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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会呈显出貌似相悖的双重面相。作为经济绝交、“一元献机”、慰劳将士、救济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商会有力地表达了其民族主义诉求；而开展税捐斗争、抵制征兵乱象、调查战争损失等维护商人私利的行为，则恰当践履了其组织义务。“国权”与“商利”的双重考量，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商会的历史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