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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弼士是小学三年级那个暑假从我生命中匆匆闪过的一个孩子，他本名叫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他的这个绰号，来自一本没有封面的小人书，里面有一个个头并不高但肚子却异常大的人，喜欢穿件黑色的礼服，看起来像一只体重超标的燕子，叫洋弼士，我觉得跟我面前这个小伙伴有点相似，只是这家伙一副土得掉渣的样子，于是就叫他土弼士，为了念准这个读音，我还专门查了字典。
土弼士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叫他。他没有某些弱者惯常的被迫害心态，一听别人叫绰号，就如同屁股上涂了辣椒的猫一般奓毛，认为别人辱了他，更不会像阿Q忌讳癞秃光那样，忌讳土，他觉得土是好东西，什么种子埋进去，都会发芽吐绿长出果实来。
土弼士的爸爸是钢筋工，每天一大早出门，到晚上才回来。他们那间九平方米的小屋，便成了小孩子的世界，这与没有猫的老鼠世界没什么区别，几乎半条街的小毛头孩子，都挤进这间小屋子，能吃的不能吃的，能玩的不能玩的，都拿出来吃拿出来玩。为此，土弼士的脸上和屁股上，没少添伤痕。但他的记性，却比金鱼好不到哪儿去，头天晚上挨了揍，第二天又把小老鼠们放了进去大闹天宫。
守门的陈爷爷看不下去了，老脸一抹扮起了张飞，把所有外来的孩子挡到门外。我因为是建筑公司家属，不在被挡行列，这使得土弼士和我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这时我才知道，他其实也是不喜欢太多人的，但想着人家都是城里人，愿意给面子到你家里玩，怎么好往外赶啊？请都请不来呢！在他的头脑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前者总是无限高于后者的。这种意识，是他爸爸给他种下的。爸爸在城里，卑微且不被待见，但一回到乡下那个小院子里，便是王。他的每一句话，都如铁做的令牌，叮叮当当砸出来，是不容任何辩解和违拗的。
爸爸不喜欢回乡下，即使他每次回去，都是妈妈为他洗脚，还把平时舍不得拿出来吃的东西吃完，但他还是不喜欢。那个经妻子努力撺掇才不至于散架的破败的家，孩子们那几张排在一起比筲箕还宽需要食物去填充的嘴，都是令他恐惧和想逃离的。这是土弼士从小没有被父亲抱过的原因。父亲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城里人的敬惧感。这也是与我这个“城里人”的友谊令他开心的原因。殊不知，我和他完全一样，都是人嫌狗弃的穷人家的孩子，而且还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
为了不招惹他的父亲，我们不再待在宿舍闯祸，而是跑到木料场，在山一样的木垛之问，找到一个山洞一样的缝隙，可以容下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宝物——我的火柴枪，他的弹弓，这些都是大人们不许我们玩的。我们躲在木头缝里，自顾自地玩得呼尔嗨哟，才不管圆木是否会滚动，会不会把我们压成相片。
人在一起待久了，也会有些小小的摩擦和磕碰，像牙齿与舌头。我和土弼士也不例外。大多数时间，土弼士都是克制和隐忍的，好像让着我是天经地义的，虽然论年龄他比我还小半岁，但他觉得退让就是他的义务。每一次稍有对抗和抵触的苗头，他都会主动闪开。他要避开任何形式的对抗与争斗，因为他能拿出的武器，总是让他气短和心虚，就像一个小国，永远在强國面前说热爱和平。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抗争过，和我暗暗搞过几次军备竞赛，他拿出珍藏已久的小人书，我很快拿出比他更新而且有封面不缺页的相同版本;他拿出玻璃球，表面模糊且色彩杂乱，被我清一色的金瓜蛋子给比了下去;他拿出纸烟盒，最王牌的不过是一张“大前门”，而我光是“大中华”就有两张;他的王牌武器弹弓，也被我的钢丝枪轻易镇压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较劲很无聊，也很悲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使同为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城里孩子能拿出的东西，也是乡下孩子没法比的，这并不能说明前者有多了不起。但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懂这个道理。
