于对共——讨论至十一时半散会，余告其决心发表，非此不可之意。”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里最重要的一段：“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问题的决定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唯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1948年1月1日，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还在说：“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之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时隔一年，1949年的这个“新年文告”，语气确实与蒋介石以前的盛气凌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让一些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再骂共产党为“匪”了，主动求和了，甚至还要根据民意决定自己的去留。
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初对文告印象不错，似乎和平真的有了一线曙光。但很快，他就发现问题很多：第一，文告的语气还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对叛逆分子的居高临下，完全忽视国民党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现实;第二，文告中提出的几条内容，分明是和谈条件，没有任何让步的姿态和条件，这样的和谈根本没有可能;第三，蒋介石还在推卸责任：“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司徒雷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共党之反应甚易揣度，其态度必然为不妥协者。”他猜得很准。他有些绝望地说：“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仿佛已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澤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的最后，毛泽东为1949年画了一张路线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文告）”，加上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道路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新国家，在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必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1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军管会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指出：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同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心中，北平已经属于人民了。
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至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活捉了杜聿明，击毙了邱清泉。淮海战役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解放军共歼敌55.5万人。
淮海战役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
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也非常惊叹，在笔记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变了。一个没有了主力军队和民心的政府，还有什么资格谈“求和”的条件？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快半个月了也没有得到共产党的回音，蒋介石在等，社会各界都在猜，共产党会以什么态度、什么方式来回应他的“求和”声音。
1月14日，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声音。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求和主张。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提出八项条件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在共产党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在全国人民的清醒反对下，蒋介石只有乞求国际支持最后一条路了。但美国答复：“由美国政府做调停人，于事已形无补。”苏联也声称“不干涉别国内政”，“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一切退路都没有了，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野虽然有其政治上以退为进的考虑，是化解其不可逆转的政治危机的一种手腕，但也可以说是各方力量逼迫的结果。
首先是美国这个后台老板对他失望了。从1948年5月至10月，司徒雷登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对蒋介石政权的看法。他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或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群，并恢复军队作战之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美国“换马”的意向，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维持内战的美国军援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蒋介石只有暂时下台“以时间换空间”一条路了。
在国民党内部，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队，是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集团，他们的“倒蒋”举动，更直接地导致蒋介石的下野。
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云集总统府，会场上一片死寂，气氛极为凝重。蒋介石语调低沉地发表离职讲话，他决定：“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李宗仁字，时任副总统）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当蒋介石说这番话时，席中就有人黯然落泪，甚至有人失声痛哭。
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吧。”为了文告上的几个表述，李宗仁和蒋介石计较了几次，但还是拧不过蒋介石的权威和狡猾，只好当上了“跛脚”总统，开始收拾蒋家王朝的烂摊子。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部分党政高级官员陪同下，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在陵前对随从作了临别训话：“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礎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蒋介石在拜谒中山陵之后，原定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突然下令改从大校场起飞。4时10分，“美龄”号座机升空，蒋介石命驾驶员绕空两周，向中山陵和南京作最后告别。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南京。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从1月1日元旦文告的求和，到1月21日下野，只有20天时间，蒋介石下野的速度正如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了。李宗仁的使命是和谈，目的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1949年的形势下，这些都已是痴心妄想了。
不仅对内直接回击蒋介石的求和主张，对外，中国共产党也毫不妥协。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文件开宗明义：“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份文件，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基础和准则，也是百年来中国最扬眉吐气、最自主独立的外交文件。 1月25日，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对美国也很强硬：“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
在这两份文件发布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外交实践，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的模样。对美国的态度在文件中已经很鲜明，即便是对已经决定“一边倒”的对象——苏联，也是在尊重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立的决策。
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苏联等调停中国内战，斯大林表现得比较含糊，在征求中国共产党意见时还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国民党蒋介石的复电。
