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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滑稽戏不滑稽”成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和热议的话题。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说“笑是滑稽戏的第一生命”；绿杨曾说“滑稽戏不滑稽，这真正叫滑稽了”。可见滑稽戏不滑稽、不可笑，应视为丧失了其本质属性与外在特征的大问题，值得引起大重视。
综合多位专家的分析，在创作层面上造成“滑稽戏不滑稽”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错误地追求内容形式的高雅，抛弃了本有的世俗气息与喜感；二是一味地寻求主题思想的深刻，远离了现实的生活与质感；三是过度地要求人物心理动机的“正常”，丧失了荒诞的趣味与游戏感。在上述多因素的作用下，滑稽戏逐渐趋于“不滑稽”，大量滑稽戏作品不从自身的审美本体出发，不从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戏剧文学出发，仅以“拍脑袋”式的人物和情节、传统招笑程式和时尚笑料拼缀而成，沦为了隔空搔痒的“空膛笑话”和“段子集锦”。按童双春和绿杨的观点，这些作品不仅不“滑稽”，更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戏”。
2017年上半年，由上海滑稽剧团出品，梁定东编剧、虞杰导演、钱程主演的滑稽戏《皇帝勿急急太监》，在上述三方面都作了正向的回应，既贴近并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现况，也据此创造出特定的人物和故事；既富有热闹反常的戏谑喜感，又含有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编导演把传统的招笑套路、现抓的时事噱头附着于人们的真思想和真感情上，创造出活生生的可笑的人物和剧情，表演夸张但不造作，台词可笑而近自然。美中不足是剧中的“什锦戏”唱词过于“干净”，演唱过于“正宗”，几乎未成为滑稽戏的有机成分。在滑稽戏中，各路戏曲唱段是同时为“滑稽”和“戏”服务的，同样有将唱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口化等“去原味”的任务。
与所有的戏剧品种一样，人物是滑稽戏的核心。但滑稽戏的特殊性在于，其关注并表现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出现的反常心理及行为，当这些心理与行为同人之常情、生活常態形成反差时，滑稽感便萌发而爆发了。《皇帝勿急急太监》的滑稽之源，便是人物正常的心理加上反常的行为，或反常的心理加上正常的行为，因而产生了误会、调侃、谐音等笑料，并通过滑稽戏的手段加以呈现。比如张老师希望通过找假老伴促女儿早日成婚，但当同时遇见双方女儿时，便出现了欲盖弥彰的尴尬场面；又如王成一面利用老年人急于为儿女撮合婚事的心态组织“婚托”谋财，另一面又想以自己的“真诚”找到一位诚实贤惠的好媳妇，这些都是基于人物心理和行为的源头性的滑稽感。
滑稽戏的笑点再高，若不能出情并使人感动，同样难称一部好的滑稽戏。感动的原因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背后往往是无奈和心酸。有句话说得好：“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都将成为个人的闹剧。”这种闹剧，无论台上还是台下都是真实而可笑的。撇除外部特征，滑稽戏与闹剧的内核相似，唯有触碰了这些难题，滑稽戏才能令人在大笑之余对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所处的社会困境印象深刻，由此对剧中的滑稽感印象深刻。
《皇帝勿急急太监》以人民公园“相亲角”现象为切口，触碰了城市老龄化进程中，老人晚境孤独却依然在为儿女操心奉献的社会难题。这一真实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人物行为要怪诞，人物心理不荒诞，形成人物心理及行为的社会问题既不怪诞也不荒诞”的滑稽戏创作原则。以此为基础，全剧无论对传统招笑套路还是对时事笑话的运用，甚至以人名或生理缺陷开涮的笑料，都显得非常有效，获得了强烈的剧场效果。不妨反过来看，若不是这些放噱套路、招笑技巧明显地而又轻轻地触碰了老龄化社会难题的痛处，其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终将沦为“不滑稽”的“滑稽戏”。
滑稽戏诞生以来，依仗话剧、独脚戏和戏曲（主要是各地滩黄戏）的文化积淀以及自身的综合创新能力，尤其是放大和强化了关注社会现实、贴近市民生活的特点和优长，涌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它们无不触碰了剧中作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难题，塑造了心理与行为出现巨大反差的经典人物，并以古今中外、说唱做表等各类滑稽手段加以外化。比如触碰了旧社会阶级矛盾的《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又如触碰了共和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锅饭”问题、待业青年问题和国企改革问题的《满园春色》《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无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还是“改革开放中某些社会阴暗面和落后现象”，都属于当时社会难以解决、令人困惑并使无数家庭和个人倍感无奈和心酸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否主角，不管是否“变好”，被批判、被讽刺的人物总是噱头最多、令人印象最深的，如《七十二家房客》的“三六九”、二房东，《满园春色》的2号和8号服务员，《阿混新传》的杜小西等。原因不仅是反派人物搞噱容易，更是在这些人物的身上，集中了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反观目前“滑稽戏不滑稽”的原因，“笑料”仍存，难题全无，未能以滑稽的方式去轻轻地碰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并将人物因此形成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置于其中，从而产生打动人、感动人的力量。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表现旧社会的滑稽戏要比表现新社会的滑稽戏好笑、好玩、好看。表面看来，旧社会的难题多而显著，因而反映旧社会难题的戏更易出噱，更易显得“滑稽”；新社会的难题似乎少而隐蔽，所以反映新社会难题的戏不易招笑，不易显得“滑稽”。但实际上，新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和多样化，中国社会的难题不仅多和明显，而且更加复杂，亟待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戏剧艺术加以挖掘、提炼和表现。笔者相信，正置身于这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中的当代滑稽戏作家艺术家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至于方法，遍观每个时代的滑稽戏经典，均以活生生的小人物及故事取胜，这绝不是偶然的。当代的滑稽戏须将这一优势继续发扬光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触碰人性和社会的痛处，从而让滑稽戏在源头上与“不滑稽”告别。
