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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当仍带有少女娇羞神态的凯特·温丝莱特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绽放如花笑靥时，鲜有人知，少女露丝并不是导演卡梅隆凭空虚构出来的角色。在遥远的1912年，在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大船上，曾经真的有一个女人浪漫地邂逅爱情，并悄然登上船头，迎着风浪，眺望远方。
她叫海伦·丘吉尔·坎迪（Helen Churchill Candee）。在那黑暗而绝望的一夜后，和露丝一样，她活了下来。区别只是，她拥有两个“杰克”，一个永远沉睡在冰冷的大西洋海水里，另一个虽然活了下来，却从此拒绝与她相见。
令影迷们意外的是，除了不如电影中露丝对杰克的一往情深外，还有一点——她并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美艳少女，而是一个53岁的中年妇人。海伦离异、有孩子，登船的原因是为了去纽约看望自己在火车事故中受伤的儿子。她独立且事业有成，因此能负担起泰坦尼克号高昂的一等舱船票。追求她的人不止一个，且都是衣冠楚楚的有为中年，她根本不可能爱上会画画的穷艺术青年。
在那段充满激情的航程中，有6位社会精英自诩为她的保护者，骑士般忠诚地追求她。他们是58岁的美国建筑师爱德华·肯特、45岁的英国艺术品交易商休·伍尔纳、美国退休军官格雷西上校、纽约长岛精英克林齐·史密斯、瑞典军官斯蒂文森和爱尔兰土木工程师考林。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围绕着她，在甲板上闲逛、聊天、打桥牌、共进午餐，夜晚再喝上一杯鸡尾酒或是跳一曲圆舞。
她最中意伍尔纳和肯特，亲昵地宣称“我们3个的小圈子”。几年后，当她回忆起船上“小圈子”闪亮的日子时，她说，“我们都爱绅士，时间对削弱这一点无能为力。”
100年后，《泰坦尼克号》已经要第二次上映，海伦的故事已成为史学家的考据。再回头审视这位传奇女人，她的价值并不仅限于被八卦、被消费或被过分浪漫化解读。作为一个女人，她自有值得被敬重的部分。
社交名媛与独立女性
1858年10月5日，海伦出生于纽约，她的祖先曾是五月花号上的移民，她的姓氏“亨格福德”在新大陆受人尊敬，家庭富裕而有名望。因此，当漂亮的海伦在二十多岁嫁给商人爱德华·坎迪时，她收获了许多祝福。但爱德华是个放荡的伪君子，喜好家暴海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伊迪丝与哈罗德，这段婚姻并不幸福。
幸运的是，海伦不愁生计，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一个作家。她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为声张妇女权益、关注儿童教育和社区政治。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你能看出她擅于人际交往，关心女性的地位。她写道，“现代女性必须明白生活中有更多值得她们留心的事务，她们的头脑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派上用场。”作为一个富人，她甚至能够跳出阶级去看待自己，“理论上讲，我们国家基本的社会规则是人人平等。实际上，我们都是无理的势利小人。”
可惜在她的家庭中，丈夫并不拥有同情心。最终他们以离婚收场。在那时，婚姻破裂是一种耻辱，意味着身败名裂。因此她只身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地区，成为一名记者，为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与《论坛》杂志撰稿，讨论印第安人与白人在该地区的种族融合问题。这一时期，她所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对美国政府对俄克拉荷马州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904年，海伦与孩子们搬到了华盛顿居住。在那儿，她成了社交场上的名媛。《华盛顿时报》称她拥有“一个辉煌的女主人所应拥有的声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些人都在拜访她”。能讲多国语言的她穿梭于外国大使、高级军官和本地名流中，熠熠闪光。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后来为威尔逊总统担任国务卿的威廉·布莱恩。今天，人们还能找到一张1911年她举办的宴会的出席嘉宾名单。那天晚上，在她辉煌的罗德岛大道豪宅里出现的，有塔夫脱总统及夫人、上将德拉哈特和纽卡斯尔公爵。
