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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师一样，
也喜欢捡瓷片
钱伟鹏是张浦生的学生，也是海内外文博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为这次《片瓷山房师生收藏陶瓷展》花了不少心血，并拿出自己收藏的十多件珍稀瓷器参展。开展前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回忆：
“1982年的秋天，张浦生先生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身体不好的他恰巧与我母亲同住扬州苏北医院病房。有天，我去探候母亲，她告诉我，今天张老师拿着一块瓷片对我说，他捡到了一片大明成化年款的青花秋葵纹碗底。说这是一个国宝级的标本，太稀罕了！边说边笑的像小孩子一样。我想先生有这样的坦荡率真的胸怀，还会把什么挫折放在心里呢？
大约在1986年的一个深秋，我到南京博物院顺便到先生家去，师母告诉我，先生一早就去了明故宫工地。当时秋风正夹着细雨，我撑着伞找遍工地，仍不见先生的身影。正准备离去，蓦然回首，却见对面的一个大土堆上，蹲着一个孤独的身影，那不就是捡拾瓷片的浦生先生吗？他蹲下去又站起来，全然不顾风雨交加，更不知我的到来。我鼻子一酸，随即又感到了心灵上的一种震撼。这一个孤独的身影，不就是一副上下求索、苦苦寻求真谛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格剪影吗？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面對记者的提问，这位壮硕的男子汉居然有点动情了。“我跟先生三十多年了，如今先生的弟子已遍及四大洲，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闻名遐迩的‘张青花’，先生的‘张氏教学法’也已成为古陶瓷鉴定学术上的一种经典教学模式。”
钱伟鹏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扬州文物商店工作的，一开始跟店里的老师傅学鉴定知识，也喜欢跑东跑西捡瓷片。扬州曾是繁华的古都，又是商人的聚集之地，历经战火洗礼，地下留下了丰厚的遗存，捡瓷片、研究瓷片成了他学习鉴定的方便法门，为此还磨破了几十双跑鞋。
1982年拜张浦生先生为师后，钱伟鹏捡瓷片开始有了系统性。每天下班花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地去捡，捡回来用放大镜看，看它的断面，梳理、鉴定瓷片的年代、品种和窑口。也常常与店里的完整器进行比较，加深印象，积累经验。
唐代青花瓷片，
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1982年钱伟鹏参加了在杭州的华东地区文物鉴定培训班，对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第二年，他在扬州建筑工地上捡到了一块青花瓷器的残片，那是个碗底，一看白底上绘有青花，那种青花图案与明清瓷器上常见的不同，有西域文化的特征，属于波斯几何图案。再看碗底，圈足表明是唐代典型的玉璧底，心中一阵狂喜，它应该是唐代青花啊！他把这块瓷片带到培训班给大家看，一下子群情振奋。
后来他请教了前来扬州讲课的中国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冯先生认为事实上，在出土的巩县窑器物表现上其实已经出现了青花图案，北方窑口使用西域进口的钴蓝料是事实。在唐代的地层下面也挖到过有蓝釉的残器，还发现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泛着蛤蜊光，这说明扬州作为唐代的贸易大港，曾有许多阿拉伯商人集聚，是通向全球的瓷器集散地，还有许多日本人、高丽人在这里做生意，将中国文化带回去，影响至今。扬州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没有因此衰落，不过历次战争的影响也是有的，扬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屡经战火焚毁，毁后重建，所以地层文物丰富是有道理的。
钱伟鹏捡到的这块唐代青花玉璧底大碗残片改写了历史。
1984年，钱伟鹏出任扬州市文物商店副经理，短短几年便以出众的专业眼光和经营才能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扬州文物商店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交易中心之一。做企业的，追求营业额和利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文物商店比较另类，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出口古董，为国家创汇。但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被外方所垄断，我国对国际艺术品市场行情所知甚少。当时伦敦有位华侨以两万英镑从上海外贸公司购买到整整五个集装箱的文物。钱伟鹏得知这个消息，胸闷了好几天。“当时我就想，哪天等我们国家强盛了，不靠这种方法创汇就好啦。”他说。
很快，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总量提升极快，在艺术市场这块，国内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好东西终于留在国内了。但钱伟鹏认为还不够，应该从海外去买好东西。
