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食有劳而禄有功
　　战国时期，无论是春秋争霸中幸存的秦、楚、燕等国，还是由昔日卿大夫采邑突破分封制藩篱而新兴的齐、赵、韩、魏等国，都卷入了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为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生存，各国不约而同地走上进行政治革新的道路。
　　其中，在官员待遇上，强调“食有劳而禄有功”，新的俸禄制度也由此出現，并逐渐取代了世官世禄制。这对招纳人才有重要积极意义。“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通过学习知识，身份较为低下的“士”可以任官受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
　　此时，官员的禄有封邑和实物两种形式，前者尚有采邑制的痕迹，后者则发端于春秋末期，成为了奉（俸）禄制的创始。
　　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他周游列国时，卫灵公问他“居鲁得粟几何”，孔子说“奉粟六万”，于是卫灵公也将6万粟作为孔子一年的官俸。现在关于孔子的收入，算法很多，众说纷纭，但可以通过孔子和子思的收入对比大概理解这是什么水平。子思在孔子家管事时，孔子“与之粟九百”，由此可见孔子“奉粟六万”确实可以算高薪。
　　战国时，以谷物作为俸禄的情况更加普遍，计量单位有钟、盆、檐、石等，不一而足。墨子曾推荐弟子到卫国做官，卫国一开始答应给这名弟子1000盆的俸禄，实际上只给了500盆，弟子便气而辞官了。
　　以谷物为俸禄，是因为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谷物，大部分国家的制度也并未完善，多寡都较为随意。秦国的行政官吏则有另一套俸禄制度，详细规定了“千石之令”及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等令。千石等名称既是相关官员每年收取俸禄的总数，也用于表示官员的级别。这样的秩石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汉：最早的“增俸养廉”
　　两汉时，受社会经济及国家财政收入方式变化的影响，官吏的俸禄时而以钱为本，时而钱谷各半。东方朔曾对汉武帝抱怨自己的月俸少，便提到了自己的俸禄由粟和钱组成。他说：“侏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西汉官吏的俸禄已经体现出官员等级之间的差异。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6万钱，相当于高级官员中秩别为中二千石的两倍，相当于低级小吏的100～600倍。这样的差异，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汉宣帝时期有一诏书写着：“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汉宣帝对低级官吏的俸禄进行了两次调整，这是最早的“增俸养廉”思想及举措。
　　除了俸禄，两汉官员还有其他正当收入，主要来源是赏赐，有时赏赐的价值远超俸禄。高级官员退休后，也能按一定比例享受“退休工资”。《汉书》记载，“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而低级官员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三国魏时，官吏开始定九品之制。魏晋南朝实行的是官品与秩石并存的双轨制，同一官品的俸禄秩石相差较大，比如陈一品官中有秩万石和中二千石两级。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既实行官吏的九品划分，又继承了汉代的秩石传统，九品不能囊括汉代十几个秩石级别。
　　唐：确立月俸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谷、钱，绢、帛、布、田地乃至劳动力等也逐渐被纳入官员的收入。唐前期，俸禄体系既相对完备，又呈现出复杂的一面，尤其京官与外官的差异明显。
　　唐代初年，外官在一段时期内基本无俸禄可言，后来虽然逐渐支给，却有严格限制。贞观年间规定，京、外官皆受禄，但外官要减一等。如，京官正一品俸禄为700石，外官正一品则是650石。此外，京官禄米取自京师的太仓，外官的则取自州郡正仓，或者用其它物品折算。这样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唐前期重内轻外的风气。
　　到了中晚唐，情况发生了转变，外官俸禄反而厚于京官。这样的变化在唐玄宗末期已有端倪，到唐肃宗时期，权臣元载“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由于外官俸禄优厚，当时一些京官多求外任，甚至以贬官为幸事。宗室名臣李皋任左领军将军时，因“禄米不足养”请求外任，被拒绝后不惜故意触犯轻法，如愿被贬为温州长史。