然而，有些所谓胜利，除了让你失去朋友，便再无别的意义。当土弼士意识到与我在一起只能让他感到自己处处不如我，而徒生烦恼时，他开始回避我，总是以各种一戳就破的借口，推辞我送给他的东西，眼神闪烁地找出许多理由，说我们不能一起玩，像多年以后看到的《白鹿原》里黑娃拒绝兆鹏送他冰糖的场景。
在他拒绝的所有理由中，提得最多的，是治病，这是他进城来的主要目的，是他妈妈跪求了半天的结果。但父亲对此并不热心，在他看来，孩子的肚子比别人大一点，完全是因为他的饭量巨大引起的，当然，如果有药能把这治一治，也未尝不是好事，但前提是不费太多钱。
基于这个原则，孩子带进城，但没去费钱费事的县医院，而是带到不花钱的公司医务室，这里除了酒精、蓝药水和一些感冒止疼药，便再无别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有一个从大医院下放来改造的周爷爷，周爷爷看土弼士大得有些发亮的肚子，有些可怜，就自己动手配草药治他。他说，这孩子的病，一是缺营养，二是可能有血吸虫。
于是，采草药成为土弼士疏远我的最好理由。那段日子，只要我去找他，他就会不自在地拎起小竹篓和铲子，做出很忙的样子。我就只好默默站到一旁，看他踽踽的背影，消融进疯长的野草丛中。
我本可以有许多选项，与别的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却被土弼士那落寞的背影牵着，如惦记着楼上落下第二只靴子的人那样，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动态上。我有时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那家伙，但努力的结果，比不努力更糟，每一次努力不想，其实是加强了对对方的关注。
那些日子，土弼士在野外按周爷爷的指点，采了很多草药，再加上周爷爷悄悄给他的中药，用一个搪瓷盅，熬得整个宿舍楼的过道里都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仿佛整个春天都被按进了那小小的盅里，被炉火一熬，散发出集纳了百花与百草的香甜与青涩，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
我向土弼士表达了这个愿望，他迟疑了片刻，用勺子舀了药水，用力吹了吹，喂到我嘴里。随着那略有些酸和苦的液体从我唇齿间暖暖地浸下，一路热热地滑人肚中，我们俩心中的小小芥蒂，也在会心一笑中，烟消云散。从那一天起，乃至在我漫长的后半生中，我没再起过要与谁比较的意思，无论比我强的，还是比我弱的。
有人说，人一生遇到什么人，都是注定的，他们都是来让你明白某个道理的。十岁那年我遇到的土弼士，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注定，他让我未来的人生，少了许多浮躁和浅薄，使我的人生笑料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我的生命元素中，从此多了些悲悯。
土弼士后来怎么样？他的病如何？是否和我一样也考上初中，我都无从知晓。我曾经想问他父亲，但一看他终年没有晴朗过的脸色，就吓退了。再后来，他的爸爸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据说是到南方打工去了，他终于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逃向他所认为的自由。
周爷爷偶尔会问我，一脸关切和焦虑，他说：“那孩子应该补充些营养，可是家里太穷，我让他抓些小麻雀来炖汤，他只是口头答应，但从来没见有办过。对他来说，掏个鸟窝抓几只小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土弼士是一个抓鸟的高手，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像一只灵巧的猫儿，穿越于瓦檐和望棚之间，眼神一盯住，小鸟仿佛都不飞了。他从屋顶下来，左手右手及至扎着的裤腰里，都会装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那是他唯一胜过我的一次，在我生病的时候，送了我一盅鲜美的鸟肉汤。我承认，我家里，拿不出这样的东西和他比。
那是他在城里唯一一次抓鸟，为了生病的我，也为了小小的一个胜利感。后来，他就没再抓过鸟。他说：“妈妈说，如果抓的是小鸟，它妈妈会伤心的。如果抓的是妈妈，那它的孩子们就完了……”
这话我当然不能给周爷爷说，只是像知道近况一样，装作老练地告诉他：“他很好，还一直熬你的药呢……”每当这个时候，周爷爷就会点头笑笑，但眼里却闪着掩饰不去的泪光。