1993年，钱伟鹏被国家文物局选派到英国任驻外文物专家，专职从事中国文物回收工作。当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公司经费也有限，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群雄博弈，钱伟鹏面对动辄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英镑的艺术珍品，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地看它们花落旁家，泪洒英伦。但还是凭借着高超的鉴定力及敏锐的商业嗅觉，靠“捡漏”杀出一条血路，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不仅在伦敦站稳脚跟，并使数件重要国宝文物回流国内。
从香港黑帮手里发现了国宝重器
香港回归前的1994年，钱伟鹏代表公司去香港征集文物，有个人找到他，给他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件造型与功能都很别致的青铜器。钱伟鹏感觉此件东西很不寻常，第二天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尖沙咀一家私人酒楼地下室看货，一听对方谈吐，就明白此人是江湖中人。先吃饭，饭中将青铜大盘拿出来让他们看。果然不一般，青铜器中间立着一只雄性带冠的鸟，四边是四只青蛙四条鱼，雄鸟一转，青蛙和鱼都会跟着旋转，还有三十多个铭文！钱伟鹏等人顿时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青铜器。他断定这是西周时期的“子仲姜”盘，应该是在秦始皇父亲大墓被盗后，先流入澳门，再辗转落地香港。
钱伟鹏表示有意购买这件东西，但先要回去跟单位领导商量一下。谁知道对方拉下脸来说：东西被你们摸过了，就要买下，现在就付钱，不然就不要出这个门！
天下哪里有这种事情？明摆着强行霸道嘛！钱伟鹏有点紧张，但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有关部门的，情急之下他起身拍了桌子：都是扛枪打猎的，有什么不好说的！对方听出话里有话，就放他们走了。
但这件国之重器一定要买回去啊，后来钱伟鹏的朋友通过关系找到香港的黑老大叶先生，了解到卖方是花100万美元买来的，出价1000万美元。谈到最后，叶先生表示，既然国家要，他愿意买下来捐给上海博物馆，只要国家给个奖状就行了。现在这件国宝就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成了举世瞩目的镇馆之宝。 去英国工作之前，钱伟鹏根据文献记载，也认为珐琅彩自康熙时期才开始有。有一次在香港，一个古董商给他看一件东西，他从多方面考察，认为是元代珐琅彩。并当天飞回伦敦向上级报告此事，掛号信一周后才到了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他的另一位老师耿宝昌先生打来电话给钱伟鹏，认为这批东西非常重要，足以改写中国陶瓷史，而且就是从故宫博物院“跑掉的”，吩咐他一定要想办法追回来。钱伟鹏马上飞回北京，并请出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一起去香港，看了实物，洽谈价格，对方提出要100万英镑。当时国家文物局缺少资金，后来有关方面动员了一位台湾商人，谈到72万美元成交。这件元代珐琅彩瓷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瓷器之一。
他以障眼法让海外收藏家败走滑铁卢
在伦敦工作期间，钱伟鹏以自己的学识赢得了海外收藏家的尊重，与多个国际知名鉴定与经营名家结为好友，积累了资本运作的经验，开拓了国际视野。但同时，许多海外收藏家知道他在替中国政府做事，在拍卖会上，只要他看中的东西，大家就一个劲地抬价，不让他买走。这样下去他就没法捡漏了，后来他就设法躲在幕后。2005年春拍，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预展一件从法国某贵族家中征集来的中国青花大碗，画有狮子戏球图案，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拍卖行以为这是清仿宣德官窑，注明年份为“19世纪”，标价才350至400英镑，随手放在展柜下层。钱伟鹏一看，这分明是明代成化窑的嘛，拍卖行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等到正式开拍那天，他请一位留学生出面举牌，事先给他划了条底线：5万英镑。起叫后，场内所有买家都以为这是清代的东西，反响并不热烈，一直叫到4万多英镑，场内剩下两位竞标者，钱伟鹏的替身和另一个买家。这位买家就是拍下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的英国古董商人朱塞佩·埃斯凯纳齐，但这位老兄看到自己与一位陌生的小青年在搏杀，也有点吃不准了，最后选择了放弃，由钱伟鹏的替身以5.2万英镑购得。落槌之后钱伟鹏马上从门外走进去，与财务人员接洽填写支票，此时场内所有买家都将脸转向他：原来是钱先生在拍这件东西，那应该是成化官窑无疑。
要知道，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拥有一件成化官窑器是许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事！拍卖结束后，马上有人表示愿出700万人民币，请钱伟鹏转让，他当然不会答应。
艺术与金融联手创造奇迹