可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不是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了，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并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代苏联起草了一份给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中国达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工作是不能接受的。”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到了1957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1949年的事情，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是真正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和平解放北平
整个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的谈判一直都在进行，甚至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影响傅作义早做决断，甚至他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也被北平地下党派到父亲身边做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的时任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极为嚣张：
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
……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可是，仅仅两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1949年伊始的毛泽东已经不和傅作义计较了，作为一代伟人，他反而为傅作义设身处地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未来的新中国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
但因为手中还有天津这张牌，傅作义一直在讨价还价。毛泽东决定打下天津，断绝傅作义最后的一点念想。
傅作义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不到29个小时就被拿下。1月14日下午，他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准备继续讨价还价。可是一见面，聂荣臻就不容置疑地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復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给傅作义留下的考虑时间是1月17日凌晨1时至21日午夜12时。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解放军将实施攻城。此时，傅作义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毛泽东指引的和平解放之路。
蒋介石也一直在争取傅作义，几次派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看到大势已去，蒋介石1月17日晚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相知，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傅作义接电后，一面复电蒋介石照办，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指挥部炮击天坛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
18日，飞机果然来了，城外解放军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蒋军飞机不敢降落，蒋介石无奈放弃了运走其精锐嫡系的想法。如果放他们走了，傅作义的谈判筹码和戴罪立功的功劳就会减少许多。这一点，他是看得清楚的。
21日，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22日，傅作义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和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
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开始在北平各处随风飘扬。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问题了
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有了访问苏联的想法，但几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推掉了。1948年9月，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要求，按照新约定的时间，他将在11月底动身。但是，这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三大战役拉开了序幕，于是想把时间延后到12月底。然而，又被斯大林拒绝了。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来电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此时，担心中苏关系被西方误解和利用是一个方面，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也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于是，虽然酝酿很久的毛泽东访苏没有成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7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
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只带着耳朵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安排”。由于现在这方面的材料极少，最详细的记录是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报告，而这时两党的关系已经很紧张，米高扬靠回忆谈了许多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显然是不真实的。
据一些零星的记载，1月31日晚上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毛泽东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2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谈了中国工业发展以及中苏之间的合作问题;2月3日，刘少奇谈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当然，这7天多的时间，讨论得最多的还是与建立新中国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还谈到新疆和蒙古问题。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怀疑我们对新疆有什么打算。他说在新疆的伊犁一带存在着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的政府，那里也有共产党。毛泽东说，当他1945年在重庆与白崇禧见面时，白崇禧转告他，说在伊犁一带，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对他明确地声明，我们不赞成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应当是中国的一部分。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地问道：“我们怎样对待外蒙和内蒙的合并问题呢？”……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能够合并，归入中国版图。对此我向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已独立。在战胜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还专门发来电报谈蒙古问题，因为蒋介石政府已经承认外蒙独立，所以这个话题没有结果。但是，涉及这么敏感的主权领土问题，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问题了。
在会谈中，有两个基本属于外交智慧的问题，也过了一下招。
一个是：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说1月21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建议他们一起迁往那里。在所有外交代表机关的首脑中，只有苏联大使接受了这个建议。苏联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同大使一起迁到了广州。而工作人员最多的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都呆在南京，司徒雷登到1949年8月南京解放4个月后才离开。
这件事使一般人会感觉苏联对蒋介石政府有特殊好感，因此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解。所以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请米高扬对这一行为的动机作出说明。米高扬当时给斯大林的汇报电报中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只能向这个政府派驻大使。大使把使馆的一部分人留在南京，他本人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东，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会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损害，反而将对它有所帮助。”
据当时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忆，莫斯科方面也是让他们这样回答外界质疑的，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