她并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喜爱黑天鹅绒与貂皮服饰，穿5号鞋，戴羽毛帽”的“可爱的坎迪夫人”，与之相反，她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虚荣心，“要尊重我的智力”。她活跃在考古协会、美国艺术联合会和全国公民联盟组织，在像邻里之家和儿童医院这样的公益机构担任职务，她还是戏剧、音乐会和各色展览的常客。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公开表示支持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协助规划策略和组织集会。尽管有人警告，这会把她的名字从白宫宾客名单上挤下去，她也毫不退却。
海伦是个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从不满足于到手的荣誉与猎物。在20世纪初期，人们对室内装饰的了解，还仅限于一些工程师的意见和家庭主妇自己的喜好，而海伦独辟蹊径，成为一位专业家装设计师。
“从事这项工作的女人应该拥有卓越的智慧与品味。”若干年后，她写了一本名叫《一个女人如何谋生》的书，她这样评价自己所开创的这门新行业，也巧妙地评价了自己。和后世的效仿者不同，她不开店，不公开承揽业务。但那些纽约与华盛顿的名流对她趋之若鹜。在为他们工作时，她更像是个历史学家或博物馆馆长，而不是古董贩子或家具设计师。1909年，当白宫西翼扩张时，美国的政要们想到的正是她。在此之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想要“为第一夫人更衣室换把椅子”时，也是她欣然接受委托。
活跃在名利场外的她拥有一个浪漫富有女性该有的特征：偶尔也会渴望“孤独”。有时她会她喜欢去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像她说的，“享受自然，避开人类”。
忠诚然而不幸
1912年，在那命中注定的一年里，她于1月动身前往欧洲，为新书做调研。当结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考察后，她返回巴黎，在那儿接到了伊迪丝拍来的电报，信中说，哈罗德受伤了。
几乎不需考虑，海伦就定下了4月10日的泰坦尼克号头等舱位，赶回美国。
尽管仍为儿子的伤势而揪心，但从她后来所写的关于这段航程的文字来看，这艘无与伦比的轮船也让她分散了不少注意力。她，和她那些崇拜者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时年53岁的她仍然会为激情所俘获。她写道，“没有浪漫，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她不无伤感地意识到，青春不再，但还是不无娇嗔地写，“没有女人会在内心承认太老，以至于无法再享受少女的特权。”
因此，在泰坦尼克号上，她和伍尔纳与肯特无法避免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12年5月，返回美国后，海伦为《科利尔》杂志撰写了一篇封面报道，描述她自己在船上的经历。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它是第一篇由亲历者撰写的泰坦尼克号深度报道。而且，写得挺好。
她这样描述首航，“造船史上辉煌的胜利正在开启她的处女航，穿越到世界的另一端，征服大海。她是人类所造出的最大的船舶，从她开始建造到最终完工，从龙骨到船桅，她都在诠释着人类的才智、技艺与创造力……泰坦尼克号的出航，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与权势是无法被遮掩的。但，3天之后，这艘船就意识到了，她所面对的是海洋女王。不仅仅因为海洋是如此磅礴，如此美丽，更因为每时每刻她都在意识到自己身上航行着一些人类的舰队，而她可以如此轻易地摧毁它们。”
在文章里，她写到了自己在船上的生活和交际的人群。“乘客们似乎是被挑选过的。首富在那里，著名作家和伟大的艺术家在甲板上漫步，成功的戏剧家、贸易巨子、某国总统、最美丽的女人、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活动家、欧洲贵族、铁路大亨——所有这些都为这艘巨轮的首航添光耀彩。”
爱德华·肯特是其中之一，在那篇文章中，海伦没有点出任何一人的名字，并刻意虚化了年龄。她一直用“她”和“他”来指代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描写的正是他们之间的故事。
在泰坦尼克号上，当那名身高5.5英尺、身着白法兰绒西装的英俊男人在船舷上和她开起玩笑，让她在4月的寒风中游上一会泳时，她高兴地笑了起来，“你在和最美的姑娘调情。”
