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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治时代日本的外交安全防备战略的实施，主要围绕着山县有朋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展开的。所谓保护“利益线”，守卫“主权线”。“利益线”即朝鲜，维护“利益线”就是保证日本对朝鲜拥有绝对控制权，通过控制朝鲜来实现日本本土安全。从明治政府建立起，日本就有对外扩张侵吞朝鲜的企图，但不得不谨慎考量，因为朝鲜的宗主国是清朝。于是日本先是通过军事试探、接着进行外交周旋，对内进行军事政治改革等，其目的均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做准备，直到山县有朋的对外论——“利益线”与“主权线”的提出。“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被证实具有可行性，对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日俄战争胜利后，朝鲜由“利益线”转变为“主权线”，而中国的满洲则成为日本的“利益线”。但对“利益线”“主权线”的过度防卫，令日本陷入对外扩张的怪圈，埋下日后覆灭的种子。
关键词：山县有朋;利益线;主权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30-03
步入近代以来，日本便妄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殖民帝国，因此对外侵略扩张成为日本近代外交策略的鲜明主题。幕府政府末期，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身兼武士的日本知识分子不断积极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出现了众多思想家，例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他们纷纷试图寻找使日本“海外雄飞”的道路。1868年明治政权建立后，日本就在探索、铺设对外扩张的道路。先后出现征韩论、内治优先论、江华岛事件、近代军队建设等，均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直至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并贯彻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从而彰显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逐渐形成。
对于刚刚诞生的明治新政府来说，维护国家利益则意味着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胁时，能够保持日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为此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以增强国力，在此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到日本体制的落后，综合国力的薄弱，学习西方以早日实现国家近代化的紧迫性。“富国强兵”由此成为日本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而“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对外论在日本“富国强兵”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幕末时期山县有朋的学习经历
幕末维新的杰出人物，绝大多数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前原一诚、伊藤博文、久坂玄瑞、山田显义等。1858年山县有朋经人介绍来到松下村塾，拜吉田松阴为师进行学习。这段经历对其日后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
知名的松下书塾，最初是吉田叔父创办的，1857年吉田松阴回到家中后，其中心逐渐转移到吉田这里。吉田在《松下村塾记》中写道：“今生于神州之地，蒙受皇室恩荫，内，失君臣之义，外，忘华夷之辨，则学之所以为学，人之所以为人，又何处有之？”[1]68可以看出吉田在书塾主要是培养能够顺应当时国家形势的人才，培养具有尊王攘夷观的知识分子。吉田掌管书塾后，慕名投入他门下的有志之士日渐增多，1858年山县有朋（当时名为山县狂介）经介绍慕名来到这里学习。
吉田松阴是幕末“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其主张通过向朝鲜、满洲、台湾等东亚地区扩张弥补在西方列强方面受到的损失。其在《幽囚录》中写道：“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加其所无。今应急修武备，……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納币进贡，……北则割取满洲领土，南则取得台湾、吕宋诸岛，渐成进取之势。……则可谓善保国矣。”[2]225从中可看出吉田松阴主张向朝鲜、琉球、满洲、台湾等地区扩张，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富国强兵，增强军备保证日本国家安全。其中“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加其所无”，成为日后山县有朋“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明治前期的山县有朋国内外活动
（一）对内：赴欧考察与军事改革
1869年（明治二年）6月，山县有朋与西乡从道一同受明治政府派遣从长崎出发前往欧洲考察军事，1870年（明治三年）8月回国。回国后，被任命为兵部省少辅。当时的兵部省的最高长官是兵部卿，由皇族亲王担任，没有实际权力，只是挂名。二把手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在1869年被暗杀，继任者前原一诚不久辞职，职位出现空缺。所以担任兵部省三把手的兵部少辅山县有朋成为兵部省最高掌权者，肩负着创建国家军队的使命。
1872年2月2日，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有关实施征兵制度的建议书。主张建设不分等级的皇国军队。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出台《征兵令》。《征兵令》为日后日本的扩张行动提供了稳定的兵源。1875年桂太郎赴德，研究德国军制。归国后向山县有朋建议：学习德国，进行陆军改革。而两年后西南战争的爆发，使日军指挥系统内部问题暴露无疑，从而加速日本军制改革。1878年10月山县有朋以陆军卿的身份颁布《军人训诫》。同时在桂太郎的建议下，同年12月《参谋本部条例》颁布，此条例强化了参谋局的职能，将其与陆军省相分离，设立了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使军事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所谓的“统帅独立权”。1882年，按照山县有朋的奏请，天皇颁布了由山县组织草拟的《军人敕谕》，强化天皇权力，使军队沦为统治工具。