那年暑假之后的好多年，建筑公司木材垛的缝隙里，长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小花。
那是闹别扭的那些日子，土弼士撒的格桑花种子，每一朵里都有一个他的影子。
（田晓丽摘自《百花园》
2019年第11期图/蝈菓猫）
土弼士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叫他。他没有某些弱者惯常的被迫害心态，一听别人叫绰号，就如同屁股上涂了辣椒的猫一般奓毛，认为别人辱了他，更不会像阿Q忌讳癞秃光那样，忌讳土，他觉得土是好东西，什么种子埋进去，都会发芽吐绿长出果实来。
土弼士的爸爸是钢筋工，每天一大早出门，到晚上才回来。他们那间九平方米的小屋，便成了小孩子的世界，这与没有猫的老鼠世界没什么区别，几乎半条街的小毛头孩子，都挤进这间小屋子，能吃的不能吃的，能玩的不能玩的，都拿出来吃拿出来玩。为此，土弼士的脸上和屁股上，没少添伤痕。但他的记性，却比金鱼好不到哪儿去，头天晚上挨了揍，第二天又把小老鼠们放了进去大闹天宫。
守门的陈爷爷看不下去了，老脸一抹扮起了张飞，把所有外来的孩子挡到门外。我因为是建筑公司家属，不在被挡行列，这使得土弼士和我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这时我才知道，他其实也是不喜欢太多人的，但想着人家都是城里人，愿意给面子到你家里玩，怎么好往外赶啊？请都请不来呢！在他的头脑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前者总是无限高于后者的。这种意识，是他爸爸给他种下的。爸爸在城里，卑微且不被待见，但一回到乡下那个小院子里，便是王。他的每一句话，都如铁做的令牌，叮叮当当砸出来，是不容任何辩解和违拗的。
爸爸不喜欢回乡下，即使他每次回去，都是妈妈为他洗脚，还把平时舍不得拿出来吃的东西吃完，但他还是不喜欢。那个经妻子努力撺掇才不至于散架的破败的家，孩子们那几张排在一起比筲箕还宽需要食物去填充的嘴，都是令他恐惧和想逃离的。这是土弼士从小没有被父亲抱过的原因。父亲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城里人的敬惧感。这也是与我这个“城里人”的友谊令他开心的原因。殊不知，我和他完全一样，都是人嫌狗弃的穷人家的孩子，而且还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
为了不招惹他的父亲，我们不再待在宿舍闯祸，而是跑到木料场，在山一样的木垛之问，找到一个山洞一样的缝隙，可以容下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宝物——我的火柴枪，他的弹弓，这些都是大人们不许我们玩的。我们躲在木头缝里，自顾自地玩得呼尔嗨哟，才不管圆木是否会滚动，会不会把我们压成相片。
人在一起待久了，也会有些小小的摩擦和磕碰，像牙齿与舌头。我和土弼士也不例外。大多数时间，土弼士都是克制和隐忍的，好像让着我是天经地义的，虽然论年龄他比我还小半岁，但他觉得退让就是他的义务。每一次稍有对抗和抵触的苗头，他都会主动闪开。他要避开任何形式的对抗与争斗，因为他能拿出的武器，总是让他气短和心虚，就像一个小国，永远在强國面前说热爱和平。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抗争过，和我暗暗搞过几次军备竞赛，他拿出珍藏已久的小人书，我很快拿出比他更新而且有封面不缺页的相同版本;他拿出玻璃球，表面模糊且色彩杂乱，被我清一色的金瓜蛋子给比了下去;他拿出纸烟盒，最王牌的不过是一张“大前门”，而我光是“大中华”就有两张;他的王牌武器弹弓，也被我的钢丝枪轻易镇压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较劲很无聊，也很悲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使同为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城里孩子能拿出的东西，也是乡下孩子没法比的，这并不能说明前者有多了不起。但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懂这个道理。
然而，有些所谓胜利，除了让你失去朋友，便再无别的意义。当土弼士意识到与我在一起只能让他感到自己处处不如我，而徒生烦恼时，他开始回避我，总是以各种一戳就破的借口，推辞我送给他的东西，眼神闪烁地找出许多理由，说我们不能一起玩，像多年以后看到的《白鹿原》里黑娃拒绝兆鹏送他冰糖的场景。