1997年，钱伟鹏与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合同期满后，又被英国奥林匹亚古董检查委员会主席Peter Wain聘为高级顾问，并同时兼任多个英美顶级艺术机构的顾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许多欧美收藏家，包括艺术机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恐慌性抛售藏器，大量艺术珍宝低价涌向市场，敏感的钱伟鹏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艺术品投资机遇。但有些事情不便政府出面，动用民间资本来做可能更合适。于是他与几个同好朋友着手组建私人博物馆，2009年在北京光华路五号创建了天物艺术馆，钱伟鹏出任馆长。2010年10月，钱伟鹏与淳大集团主席柳志伟共同创立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半年后，公司又在浦东淳大万丽酒店五楼建立了上海天物馆。不久，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也加盟进来了，他们就以个人投资和基金招募的方式筹集了超过8亿人民币，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在数年之内从海外购入800余件明清官窑瓷器珍品，其中不乏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品”，有些品种甚至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空白。
按照通俗的理解，天物馆是进行金融与艺术动作的平台，钱伟鹏及合伙人通过在海外征集文物和古董等艺术品，然后在国内出让，由此获得资金回报。
不过钱伟鹏对记者强调：“一，我们是价值发现者。我们在全世界寻找原本属于中国的宝贝，我们的目标是明清两代的官窑器，现在世界上约有70万人在收明清官窑瓷器。因为明清官窑瓷器，是至今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品牌，代表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的水平，从明朝洪武到清代宣统，不过542年，这些瓷器都是先由宫廷画师画出来，再烧到瓷器上，达到图案和瓷器的完美结合。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明清官窑瓷器就能卖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市场上属于硬通货。二，我们是收藏家的代理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确保我们的眼光精准而且可靠，还能够把握机会，占据先机。我们获得的利润是用知识换来的。三，我们的运作是规矩的，90%以上是从可靠的拍卖行里获得，来路可靠，传承有序，避免麻烦，全世界大的拍卖会都会参加，虽然大家都是行家，但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的东西理解更深更透，有特殊感情，心有灵犀，一见钟情，更容易捡到漏。”
“比如永宣青花官窑，全世界一共只有5500件，其中4000件左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1000件左右在世界其他各博物馆；在私人手上，属于可流动性质的大概只有500件左右。而2010年到2011年间，天物馆就购买了25件，占全世界可流通量的5%。”钱伟鹏对记者说。
据了解，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项运作的回报率在12%至15%。钱伟鹏认为，好的艺术品在手上“捂”得时间越长，回报率就越高，但对资金来说压力也更大。
也喜欢捡瓷片
钱伟鹏是张浦生的学生，也是海内外文博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为这次《片瓷山房师生收藏陶瓷展》花了不少心血，并拿出自己收藏的十多件珍稀瓷器参展。开展前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回忆：
“1982年的秋天，张浦生先生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身体不好的他恰巧与我母亲同住扬州苏北医院病房。有天，我去探候母亲，她告诉我，今天张老师拿着一块瓷片对我说，他捡到了一片大明成化年款的青花秋葵纹碗底。说这是一个国宝级的标本，太稀罕了！边说边笑的像小孩子一样。我想先生有这样的坦荡率真的胸怀，还会把什么挫折放在心里呢？
大约在1986年的一个深秋，我到南京博物院顺便到先生家去，师母告诉我，先生一早就去了明故宫工地。当时秋风正夹着细雨，我撑着伞找遍工地，仍不见先生的身影。正准备离去，蓦然回首，却见对面的一个大土堆上，蹲着一个孤独的身影，那不就是捡拾瓷片的浦生先生吗？他蹲下去又站起来，全然不顾风雨交加，更不知我的到来。我鼻子一酸，随即又感到了心灵上的一种震撼。这一个孤独的身影，不就是一副上下求索、苦苦寻求真谛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格剪影吗？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面對记者的提问，这位壮硕的男子汉居然有点动情了。“我跟先生三十多年了，如今先生的弟子已遍及四大洲，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闻名遐迩的‘张青花’，先生的‘张氏教学法’也已成为古陶瓷鉴定学术上的一种经典教学模式。”
