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伊朗，你会想到丰沛的石油、巍峨的山脉、战火纷飞的“中东”，还是争端迭起的核危机？
　　这些独特的资源与态度，构成了伊朗面对世界的脸孔，但深入这个国家的肌理，你会不断发现毛细血管下涌动的文化血液。伊朗是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漫漫岁月长河造就了不可回溯的昔日辉煌，也留下了诸多可供回味的遗产线索。
　　自197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至今，伊朗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共有24项，其中文化遗产22项、自然遗产2项，总量居世界第十，与国土面积大其近6倍的美国并列。
　　令人瞩目的遗产数量，不只是时光与真主的恩赐。回溯伊朗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方式，会发现不仅因着历史与自然本身的厚重，更是伊朗在申遗过程中的努力斡旋与巧妙策略，令瑰宝获得名誉，从古老的时光隧道走向世界舞台。

天时地利

　　伊朗丰富的文化遗产，与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政治变革、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在产生极具价值的文化遗产方面，伊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自公元前55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开始，伊朗历经安息王朝、萨珊王朝、萨曼王朝、萨菲王朝、阿夫沙尔王朝、巴列维王朝等十多个王朝，直至1979年成立共和国。每一次政权的消长，留下的不仅是社会的剧变，也雁过留痕，在建筑与文化中留下行进的足迹。
　　伊朗目前拥有的22項文化遗产，几乎都带着政权更迭留下的印记，仿佛一部以文化视角顾盼的浓缩伊朗历史。
　　197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波斯波利斯，是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兴建于公元前518年;从气势恢宏的建筑群遗址，能看到当时的波斯帝国是何等文明富强;同年入选的恰高·占比尔古建筑群，则属于埃兰时期建筑，有近3000年历史;另一处世遗—伊斯法罕王侯广场，则是当年阿巴斯大帝检阅军队、观看马球比赛和大型演出、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
　　2005年入选的苏丹尼叶城，曾是14世纪统治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的首都，其最重要的建筑—完者都陵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双层圆顶建筑;2012年入选的贡巴德·卡武斯高塔，是公元1006年齐亚尔王朝的砖制陵墓高塔;2013年入选的格雷斯坦宫，是卡贾王朝的皇宫，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2015年入选的苏萨城，曾作为埃兰、波斯、帕提亚的重要都城，见证了诸多历史剧变时刻，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也在此出土……
　　如果说这22项文化遗产是时间的礼物，伊朗新近增加至2项的自然遗产，则是大地的馈赠。
　　2019年6月30日至7月10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的巴库举行。本次会议决定将29项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新增自然遗产4项，伊朗的赫卡尼亚森林位列其中。
　　赫卡尼亚森林位于伊朗北部，沿里海海岸线绵延850公里，占伊朗国土面积大约7%，是一处独特的森林群落。这片原始森林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500万至5000万年前，经历了冰川期的收缩、气候回暖时的重新扩张;漫长的光阴和多重的气候，养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伊朗已知维管植物种类（包括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44%在那里生长，那里还发现了180种温带阔叶林典型鸟类和58种温带阔叶林典型哺乳动物的踪迹，包括代表性珍稀物种波斯豹。
　　在赫卡尼亚森林之前，伊朗还有一项自然遗产—卢特沙漠—入列《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伊朗东部，是世界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之一。绿洲与沙漠，湿润与炽烈，极致的丰富与极端的单一，这些组成了伊朗的自然遗产。

　　从22项文化遗产到2项自然遗产，伊朗占尽了“天时地利”，以文化遗产为线索，向世人展现了古老文明的旧轨迹与新活力。

申遗的战术努力

　　对伊朗的申遗事业来说，本次赫卡尼亚森林的入选是小小的里程碑—世界遗产总数升至24项，数量排名也由第11位跻身前10位。
　　将形式多样、蕴含深刻的历史瑰宝带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需要的不仅仅是“天时地利”的遗产条件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孤傲，这更是一场角逐与博弈，需要制定详细的战略战术，向世界有选择地呈现层次与精彩。
　　为保护和发扬本国历史文化，伊朗将申遗当作了一场战役，根据世界遗产申请的新情况、新机会调整策略，有技巧地争夺名号。首先是积极填补空缺，寻找《世界遗产名录》中“席位”宽松的主题。

