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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然这是第二次摆摊：第一次是大学时练摊赚生活费，这一次，是真的投身“地摊经济”。
每晚6点到10点多，他准时出摊，摆上三四十件标价几十元的仿真宠物玩具。在郑州的夜市上，站在一堆因新冠肺炎疫情积压了货品的商贩中间，大学毕业一年的王巍然是欠缺经验的一个。
他戴眼镜，长得斯文，话也少，不擅长吆喝。最初那段时间，碰到跟顾客之间“激烈点的情况”，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说啥做啥”。讨价还价中妥协的常是他。
疫情前，24岁的王巍然是郑州一家公司的技术工程师，经常出差，到工厂、医院、学校介绍安全相关的软件。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医院全部的精力都在防控和救治，“业务一下子都没了”。
公司里那面写满了项目进度和人员分工的黑板，自此再没更新过。工作微信群里也沉默下来。领导甩话，业绩如果上不去，部门得走几个人。他的月薪从原本的3500元下降到不足2000元。
他只工作了几个月，没存到什么钱：每个月，他要支付1350元的汽车贷款和近千元的房租。
银行卡减少的余额没给他喘息的机会。3月末扣完车贷后，他的卡里只剩1000元左右了，下个月的扣款还没着落。王巍然想了想，短时间内，公司不可能完全“恢复元气”，他辞了职。
辞职后，每过一星期，他会回顾一遍最近的生活，结论都一样，“又什么也没做”。
4月末，就在郑州租房附近的小广场，他出门摆摊了。那时候，怕城管，他出摊的时间少，大部分选在傍晚。疫情还未散去，顾客也少，他每天的营业额100元“差不多就算封顶了”。
后来，“地摊经济”成了热词。郑州西开发区某商场筹备起夜市活动，免费提供共享汽车的后备厢供摊主摆摊，几乎没什么犹豫，他报了名。提交了简单的PPT后，他和20多人一起成了第一批摊主。
他对摆摊并不陌生。他爱折腾，曾在大学寝室里开“地下”零食铺，为宅在屋里的同学送货上门;他和同学一起做网店，出售便携式电风扇;他断断续续在附近的商场门口摆过地摊。他赚够了大学四年的生活费，还额外攒出1.2万元。大四那年，他分期付款，买下一辆二手车。今年年初，他在家里的资助下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
买房后，王巍然的压力成倍增加。首付20多万元几乎花掉了家里的积蓄，剩下的只能靠自己。因此，他一有闲暇就出门跑顺风车赚钱。
在郑州这个临时开张的夜市里，一排6辆汽车中，他在左边第二个。邻近的摊位上依次摆着泡泡机、儿童驱蚊手环、木质拼图和芭比娃娃。
一开始，他是卖得最少的那个。顾客在两边的摊位排着长队，路过他的地盘瞄一眼就走。好几天后，第一批货还剩下六七十件，那是些填充的毛绒玩偶。他送了些给朋友，把剩下的塞进自己家。他到处研究摆摊技巧，和周围经验丰富的摊主取经，还买了本讲销售心理学的书。
摆摊10多天，他终于摸索出自己的路子，只卖仿真毛皮摆件，那是他出摊后销量最大的商品。他“以质量取胜”，进货前会筛上好几遍，也会出些促销策略，残次品低价出，正价的送些小赠品。
巅峰时期，他一天卖出过1700元，微信收款列表里拉了一长串。那天，他觉得“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说到底，摆摊是小本生意，一个摊位挣不了多少钱。”王巍然盯着人流量大的地方，等到郑东新区热门路段也开放集市，他以每小时12元的报酬雇来一个女孩帮他看摊，他自己则跑去开辟“连锁”摊位。两个摊位每晚同时营业。
为了方便和顾客说话，4个多小时里，他多数时候都站着。他总是最后一个收摊，坐进车里，握着方向盘忍不住打起哈欠。他的新摊位离家将近20公里，开车回家是午夜，算完当天的营业额，就到了深夜一两点。
他白天补觉，下午进货，有空还跑顺风车。