另一个是：蒋介石发出求和的“新年文告”后，希望美、苏、英、法等国调停中国内战。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调停建议是曾经得到美國政府代表同意的，但是，美、英等国却在苏联之前通知国民党政府，不参与调停中国内战。苏联则表态在后，觉得自己很尴尬。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往返很多份电报，毛泽东力劝斯大林不要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幻想，其和谈呼声是为了积蓄军事力量组织反攻，至少是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的态度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周恩来质问米高扬后两天，也就是2月3日，米高扬就提出：莫斯科怀疑，这是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电报通信这一情报被泄露出去而造成的。“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了解一下，看中共领导人的周围人中是否有多嘴的人把这个情报泄露给美国人。”米高扬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毛泽东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他指出的，这样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和莫斯科通信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出席会谈的几位中央委员、一位翻译师哲，还有捷列宾（当时苏联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志才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对他们是不怀疑的”。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2月一开始，中国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却显得很安静，他们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谈了许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以及新的国家怎样建立等问题。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知道米高扬的到来，更无人知晓他们更具体的谈话内容。
“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同一天，1949年1月31日中午，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这是第一批进入北平的解放军部队。当天下午，负责接收国民党《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的《人民日报》的队伍也进城了，他们还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回忆：
下午，时候到了。一群新闻兵，三部大卡车，从青龙桥直奔西直门。城门洞开，但沙包、拒马还未完全拆除。岗兵有解放军战士，望着我们微笑，这好理解，自家人来了;还佩戴国民党帽徽的蒋（介石）傅（作义）军岗兵也望着我们微笑，这很自然，他们新生之后，看我们也是亲人。在我们之前，解放军先开进一个师，其中包括第四野战军通令嘉奖的“塔山英雄团”“秋毫无犯团”。成批进城的“地方干部”中，我们是第一批。 北平最早接管的是两个新闻单位。2月1日，北平原有的报纸、通讯社，除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和党办通讯社中央社外，照常出版、发稿。几家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
解放军大部队正式进城是2月3日，正月初六。天刚蒙蒙亮，参加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
上午9时许，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交民巷。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交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现在，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地走进来了，这大煞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和国。
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举行。下午3时半，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进入会议厅。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瑶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扫除。”
2月12日，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都早早挂起了红灯笼。北平各界还举行720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上午9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几路进入天安门广场，到中午12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签到的人流，就多达11万人。
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下午1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了。叶剑英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张奚若在讲话中感慨万千地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替人民服务的政党，有了这样的政党和军队，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工人代表李连山参加过1923年“二七”大罢工，他说：“一切劳动生产者，要跟着毛主席走，多生产，支援解放军，打垮敌人！”
解放军代表姜世法说：“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
游行开始了，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旧政府职员感慨地说：“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如果说解放军进城是一次军事行动，那么在政治上，中共中央也没有停下来。在解放军进入北平次日，即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责令追回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次宣示主权的行动。
新华社当日还发了一篇《冈村宁次染满中国人民鲜血，南京卖国贼们毫无心肝竟纵其逃逸》的电文，详细揭露冈村宁次所犯的罪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撼了全国。
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們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
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为北平和谈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
2月6日下午2时，由张治中、吴裕后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16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北平和谈的序幕。
2月14日下午4时30分，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4位年过七旬的名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也飞抵北平。他们受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后，即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吴裕后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也在回落，米由每石8000金圆券跌到了3000圆，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兑换。”
2月2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一行。他明确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
在政治上还有企图的李宗仁，此时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因此，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持续到解放军渡江。
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当年2月接到正式通知后，与会代表开始以各种方式赶往西柏坡。解放区的形势已经不同以往了，再也不是用两只脚和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赛跑了。有的代表是坐火车到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到西柏坡，有的是直接乘汽车来到西柏坡。因路途遥远，会议代表直到4日下午才全部抵达，所以，开会日期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天。 鉴于西柏坡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为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绝对安全，周恩来约中央卫戌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汇报他所负责的有关大会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帮助完善部署。周恩来指出：要防敌袭击，“光有决心不够”，还“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要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应想到敌人如果空降部队，怎么办？他强调：“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
