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访学台湾，台北的学术界为已故教授周德伟先生的自传出版举办研讨会，活动命名为“儒家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儒家、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这三项冠名都与传主有关。周德伟发蒙之初，其父即期待他“终身为儒生”，终其一生，周德伟都是以一个儒家士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自1933年留学英伦，他的老师便是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成为哈氏门下三位中国弟子的第一个。
　　当周德伟1937年从德国归来之后，担任当时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系主任，教学同时，即着力办一本专务弘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杂志《中国之路》，这是知识分子践履的初始。据周自己所言：该杂志“第一篇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对独裁政制……； 第二篇为《自由之路》，……力主自由企业发挥个人之创造力；第三篇为《节约与抗战》，……反对计划经济，谓政府之计划将阻滞个人之创发，并反凯恩斯之膨胀政策及政府支持之完全就业政策。”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篇，即使今天亦未必获得知识界的认同，更遑论当时。那是一种孤立的反潮流的知识分子勇气。
　　儒家、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三者结合得如此之好，让人欣羡。然而，周德伟后来进入政府，一直做到关税署长，这是政府官僚而非知识分子了。尽管我充分理解周德伟的从政之志，这本是儒家“三不朽”中的“立功”，排序上它还在“立言”之前。但，不难看到，周本人至今声名未彰，是一个几乎被历史沉埋了的人物，这与他最后脱离学院进入政府有关。周德伟如果一直扎根学界，他身后也许未必萧条如此，而且他自身的学术业绩和思想也一定会比今天更大、更深入。
　　如果我不把周德伟始终当一个知识分子看，那么，毫无疑问，儒家与自由主义这两者的交融，在周的一生中，焕发出特殊的辉光。当我应邀为周的自传写序时，头脑中很自然地就跳出来这个题目“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根据我读传的感觉，周德伟教授受其浸染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精神，毋宁说是传统的儒家精神。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周德伟作为一个亦学亦政的人物，无论政学两途，推行的则都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而非儒家思想。
　　精神与思想，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精神是意志形态的，正如思想是知识形态的。儒家的士君子，就是一种意志和人格。周德伟不但自传中不止一次推崇“士君子”这个词，我在他身上，特别是他当年对国民政府管制经济的反对，在那个左翼泛滥的时代，颇让人感受到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这就是儒家精神力量的作用。周自己说：“德伟明知其不可，含默不言有违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儒家最得力也最精彩之处，就是成就一种精神人格，并践履在自己的生命言动中。
　　至于自由主义，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思想而非精神。哈耶克撰就的《自由的宪章》就展现了自由主义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却无以亦不必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自由主义的精义在于严复所谓的“群己之权界”。它不追求精神的高标，却看守着人与人不相犯的底线。比如，一个人关起门来可以做任何事，儒家看来不慎独，可是自由主义却宽容这些可能被儒家视为不道德的权利，因为他没有侵害他人。在自由主义那里，你既可以追求无限的精神，也可以在自我的世界中沉沦，并且两者都不能强制对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多元。
　　然而我们知道，多元往往是可以藏污纳垢的。当自由主义可以容忍许多人性的缺点时，你说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殊不知，自由主义可以包容一切价值导向（只要不是反人类），然而它自己却没有特殊的精神向导。
　　儒家精神、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周德伟生命传奇中的经纬，而且这两个维度的构合，亦极具现实意义。就20世纪而言，中国自由主义从思想到制度，几乎交了一张白卷，至少它的制度化过程，依然梗阻到今天。这正需要我们像当年周德伟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儒家士君子的精神，去追求、去担当、去奋争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