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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鳄鱼生了十只蛋,外出时它数蛋,一二三,它只会数到三。假如你偷走七只蛋,鳄鱼回来后再数一遍,一二三,它会很幸福,蛋没丢。假如你贪婪些偷走了八只蛋,鳄鱼回来数,一二,没有三,它很伤心,蛋丢了。
生活中有很多像鳄鱼一样只会数到三的人,这和智商高低无关,他们囿于一种思维定势,如同井底之蛙,他们的所谓“浩渺”世界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看到的范围。狭隘的观念导致被客观事实愚弄,而自己仿佛还输得很无辜,这就是只会数“一二三”的结局。
偷蛋的人扮演了一种侵入者的角色,如果每次他只偷七个蛋,那么也许鳄鱼至死都还沉浸在“蛋没丢”的幸福感中,这样,它的观念至死也不会改变。习惯定势思维的人往往关注的不是外部世界在如何发展变化,而是关心自己“还剩几个蛋”,或者只迷信自己的经验。这些愚钝的经验就是一成不变的“一二三”,这种一厢情愿的执拗其实就是作茧自缚。
丢了蛋之后的鳄鱼无疑受到了伤害,这和偷蛋的人是否贪婪无关,我们不褒奖侵略与偷窃,但至少这样的侵略让鳄鱼明白了世界上不只有“一二三”,让它明白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那么多错综复杂。
世界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真理的获得也鲜有捷径,更准确地说,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用残酷的方式获得残酷的真相”,然后才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种幸福其实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提升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打开眼界、拓展思路、打破自己之前的思维定势就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思想入侵”的可能,新的事物新的信息无孔不入,等待着我们去鉴别、筛选、认知。要主动突击而不是被动接受,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不轻易被“入侵者”打败。
又譬如写文章,好的文章不仅要写出作者已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写作者自己此时此刻正试图知道的东西,写他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生命的敬畏,写他如何以“无知”去洞悉“有知”。所以,普通的作者是拣择了文章的内容与体裁来写,像考场作文流行的“三段论”。好的作家是随写随明白起来,随着写作的过程自然而然地生出秩序。因为他是给自己开辟道路的人,而不是重复别人的脚印;他打破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敢于面对外部的危机而不断颠覆自己,不固守陈旧也不畏首畏尾。康德说“人要为自然立法”,爱好文学爱好艺术的人尤应对世界保持着永久的好奇,保持积极的创造力,先破才能立。
也许你一直习惯数“一二三”,也许你琅琅上口的“一二三”也未必出错,但是时代是发展的,假如一个人不进步,不随时改变自己固有的看法,你很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只会数到三的鳄鱼。
(薛灿芝摘自《新晨报》2008年12月1日)
生活中有很多像鳄鱼一样只会数到三的人,这和智商高低无关,他们囿于一种思维定势,如同井底之蛙,他们的所谓“浩渺”世界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看到的范围。狭隘的观念导致被客观事实愚弄,而自己仿佛还输得很无辜,这就是只会数“一二三”的结局。
偷蛋的人扮演了一种侵入者的角色,如果每次他只偷七个蛋,那么也许鳄鱼至死都还沉浸在“蛋没丢”的幸福感中,这样,它的观念至死也不会改变。习惯定势思维的人往往关注的不是外部世界在如何发展变化,而是关心自己“还剩几个蛋”,或者只迷信自己的经验。这些愚钝的经验就是一成不变的“一二三”,这种一厢情愿的执拗其实就是作茧自缚。
丢了蛋之后的鳄鱼无疑受到了伤害,这和偷蛋的人是否贪婪无关,我们不褒奖侵略与偷窃,但至少这样的侵略让鳄鱼明白了世界上不只有“一二三”,让它明白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那么多错综复杂。
世界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真理的获得也鲜有捷径,更准确地说,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用残酷的方式获得残酷的真相”,然后才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种幸福其实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提升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打开眼界、拓展思路、打破自己之前的思维定势就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思想入侵”的可能,新的事物新的信息无孔不入,等待着我们去鉴别、筛选、认知。要主动突击而不是被动接受,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不轻易被“入侵者”打败。
又譬如写文章,好的文章不仅要写出作者已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写作者自己此时此刻正试图知道的东西,写他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生命的敬畏,写他如何以“无知”去洞悉“有知”。所以,普通的作者是拣择了文章的内容与体裁来写,像考场作文流行的“三段论”。好的作家是随写随明白起来,随着写作的过程自然而然地生出秩序。因为他是给自己开辟道路的人,而不是重复别人的脚印;他打破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敢于面对外部的危机而不断颠覆自己,不固守陈旧也不畏首畏尾。康德说“人要为自然立法”,爱好文学爱好艺术的人尤应对世界保持着永久的好奇,保持积极的创造力,先破才能立。
也许你一直习惯数“一二三”,也许你琅琅上口的“一二三”也未必出错,但是时代是发展的,假如一个人不进步,不随时改变自己固有的看法,你很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只会数到三的鳄鱼。
(薛灿芝摘自《新晨报》200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