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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甫
把杜甫作为现代汉语诗的传统，会让不少人难以理解。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格律体与自由体，杜甫的写作与现代文学在形式上看似处在阴阳两隔的世界，但从诗的艺术形式，以及诗人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现代汉语诗人仍然能够从杜甫找到诗歌的精神和有效的传统。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使诗歌与现实保持血肉联系的同时，显现了语言的绝对准确性。也就是我们对现代诗歌常识性的认识：绝对的抒情只有通过精准的叙事才能完成。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和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上，如果杜甫只写出了那些针砭时弊的诗篇，而没能给后世提供那些在诗性上体现出完美无瑕品质的诗篇，杜甫的伟大将会大打折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穷尽人类想象力的诗歌艺术，是叙事的精准与绝对的抒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伟大艺术。
我曾在一篇短文《三句话》表达过以下想法：没有《秋兴八首》《登高》《江汉》《戏为六绝句》做枕头的杜甫，仅凭《三吏》《三别》留史的杜甫，只能进入元白集团，位列优秀的方阵。而成为文化源头和传统的诗人杜甫，与伟大比肩，替汉语诗歌完成了两种使命，一是精神的完满，即写作一贯保有与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构建了文化基因；二是语言的精准性和绝对性，即通过精准的叙事，抵达了绝对的抒情。（见《朔方》2017第2期）
正是因为杜甫在处理诗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精准与抒情的绝对性，这两个方面的诗歌作品所显现出来的丰富性和活力，才促成了杜甫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从文体上讲，文言文与白话文、格律体与自由体，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但在诗歌存在的意义和诗歌精神来看，诗歌不外乎是从“文”与“道”两个方面完成与世界的沟通。所以，语言的变化并不能改变诗人对世界、生命、审美的诗性理解。在诗歌的理解中，人类的理想、良知、同情、对世界的敬畏，必然是诗歌所要秉持的“道”和“文”。
就诗歌文本、诗歌精神及诗人的人格魅力等方面加以审视，杜甫的确给中国诗歌提供了完美的范例。他对时代风云、山川地貌及家国命运的描述和思考，以及穷而后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追求和诗歌态度，给中国诗歌和世界文学留下了伟大的文化遗产。
2、好诗
好诗让人一见倾情。好诗有三要素：即文化背景、独特发现和对传统的呼吁。
文化背景不是所谓知识的罗列、堆砌和卖弄，相反，诗歌的文化背景排斥、甚至反抗来自知识层面的理性思考，它是诗人在日常里留下的自我印记，清晰、感性、直接，属经验范畴；
独特发现可见证诗人把握事物关系时语言的绝对精准性，需要诗人动用所有的感官去体验，最独特的发现，当属心灵和智性层面；
而现代汉语伴随时代更迭发展至今，对传统的呼吁已非简单地守旧抱残。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一口现成的陶瓷瓦罐，等待继承和传递。传统需要更新和创造，才能成为传统。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语境出发，诗歌门类对传统的呼吁，只能通过反叛、冒犯甚至破坏、捣毁等一系列语词的暴动与革命，才能有效地呼吁传统，建立新的语言秩序。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已书就诗歌的榜样，比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已于十九世纪，规范了现代诗歌叙事和抒情的法则。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时下的小圈子相互吹捧的那种好，好诗是阅读经验的结果，好诗没有国境。语言不同，但不妨碍一首诗的好。我们为什么知道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惠特曼、弗罗斯特、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王尔德、叶芝、希尼、巴列霍、吉尔伯特、赖特、勃莱、加里·斯奈德、拉金、毕晓普、奥登、米沃什、沃尔科特、沃伦……的诗好，因为阅读比较后给我们的经验。
阅读与比较，可以建立诗歌的尺度。这个尺度无法定义和概念化与规范化。
好诗必须面对具体的诗才能确立。具体的好诗标准，从我个人经验出发，是《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以来的那种好，是庞德、哈罗德·布卢姆们和蘅塘退士选出来的那种好，是诗歌、诗人命运、读者与时光的筛选和共谋，不是时下各种利益交换后妥协的产物。
简单地说，好诗是能激发读者想象的语言艺术，具有和经典比肩或挤入经典的力量。
3、传统
谈论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其实是谈论现代汉语诗遭受的压力。