两人火速地成为了一对，她甚至记得那天晚上，“她穿着纤巧的白色缎子舞蹈裙，银色的裹边闪闪发光，最漂亮的女孩儿点了一首舞曲，她的缎面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击出青春的节奏。”他点了首德沃夏克，她又点了首普契尼。11点时，大多数人快乐地道了再会，相约明早再见。而他们两个迅速地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另外几位男士也加入了。楼上的餐厅成了新的乐园。他们喝酒，神采飞扬地聊天，“这位姑娘在这样的陪伴下，如神一般地感到受宠若惊。”
船头被船员们把持，出于安全考虑，没人可以接近那里。海伦一直梦想能够在船头与爱人相依偎，却未能成行。真实情况是，她只能在夜间独自跑到船头，幻想和爱人乘风破浪的感觉。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露丝和杰克眺望夕阳的行径是被浪漫化之后的她与他。
夜间，“泰坦尼克号像箭一般，沉默地在人迹罕至的海洋上飞快航行。”在海伦的回忆里，当时她刚洗完澡，正要睡觉。“剧烈的撞击发生在我的脚下，我跌倒在地板上。我以为我们撞在了一座海底山脉上。轮船陷入沉寂，仿佛没有人存在过一样。”
她找到了他，告诉他，“我吃了一惊。”而他宽慰她，“没事，这是机械停止时的一种预防措施。”他不知道脚下的船正在四分五裂。所以当她天真地问他，“为什么其他船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呢？”他只能以沉默相对。
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暂时只有他们两人。“仿佛世界上也只有他们两人，因为寒冷，也因为要回家的悲伤，他们开始谈笑以温暖身体，也温暖心灵。”他们谈到了死亡和孩子。然后，一个男人跑上了甲板——
“冰！我们撞上了冰山！”
他握紧她冰冷的小手，直到它再度温暖，他也没有松开她的手。“在这一刻，他们凝视着彼此，确认了死亡的存在，没讲一句话，就接受了它。”
人们开始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救生艇开始被逐渐放下。所有人都知道救生艇不够，在这冰冷的大海上，只有少数人能免于死亡。
她不愿抛下他。但他抓住她的手臂，强制性地把她带到船舱，将白色而笨重的包绑在她的肩膀上，然后简单地说，“来吧。”
他们穿过那些蜷缩在船舱里的人，再度来到顶层甲板。在那里，他们目睹了船长命令所有船员即刻下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而船员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命令，尽管他们知道，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
船长继续喊道，“女人们，下救生艇。男人，不行！”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没有一个人抗议。
他只能把她护送到6号救生艇边，并最后一次拥抱了她。
“倾斜的船身慢慢沉没，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滑入海水。人们安静地等待着，不再发出无线电呼救。人们以超然的勇气等待死亡，没有尖叫和悲号，相反，所有人的恐惧和绝望全都化为一声沉重的呻吟，仿佛所有痛苦都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声音。”
“当黎明来到时，大海展现出广阔的面貌，附近的海域漂浮着甲板上的椅子与靠垫，还有一个白色的婴儿摇篮。太阳徘徊着，照耀在这一幕之上。”
与现实相比，海伦笔下的她与他显然要更浪漫一点。现实中，找到海伦、为她穿上救生衣并将她带上顶层甲板的是伍尔纳，但她又返身寻找肯特。文中的“他”，显然是综合了这两人的特点。
九十多年后，在一份隐匿多年的海伦手稿中，人们终于知道，在肯特强制性地将海伦塞上6号救生艇之前，海伦还曾亲手交给他两个祖传信物：一个银制小酒瓶和一个刻有她母亲头像的金边象牙微型饰物。“请帮我保管，我们女人没有口袋。”她这样嘱咐。
肯特的尸体最终在冰冷的大西洋上被捕捞部队找到，酒瓶和画像静静地躺在他上衣的口袋里。
那个银酒瓶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忠诚然而不幸”——这是丘吉尔家族的格言。美国政府将这些东西寄给了肯特的家人，他的妹妹夏洛特后来找到了海伦。1913年5月15日，她将这些东西寄给海伦。海伦在收到信时痛哭失声，回信称，这是永远的爱的纪念。
惊魂过后
从泰坦尼克号的惊魂之旅归来后，海伦她收到了上自美国总统、下至陌生人及遇难者家属寄来的种种信件，庆祝她的逃生，要求分享在船上的经历。
