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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1日,西班牙出台了首部外卖员法案——《骑手法》,明确了骑手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对此,西班牙劳工部长尤兰达·迪亚兹认为:“这部法律是我们进行的最艰难和最昂贵的谈判,这引起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关注,我们可以说这次立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随着《骑手法》出台,该国“骑手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西班牙的骑手立法也因此走在了欧洲前列。
不论哪家外卖平台,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商业模式,即以互联网外卖平台作为食品餐饮店铺、送餐骑手和消费者的网络媒介。任意一方都使用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平台技术人员开发的“算法”管控着。这意味着,各方大部分时间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程序产生的信息,这个自动化的程序被西班牙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称为“黑箱”。互联网外卖平台本身几乎没有生产、配送环节的生产资料,它把App之外的所有送餐成本转嫁给了骑手,即骑手需要自己提供单车等生产资料。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了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股东占有的互联网外卖平台及算法。
这些骑手是非正式雇佣工或个体劳动者。尽管不同的国家对非正式工有着不同的定义,但这些非正式雇佣工普遍都有一个共性:你是一名员工,但可以付你不及一个正式员工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制度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与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与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加严重地压榨劳工。譬如“优步”这样的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立法,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商业模式发展创造繁荣的法律条件。
这种灵活、低成本且相对廉价的用工模式,使得互联网外卖平台为了追求垄断地位和网络效应而进行的迅速扩张成为可能。但随着外卖平台的迅速扩张,骑手们的反抗也愈发激烈。
作为伴随互联网诞生的新经济业态,骑手生意曾被誉为当代“零工经济”模式中最成功的范例。在这个模式下,互联网企业充当中介的作用,通过搭建App网站服务,将消费者订单与骑手接单联系在一起,外卖骑手作为零工出现自由接单,而非作为企业的雇员,因此也享受不到正式员工的待遇。随着互联网外卖平台的日趋商业化,平台对骑手的要求越来越细化,对其绩效考核的约束力已经远超当初“零工经济”的设定条件,骑手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产业工人”的角色。此种情况下,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在内的欧洲骑手们纷纷发声,要求捍卫自己合法的劳动者权利。
2016年夏,伦敦的Deliveroo(中文名:户户送,注册于英国的外卖平台,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骑手抗议平台不公;2017年8月27日,法国多地的外卖送餐服务人员为获取更高的工资标准而抗争,当天傍晚在巴黎、波尔多、南特和里昂分别有上百名Deliveroo的骑手走上街道抗议,他们表示,要求将平台的送餐单价从每单5欧元提高到7.5欧元,并保证每小时至少有两单送餐任务。
2017年7月,西班牙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原因是Deliveroo坚决不妥协并开除了13名主要参与骑手抗争的工人。同年7月2日,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和马德里的Deliveroo骑手们发起新的诉求:从提高外卖收费转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正视其作为劳动者的权利。
近年来,一些类似Glovo(西班牙送餐服务公司)骑手的工人一直要求将其确认为带薪人员,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如病假和带薪假期。在这场长期的法律斗争中,西班牙国内的数个下级法院支持骑手,但又被上级地方法院推翻。
转折就在2020年,前Glovo骑手艾萨克·昆德在马德里高等法院的裁决中败诉后提出上诉,要求法院确认自己和互联网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案件被提交给了最高法院。2020年9月26日,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送外卖食品的骑手是企业雇员,而非自雇工人(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劳动者)。