1888年山县在欧洲进行外交访问时，接触维也纳大学的斯坦教授，斯坦曾向山县建议“但凡有国家企图侵占朝鲜半岛，日本都应将其视作自己的敌人”，并强调朝鲜半岛在日本的独立与安全中扮演的角色是何等重要。这次与斯坦教授的接触和早年在吉田松阴门下学习的经历，使山县有朋意识到明治政府的国家主权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面前的薄弱，于是就试图采用西方列强的安全保障战略观，保证国家安全。
（二）对外：窥视朝鲜
明治政府从成立开始就将目光投向海外，其第一个扩张方向就是朝鲜。日本在朝鲜关系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对朝鲜的窥视最早可以追寻到唐朝。明治政府在诞生时便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3]8，“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欲振张国威于海外”①的基本外交方略。在对外策略的具体实施中，则主要是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论”和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内治优先论”的论争。 1875年7月身为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就朝鲜问题曾表示，“如果经过两、三年或许有可能，今若行之，将极为混乱”。按照日本学者的看法是，“从军事上看，当时陆海军的最高责任者在与韩国的战争上没有自信。但应该注意的是，反对征韩的一派，是说为时尚早，对进出计划的具体内容持有争意，并不是反对外进本身。”[4]56
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爆发后，明治政府令山县有朋屯兵长崎伺机而动，以军事相威胁，并派黑田清隆入朝鲜“谈判”。1876年2月26日朝鲜被迫签订《江华条约》，日本通过此条约严重侵犯朝鲜主权，并企图否定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日后侵略朝鲜埋下伏笔。
1882年，朝鲜出现“壬午兵变”，日本军队和中国清军出现对峙，担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要求扩大海陆军费用，企图染指朝鲜，针对中国。
1888年，担任监军、已晋升陆军中将的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军事意见书》，其中写道“完成军备是我国最大急务。如要伸张国权，保护我国国利，……除兵力之外，有何可恃？”②企图通过扩充军备，维护国家利益，达到朝鲜脱离中国，由日本单独占领的目的。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奉命组阁，担任政府总理大臣。
三、两线论的提出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就職日本首相。1890年3月，在其《外交政略论》中，首次出现“利益线”与“主权线”这一对外理论。同年11月29日，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公开说到：“盖国字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护利益线。……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5]9日本所谓的“利益线”即朝鲜，维护“利益线”即保证日本对朝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朝鲜来实现日本本土安全。“由于朝鲜位置特殊，当日本国家意识浓厚、国力增强时，将会对由朝鲜被迫袭来的外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明治政府的首要举措，则是使朝鲜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以防止西方列强的侵入。”[6]419顾名思义即：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线”越巩固、范围越广，“主权线”就越安全，为了保证“主权线”的安全，则必须保持日本对朝鲜的绝对控制权。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则必然得罪其宗主国——中国（清王朝），因此中日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随后便出现了中日甲午战争，而在战争中山县有朋的“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实施。
四、“利益线”与“主权线”的具体实施
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公开发表“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标志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逐渐形成。虽然日本的扩张政策不断根据现有条件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但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着“利益线”“主权线”的理论而展开。
（一）中日甲午战争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暴露出吞并朝鲜的野心，尽管征韩论暂时失势，但政府依然对朝鲜依然虎视眈眈。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后，日本为“维护独立”明确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即朝鲜。