　　200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撰写全球战略报告《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缺—未来行动计划》，把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所有项目，按照文化联系、创造力表达、精神回应、利用自然资源、人类运动和科技发展六大主题进行归类，并统计各主题下相关项目的数量占比。 　　其中，利用自然资源的相关项目占比只有大约4%，科技发展的相关项目占比仅2%。在这份全球战略报告的最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呼吁各国在未来多申报符合这两类主题的项目，以填补名录空白，平衡不同主题的数量对比。
　　伊朗抓住了这一项空缺。2009年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舒什塔尔古代水利系统，是一个多功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城市供水、磨坊、灌溉、内河运输、防御系统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一项世界遗产，这项水利系统包括了水利系统的运作中心、水平面测量塔、大坝、桥梁、盆地和磨坊等多个名胜，是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科技发展的典型。
　　同样的思路，也被运用在2016年波斯坎儿井的申遗策略中。从2002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启动设立一项新的遗产项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也被称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它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按照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在未来几年内选出100～150项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作为世界坎儿井数量最多的国家，伊朗在这项“农业专门遗产”中找到了申遗契机。输送水源的坎儿井，不仅为农业而生，还可以当仁不让地以其灌溉功能，在农业文化遗产的150个虚位中，占得一席之地。
　　填補空缺以外，伊朗申遗的另一个策略是，以文化景观的复合方式申报。2004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巴姆城及其文化景观，便是一例。巴姆地处伊朗高原东南边缘的沙漠环境中，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当地留存了古国最初的痕迹。
　　但仅有城堡与遗址，独特性难以彰显，申遗的成功率不高。伊朗发掘到巴姆古城的历史地位—它地处重要的贸易路线十字路口，以生产丝绸和棉制服装闻名于世。在公元7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鼎盛时期，这里形成了以城堡为中心的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商旅与贸易之下的文化景观氛围，由此变得独一无二。

　　通过积极研究现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主题构成，填补空缺、填充新晋遗产项目、以文化景观组合申报为单一遗产加码……坐拥“天时地利”丰富历史资源的伊朗，在“人为”方面，亦竭尽所能。

伊朗模式的启迪

　　作为幅员辽阔、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齐全、数量最多，但仍然有诸多极具特色的文化、自然遗产被遗忘或错失。巅峰之上，虽不必担忧申遗成功与否左右排名情况，但“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无疑是一扇窗口，既可提高遗产地的认知度、促进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又是拼凑中华文化世界印象版图的重要一环。
　　伊朗在申遗方面的努力方向与申请模式，或许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拥有厚重历史、文明的国家提供一些借鉴，推动各国对相关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比较研究与综合保护。
　　以伊朗2016年成功申遗的波斯坎儿井为例，我国新疆地区亦是坎儿井的使用重地。它在雪山脚下，将雪山融水通过暗渠引入干旱的戈壁荒漠。作为主要的引水工程，坎儿井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养育了世世代代的新疆人。伊朗以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方式对坎儿井的申遗捷足先登，于中国而言是不小的遗憾，但伊朗“填补空缺”“组合申报”的模式，也可以为新疆坎儿井的申遗道路提供借鉴。
　　吐鲁番地区由坎儿井和葡萄园紧密联系、有机形成的“复合文化景观”，恰恰可与《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缺—未来行动计划》中“利用自然资源”“科技发展”这两大主题契合。两大主题现有遗产少、名号虚位以待，具有较好的申报前景。此外，坎儿井与葡萄园的两种景观、组合申报模式，又势必为申遗成功提供更有分量的筹码。
　　2020年，下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国以申遗为窗口展现的古老魅力，也由衷期盼在申遗环节中看到类似伊朗这般的精心准备与良苦用心—以获取一项名号为契机，令丰厚的历史被关照、研究与保护，让沉寂的血液重新沸腾，继续求索人类文化的共同母题，是文明古国们的集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