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可以是豪情壮志，气势夺人，为自己仗胆鼓气。比如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大话，可以是浪漫的翅膀，在文学的天空自由翱翔。比如说，扯把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吸袋烟。
　　大话，可以是摆龙门阵，吹牛皮，这种乱弹闲扯，图的是个热热闹闹，快快乐乐。
　　大话，唯独不可以出现在官场，从为官者的嘴里说出。官场上、为官者嘴里的大话，危害不浅！这些年，我们一些为官者，大话说得太多了，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多得让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大话最为兴盛的时代，是“大跃进”“文革”时期，那时，人们为吹牛说大话者画像：我是一个吹牛专家，能把牛粪说成鲜花，地球长在瓜蔓上，是我亲手摘下。大话盛行的结果，教训不是一般的沉痛。
　　然而，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却没有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大话依然在官场上大行其道，我们的一些为官者，依然是说大话的“瘾君子”。为什么？官场上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怪象，说大话者总能给人一种大刀阔斧、敢做敢为、有“魄力”的假象，总能让上级心里感到满意和舒服，因为，这最起码表明了一个“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嘛。正是这种“态度”，让一些人得道升天，运势走旺。而那些不善言辞的脚踏实地的人，往往给人“魄力不足”之感，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老黄牛吧。这些年，名目繁多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目标工程，背后都是一些豪情万丈、“雷人”的大话。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大声疾呼“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对那些在办公室夸夸其谈说大话的人当头棒喝，还真起了一些作用。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对说大话就极为不满，在谈到GDP这个问题时，他说：中央讲GDP，省里讲GDP，市里县里也讲GDP，你知道GDP是什么，是怎么计算的吗？中央定了个GDP，全国只有两个省没有超过中央的，其他省全比中央的高，一个比一个高，简直是胡闹。他这么严厉的批评，谁听？没人听，全当了耳旁风，照样我行我素。反正，说大话不犯罪，吹牛皮不上税。说大话谁都反对，但谁也不肯却步后退。
　　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上，当时的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委员曾有一个8分钟的发言，题目是《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在谈到我们的一些官员喜欢说大话唱高调时，他毫不留情地说道：一些地方、一些领导爱唱高调，往往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社会是否需要，也不顾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说的、写的、唱的、吹的调子越来越高，却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抓落实，或者根本没有准备落实；他们不怕做不到，就怕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短短8分钟的发言，引来9次热烈的掌声。遗憾的是，9次热烈鼓掌，就像一块石头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簇簇浪花，很快就平静得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些人依然如故。大话已成为官场上的痼疾，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现在，政坛吹来一股为政新风，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新政伊始，首先拿假、大、空、虚、套开刀，明令要求我们的为官者开短会，说短话，转变会风文风；要求到基层轻车简从，不迎来送往，转变工作作风；要求不要在宴请桌上浪费时间，刹住吃喝风；要求说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兴实干之风。不仅仅是要求，他们已经带头在这么做。不是一个人这么说这么做，而是领导集体成员都在这么说这么做，并会持之以恒地这么做下去。
　　最高领导者这么做了，我们大大小小的为官者，特别是那些爱说大话的人，是不是该清醒清醒了？再不改掉“大话瘾”，再继续靠巧言令色、轻诺寡信的大话“忽悠”“雷人”，群众就不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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