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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的理解中，特权和腐败总是连在一起。其实不然。从观念上区分开两者，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对比改革前后，更有历史感地看待迄今30多年的得失。我耳闻的最流行说法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即使其它方面很差，至少有一点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现在则腐败得不得了。真是这样吗？
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区分特权与腐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找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特权不公平，但更易于控制
讲反腐不能太哲学化，要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特权”指正式的，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有据可查的特殊利益或权力，以法律、政策或其它形式正式规定下来的。这种利益或权力是由特定的对象（个人或团体）所享有。腐败则是指违反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规定，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或权力的行为。它们肯定是不合法的，乃至是犯罪性质的。
举两个例子。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公务员及公立大学教员中，有一种人享受特权，他们在雇佣条例上被界定为“海外雇员”，指以英国人为主的白人。在该条例上被界定為“本地雇员”的，主要指香港人，延伸到海外留学后来港的大陆人、台湾人。“海外雇员”在住房、子女教育、年度探亲假等方面，享有比“本地雇员”高很多的待遇。比如住房，“本地雇员”要升到非常资深的级别，才配享有“海外雇员”起点级别的待遇。住房津贴、教育津贴也是如此。简言之，同工不同酬，福利差别巨大，基本上是以种族来划分界线。直到目前，这套制度还有部分延续。
这套特权制度，起因于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了本土民族，在伦理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但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腐败，属于特权。那些规定，本身就写在纸面上，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权规定，即便你有官位，想钻空子，也要受到处罚。
新加坡则把“特权有别于腐败”的制度设计用到极端。2008年初，新加坡总理的年薪相当于205万美元，而美英德法日5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工资全加起来才160万美元左右。部长的薪水比其他大国的首脑也高多了。这种天文数额的政府高官工资就是特权。但是，新加坡的界限很清楚，除了这份薪水之外，无论是谁给了礼物或其他东西，都要申报，超过限额要上交，否则会受到反贪法规的处置。
改革开放前的腐败与特权
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的人，年纪大是健忘，若年纪轻则是没做研究或接触不到事实资料。比如“文革”中，西方的电影与文艺作品、中国的经典、从苏联过来的“修正主义文学作品”，统统都给批倒了。但是江青和跟她在一起的人，就可以动用非常宝贵的外汇，进口好莱坞、香港的片子来享受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电影”，按当时的规定就是“黄色电影”。这种行为就是腐败，而非特权。因为那时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或文件规定说，全国人民不能享有，江青等人可以享有。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觉得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腐败？原因有二：一是以前的特权较多，但比较严格地执行。当时中国太穷了，在食品供应、看病、坐车等方面都是根据级别来确定待遇的。二是当时信息不通畅，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手机，普通人也不知道有哪些特权。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清楚界定的特权比漫无边际的腐败，较易控制。
有分寸承认特权，彻底清除腐败
中国是转型社会，又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每天都出现新现象，法制严重滞后，这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之一。要克服这种现象，不能太理想主义。从渐进改革的思路来看，我主张，有分寸地把特权作明文规定，把它们公布于众。界限划分清楚之后，对腐败进行严厉惩罚，才能逐步缩减腐败的领域。如果能做到这点，反倒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因为至少有个界限清楚的规则。如果连这都达不到，反腐就很难，因为腐败没有边界。
