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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播超越时空的传播能力，在战争环境下有着神奇的表现。抗战时期，广播被国人视为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在激励士气、瓦解敌人、争取同情的宣传中表现卓越。而围绕广播战的探讨也成为广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彭乐善的《广播战》为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书中资料丰富、论述系统，对广播战实务操作和广播专业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 广播 宣传战 《广播战》 彭乐善
【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E
一
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战争服务，广播事业作为传播媒介之一投身其间，围绕宣传战开展传播活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广播事业的时代使命。在战争环境中，军事斗争异常激烈，造成交战各方地域控制的对垒性和多变性，广播传播的时空超越能力，使广播在抗战中的宣传战开展得有声有色，尽显电子媒介优势。因此，当时有一种说法称广播是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
1932年，“中央广播电台”及其“国际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已达75千瓦，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抗战期间，专门开辟《抗战讲座》《抗战教育》《战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敌情论述》《抗战歌曲》等节目，采用国语、方言、少数民族语及十多种外语广播。蒋介石、宋庆龄、冯玉祥、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罗家伦等众多党政军要员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纷纷在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演讲，激励国人抗战决心，产生广泛影响。在抗战宣传中，广播发挥出强大的喉舌作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广播宣传战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有关广播战的研究也随之进行，这是战争环境为广播宣传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也构成了烽火年代广播研究的主题。
1942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无线电宣传战》小册子，指出：“无线电宣传的工作纲领可以分三方面来说：第一，在国内激励士兵和人民团体精诚团结和勇于牺牲；第二，对中立国家播送言简意赅的短评、专题讲演和新闻报道；第三，对敌人的前后方则大量放送许多驳斥性的谈话和事实证据以达到消沉士气摧毁斗志的目的。”①
陈沅在《广播的作用》中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电台都设有心理作战部，用音乐或语言来分化敌方战斗员的意志。我国抗战期间，‘中央广播电台’的短波部分‘中国之声’，曾经特别增加了对日播音节目，用各种方式来对日寇宣传，来分化日寇的斗志；增加了对欧美的宣传，以博得国际友人的同情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②
二
抗战时期，中国的广播业者积极探讨有关广播战的问题，推出一批成果，其中集大成者当属重庆中国编译社1943年5月出版的、彭乐善著的《广播战》，该书将广播置于“二战”国际环境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为国人广播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彭乐善（1906～1988）湖北襄阳人，其父亲曾是教会学校杂役，彭乐善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后到美国留学，直至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国民党国际电台传音科科长。依据当时电台组织机构设置，“工务科”负责技术设备运行维护，“事务科”负责内部协调管理，“传音科”负责广播业务，包括新闻编辑、节目制作及播音等。故“传音科”在广播节目传播和与听众交流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彭乐善是广播传播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较早开展广播教育的人士，1943年在重庆，彭乐善曾担任过顾执中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开设的广播学课程教学工作。
《广播战》由当时中国新闻界名流董显光、曾虚白分别题写书名和作序，序中表示：“彭乐善同志从事国际传音工作多年，贡献甚多，近于公余，将其平日研究所得，参以实际服务的经验，著为此书，论述世界各国广播事业的情况，以及广播传音的技术等，精详博瞻，深入浅出……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③