谈论现代汉语诗歌遭受的压力，不得不回望这样一个让人气短的历史：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首先发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的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鲁黎、牛汉、曾卓……等，也包括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现代汉语诗的先贤和闯将们建立起来的汉语尺度和法则，以及一系列凝结着诗人情感的文本。
不可否认，这种不成熟和不成型的现代汉语诗歌传统，与古典诗歌有着血肉关系，比如，与《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等的联系。单以徐志摩与戴望舒《雨巷》的音乐性和意象的典雅，我们就能感知古典诗歌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当然，白居易是非常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古典诗人，从《长恨歌》、《琵琶行》等杰出文本里，我們发现白居易以一己之力，早在盛唐就把白描、以物观物、零度叙事等现代感极强的艺术形式推送到了一定的高度。
现代汉语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如同文化的父系和母系对我们造成的压力。而这种来自古典的压力，除了印证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魅力，更重要的是，也说明现代汉语诗从未臣服自身传统的另一面——西方文化霸权，从未在多语境和多文化交织的当下大背景里，迷失自我。
现代汉语诗歌遭受的另一种压力来自翻译作品，即汉译诗。如硬币的两面，厚重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同样厚重的汉译诗歌，构成了时下的现代汉语诗。
多语境、多文化交织碰撞后带给汉语强大的修复力和再生力，是迷人和炫目的。无法想象，现代汉语诗歌如果没有普希金、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弗罗斯特、庞德、艾略特、佩索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奥登、阿什贝利、米沃什、希尼、沃伦、毕肖普、沃尔科特、阿米亥、勃莱……包括垮掉一代的金斯堡、斯奈德、包括卡佛、布考斯基、拉金等带来的新元素和世界文化的冲击，现代汉语诗歌的生长，将是缓慢的，甚至有长时间的停滞。
有了白话文附体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诗歌才得以成形为“新诗”；有了他语种、他文化诗歌汉译的压力，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才得以加速，就像大棚蔬菜因丰富的养料和各种超常的技术而加速生长。而还有另一种养料，就是掌握多语种的现代汉语诗人，可以让诗歌逃离当代语境的追逼，避开传统的巨大压力，建立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
（作者单位：《芳草》杂志社）
责任编辑：子嫣
把杜甫作为现代汉语诗的传统，会让不少人难以理解。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格律体与自由体，杜甫的写作与现代文学在形式上看似处在阴阳两隔的世界，但从诗的艺术形式，以及诗人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现代汉语诗人仍然能够从杜甫找到诗歌的精神和有效的传统。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使诗歌与现实保持血肉联系的同时，显现了语言的绝对准确性。也就是我们对现代诗歌常识性的认识：绝对的抒情只有通过精准的叙事才能完成。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和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上，如果杜甫只写出了那些针砭时弊的诗篇，而没能给后世提供那些在诗性上体现出完美无瑕品质的诗篇，杜甫的伟大将会大打折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穷尽人类想象力的诗歌艺术，是叙事的精准与绝对的抒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伟大艺术。
我曾在一篇短文《三句话》表达过以下想法：没有《秋兴八首》《登高》《江汉》《戏为六绝句》做枕头的杜甫，仅凭《三吏》《三别》留史的杜甫，只能进入元白集团，位列优秀的方阵。而成为文化源头和传统的诗人杜甫，与伟大比肩，替汉语诗歌完成了两种使命，一是精神的完满，即写作一贯保有与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构建了文化基因；二是语言的精准性和绝对性，即通过精准的叙事，抵达了绝对的抒情。（见《朔方》2017第2期）
正是因为杜甫在处理诗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精准与抒情的绝对性，这两个方面的诗歌作品所显现出来的丰富性和活力，才促成了杜甫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从文体上讲，文言文与白话文、格律体与自由体，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但在诗歌存在的意义和诗歌精神来看，诗歌不外乎是从“文”与“道”两个方面完成与世界的沟通。所以，语言的变化并不能改变诗人对世界、生命、审美的诗性理解。在诗歌的理解中，人类的理想、良知、同情、对世界的敬畏，必然是诗歌所要秉持的“道”和“文”。
就诗歌文本、诗歌精神及诗人的人格魅力等方面加以审视，杜甫的确给中国诗歌提供了完美的范例。他对时代风云、山川地貌及家国命运的描述和思考，以及穷而后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追求和诗歌态度，给中国诗歌和世界文学留下了伟大的文化遗产。