我绝非鼓吹在现代社会里加大特权。一个社会里的特权不能太多太悬殊，否则，即便是用文字固定下来，即便在技术的意义上来讲不是腐败，它也违反现代政治文明。我试图说明的是，不要以太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态度和标准来制定廉政的规章，因为那样极难执行和维持下来，从而缺乏实际的意义。要有明达的政治智慧，不要指望有权的人没有一点私利。个别人能达到这境界，绝大部分人做不到。在反贪方面，英国传统（新加坡也是）把法律用得极其聪明，在明文给足了待遇以后，对用纳税人钱运转的一切公营部门，监管得详细而严格。在香港，极少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即便批准了请客吃饭，连喝啤酒都不准报销。（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区分特权与腐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找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特权不公平，但更易于控制
讲反腐不能太哲学化，要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特权”指正式的，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有据可查的特殊利益或权力，以法律、政策或其它形式正式规定下来的。这种利益或权力是由特定的对象（个人或团体）所享有。腐败则是指违反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规定，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或权力的行为。它们肯定是不合法的，乃至是犯罪性质的。
举两个例子。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公务员及公立大学教员中，有一种人享受特权，他们在雇佣条例上被界定为“海外雇员”，指以英国人为主的白人。在该条例上被界定為“本地雇员”的，主要指香港人，延伸到海外留学后来港的大陆人、台湾人。“海外雇员”在住房、子女教育、年度探亲假等方面，享有比“本地雇员”高很多的待遇。比如住房，“本地雇员”要升到非常资深的级别，才配享有“海外雇员”起点级别的待遇。住房津贴、教育津贴也是如此。简言之，同工不同酬，福利差别巨大，基本上是以种族来划分界线。直到目前，这套制度还有部分延续。
这套特权制度，起因于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了本土民族，在伦理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但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腐败，属于特权。那些规定，本身就写在纸面上，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权规定，即便你有官位，想钻空子，也要受到处罚。
新加坡则把“特权有别于腐败”的制度设计用到极端。2008年初，新加坡总理的年薪相当于205万美元，而美英德法日5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工资全加起来才160万美元左右。部长的薪水比其他大国的首脑也高多了。这种天文数额的政府高官工资就是特权。但是，新加坡的界限很清楚，除了这份薪水之外，无论是谁给了礼物或其他东西，都要申报，超过限额要上交，否则会受到反贪法规的处置。
改革开放前的腐败与特权
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的人，年纪大是健忘，若年纪轻则是没做研究或接触不到事实资料。比如“文革”中，西方的电影与文艺作品、中国的经典、从苏联过来的“修正主义文学作品”，统统都给批倒了。但是江青和跟她在一起的人，就可以动用非常宝贵的外汇，进口好莱坞、香港的片子来享受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电影”，按当时的规定就是“黄色电影”。这种行为就是腐败，而非特权。因为那时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或文件规定说，全国人民不能享有，江青等人可以享有。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觉得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腐败？原因有二：一是以前的特权较多，但比较严格地执行。当时中国太穷了，在食品供应、看病、坐车等方面都是根据级别来确定待遇的。二是当时信息不通畅，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手机，普通人也不知道有哪些特权。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清楚界定的特权比漫无边际的腐败，较易控制。
有分寸承认特权，彻底清除腐败
中国是转型社会，又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每天都出现新现象，法制严重滞后，这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之一。要克服这种现象，不能太理想主义。从渐进改革的思路来看，我主张，有分寸地把特权作明文规定，把它们公布于众。界限划分清楚之后，对腐败进行严厉惩罚，才能逐步缩减腐败的领域。如果能做到这点，反倒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因为至少有个界限清楚的规则。如果连这都达不到，反腐就很难，因为腐败没有边界。
我绝非鼓吹在现代社会里加大特权。一个社会里的特权不能太多太悬殊，否则，即便是用文字固定下来，即便在技术的意义上来讲不是腐败，它也违反现代政治文明。我试图说明的是，不要以太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态度和标准来制定廉政的规章，因为那样极难执行和维持下来，从而缺乏实际的意义。要有明达的政治智慧，不要指望有权的人没有一点私利。个别人能达到这境界，绝大部分人做不到。在反贪方面，英国传统（新加坡也是）把法律用得极其聪明，在明文给足了待遇以后，对用纳税人钱运转的一切公营部门，监管得详细而严格。在香港，极少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即便批准了请客吃饭，连喝啤酒都不准报销。（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