她写了一本书，写了在《科利尔》周刊发表的封面报道，还写下那份从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在她的后半生中，泰坦尼克号成了她身上无法撕下的标签。尽管她试图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但在所有提到她的后世文件中，这都成了她最知名的身份。
她仍是一个强健有力的女人。两年后，一战爆发，她前往意大利亲身参与了战争。58岁的她作为护士被派往前线，救助伤兵。她在一封家书中描述一个身体已经被炸成两半但仍然活着的男孩，“我们试图搬运他，但血浸湿了每一处。我们泪流满面，只能跪在他身边为他祈祷。”
1918年，她前往罗马与米兰的医院照顾伤者。在那儿，她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从枪伤中恢复，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描述了他与一名护士艾格尼丝的爱情故事。艾格尼丝就是海伦最年轻的同事之一。
停战后，海伦被授予意大利皇家红十字勋章。不知疲倦的她又对远东产生了兴趣。整个20世纪20年代，她穿梭于日本、中国、印尼、泰国和柬埔寨，在北京，她住了整整两年，还为吴哥窟写了一本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她都是一个杰出的旅行者，为《国家地理》写下许多专题文章。
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在室内设计上的卓越天赋，1930年代，她出版了一本名叫《织造与窗帘：古典与现代》的书。同时，她在东西方的名流社交界中来去自如。在柬埔寨，她是国王的座上宾。
80岁后，她终于觉得衰老，开始安享天年，和她的女儿及孙女住在一起。年龄依然不能剥夺她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想象。她写道，“每天早晨，当一个完美的仆人将一杯茶放在我的床边，唤我起床，我从我的枕头望向三扇打开的窗，试图从中选择其一——红玫瑰还是粉红玫瑰？”
1949年，她在家中安详去世。半个世纪后，詹姆斯·卡梅隆以她的故事为原型，塑造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不朽的爱情。她那份未经公开的手稿以及银酒壶都被家人出售。银酒壶作价1.5万英镑，于2005年被英国收藏家购得；记载了她详尽爱情故事的手稿，则被巴黎一家私人博物馆以4.7万英镑购得。
在那部手稿里，当泰坦尼克号不可挽回地缓缓沉没时，海伦这样写道：“大海此时已经淹没了第二排舷窗，这艘伟大的船正向着她命中注定的方向逝去……那里是世界尽头。”
她叫海伦·丘吉尔·坎迪（Helen Churchill Candee）。在那黑暗而绝望的一夜后，和露丝一样，她活了下来。区别只是，她拥有两个“杰克”，一个永远沉睡在冰冷的大西洋海水里，另一个虽然活了下来，却从此拒绝与她相见。
令影迷们意外的是，除了不如电影中露丝对杰克的一往情深外，还有一点——她并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美艳少女，而是一个53岁的中年妇人。海伦离异、有孩子，登船的原因是为了去纽约看望自己在火车事故中受伤的儿子。她独立且事业有成，因此能负担起泰坦尼克号高昂的一等舱船票。追求她的人不止一个，且都是衣冠楚楚的有为中年，她根本不可能爱上会画画的穷艺术青年。
在那段充满激情的航程中，有6位社会精英自诩为她的保护者，骑士般忠诚地追求她。他们是58岁的美国建筑师爱德华·肯特、45岁的英国艺术品交易商休·伍尔纳、美国退休军官格雷西上校、纽约长岛精英克林齐·史密斯、瑞典军官斯蒂文森和爱尔兰土木工程师考林。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围绕着她，在甲板上闲逛、聊天、打桥牌、共进午餐，夜晚再喝上一杯鸡尾酒或是跳一曲圆舞。
她最中意伍尔纳和肯特，亲昵地宣称“我们3个的小圈子”。几年后，当她回忆起船上“小圈子”闪亮的日子时，她说，“我们都爱绅士，时间对削弱这一点无能为力。”
100年后，《泰坦尼克号》已经要第二次上映，海伦的故事已成为史学家的考据。再回头审视这位传奇女人，她的价值并不仅限于被八卦、被消费或被过分浪漫化解读。作为一个女人，她自有值得被敬重的部分。
社交名媛与独立女性
1858年10月5日，海伦出生于纽约，她的祖先曾是五月花号上的移民，她的姓氏“亨格福德”在新大陆受人尊敬，家庭富裕而有名望。因此，当漂亮的海伦在二十多岁嫁给商人爱德华·坎迪时，她收获了许多祝福。但爱德华是个放荡的伪君子，喜好家暴海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伊迪丝与哈罗德，这段婚姻并不幸福。