为了西柏坡外围的安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指示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派一个团到西柏坡担任周边警卫任务。于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派第187师参谋长杨尚德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杨尚昆和方志纯、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给杨尚德交代了具体任务：“中央在此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
接受任务的时任四野高炮第2团1营1连连长田子华后来回忆说：“我们连的装备是全团最好的，有高射炮4门，高射机枪2挺，还有12辆车。”
他们的阵地就设在西柏坡村：高射炮架在离开会地址150米到500米不等的山头上。“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只要敌机进入射击范围，就立即开火，要在他们发动袭击之前将之击中。”
就在3月5日会议开幕当天，1连即遭遇了第一个来自空中的不速之客。“上午9时左右，我通过望远镜发现正东方1万米距离有一架敌机，高度约为3000米。”田子华回忆，当时自己紧张到了极点。
“经判别，发现那是一架运输机，有可能是由青岛飞往太原，当它进入我们的射击范围时，火炮手已经做好了开火准备，瞄准镜也跟着它移动，只等我一声令下了。”但田子华最终没有下令开火，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保卫中央的安全，敌机只是路过，有可能没有发现地面目标，轻易开火反而会暴露。这样的虚惊在会议期间还有两次，都有惊无险。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为了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会议特意安排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苏河清等人负责会议期间的摄影工作。他们接到任务后，用驴车拉着设备赶到西柏坡。苏河清后来回忆道：
1949年3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队长汪洋派我和韩建文、韩德富两位助手一起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任务。我们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当我们来到西柏坡后才被通知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拍摄。当时我们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紧张的是怕完不成任务……
拍摄前，我把摄影机器用三脚架固定在门口的位置，由于器材简陋，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我和助手想尽了办法。几经实验才终于找到了最佳拍摄位置：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脚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一个口子，机头刚好从口子探出去，来回摇着拍。那时还有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了门口很远才返回来。
会场的布置，以及外地回中央开会的首长们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负责。西柏坡村子很小，所谓的机关“大院”更小，不少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把住房让了出来，但还是有一些代表住在大院外。陈心良回忆说：“住房很紧张，一个房间里多半摆了几张床，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大多住在后沟的招待所，那时的标准是，政治局委员一人一间，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两至三人一间。”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安排在中央机关院内的一处食堂，这是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修建的，面积不足85平方米。食堂的南半截是会场，北半截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是陈心良主持布置的，十分简单。北墙上挂着一块绛紫色的幕布，挂着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肖像。幕布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是刚刚结束的中华学生代表大会上由东北学生赠送的。为烘托气氛，又在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张毛毯，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记录方桌。会场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和木椅。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作汇报的全国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24时。
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了会议日程。接着，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钟。默哀结束，毛泽东开始作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了宏伟蓝图。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这是北平第一次被正式宣布为新中国的首都。
会议期间，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会务组还给与会代表安排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据杨尚昆日记记载：“3月5日，夜放电影苏联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九集……3月13日，晚八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饭后看平剧，唐佩文演《拷红》。”日记所提到的平剧，即京剧。
据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科长阎长林回忆，有一天，毛泽东执意要步行半个小时，到距西柏坡三里多路的东柏坡看戏。一进大礼堂，见人都坐满了，除了原有的长条椅子外，还增加了许多小凳子。明亮的电灯，照着一张张笑脸。毛泽东边走边说：“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那一次演出的是《坐楼杀惜》《王佐断臂》和《失空斩》，演出期间毛泽东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10天后，与会代表全部疏散，本次全会第一次播发新闻稿。同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全会的闭幕消息。自此以后，中共中央形成了每次召开全会都要发布公告的惯例。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次日，为迎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专门召集了安排人事工作的会议，研究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问题。同时还决定了由西北、东北、华东、华北、中原抽調5.3万名干部到新区工作。 “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党中央也考虑搬家了。这不是一般的搬家，而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早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党中央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整个行动由周恩来总负责，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杨尚昆。
3月23日清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早早就起床忙乎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儿。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要赔偿新的。房漏的补房，窗坏的修窗。院子里扫干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了善后工作处，一家家负责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西柏坡的老百姓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动身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说：“我们就要进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心情舒畅，话题不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是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三辆吉普车和几匹马。1948年3月，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西柏坡，也还是那几辆吉普车和那几匹马。但是，到了1949年3月，鸟枪换炮，200多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白天就敢拉起一条长龙……因为，整个华北都是人民的了。
当天上午，200多辆大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离开西柏坡，向即将诞生的共和国首都——北平进发。第一辆是前导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几名警卫战士和他一起。这是他在延安时就坐过的一辆美式吉普车，从延安、西柏坡，一直坐到北平。第三辆是警卫车，紧跟在毛泽东的车后，一直保持着很近的距离。