1890年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关于朝鲜问题曾谈到“我国利益线的核心则是朝鲜，而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已伸入到中亚，……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成功之时，便是朝鲜多事之秋。”[7]56日本企图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完成之前，便向朝鲜半岛入侵，以保证日本对朝鲜的绝对优势，防止俄国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在黄海海战、旅顺攻防战和威海歼灭战中彻底击溃清军，取得战争胜利。在战争期间山县有朋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率领第三、第五师团侵略朝鲜，攻陷朝鲜首都平壤后率部渡过鸭绿江，侵略中国领土。1895年4月15日，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夕，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意见书》中写道：“我国通过此次战争，当在海外获得新领地。我认为，为守卫则需要扩张军备。”③也就是说，为了守护即将获得的国家利益，扩充军备是比不可少的，
甲午战争的爆发，实质上是日本扩大“利益线”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贯彻“利益线”理论取得的首次胜利。通过这次战争，日本将清朝势力赶出朝鲜半岛，并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国际地位提升，使得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尽管“甲午战争”日本取得胜利，实现了武力保护朝鲜半岛，即保护本国“利益线”的愿望，但随着俄国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日本深感忧虑，不得不为自身安全，再次用武力捍卫“利益线”，从而加速日俄战争的爆发。
（二）日俄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成为东亚强国的日本从维护自身安全扩大为维护东亚地区利益。中国（清朝）势力被驱逐出朝鲜后，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绝对优势。但三国干涉还辽④后，俄国在远东势力迅速扩张，令日本深感其“利益线”受到威胁。
面对当前的形势，山县有朋于1895年4月提出扩充军备的意向书，称：“我国的军备主要以维护主权线为己任，为了不使甲午战争胜利的果实化为乌有，必须将利益线扩大化。但当前的军备，维护主权线还尚且不足，又怎能扩大利益线，如何进而称霸东亚？”[8]156山县有朋提出日本此时的战略目标为“称霸东亚”，而战略的重心则应从维护“利益线”转移到扩张“利益线”，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扩充军备向中国东北进发，以实现“利益线”的扩大，保证日本本土的独立与完整，这一战略目标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直接冲突。
1902年1月30日，日英签订《日英同盟条约》，迫使俄国势力撤出东三省。同时日俄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展开多次谈判，日本主张“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益，当日本出兵韩国、俄国出兵满洲时，要尽快撤回，韩国的改革由日本独自协助。”俄国要求“俄国可以在朝鲜与日本之间得海域自由通行，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益，北纬39度以北的韩国要保持中立。日本保证不在韩国领土上展开军事活动。”[9]131日本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必然不会答应俄国，就日本而言“由于俄国进入了中国东北，如果一方要保证本国在朝鲜半岛的安全，就会增加另一方的不安。在这种强烈的安全困境意识之下，实力较弱的日本除了战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方法”。[10]79日俄战争不可避免。1904年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旅顺俄军军港，战争爆发。山县有朋任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随后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1904年2月，日韩签订《日韩议定书》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日俄双方国力消耗巨大，都不愿将战争继续下去。在美国的调停下，俄日展开谈判，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利益”最终被俄国承认，日本势力也随即深入满洲地区。 日俄战争胜利后，朝鲜由“利益线”转变为“主权线”，而中国的满洲地区则成为日本的“利益线”。1931年9月日本则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用武力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线”。但在占领满洲之后，日本又将中国华北地区视为“利益线”，开展华北分离工作。日本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刺激了“利益线”扩大，进而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日本对“利益线”的过度防卫造成新的战争和新的“利益线”，从而将日本推入战争的深渊。
综上所述，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县有朋对外论——“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的可行性被证实，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巨大的收益，坚定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决心。但是對“利益线”的过度防卫，也令日本陷入对外扩张的怪圈。为了守护住既得利益，日本就必须持续扩大自己的“利益线”，因为“利益线”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主权线”，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理论下，当日本综合国力无法负担“利益线”防备之需时，国家便会崩溃，走向失败。
注 释：
①《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
②（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85页。
③（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30页。