最高法院认为,Glovo“不仅是餐馆和外卖车手之间的中介”,而是“一种能够确定提供服务条件并拥有执行其服务必不可少的资产的企业”。这些“资产”包括手机应用App,而这正是骑手找到订单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释法没有受限于平台和骑手间的协议本身,而是结合现时背景下各方的实际法律关系做出的判断。西班牙最高法院在声明中解释道:“Glovo是提供服务条件的企业,并拥有执行送餐服务所必需的资产,骑手和平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裁判落定后,Glov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尊重法院的裁决,但希望政府和欧盟建立监管框架。对于骑手而言,数年来的抗争终于得到司法认可,也为其日后司法维权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2021年初,西班牙政府最初在起草《骑手法》时咨询了工人团体的意见,并表示可能给到互联网外卖平台3个月的宽限期,让平台陆续安排骑手从自雇劳动者注册为正式雇员。但这些工人团体现在表示“骑手们已经被忽视了,立法过晚”。2021年3月4日,西班牙送餐员团体在该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敦促政府批准一项承诺的法律,给予他们选择成为受雇工人或自雇人员的权利。据西班牙媒体Europa Press报道,至少有2000多名送餐员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10个西班牙城市聚集抗议。而彼时,英国等判例法国家也陆续通过判例将互联网外卖平台骑手判定为具有劳动者的身份。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加速了立法进程。西班牙劳工部3月11日宣布,西班牙政府已经与工会、各外卖平台就“认定送餐员为劳方”一事达成一致。劳工部长尤兰达·迪亚兹宣布,根据《骑手法》,为Deliveroo和UberEats(跨国外卖巨头,总部位于美国)等外卖平台工作的送餐员从此以后就将作为雇员享受所有的保障措施。
近些年来,全球外卖平台送餐员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西班牙曾发生多起送餐员谴责工作条件并期望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案例。《骑手法》的出台,既解决了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难题,也为互联网外卖商业模式下弱势的一方提供了必要的避风港。本次立法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首次以立法形式承认了外卖骑手的劳动者地位,使骑手伸张权利有了系统的法律支持。正如尤兰达·迪亚兹称,“自此,成千上万的送餐员将成为受雇方,公司将为他们缴纳保险,他们将有权利获得至今未能享受到的所有社会保障”。
二是,将“黑箱”透明化。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告,法律條文还进一步规定了平台主动公开算法的义务:“工会应该被告知可能影响员工工作条件的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事实上,这种不透明的算法已经受到了送餐员的广泛批评。
然而,西班牙政府本次立法并未充分考虑到骑手们关于“自主选择”的诉求,即骑手们呼吁能够赋予其自主选择成为雇员或者自主选择维持个体劳动者身份的机会,而是采取了一刀切的界定——单方面对劳动关系做了确认,这也引发了部分骑手尤其是兼职人员的反对。
总的来说,此次西班牙政府、工会和雇主之间达成协议,将外卖平台的送餐员纳入劳动法保护中,承认根据外卖平台算法执行送餐服务的劳动者的劳方地位,受到西班牙国内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好评。
编辑:黄灵
为“黑箱”打工
不论哪家外卖平台,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商业模式,即以互联网外卖平台作为食品餐饮店铺、送餐骑手和消费者的网络媒介。任意一方都使用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平台技术人员开发的“算法”管控着。这意味着,各方大部分时间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程序产生的信息,这个自动化的程序被西班牙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称为“黑箱”。互联网外卖平台本身几乎没有生产、配送环节的生产资料,它把App之外的所有送餐成本转嫁给了骑手,即骑手需要自己提供单车等生产资料。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了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股东占有的互联网外卖平台及算法。
这些骑手是非正式雇佣工或个体劳动者。尽管不同的国家对非正式工有着不同的定义,但这些非正式雇佣工普遍都有一个共性:你是一名员工,但可以付你不及一个正式员工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制度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与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与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加严重地压榨劳工。譬如“优步”这样的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立法,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商业模式发展创造繁荣的法律条件。
这种灵活、低成本且相对廉价的用工模式,使得互联网外卖平台为了追求垄断地位和网络效应而进行的迅速扩张成为可能。但随着外卖平台的迅速扩张,骑手们的反抗也愈发激烈。
骑手运动,早有端倪
作为伴随互联网诞生的新经济业态,骑手生意曾被誉为当代“零工经济”模式中最成功的范例。在这个模式下,互联网企业充当中介的作用,通过搭建App网站服务,将消费者订单与骑手接单联系在一起,外卖骑手作为零工出现自由接单,而非作为企业的雇员,因此也享受不到正式员工的待遇。随着互联网外卖平台的日趋商业化,平台对骑手的要求越来越细化,对其绩效考核的约束力已经远超当初“零工经济”的设定条件,骑手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产业工人”的角色。此种情况下,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在内的欧洲骑手们纷纷发声,要求捍卫自己合法的劳动者权利。