全书共九章，159页。第一章无线电波之奇能、第二章“英国眠时”、第三章远东之广播战、第四章伦敦之呼声、第五章莫斯科之广播、第六章西半球之广播、第七章环球广播战之概观、第八章大战中之重要广播人物、第九章广播节目之分析与广播方法。著作大致分三个部分，前两章简述了无线电广播发展，概述了“二战”初期德国、意大利两国对广播的利用与发展；第三章至第六章详细阐述了各交战国的广播事业；后三章对广播传播现象、规律进行了探讨，对“二战”期间各国的对敌广播、宣传战略和秘密电台等进行了总结，介绍各国重要人物的广播，分析广播节目的构成、播出、广播传播的方法等问题。
《广播战》一书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广播事业资料。比如：选取了1939～1940年国外出版的广播数据，比较战争中的英国和当时的中立国美国的广播节目，数据显示，美国广播的音乐歌曲节目为总节目的52.45%，而英国只有44.65%，并分析道：“战时广播，既以宣传为主，而国际广播复需用多种不同之语言，故平时之娱乐或教育性质之音乐节目自然减少。”④在特别转播节目统计中提到，抗战五年来，我国政府长官及社会名流演说在海外转收次数表，其中蒋夫人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广播公司的演讲被转收达十四次之多。⑤
彭乐善在第八章“大战中之重要广播人物”中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等有关广播演讲的内容与经历。还介绍了当时有影响的广播人物，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汤姆斯、英国“分析敌谣之广播宣传家”富开逊等。彭乐善认为：“广播人物，在一般人心目中，实具有显然之条件。仅就演说一项言之，广播风度之表现，不外思想新颖、事实确切，写稿多用悦耳之字，讲述富有表情之词，声带圆润、音调清晰，而在传话器前，读稿自然、发音活泼，使听众闻其声而知其人，明其言而行其意。现代政治家之公开演说，舍此无以转变舆论（To swing public opinion），而起预期之作。”⑥在史实材料基础上，彭乐善还对有关广播传播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归纳。如在广播方法专题探讨时认为：“综合言之，约有四端，即在传话器前注意听者，发音有声有色，备稿先事演读，及播送起止守时是也。”⑦接下来书中结合广播战实例详细阐述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起止守时”方面还特别提到：“罗斯福、丘吉尔二氏每次广播演说，不过十五分钟，或半小时。如希特勒二小时以上广播，殊难维持听众之兴趣与耐性。是故欲求广播可收最大之效果，宜以前者为法，以后者为戒。”⑧在总结播讲环节业务技巧时提到：“须视面前传话器为听众之‘代表’，在想象中，如见其人。使其自然发生深切之兴趣。”⑨这样方可从容发音、谈吐自如，以此克服常见的话筒前的生惧感。书中以广播战为切入点，对广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进行了归纳、论述，颇有见地。 总之，从广播研究的史和论两方面考察，《广播战》的文献资料收集丰富完整，对广播媒介形态的把握、传播效果的分析等探讨见解独到，不仅勾勒出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国际广播的基本概貌，也是广播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三
考察彭乐善的《广播战》研究文本，可以发现其在探讨问题、进行逻辑建构和表述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研究的特点，主要有：
（一）研究视野开阔
书中涉及广播发展史、广播原理以及各国的广播实务，材料丰富。彭乐善中西文化兼备，将广播战和传统的“攻心战”比较，从《孙子兵法》的“攻心为上”、垓下之战的“四面楚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线电广播成为“新兵器”，娓娓道来。还特别引用了大量欧美的广播战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的广播节目转播情况等，涉猎广泛。这与彭乐善出色的外语水平和在“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论述系统完整
中国最早的广播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还属于新媒体的范畴，各方在进行广播战的同时，也相应开展广播战研究的探索。就国内研究而言，有关广播战研究都为单篇的文章，或就广播战的功能、影响，或就业务、技巧等方面展开；国外相关研究状况，从彭乐善所用的国外研究文献间接考察，也多为各国资料性的文章，尚未发现有广播战的研究专著，故本书在系统研究广播战方面具有开拓价值。
（三）文本风格粗狂
战争环境下的广播研究，主题当然是为战争服务，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战争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书中一些军事术语如“反攻”“突破”“战略”“最先一弹”等，常作标题运用；而稍加细读可发现，书中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联系也多显突兀。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研究任务紧迫，是要直接给一线奋战的广播工作者提供业务“炮弹”，故不可能以优雅心态来精致打磨，书中对概念的辨析、问题的考证、语言的锤炼之类纯学术化的探讨很少，因而《广播战》文本风格更显得快刀阔斧、粗狂有力。
注释
①《无线电宣传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 1942年版，第1、2页。