在他拒绝的所有理由中，提得最多的，是治病，这是他进城来的主要目的，是他妈妈跪求了半天的结果。但父亲对此并不热心，在他看来，孩子的肚子比别人大一点，完全是因为他的饭量巨大引起的，当然，如果有药能把这治一治，也未尝不是好事，但前提是不费太多钱。
基于这个原则，孩子带进城，但没去费钱费事的县医院，而是带到不花钱的公司医务室，这里除了酒精、蓝药水和一些感冒止疼药，便再无别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有一个从大医院下放来改造的周爷爷，周爷爷看土弼士大得有些发亮的肚子，有些可怜，就自己动手配草药治他。他说，这孩子的病，一是缺营养，二是可能有血吸虫。
于是，采草药成为土弼士疏远我的最好理由。那段日子，只要我去找他，他就会不自在地拎起小竹篓和铲子，做出很忙的样子。我就只好默默站到一旁，看他踽踽的背影，消融进疯长的野草丛中。
我本可以有许多选项，与别的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却被土弼士那落寞的背影牵着，如惦记着楼上落下第二只靴子的人那样，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动态上。我有时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那家伙，但努力的结果，比不努力更糟，每一次努力不想，其实是加强了对对方的关注。
那些日子，土弼士在野外按周爷爷的指点，采了很多草药，再加上周爷爷悄悄给他的中药，用一个搪瓷盅，熬得整个宿舍楼的过道里都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仿佛整个春天都被按进了那小小的盅里，被炉火一熬，散发出集纳了百花与百草的香甜与青涩，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
我向土弼士表达了这个愿望，他迟疑了片刻，用勺子舀了药水，用力吹了吹，喂到我嘴里。随着那略有些酸和苦的液体从我唇齿间暖暖地浸下，一路热热地滑人肚中，我们俩心中的小小芥蒂，也在会心一笑中，烟消云散。从那一天起，乃至在我漫长的后半生中，我没再起过要与谁比较的意思，无论比我强的，还是比我弱的。
有人说，人一生遇到什么人，都是注定的，他们都是来让你明白某个道理的。十岁那年我遇到的土弼士，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注定，他让我未来的人生，少了许多浮躁和浅薄，使我的人生笑料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我的生命元素中，从此多了些悲悯。
土弼士后来怎么样？他的病如何？是否和我一样也考上初中，我都无从知晓。我曾经想问他父亲，但一看他终年没有晴朗过的脸色，就吓退了。再后来，他的爸爸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据说是到南方打工去了，他终于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逃向他所认为的自由。
周爷爷偶尔会问我，一脸关切和焦虑，他说：“那孩子应该补充些营养，可是家里太穷，我让他抓些小麻雀来炖汤，他只是口头答应，但从来没见有办过。对他来说，掏个鸟窝抓几只小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土弼士是一个抓鸟的高手，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像一只灵巧的猫儿，穿越于瓦檐和望棚之间，眼神一盯住，小鸟仿佛都不飞了。他从屋顶下来，左手右手及至扎着的裤腰里，都会装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那是他唯一胜过我的一次，在我生病的时候，送了我一盅鲜美的鸟肉汤。我承认，我家里，拿不出这样的东西和他比。
那是他在城里唯一一次抓鸟，为了生病的我，也为了小小的一个胜利感。后来，他就没再抓过鸟。他说：“妈妈说，如果抓的是小鸟，它妈妈会伤心的。如果抓的是妈妈，那它的孩子们就完了……”
这话我当然不能给周爷爷说，只是像知道近况一样，装作老练地告诉他：“他很好，还一直熬你的药呢……”每当这个时候，周爷爷就会点头笑笑，但眼里却闪着掩饰不去的泪光。
那年暑假之后的好多年，建筑公司木材垛的缝隙里，长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小花。
那是闹别扭的那些日子，土弼士撒的格桑花种子，每一朵里都有一个他的影子。
（田晓丽摘自《百花园》
2019年第11期图/蝈菓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