幸运的是，海伦不愁生计，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一个作家。她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为声张妇女权益、关注儿童教育和社区政治。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你能看出她擅于人际交往，关心女性的地位。她写道，“现代女性必须明白生活中有更多值得她们留心的事务，她们的头脑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派上用场。”作为一个富人，她甚至能够跳出阶级去看待自己，“理论上讲，我们国家基本的社会规则是人人平等。实际上，我们都是无理的势利小人。”
可惜在她的家庭中，丈夫并不拥有同情心。最终他们以离婚收场。在那时，婚姻破裂是一种耻辱，意味着身败名裂。因此她只身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地区，成为一名记者，为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与《论坛》杂志撰稿，讨论印第安人与白人在该地区的种族融合问题。这一时期，她所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对美国政府对俄克拉荷马州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904年，海伦与孩子们搬到了华盛顿居住。在那儿，她成了社交场上的名媛。《华盛顿时报》称她拥有“一个辉煌的女主人所应拥有的声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些人都在拜访她”。能讲多国语言的她穿梭于外国大使、高级军官和本地名流中，熠熠闪光。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后来为威尔逊总统担任国务卿的威廉·布莱恩。今天，人们还能找到一张1911年她举办的宴会的出席嘉宾名单。那天晚上，在她辉煌的罗德岛大道豪宅里出现的，有塔夫脱总统及夫人、上将德拉哈特和纽卡斯尔公爵。
她并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喜爱黑天鹅绒与貂皮服饰，穿5号鞋，戴羽毛帽”的“可爱的坎迪夫人”，与之相反，她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虚荣心，“要尊重我的智力”。她活跃在考古协会、美国艺术联合会和全国公民联盟组织，在像邻里之家和儿童医院这样的公益机构担任职务，她还是戏剧、音乐会和各色展览的常客。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公开表示支持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协助规划策略和组织集会。尽管有人警告，这会把她的名字从白宫宾客名单上挤下去，她也毫不退却。
海伦是个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从不满足于到手的荣誉与猎物。在20世纪初期，人们对室内装饰的了解，还仅限于一些工程师的意见和家庭主妇自己的喜好，而海伦独辟蹊径，成为一位专业家装设计师。
“从事这项工作的女人应该拥有卓越的智慧与品味。”若干年后，她写了一本名叫《一个女人如何谋生》的书，她这样评价自己所开创的这门新行业，也巧妙地评价了自己。和后世的效仿者不同，她不开店，不公开承揽业务。但那些纽约与华盛顿的名流对她趋之若鹜。在为他们工作时，她更像是个历史学家或博物馆馆长，而不是古董贩子或家具设计师。1909年，当白宫西翼扩张时，美国的政要们想到的正是她。在此之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想要“为第一夫人更衣室换把椅子”时，也是她欣然接受委托。
活跃在名利场外的她拥有一个浪漫富有女性该有的特征：偶尔也会渴望“孤独”。有时她会她喜欢去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像她说的，“享受自然，避开人类”。
忠诚然而不幸
1912年，在那命中注定的一年里，她于1月动身前往欧洲，为新书做调研。当结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考察后，她返回巴黎，在那儿接到了伊迪丝拍来的电报，信中说，哈罗德受伤了。
几乎不需考虑，海伦就定下了4月10日的泰坦尼克号头等舱位，赶回美国。
尽管仍为儿子的伤势而揪心，但从她后来所写的关于这段航程的文字来看，这艘无与伦比的轮船也让她分散了不少注意力。她，和她那些崇拜者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时年53岁的她仍然会为激情所俘获。她写道，“没有浪漫，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她不无伤感地意识到，青春不再，但还是不无娇嗔地写，“没有女人会在内心承认太老，以至于无法再享受少女的特权。”