2016年夏,伦敦的Deliveroo(中文名:户户送,注册于英国的外卖平台,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骑手抗议平台不公;2017年8月27日,法国多地的外卖送餐服务人员为获取更高的工资标准而抗争,当天傍晚在巴黎、波尔多、南特和里昂分别有上百名Deliveroo的骑手走上街道抗议,他们表示,要求将平台的送餐单价从每单5欧元提高到7.5欧元,并保证每小时至少有两单送餐任务。
2017年7月,西班牙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原因是Deliveroo坚决不妥协并开除了13名主要参与骑手抗争的工人。同年7月2日,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和马德里的Deliveroo骑手们发起新的诉求:从提高外卖收费转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正视其作为劳动者的权利。
立法未至,司法先行
近年来,一些类似Glovo(西班牙送餐服务公司)骑手的工人一直要求将其确认为带薪人员,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如病假和带薪假期。在这场长期的法律斗争中,西班牙国内的数个下级法院支持骑手,但又被上级地方法院推翻。
转折就在2020年,前Glovo骑手艾萨克·昆德在马德里高等法院的裁决中败诉后提出上诉,要求法院确认自己和互联网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案件被提交给了最高法院。2020年9月26日,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送外卖食品的骑手是企业雇员,而非自雇工人(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劳动者)。
最高法院认为,Glovo“不仅是餐馆和外卖车手之间的中介”,而是“一种能够确定提供服务条件并拥有执行其服务必不可少的资产的企业”。这些“资产”包括手机应用App,而这正是骑手找到订单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释法没有受限于平台和骑手间的协议本身,而是结合现时背景下各方的实际法律关系做出的判断。西班牙最高法院在声明中解释道:“Glovo是提供服务条件的企业,并拥有执行送餐服务所必需的资产,骑手和平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裁判落定后,Glov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尊重法院的裁决,但希望政府和欧盟建立监管框架。对于骑手而言,数年来的抗争终于得到司法认可,也为其日后司法维权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不懈抗争,终迎立法
2021年初,西班牙政府最初在起草《骑手法》时咨询了工人团体的意见,并表示可能给到互联网外卖平台3个月的宽限期,让平台陆续安排骑手从自雇劳动者注册为正式雇员。但这些工人团体现在表示“骑手们已经被忽视了,立法过晚”。2021年3月4日,西班牙送餐员团体在该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敦促政府批准一项承诺的法律,给予他们选择成为受雇工人或自雇人员的权利。据西班牙媒体Europa Press报道,至少有2000多名送餐员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10个西班牙城市聚集抗议。而彼时,英国等判例法国家也陆续通过判例将互联网外卖平台骑手判定为具有劳动者的身份。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加速了立法进程。西班牙劳工部3月11日宣布,西班牙政府已经与工会、各外卖平台就“认定送餐员为劳方”一事达成一致。劳工部长尤兰达·迪亚兹宣布,根据《骑手法》,为Deliveroo和UberEats(跨国外卖巨头,总部位于美国)等外卖平台工作的送餐员从此以后就将作为雇员享受所有的保障措施。
《骑手法》的亮点与意义
近些年来,全球外卖平台送餐员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西班牙曾发生多起送餐员谴责工作条件并期望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案例。《骑手法》的出台,既解决了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难题,也为互联网外卖商业模式下弱势的一方提供了必要的避风港。本次立法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首次以立法形式承认了外卖骑手的劳动者地位,使骑手伸张权利有了系统的法律支持。正如尤兰达·迪亚兹称,“自此,成千上万的送餐员将成为受雇方,公司将为他们缴纳保险,他们将有权利获得至今未能享受到的所有社会保障”。
二是,将“黑箱”透明化。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告,法律條文还进一步规定了平台主动公开算法的义务:“工会应该被告知可能影响员工工作条件的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事实上,这种不透明的算法已经受到了送餐员的广泛批评。
然而,西班牙政府本次立法并未充分考虑到骑手们关于“自主选择”的诉求,即骑手们呼吁能够赋予其自主选择成为雇员或者自主选择维持个体劳动者身份的机会,而是采取了一刀切的界定——单方面对劳动关系做了确认,这也引发了部分骑手尤其是兼职人员的反对。
总的来说,此次西班牙政府、工会和雇主之间达成协议,将外卖平台的送餐员纳入劳动法保护中,承认根据外卖平台算法执行送餐服务的劳动者的劳方地位,受到西班牙国内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好评。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