郑州正在逐步复苏。他摆摊的两处地方，曾是空荡荡的广场，如今，一到夜晚，亮起彩灯，响起吆喝，行人熙熙攘攘。有时候，摊位前驻足的顾客排成三四行，外围的需要踮起脚尖抻着脖子张望。
闷头干了两个月，王巍然终于有了点儿底气。综合下来，他的月收入达到了1.3万元。他算了算，差不多是上班时工资的4倍，这是之前“从没想过的”。偶尔，他会请朋友出去撮一顿火锅。
王巍然在摆摊。
早年在大学里摆地摊，他怕丢人，大老远望见一个酷似同学的身影，会立马别过头去。现在，他不再琢磨这些。过万元的月收入，让他被人拍了视频，他会截出一张搞笑的片段发到朋友圈。
他才知道，其实有挺多人羡慕他。他的同学多数扎根在土木工程领域，常跑建筑工地，疫情时期，手头的活儿大幅减少。有朋友和他讲，“感觉地摊这行业能挣钱”，也有人找上他，“有空带带我呗”。
但这份“来钱快”的工作也有“B面”，他已遭遇过几回波动：工作日的人气远不如周末，遇上刮风下雨几乎没人光顾，大型节日后的几天，顾客的购买力已被消耗了一轮，摊位前免不了冷清。最低迷的一天，他的进账不到100元。
在他身边，“地摊热”也降温了。最初和他一起出摊的摊主，部分已经退出：有人为清理积货，有人来体验生活，没想把它干成长久的事业。最近两周，疫情缓解，可他觉得顾客的购买力反而“没之前带劲儿了”。
王巍然想的是，先在地摊行业里“放手放脚地大干一场”，甚至希望做出自己的品牌，或是开上几家连锁店。摆摊被他看作是“接触人群，了解市场”的第一步。据他所知，他所在的两个夜市都是臨时搭建的，原本只准备开10多天，后来续约成3个月，也许很快就会被撤掉。下一步能去哪儿，他还不知道。他也知道，摆摊没什么社会保障，顶多养自己不愁，要养家远远不够。
为了省钱，他搬到自己还没收拾好的房子里，只在客厅装了空调，每晚就在沙发上熬过夏夜。他“赚来的钱都压在进货上了”，发愁的是，2020年9月起，要开始还房贷了，每月3000多元。
当因为天气原因出不了摊的时候，他窝在家里，发觉“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只要一天没收入，就还是会有挺大的风险。”这场持久的疫情带给他的思考是，“要扛过风浪，手里必须得有存款”。
◎ 来源|中国青年报
每晚6点到10点多，他准时出摊，摆上三四十件标价几十元的仿真宠物玩具。在郑州的夜市上，站在一堆因新冠肺炎疫情积压了货品的商贩中间，大学毕业一年的王巍然是欠缺经验的一个。
他戴眼镜，长得斯文，话也少，不擅长吆喝。最初那段时间，碰到跟顾客之间“激烈点的情况”，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说啥做啥”。讨价还价中妥协的常是他。
疫情前，24岁的王巍然是郑州一家公司的技术工程师，经常出差，到工厂、医院、学校介绍安全相关的软件。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医院全部的精力都在防控和救治，“业务一下子都没了”。
公司里那面写满了项目进度和人员分工的黑板，自此再没更新过。工作微信群里也沉默下来。领导甩话，业绩如果上不去，部门得走几个人。他的月薪从原本的3500元下降到不足2000元。
他只工作了几个月，没存到什么钱：每个月，他要支付1350元的汽车贷款和近千元的房租。
银行卡减少的余额没给他喘息的机会。3月末扣完车贷后，他的卡里只剩1000元左右了，下个月的扣款还没着落。王巍然想了想，短时间内，公司不可能完全“恢复元气”，他辞了职。
辞职后，每过一星期，他会回顾一遍最近的生活，结论都一样，“又什么也没做”。
4月末，就在郑州租房附近的小广场，他出门摆摊了。那时候，怕城管，他出摊的时间少，大部分选在傍晚。疫情还未散去，顾客也少，他每天的营业额100元“差不多就算封顶了”。
后来，“地摊经济”成了热词。郑州西开发区某商场筹备起夜市活动，免费提供共享汽车的后备厢供摊主摆摊，几乎没什么犹豫，他报了名。提交了简单的PPT后，他和20多人一起成了第一批摊主。