②陈沅 《广播的作用》，《电影与播音》，1947年6月版，第l、2合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彭乐善 《广播战》，重庆中国编译社出版，1943年版，第1页序言、第136页、第33页、第115页、第143页、第147页、第143页。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广播研究》（编号13XWB009）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编辑：肖婧为）
【关键词】抗战时期 广播 宣传战 《广播战》 彭乐善
【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E
一
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战争服务，广播事业作为传播媒介之一投身其间，围绕宣传战开展传播活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广播事业的时代使命。在战争环境中，军事斗争异常激烈，造成交战各方地域控制的对垒性和多变性，广播传播的时空超越能力，使广播在抗战中的宣传战开展得有声有色，尽显电子媒介优势。因此，当时有一种说法称广播是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
1932年，“中央广播电台”及其“国际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已达75千瓦，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抗战期间，专门开辟《抗战讲座》《抗战教育》《战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敌情论述》《抗战歌曲》等节目，采用国语、方言、少数民族语及十多种外语广播。蒋介石、宋庆龄、冯玉祥、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罗家伦等众多党政军要员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纷纷在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演讲，激励国人抗战决心，产生广泛影响。在抗战宣传中，广播发挥出强大的喉舌作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广播宣传战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有关广播战的研究也随之进行，这是战争环境为广播宣传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也构成了烽火年代广播研究的主题。
1942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无线电宣传战》小册子，指出：“无线电宣传的工作纲领可以分三方面来说：第一，在国内激励士兵和人民团体精诚团结和勇于牺牲；第二，对中立国家播送言简意赅的短评、专题讲演和新闻报道；第三，对敌人的前后方则大量放送许多驳斥性的谈话和事实证据以达到消沉士气摧毁斗志的目的。”①
陈沅在《广播的作用》中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电台都设有心理作战部，用音乐或语言来分化敌方战斗员的意志。我国抗战期间，‘中央广播电台’的短波部分‘中国之声’，曾经特别增加了对日播音节目，用各种方式来对日寇宣传，来分化日寇的斗志；增加了对欧美的宣传，以博得国际友人的同情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②
二
抗战时期，中国的广播业者积极探讨有关广播战的问题，推出一批成果，其中集大成者当属重庆中国编译社1943年5月出版的、彭乐善著的《广播战》，该书将广播置于“二战”国际环境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为国人广播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彭乐善（1906～1988）湖北襄阳人，其父亲曾是教会学校杂役，彭乐善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后到美国留学，直至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国民党国际电台传音科科长。依据当时电台组织机构设置，“工务科”负责技术设备运行维护，“事务科”负责内部协调管理，“传音科”负责广播业务，包括新闻编辑、节目制作及播音等。故“传音科”在广播节目传播和与听众交流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彭乐善是广播传播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较早开展广播教育的人士，1943年在重庆，彭乐善曾担任过顾执中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开设的广播学课程教学工作。
《广播战》由当时中国新闻界名流董显光、曾虚白分别题写书名和作序，序中表示：“彭乐善同志从事国际传音工作多年，贡献甚多，近于公余，将其平日研究所得，参以实际服务的经验，著为此书，论述世界各国广播事业的情况，以及广播传音的技术等，精详博瞻，深入浅出……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③
全书共九章，159页。第一章无线电波之奇能、第二章“英国眠时”、第三章远东之广播战、第四章伦敦之呼声、第五章莫斯科之广播、第六章西半球之广播、第七章环球广播战之概观、第八章大战中之重要广播人物、第九章广播节目之分析与广播方法。著作大致分三个部分，前两章简述了无线电广播发展，概述了“二战”初期德国、意大利两国对广播的利用与发展；第三章至第六章详细阐述了各交战国的广播事业；后三章对广播传播现象、规律进行了探讨，对“二战”期间各国的对敌广播、宣传战略和秘密电台等进行了总结，介绍各国重要人物的广播，分析广播节目的构成、播出、广播传播的方法等问题。