因此，在泰坦尼克号上，她和伍尔纳与肯特无法避免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12年5月，返回美国后，海伦为《科利尔》杂志撰写了一篇封面报道，描述她自己在船上的经历。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它是第一篇由亲历者撰写的泰坦尼克号深度报道。而且，写得挺好。
她这样描述首航，“造船史上辉煌的胜利正在开启她的处女航，穿越到世界的另一端，征服大海。她是人类所造出的最大的船舶，从她开始建造到最终完工，从龙骨到船桅，她都在诠释着人类的才智、技艺与创造力……泰坦尼克号的出航，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与权势是无法被遮掩的。但，3天之后，这艘船就意识到了，她所面对的是海洋女王。不仅仅因为海洋是如此磅礴，如此美丽，更因为每时每刻她都在意识到自己身上航行着一些人类的舰队，而她可以如此轻易地摧毁它们。”
在文章里，她写到了自己在船上的生活和交际的人群。“乘客们似乎是被挑选过的。首富在那里，著名作家和伟大的艺术家在甲板上漫步，成功的戏剧家、贸易巨子、某国总统、最美丽的女人、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活动家、欧洲贵族、铁路大亨——所有这些都为这艘巨轮的首航添光耀彩。”
爱德华·肯特是其中之一，在那篇文章中，海伦没有点出任何一人的名字，并刻意虚化了年龄。她一直用“她”和“他”来指代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描写的正是他们之间的故事。
在泰坦尼克号上，当那名身高5.5英尺、身着白法兰绒西装的英俊男人在船舷上和她开起玩笑，让她在4月的寒风中游上一会泳时，她高兴地笑了起来，“你在和最美的姑娘调情。”
两人火速地成为了一对，她甚至记得那天晚上，“她穿着纤巧的白色缎子舞蹈裙，银色的裹边闪闪发光，最漂亮的女孩儿点了一首舞曲，她的缎面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击出青春的节奏。”他点了首德沃夏克，她又点了首普契尼。11点时，大多数人快乐地道了再会，相约明早再见。而他们两个迅速地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另外几位男士也加入了。楼上的餐厅成了新的乐园。他们喝酒，神采飞扬地聊天，“这位姑娘在这样的陪伴下，如神一般地感到受宠若惊。”
船头被船员们把持，出于安全考虑，没人可以接近那里。海伦一直梦想能够在船头与爱人相依偎，却未能成行。真实情况是，她只能在夜间独自跑到船头，幻想和爱人乘风破浪的感觉。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露丝和杰克眺望夕阳的行径是被浪漫化之后的她与他。
夜间，“泰坦尼克号像箭一般，沉默地在人迹罕至的海洋上飞快航行。”在海伦的回忆里，当时她刚洗完澡，正要睡觉。“剧烈的撞击发生在我的脚下，我跌倒在地板上。我以为我们撞在了一座海底山脉上。轮船陷入沉寂，仿佛没有人存在过一样。”
她找到了他，告诉他，“我吃了一惊。”而他宽慰她，“没事，这是机械停止时的一种预防措施。”他不知道脚下的船正在四分五裂。所以当她天真地问他，“为什么其他船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呢？”他只能以沉默相对。
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暂时只有他们两人。“仿佛世界上也只有他们两人，因为寒冷，也因为要回家的悲伤，他们开始谈笑以温暖身体，也温暖心灵。”他们谈到了死亡和孩子。然后，一个男人跑上了甲板——
“冰！我们撞上了冰山！”
他握紧她冰冷的小手，直到它再度温暖，他也没有松开她的手。“在这一刻，他们凝视着彼此，确认了死亡的存在，没讲一句话，就接受了它。”
人们开始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救生艇开始被逐渐放下。所有人都知道救生艇不够，在这冰冷的大海上，只有少数人能免于死亡。
她不愿抛下他。但他抓住她的手臂，强制性地把她带到船舱，将白色而笨重的包绑在她的肩膀上，然后简单地说，“来吧。”
他们穿过那些蜷缩在船舱里的人，再度来到顶层甲板。在那里，他们目睹了船长命令所有船员即刻下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而船员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命令，尽管他们知道，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