④三国干涉还辽：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予日本国。6天后，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清政府，日本则趁机勒索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作为赔偿。日本对归还辽东半岛深感屈辱，三国干涉还辽也成为了后来日俄战争的起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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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夏信心（1996—），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山县有朋;利益线;主权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30-03
步入近代以来，日本便妄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殖民帝国，因此对外侵略扩张成为日本近代外交策略的鲜明主题。幕府政府末期，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身兼武士的日本知识分子不断积极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出现了众多思想家，例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他们纷纷试图寻找使日本“海外雄飞”的道路。1868年明治政权建立后，日本就在探索、铺设对外扩张的道路。先后出现征韩论、内治优先论、江华岛事件、近代军队建设等，均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直至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并贯彻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从而彰显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逐渐形成。
对于刚刚诞生的明治新政府来说，维护国家利益则意味着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胁时，能够保持日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为此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以增强国力，在此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到日本体制的落后，综合国力的薄弱，学习西方以早日实现国家近代化的紧迫性。“富国强兵”由此成为日本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而“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对外论在日本“富国强兵”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幕末时期山县有朋的学习经历
幕末维新的杰出人物，绝大多数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前原一诚、伊藤博文、久坂玄瑞、山田显义等。1858年山县有朋经人介绍来到松下村塾，拜吉田松阴为师进行学习。这段经历对其日后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
知名的松下书塾，最初是吉田叔父创办的，1857年吉田松阴回到家中后，其中心逐渐转移到吉田这里。吉田在《松下村塾记》中写道：“今生于神州之地，蒙受皇室恩荫，内，失君臣之义，外，忘华夷之辨，则学之所以为学，人之所以为人，又何处有之？”[1]68可以看出吉田在书塾主要是培养能够顺应当时国家形势的人才，培养具有尊王攘夷观的知识分子。吉田掌管书塾后，慕名投入他门下的有志之士日渐增多，1858年山县有朋（当时名为山县狂介）经介绍慕名来到这里学习。
吉田松阴是幕末“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其主张通过向朝鲜、满洲、台湾等东亚地区扩张弥补在西方列强方面受到的损失。其在《幽囚录》中写道：“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加其所无。今应急修武备，……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納币进贡，……北则割取满洲领土，南则取得台湾、吕宋诸岛，渐成进取之势。……则可谓善保国矣。”[2]225从中可看出吉田松阴主张向朝鲜、琉球、满洲、台湾等地区扩张，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富国强兵，增强军备保证日本国家安全。其中“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加其所无”，成为日后山县有朋“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明治前期的山县有朋国内外活动
（一）对内：赴欧考察与军事改革
1869年（明治二年）6月，山县有朋与西乡从道一同受明治政府派遣从长崎出发前往欧洲考察军事，1870年（明治三年）8月回国。回国后，被任命为兵部省少辅。当时的兵部省的最高长官是兵部卿，由皇族亲王担任，没有实际权力，只是挂名。二把手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在1869年被暗杀，继任者前原一诚不久辞职，职位出现空缺。所以担任兵部省三把手的兵部少辅山县有朋成为兵部省最高掌权者，肩负着创建国家军队的使命。
1872年2月2日，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有关实施征兵制度的建议书。主张建设不分等级的皇国军队。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出台《征兵令》。《征兵令》为日后日本的扩张行动提供了稳定的兵源。1875年桂太郎赴德，研究德国军制。归国后向山县有朋建议：学习德国，进行陆军改革。而两年后西南战争的爆发，使日军指挥系统内部问题暴露无疑，从而加速日本军制改革。1878年10月山县有朋以陆军卿的身份颁布《军人训诫》。同时在桂太郎的建议下，同年12月《参谋本部条例》颁布，此条例强化了参谋局的职能，将其与陆军省相分离，设立了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使军事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所谓的“统帅独立权”。1882年，按照山县有朋的奏请，天皇颁布了由山县组织草拟的《军人敕谕》，强化天皇权力，使军队沦为统治工具。
1888年山县在欧洲进行外交访问时，接触维也纳大学的斯坦教授，斯坦曾向山县建议“但凡有国家企图侵占朝鲜半岛，日本都应将其视作自己的敌人”，并强调朝鲜半岛在日本的独立与安全中扮演的角色是何等重要。这次与斯坦教授的接触和早年在吉田松阴门下学习的经历，使山县有朋意识到明治政府的国家主权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面前的薄弱，于是就试图采用西方列强的安全保障战略观，保证国家安全。