《广播战》一书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广播事业资料。比如：选取了1939～1940年国外出版的广播数据，比较战争中的英国和当时的中立国美国的广播节目，数据显示，美国广播的音乐歌曲节目为总节目的52.45%，而英国只有44.65%，并分析道：“战时广播，既以宣传为主，而国际广播复需用多种不同之语言，故平时之娱乐或教育性质之音乐节目自然减少。”④在特别转播节目统计中提到，抗战五年来，我国政府长官及社会名流演说在海外转收次数表，其中蒋夫人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广播公司的演讲被转收达十四次之多。⑤
彭乐善在第八章“大战中之重要广播人物”中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等有关广播演讲的内容与经历。还介绍了当时有影响的广播人物，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汤姆斯、英国“分析敌谣之广播宣传家”富开逊等。彭乐善认为：“广播人物，在一般人心目中，实具有显然之条件。仅就演说一项言之，广播风度之表现，不外思想新颖、事实确切，写稿多用悦耳之字，讲述富有表情之词，声带圆润、音调清晰，而在传话器前，读稿自然、发音活泼，使听众闻其声而知其人，明其言而行其意。现代政治家之公开演说，舍此无以转变舆论（To swing public opinion），而起预期之作。”⑥在史实材料基础上，彭乐善还对有关广播传播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归纳。如在广播方法专题探讨时认为：“综合言之，约有四端，即在传话器前注意听者，发音有声有色，备稿先事演读，及播送起止守时是也。”⑦接下来书中结合广播战实例详细阐述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起止守时”方面还特别提到：“罗斯福、丘吉尔二氏每次广播演说，不过十五分钟，或半小时。如希特勒二小时以上广播，殊难维持听众之兴趣与耐性。是故欲求广播可收最大之效果，宜以前者为法，以后者为戒。”⑧在总结播讲环节业务技巧时提到：“须视面前传话器为听众之‘代表’，在想象中，如见其人。使其自然发生深切之兴趣。”⑨这样方可从容发音、谈吐自如，以此克服常见的话筒前的生惧感。书中以广播战为切入点，对广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进行了归纳、论述，颇有见地。 总之，从广播研究的史和论两方面考察，《广播战》的文献资料收集丰富完整，对广播媒介形态的把握、传播效果的分析等探讨见解独到，不仅勾勒出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国际广播的基本概貌，也是广播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三
考察彭乐善的《广播战》研究文本，可以发现其在探讨问题、进行逻辑建构和表述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研究的特点，主要有：
（一）研究视野开阔
书中涉及广播发展史、广播原理以及各国的广播实务，材料丰富。彭乐善中西文化兼备，将广播战和传统的“攻心战”比较，从《孙子兵法》的“攻心为上”、垓下之战的“四面楚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线电广播成为“新兵器”，娓娓道来。还特别引用了大量欧美的广播战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的广播节目转播情况等，涉猎广泛。这与彭乐善出色的外语水平和在“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论述系统完整
中国最早的广播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还属于新媒体的范畴，各方在进行广播战的同时，也相应开展广播战研究的探索。就国内研究而言，有关广播战研究都为单篇的文章，或就广播战的功能、影响，或就业务、技巧等方面展开；国外相关研究状况，从彭乐善所用的国外研究文献间接考察，也多为各国资料性的文章，尚未发现有广播战的研究专著，故本书在系统研究广播战方面具有开拓价值。
（三）文本风格粗狂
战争环境下的广播研究，主题当然是为战争服务，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战争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书中一些军事术语如“反攻”“突破”“战略”“最先一弹”等，常作标题运用；而稍加细读可发现，书中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联系也多显突兀。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研究任务紧迫，是要直接给一线奋战的广播工作者提供业务“炮弹”，故不可能以优雅心态来精致打磨，书中对概念的辨析、问题的考证、语言的锤炼之类纯学术化的探讨很少，因而《广播战》文本风格更显得快刀阔斧、粗狂有力。
注释
①《无线电宣传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 1942年版，第1、2页。
②陈沅 《广播的作用》，《电影与播音》，1947年6月版，第l、2合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彭乐善 《广播战》，重庆中国编译社出版，1943年版，第1页序言、第136页、第33页、第115页、第143页、第147页、第143页。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广播研究》（编号13XWB009）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编辑：肖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