2、好诗
好诗让人一见倾情。好诗有三要素：即文化背景、独特发现和对传统的呼吁。
文化背景不是所谓知识的罗列、堆砌和卖弄，相反，诗歌的文化背景排斥、甚至反抗来自知识层面的理性思考，它是诗人在日常里留下的自我印记，清晰、感性、直接，属经验范畴；
独特发现可见证诗人把握事物关系时语言的绝对精准性，需要诗人动用所有的感官去体验，最独特的发现，当属心灵和智性层面；
而现代汉语伴随时代更迭发展至今，对传统的呼吁已非简单地守旧抱残。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一口现成的陶瓷瓦罐，等待继承和传递。传统需要更新和创造，才能成为传统。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语境出发，诗歌门类对传统的呼吁，只能通过反叛、冒犯甚至破坏、捣毁等一系列语词的暴动与革命，才能有效地呼吁传统，建立新的语言秩序。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已书就诗歌的榜样，比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已于十九世纪，规范了现代诗歌叙事和抒情的法则。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时下的小圈子相互吹捧的那种好，好诗是阅读经验的结果，好诗没有国境。语言不同，但不妨碍一首诗的好。我们为什么知道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惠特曼、弗罗斯特、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王尔德、叶芝、希尼、巴列霍、吉尔伯特、赖特、勃莱、加里·斯奈德、拉金、毕晓普、奥登、米沃什、沃尔科特、沃伦……的诗好，因为阅读比较后给我们的经验。
阅读与比较，可以建立诗歌的尺度。这个尺度无法定义和概念化与规范化。
好诗必须面对具体的诗才能确立。具体的好诗标准，从我个人经验出发，是《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以来的那种好，是庞德、哈罗德·布卢姆们和蘅塘退士选出来的那种好，是诗歌、诗人命运、读者与时光的筛选和共谋，不是时下各种利益交换后妥协的产物。
简单地说，好诗是能激发读者想象的语言艺术，具有和经典比肩或挤入经典的力量。
3、传统
谈论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其实是谈论现代汉语诗遭受的压力。
谈论现代汉语诗歌遭受的压力，不得不回望这样一个让人气短的历史：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首先发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的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鲁黎、牛汉、曾卓……等，也包括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现代汉语诗的先贤和闯将们建立起来的汉语尺度和法则，以及一系列凝结着诗人情感的文本。
不可否认，这种不成熟和不成型的现代汉语诗歌传统，与古典诗歌有着血肉关系，比如，与《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等的联系。单以徐志摩与戴望舒《雨巷》的音乐性和意象的典雅，我们就能感知古典诗歌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当然，白居易是非常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古典诗人，从《长恨歌》、《琵琶行》等杰出文本里，我們发现白居易以一己之力，早在盛唐就把白描、以物观物、零度叙事等现代感极强的艺术形式推送到了一定的高度。
现代汉语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如同文化的父系和母系对我们造成的压力。而这种来自古典的压力，除了印证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魅力，更重要的是，也说明现代汉语诗从未臣服自身传统的另一面——西方文化霸权，从未在多语境和多文化交织的当下大背景里，迷失自我。
现代汉语诗歌遭受的另一种压力来自翻译作品，即汉译诗。如硬币的两面，厚重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同样厚重的汉译诗歌，构成了时下的现代汉语诗。
多语境、多文化交织碰撞后带给汉语强大的修复力和再生力，是迷人和炫目的。无法想象，现代汉语诗歌如果没有普希金、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弗罗斯特、庞德、艾略特、佩索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奥登、阿什贝利、米沃什、希尼、沃伦、毕肖普、沃尔科特、阿米亥、勃莱……包括垮掉一代的金斯堡、斯奈德、包括卡佛、布考斯基、拉金等带来的新元素和世界文化的冲击，现代汉语诗歌的生长，将是缓慢的，甚至有长时间的停滞。
有了白话文附体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诗歌才得以成形为“新诗”；有了他语种、他文化诗歌汉译的压力，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才得以加速，就像大棚蔬菜因丰富的养料和各种超常的技术而加速生长。而还有另一种养料，就是掌握多语种的现代汉语诗人，可以让诗歌逃离当代语境的追逼，避开传统的巨大压力，建立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
（作者单位：《芳草》杂志社）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