（二）对外：窥视朝鲜
明治政府从成立开始就将目光投向海外，其第一个扩张方向就是朝鲜。日本在朝鲜关系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对朝鲜的窥视最早可以追寻到唐朝。明治政府在诞生时便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3]8，“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欲振张国威于海外”①的基本外交方略。在对外策略的具体实施中，则主要是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论”和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内治优先论”的论争。 1875年7月身为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就朝鲜问题曾表示，“如果经过两、三年或许有可能，今若行之，将极为混乱”。按照日本学者的看法是，“从军事上看，当时陆海军的最高责任者在与韩国的战争上没有自信。但应该注意的是，反对征韩的一派，是说为时尚早，对进出计划的具体内容持有争意，并不是反对外进本身。”[4]56
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爆发后，明治政府令山县有朋屯兵长崎伺机而动，以军事相威胁，并派黑田清隆入朝鲜“谈判”。1876年2月26日朝鲜被迫签订《江华条约》，日本通过此条约严重侵犯朝鲜主权，并企图否定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日后侵略朝鲜埋下伏笔。
1882年，朝鲜出现“壬午兵变”，日本军队和中国清军出现对峙，担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要求扩大海陆军费用，企图染指朝鲜，针对中国。
1888年，担任监军、已晋升陆军中将的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军事意见书》，其中写道“完成军备是我国最大急务。如要伸张国权，保护我国国利，……除兵力之外，有何可恃？”②企图通过扩充军备，维护国家利益，达到朝鲜脱离中国，由日本单独占领的目的。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奉命组阁，担任政府总理大臣。
三、两线论的提出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就職日本首相。1890年3月，在其《外交政略论》中，首次出现“利益线”与“主权线”这一对外理论。同年11月29日，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公开说到：“盖国字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护利益线。……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5]9日本所谓的“利益线”即朝鲜，维护“利益线”即保证日本对朝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朝鲜来实现日本本土安全。“由于朝鲜位置特殊，当日本国家意识浓厚、国力增强时，将会对由朝鲜被迫袭来的外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明治政府的首要举措，则是使朝鲜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以防止西方列强的侵入。”[6]419顾名思义即：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线”越巩固、范围越广，“主权线”就越安全，为了保证“主权线”的安全，则必须保持日本对朝鲜的绝对控制权。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则必然得罪其宗主国——中国（清王朝），因此中日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随后便出现了中日甲午战争，而在战争中山县有朋的“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实施。
四、“利益线”与“主权线”的具体实施
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公开发表“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标志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逐渐形成。虽然日本的扩张政策不断根据现有条件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但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着“利益线”“主权线”的理论而展开。
（一）中日甲午战争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暴露出吞并朝鲜的野心，尽管征韩论暂时失势，但政府依然对朝鲜依然虎视眈眈。1890年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后，日本为“维护独立”明确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即朝鲜。
1890年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关于朝鲜问题曾谈到“我国利益线的核心则是朝鲜，而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已伸入到中亚，……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成功之时，便是朝鲜多事之秋。”[7]56日本企图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完成之前，便向朝鲜半岛入侵，以保证日本对朝鲜的绝对优势，防止俄国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在黄海海战、旅顺攻防战和威海歼灭战中彻底击溃清军，取得战争胜利。在战争期间山县有朋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率领第三、第五师团侵略朝鲜，攻陷朝鲜首都平壤后率部渡过鸭绿江，侵略中国领土。1895年4月15日，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夕，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意见书》中写道：“我国通过此次战争，当在海外获得新领地。我认为，为守卫则需要扩张军备。”③也就是说，为了守护即将获得的国家利益，扩充军备是比不可少的，