船长继续喊道，“女人们，下救生艇。男人，不行！”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没有一个人抗议。
他只能把她护送到6号救生艇边，并最后一次拥抱了她。
“倾斜的船身慢慢沉没，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滑入海水。人们安静地等待着，不再发出无线电呼救。人们以超然的勇气等待死亡，没有尖叫和悲号，相反，所有人的恐惧和绝望全都化为一声沉重的呻吟，仿佛所有痛苦都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声音。”
“当黎明来到时，大海展现出广阔的面貌，附近的海域漂浮着甲板上的椅子与靠垫，还有一个白色的婴儿摇篮。太阳徘徊着，照耀在这一幕之上。”
与现实相比，海伦笔下的她与他显然要更浪漫一点。现实中，找到海伦、为她穿上救生衣并将她带上顶层甲板的是伍尔纳，但她又返身寻找肯特。文中的“他”，显然是综合了这两人的特点。
九十多年后，在一份隐匿多年的海伦手稿中，人们终于知道，在肯特强制性地将海伦塞上6号救生艇之前，海伦还曾亲手交给他两个祖传信物：一个银制小酒瓶和一个刻有她母亲头像的金边象牙微型饰物。“请帮我保管，我们女人没有口袋。”她这样嘱咐。
肯特的尸体最终在冰冷的大西洋上被捕捞部队找到，酒瓶和画像静静地躺在他上衣的口袋里。
那个银酒瓶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忠诚然而不幸”——这是丘吉尔家族的格言。美国政府将这些东西寄给了肯特的家人，他的妹妹夏洛特后来找到了海伦。1913年5月15日，她将这些东西寄给海伦。海伦在收到信时痛哭失声，回信称，这是永远的爱的纪念。
惊魂过后
从泰坦尼克号的惊魂之旅归来后，海伦她收到了上自美国总统、下至陌生人及遇难者家属寄来的种种信件，庆祝她的逃生，要求分享在船上的经历。
她写了一本书，写了在《科利尔》周刊发表的封面报道，还写下那份从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在她的后半生中，泰坦尼克号成了她身上无法撕下的标签。尽管她试图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但在所有提到她的后世文件中，这都成了她最知名的身份。
她仍是一个强健有力的女人。两年后，一战爆发，她前往意大利亲身参与了战争。58岁的她作为护士被派往前线，救助伤兵。她在一封家书中描述一个身体已经被炸成两半但仍然活着的男孩，“我们试图搬运他，但血浸湿了每一处。我们泪流满面，只能跪在他身边为他祈祷。”
1918年，她前往罗马与米兰的医院照顾伤者。在那儿，她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从枪伤中恢复，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描述了他与一名护士艾格尼丝的爱情故事。艾格尼丝就是海伦最年轻的同事之一。
停战后，海伦被授予意大利皇家红十字勋章。不知疲倦的她又对远东产生了兴趣。整个20世纪20年代，她穿梭于日本、中国、印尼、泰国和柬埔寨，在北京，她住了整整两年，还为吴哥窟写了一本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她都是一个杰出的旅行者，为《国家地理》写下许多专题文章。
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在室内设计上的卓越天赋，1930年代，她出版了一本名叫《织造与窗帘：古典与现代》的书。同时，她在东西方的名流社交界中来去自如。在柬埔寨，她是国王的座上宾。
80岁后，她终于觉得衰老，开始安享天年，和她的女儿及孙女住在一起。年龄依然不能剥夺她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想象。她写道，“每天早晨，当一个完美的仆人将一杯茶放在我的床边，唤我起床，我从我的枕头望向三扇打开的窗，试图从中选择其一——红玫瑰还是粉红玫瑰？”
1949年，她在家中安详去世。半个世纪后，詹姆斯·卡梅隆以她的故事为原型，塑造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不朽的爱情。她那份未经公开的手稿以及银酒壶都被家人出售。银酒壶作价1.5万英镑，于2005年被英国收藏家购得；记载了她详尽爱情故事的手稿，则被巴黎一家私人博物馆以4.7万英镑购得。
在那部手稿里，当泰坦尼克号不可挽回地缓缓沉没时，海伦这样写道：“大海此时已经淹没了第二排舷窗，这艘伟大的船正向着她命中注定的方向逝去……那里是世界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