离开西柏坡村后，毛泽东就戴上眼镜、口罩，穿上雨衣，全副武装坐在车里。这不是怕老乡认出了，或者怕特务偷袭，解放区的安全是很有保证的，特别是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安排后，沿途的安全保卫工作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主要是因为沿途都是土路，虽然和前导车拉开了距离，但前车扬起的尘土还是落到了后车上，所以，毛泽东的装扮看似神秘，实则是防灰挡土的。
刘少奇坐在第四辆车上，这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别坐在后面的两辆吉普车上。排在后面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吉普。再往后是朱德一家、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最后一辆压阵的是叶子龙一家。
第二批出村的，是中央警卫处、中央机要室、解放军总部、军委一局、军委二局……这后面的车辆全是大卡车，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十分壮观。车队穿过石羊沟，沿郭苏河向上，朝着东北方向，曲曲弯弯开出太行山麓，穿过起伏的丘陵，开向北平。
当天天黑之前，车队按计划宿营在唐县附近的淑阊村。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习惯性地进行基层调研。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写起了文章，直到天亮。3月24日，据阎长林回忆：
汽车快到保定的时候，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穿着，比以前在山区路上看到的也好多了。
大约离保定还有一二十里路途的时候，从车子里面望去，便可以看见保定城了。这时，后边汽车的喇叭响了，听见喇叭声，司机老周就把汽车停了下来。车子刚停下不多时，周副主席就走过来说：“主席，前面就到保定城了，是不是停一停，扫扫身上的尘土，洗一洗脸？”
毛主席说：“好吧，咱们休息休息。我们的汽车在前面开，我们占便宜了，尘土少些。要等一等后边的汽车，一块儿进保定城。”
这样，我们都下了车，打扫一下身上的尘土，洗了洗脸，在路边休息了十几分钟，接着又出发了。
因为车辆多，目标大，我们经过西门外一个广场的时候，有许多人朝着汽车跑来。有的人边跑边说：“嘿，快跑！哪来这么多的小汽车呀？”有的人说：“这么多的小汽车，里头肯定有当大官的。”
为了安全起见，我便对司机说：“开快点，不然老百姓会把车围住的。”见司机正要加快速度，毛主席说：“不要开快了，应该慢点儿开。你们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嘛。如果这里开来的是日本人坐的汽车或国民党坐的汽车，老百姓不但不看，恐怕还会远远躲开的。”说完，毛主席坐在车里，不断地向围观的群众微笑着招手致意。
汽车开进保定西门，通过了一条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的时候，毛主席说：“好啊，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毛主席还说：“保定地区还是老样子，20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上，到达预定宿营地涿县。叶剑英和刘亚楼等带着专列从北平来到涿县迎接中央首长。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啊，十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亚楼愣住了，一时没有明白主席说“进京赶考”的意思。周副主席在旁边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刘亚楼恍然大悟：“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朱德说：“要是考不好，就要退回延安去哟！”
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
3月25日一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按计划乘火车进入北平，在清华园站下车。改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准备下午5時的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见面会。 平津前線司令部的领导和北平市委领导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曾专门召开会议，除研究保卫工作和阅兵外，还研究了以什么样的形式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当时，有人主张毛泽东进北平时，应该受到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以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
报到中央那里，当时就被否决。周恩来电告：“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党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了。而且，不但是欢迎党中央，用叶剑英的话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3月25日下午4时，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乘汽车到达西苑机场。先期抵达北平的党政军领导迎上前去，工、农、青、妇各界代表满怀着喜悦和幸福之情迎接着自己的领袖。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民主人士的队列之中，这里有160多位民主人士，和平起义的傅作义也在其中，前一天刚刚赶到北平的黄炎培也在其中。毛泽东和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下午5时，50门六〇炮同时发射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阅兵开始。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依次登车检阅部队。
阅兵完毕，中央首长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位于北平西郊、距西直门20公里的香山居住，毛泽东住进了双清别墅，直到9月21日搬到中南海。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万岁”！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写》的通讯。通讯最后部分写道：
从井冈山起，毛主席艰辛地培植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人民军队和人民的敌人打了二十多年，百炼成钢，已经无敌于天下了。
阅兵完毕，毛主席一行和民主人士都下了汽车，机场上立刻出现了一个亲热、团结的场面。大家面向着太阳，以毛主席为中心，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全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都涌向解放区，以空前的规模汇合起来了。
1949年3月，还有许多和建立新中国有关联的事情发生：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扩军的阴谋;12日，华北政府通令禁止用外文街牌，革除殖民地思想;15日，华北政府颁布对外汇兑暂行办法，当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开始办理，19日又增加了13家银行;16日，华北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开放对外贸易;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认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3月24日，是中国妇女届的盛事，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0余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再次重申八项条件是和谈的基础，并强调指出：“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八项条件基础上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3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4月1日将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的消息，同时，还刊出一张《长江下游军事形势图》。这样的版面设计让外行人都看得明白，版面语言告诉读者：在共产党大兵压境的状态下，败将求和，想以“和平”换一根救命稻草，岂不是玩笑？
即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代表章士钊，这一天对记者说：前些天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北桥头堡之战事，不至影响和谈之进行”。而一位深知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八项条件的立法委员匿名嘲讽道：“如果和谈的结果能达成和平，那将是两千年历史上的第一奇迹。”
3月31日，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西山热烈又庄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集体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在两年半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他挥舞着手掌号召将士们：
“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下期预告：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2）——“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责编/闻立 责校/林佳 来源/《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董伟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