甲午战争的爆发，实质上是日本扩大“利益线”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贯彻“利益线”理论取得的首次胜利。通过这次战争，日本将清朝势力赶出朝鲜半岛，并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国际地位提升，使得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尽管“甲午战争”日本取得胜利，实现了武力保护朝鲜半岛，即保护本国“利益线”的愿望，但随着俄国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日本深感忧虑，不得不为自身安全，再次用武力捍卫“利益线”，从而加速日俄战争的爆发。
（二）日俄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成为东亚强国的日本从维护自身安全扩大为维护东亚地区利益。中国（清朝）势力被驱逐出朝鲜后，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绝对优势。但三国干涉还辽④后，俄国在远东势力迅速扩张，令日本深感其“利益线”受到威胁。
面对当前的形势，山县有朋于1895年4月提出扩充军备的意向书，称：“我国的军备主要以维护主权线为己任，为了不使甲午战争胜利的果实化为乌有，必须将利益线扩大化。但当前的军备，维护主权线还尚且不足，又怎能扩大利益线，如何进而称霸东亚？”[8]156山县有朋提出日本此时的战略目标为“称霸东亚”，而战略的重心则应从维护“利益线”转移到扩张“利益线”，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扩充军备向中国东北进发，以实现“利益线”的扩大，保证日本本土的独立与完整，这一战略目标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直接冲突。
1902年1月30日，日英签订《日英同盟条约》，迫使俄国势力撤出东三省。同时日俄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展开多次谈判，日本主张“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益，当日本出兵韩国、俄国出兵满洲时，要尽快撤回，韩国的改革由日本独自协助。”俄国要求“俄国可以在朝鲜与日本之间得海域自由通行，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益，北纬39度以北的韩国要保持中立。日本保证不在韩国领土上展开军事活动。”[9]131日本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必然不会答应俄国，就日本而言“由于俄国进入了中国东北，如果一方要保证本国在朝鲜半岛的安全，就会增加另一方的不安。在这种强烈的安全困境意识之下，实力较弱的日本除了战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方法”。[10]79日俄战争不可避免。1904年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旅顺俄军军港，战争爆发。山县有朋任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随后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1904年2月，日韩签订《日韩议定书》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日俄双方国力消耗巨大，都不愿将战争继续下去。在美国的调停下，俄日展开谈判，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利益”最终被俄国承认，日本势力也随即深入满洲地区。 日俄战争胜利后，朝鲜由“利益线”转变为“主权线”，而中国的满洲地区则成为日本的“利益线”。1931年9月日本则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用武力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线”。但在占领满洲之后，日本又将中国华北地区视为“利益线”，开展华北分离工作。日本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刺激了“利益线”扩大，进而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日本对“利益线”的过度防卫造成新的战争和新的“利益线”，从而将日本推入战争的深渊。
综上所述，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县有朋对外论——“利益线”与“主权线”理论的可行性被证实，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巨大的收益，坚定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决心。但是對“利益线”的过度防卫，也令日本陷入对外扩张的怪圈。为了守护住既得利益，日本就必须持续扩大自己的“利益线”，因为“利益线”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主权线”，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理论下，当日本综合国力无法负担“利益线”防备之需时，国家便会崩溃，走向失败。
注 释：
①《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
②（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85页。
③（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30页。
④三国干涉还辽：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予日本国。6天后，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清政府，日本则趁机勒索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作为赔偿。日本对归还辽东半岛深感屈辱，三国干涉还辽也成为了后来日俄战争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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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信心（1996—），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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