他对摆摊并不陌生。他爱折腾，曾在大学寝室里开“地下”零食铺，为宅在屋里的同学送货上门;他和同学一起做网店，出售便携式电风扇;他断断续续在附近的商场门口摆过地摊。他赚够了大学四年的生活费，还额外攒出1.2万元。大四那年，他分期付款，买下一辆二手车。今年年初，他在家里的资助下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
买房后，王巍然的压力成倍增加。首付20多万元几乎花掉了家里的积蓄，剩下的只能靠自己。因此，他一有闲暇就出门跑顺风车赚钱。
在郑州这个临时开张的夜市里，一排6辆汽车中，他在左边第二个。邻近的摊位上依次摆着泡泡机、儿童驱蚊手环、木质拼图和芭比娃娃。
一开始，他是卖得最少的那个。顾客在两边的摊位排着长队，路过他的地盘瞄一眼就走。好几天后，第一批货还剩下六七十件，那是些填充的毛绒玩偶。他送了些给朋友，把剩下的塞进自己家。他到处研究摆摊技巧，和周围经验丰富的摊主取经，还买了本讲销售心理学的书。
摆摊10多天，他终于摸索出自己的路子，只卖仿真毛皮摆件，那是他出摊后销量最大的商品。他“以质量取胜”，进货前会筛上好几遍，也会出些促销策略，残次品低价出，正价的送些小赠品。
巅峰时期，他一天卖出过1700元，微信收款列表里拉了一长串。那天，他觉得“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说到底，摆摊是小本生意，一个摊位挣不了多少钱。”王巍然盯着人流量大的地方，等到郑东新区热门路段也开放集市，他以每小时12元的报酬雇来一个女孩帮他看摊，他自己则跑去开辟“连锁”摊位。两个摊位每晚同时营业。
为了方便和顾客说话，4个多小时里，他多数时候都站着。他总是最后一个收摊，坐进车里，握着方向盘忍不住打起哈欠。他的新摊位离家将近20公里，开车回家是午夜，算完当天的营业额，就到了深夜一两点。
他白天补觉，下午进货，有空还跑顺风车。
郑州正在逐步复苏。他摆摊的两处地方，曾是空荡荡的广场，如今，一到夜晚，亮起彩灯，响起吆喝，行人熙熙攘攘。有时候，摊位前驻足的顾客排成三四行，外围的需要踮起脚尖抻着脖子张望。
闷头干了两个月，王巍然终于有了点儿底气。综合下来，他的月收入达到了1.3万元。他算了算，差不多是上班时工资的4倍，这是之前“从没想过的”。偶尔，他会请朋友出去撮一顿火锅。
早年在大学里摆地摊，他怕丢人，大老远望见一个酷似同学的身影，会立马别过头去。现在，他不再琢磨这些。过万元的月收入，让他被人拍了视频，他会截出一张搞笑的片段发到朋友圈。
他才知道，其实有挺多人羡慕他。他的同学多数扎根在土木工程领域，常跑建筑工地，疫情时期，手头的活儿大幅减少。有朋友和他讲，“感觉地摊这行业能挣钱”，也有人找上他，“有空带带我呗”。
但这份“来钱快”的工作也有“B面”，他已遭遇过几回波动：工作日的人气远不如周末，遇上刮风下雨几乎没人光顾，大型节日后的几天，顾客的购买力已被消耗了一轮，摊位前免不了冷清。最低迷的一天，他的进账不到100元。
在他身边，“地摊热”也降温了。最初和他一起出摊的摊主，部分已经退出：有人为清理积货，有人来体验生活，没想把它干成长久的事业。最近两周，疫情缓解，可他觉得顾客的购买力反而“没之前带劲儿了”。
王巍然想的是，先在地摊行业里“放手放脚地大干一场”，甚至希望做出自己的品牌，或是开上几家连锁店。摆摊被他看作是“接触人群，了解市场”的第一步。据他所知，他所在的两个夜市都是臨时搭建的，原本只准备开10多天，后来续约成3个月，也许很快就会被撤掉。下一步能去哪儿，他还不知道。他也知道，摆摊没什么社会保障，顶多养自己不愁，要养家远远不够。
为了省钱，他搬到自己还没收拾好的房子里，只在客厅装了空调，每晚就在沙发上熬过夏夜。他“赚来的钱都压在进货上了”，发愁的是，2020年9月起，要开始还房贷了，每月3000多元。
当因为天气原因出不了摊的时候，他窝在家里，发觉“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只要一天没收入，就还是会有挺大的风险。”这场持久的疫情带给他的思考是，“要扛过风浪，手里必须得有存款”。
◎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