　　唐代俸禄制度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开元二十四年（738年）确立了月俸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工资制的建立。
　　宋、明：厚俸与薄俸
　　宋、明两代的俸禄比较有代表性，前者以厚俸为标签，后者以薄俸为标签。
　　其实，北宋前期俸禄也相对较低，大约只相当于唐时的四分之一。另外，北宋物价变化很大，就拿物价已回落的宋神宗时期来说，王安石曾指出，“今一最下士人亦须月费百千以上”，官员之家更不用说，消费应在10万文以上。
　　宋人常把俸禄与吏治画上等号，认为俸禄不足以维持官员的体面生活，吏治腐败也情有可原。就连范仲淹也认为官吏“俸禄不继”而不得不“冒法受赃”。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两宋多次增俸。
　　但厚俸真的起到了养廉的作用吗？实际上，最典型的贪官污吏正是某些享有高官厚禄的“士大夫”，可见造成官员贪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用“俸薄不能养廉”不足以说明问题;仅靠增加俸禄来要求官员清廉，也不大可能。
　　与宋朝俸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更定文武百官的俸禄。这次更变后的俸禄标准，成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禄的定制——正一品月米87石，岁米1044石，到从九品，月米5石，岁米60石。有人做过研究，明代江南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基本消费用米在55石左右。
　　如果官员兼职，还可以兼俸。洪熙元年（1425年），户部尚书夏元吉保留尚书一职，进少保兼太子少傅，可以领取三份俸禄，他百般推辞，最终领了两份。
　　造成明代薄俸的原因，必须要提的一点是纷繁复杂的“俸钞折色”制度。
　　以月米87石为例，有时发放俸禄时并不如数发放87石，而以钱、绢、布等物代替，米为本色俸，其他物品则是折色俸。这样折算后，事实上的本色比例要比规定的本色比例低得多。加上有时“钞法不行”“钞值大跌”，都严重影响了官员的实际收入。
　　清：养廉银不养廉
　　清初正俸制度沿自明代，以微薄为特点。顺治年间一度实行柴薪银、心红纸张银、蔬菜烛炭银、案衣什物银等作为常规俸禄的重要补充，但随着军费支出和国家财政困难而取消，官员日渐窘迫，贪风遂起。康熙初年的监察御史赵饎认为，“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
　　官员们在非法的贪污受贿外，还采取半合法的征收耗羡获取钱财。清廷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也是考虑到官员俸禄实在微薄。
　　耗羡私征说到底也不是完全合法，康熙后期，有官员提出“耗羡归公”，将这部分银两用于补足地方财政亏空和官员备用。康熙帝不愿承担“加派”的恶名，并未同意。雍正帝即位后，试图整顿吏治和财政，大力推进耗羡归公，并用这部分钱支发官员的“养廉银”。养廉银也随之成为清代与正俸并行的制度。
　　养廉银制度多次调整，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特点——远远高出正俸。总督高出83.87～129.03倍，巡抚高出64.52～96.77倍，布政使高出32.26～58.07倍，按察使高出23.08～64.95倍，道员高出14.29～57.14倍。越是高品级的官员，养廉银越是优厚，正俸退居相当次要的位置。
　　在养廉银制度下，清代官员俸禄的“优渥”就显而易见了，但吏治真有所好转吗？答案不言而喻。官员的廉洁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们的俸禄、待遇，而与他们自身的修养、品格的高低、制度的规范、法制的健全以及社会风气的好坏都有关联。
　　编者按：
　　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的派生物。俸禄制度上继君主宗法制下的世官世禄制，下接民国的薪金制度，与世官世禄制和薪金制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本质性的区别。
　　长期以来，古代官员俸禄厚薄与吏治好坏是否存在联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专访《中国俸禄制度史》的主编之一，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陈锋先生，邀请他为我们梳理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的基本轨迹，探讨俸禄厚薄与清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