综合多位专家的分析，在创作层面上造成“滑稽戏不滑稽”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错误地追求内容形式的高雅，抛弃了本有的世俗气息与喜感；二是一味地寻求主题思想的深刻，远离了现实的生活与质感；三是过度地要求人物心理动机的“正常”，丧失了荒诞的趣味与游戏感。在上述多因素的作用下，滑稽戏逐渐趋于“不滑稽”，大量滑稽戏作品不从自身的审美本体出发，不从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戏剧文学出发，仅以“拍脑袋”式的人物和情节、传统招笑程式和时尚笑料拼缀而成，沦为了隔空搔痒的“空膛笑话”和“段子集锦”。按童双春和绿杨的观点，这些作品不仅不“滑稽”，更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戏”。
2017年上半年，由上海滑稽剧团出品，梁定东编剧、虞杰导演、钱程主演的滑稽戏《皇帝勿急急太监》，在上述三方面都作了正向的回应，既贴近并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现况，也据此创造出特定的人物和故事；既富有热闹反常的戏谑喜感，又含有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编导演把传统的招笑套路、现抓的时事噱头附着于人们的真思想和真感情上，创造出活生生的可笑的人物和剧情，表演夸张但不造作，台词可笑而近自然。美中不足是剧中的“什锦戏”唱词过于“干净”，演唱过于“正宗”，几乎未成为滑稽戏的有机成分。在滑稽戏中，各路戏曲唱段是同时为“滑稽”和“戏”服务的，同样有将唱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口化等“去原味”的任务。
与所有的戏剧品种一样，人物是滑稽戏的核心。但滑稽戏的特殊性在于，其关注并表现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出现的反常心理及行为，当这些心理与行为同人之常情、生活常態形成反差时，滑稽感便萌发而爆发了。《皇帝勿急急太监》的滑稽之源，便是人物正常的心理加上反常的行为，或反常的心理加上正常的行为，因而产生了误会、调侃、谐音等笑料，并通过滑稽戏的手段加以呈现。比如张老师希望通过找假老伴促女儿早日成婚，但当同时遇见双方女儿时，便出现了欲盖弥彰的尴尬场面；又如王成一面利用老年人急于为儿女撮合婚事的心态组织“婚托”谋财，另一面又想以自己的“真诚”找到一位诚实贤惠的好媳妇，这些都是基于人物心理和行为的源头性的滑稽感。
滑稽戏的笑点再高，若不能出情并使人感动，同样难称一部好的滑稽戏。感动的原因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背后往往是无奈和心酸。有句话说得好：“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都将成为个人的闹剧。”这种闹剧，无论台上还是台下都是真实而可笑的。撇除外部特征，滑稽戏与闹剧的内核相似，唯有触碰了这些难题，滑稽戏才能令人在大笑之余对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所处的社会困境印象深刻，由此对剧中的滑稽感印象深刻。
《皇帝勿急急太监》以人民公园“相亲角”现象为切口，触碰了城市老龄化进程中，老人晚境孤独却依然在为儿女操心奉献的社会难题。这一真实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人物行为要怪诞，人物心理不荒诞，形成人物心理及行为的社会问题既不怪诞也不荒诞”的滑稽戏创作原则。以此为基础，全剧无论对传统招笑套路还是对时事笑话的运用，甚至以人名或生理缺陷开涮的笑料，都显得非常有效，获得了强烈的剧场效果。不妨反过来看，若不是这些放噱套路、招笑技巧明显地而又轻轻地触碰了老龄化社会难题的痛处，其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终将沦为“不滑稽”的“滑稽戏”。
滑稽戏诞生以来，依仗话剧、独脚戏和戏曲（主要是各地滩黄戏）的文化积淀以及自身的综合创新能力，尤其是放大和强化了关注社会现实、贴近市民生活的特点和优长，涌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它们无不触碰了剧中作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难题，塑造了心理与行为出现巨大反差的经典人物，并以古今中外、说唱做表等各类滑稽手段加以外化。比如触碰了旧社会阶级矛盾的《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又如触碰了共和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锅饭”问题、待业青年问题和国企改革问题的《满园春色》《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无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还是“改革开放中某些社会阴暗面和落后现象”，都属于当时社会难以解决、令人困惑并使无数家庭和个人倍感无奈和心酸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否主角，不管是否“变好”，被批判、被讽刺的人物总是噱头最多、令人印象最深的，如《七十二家房客》的“三六九”、二房东，《满园春色》的2号和8号服务员，《阿混新传》的杜小西等。原因不仅是反派人物搞噱容易，更是在这些人物的身上，集中了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反观目前“滑稽戏不滑稽”的原因，“笑料”仍存，难题全无，未能以滑稽的方式去轻轻地碰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并将人物因此形成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置于其中，从而产生打动人、感动人的力量。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表现旧社会的滑稽戏要比表现新社会的滑稽戏好笑、好玩、好看。表面看来，旧社会的难题多而显著，因而反映旧社会难题的戏更易出噱，更易显得“滑稽”；新社会的难题似乎少而隐蔽，所以反映新社会难题的戏不易招笑，不易显得“滑稽”。但实际上，新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和多样化，中国社会的难题不仅多和明显，而且更加复杂，亟待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戏剧艺术加以挖掘、提炼和表现。笔者相信，正置身于这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难题中的当代滑稽戏作家艺术家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至于方法，遍观每个时代的滑稽戏经典，均以活生生的小人物及故事取胜，这绝不是偶然的。当代的滑稽戏须将这一优势继续发扬光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触碰人性和社会的痛处，从而让滑稽戏在源头上与“不滑稽”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