钱伟鹏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扬州文物商店工作的，一开始跟店里的老师傅学鉴定知识，也喜欢跑东跑西捡瓷片。扬州曾是繁华的古都，又是商人的聚集之地，历经战火洗礼，地下留下了丰厚的遗存，捡瓷片、研究瓷片成了他学习鉴定的方便法门，为此还磨破了几十双跑鞋。
1982年拜张浦生先生为师后，钱伟鹏捡瓷片开始有了系统性。每天下班花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地去捡，捡回来用放大镜看，看它的断面，梳理、鉴定瓷片的年代、品种和窑口。也常常与店里的完整器进行比较，加深印象，积累经验。
唐代青花瓷片，
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1982年钱伟鹏参加了在杭州的华东地区文物鉴定培训班，对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第二年，他在扬州建筑工地上捡到了一块青花瓷器的残片，那是个碗底，一看白底上绘有青花，那种青花图案与明清瓷器上常见的不同，有西域文化的特征，属于波斯几何图案。再看碗底，圈足表明是唐代典型的玉璧底，心中一阵狂喜，它应该是唐代青花啊！他把这块瓷片带到培训班给大家看，一下子群情振奋。
后来他请教了前来扬州讲课的中国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冯先生认为事实上，在出土的巩县窑器物表现上其实已经出现了青花图案，北方窑口使用西域进口的钴蓝料是事实。在唐代的地层下面也挖到过有蓝釉的残器，还发现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泛着蛤蜊光，这说明扬州作为唐代的贸易大港，曾有许多阿拉伯商人集聚，是通向全球的瓷器集散地，还有许多日本人、高丽人在这里做生意，将中国文化带回去，影响至今。扬州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没有因此衰落，不过历次战争的影响也是有的，扬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屡经战火焚毁，毁后重建，所以地层文物丰富是有道理的。
钱伟鹏捡到的这块唐代青花玉璧底大碗残片改写了历史。
1984年，钱伟鹏出任扬州市文物商店副经理，短短几年便以出众的专业眼光和经营才能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扬州文物商店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交易中心之一。做企业的，追求营业额和利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文物商店比较另类，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出口古董，为国家创汇。但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被外方所垄断，我国对国际艺术品市场行情所知甚少。当时伦敦有位华侨以两万英镑从上海外贸公司购买到整整五个集装箱的文物。钱伟鹏得知这个消息，胸闷了好几天。“当时我就想，哪天等我们国家强盛了，不靠这种方法创汇就好啦。”他说。
很快，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总量提升极快，在艺术市场这块，国内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好东西终于留在国内了。但钱伟鹏认为还不够，应该从海外去买好东西。
1993年，钱伟鹏被国家文物局选派到英国任驻外文物专家，专职从事中国文物回收工作。当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公司经费也有限，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群雄博弈，钱伟鹏面对动辄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英镑的艺术珍品，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地看它们花落旁家，泪洒英伦。但还是凭借着高超的鉴定力及敏锐的商业嗅觉，靠“捡漏”杀出一条血路，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不仅在伦敦站稳脚跟，并使数件重要国宝文物回流国内。
从香港黑帮手里发现了国宝重器
香港回归前的1994年，钱伟鹏代表公司去香港征集文物，有个人找到他，给他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件造型与功能都很别致的青铜器。钱伟鹏感觉此件东西很不寻常，第二天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尖沙咀一家私人酒楼地下室看货，一听对方谈吐，就明白此人是江湖中人。先吃饭，饭中将青铜大盘拿出来让他们看。果然不一般，青铜器中间立着一只雄性带冠的鸟，四边是四只青蛙四条鱼，雄鸟一转，青蛙和鱼都会跟着旋转，还有三十多个铭文！钱伟鹏等人顿时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青铜器。他断定这是西周时期的“子仲姜”盘，应该是在秦始皇父亲大墓被盗后，先流入澳门，再辗转落地香港。
钱伟鹏表示有意购买这件东西，但先要回去跟单位领导商量一下。谁知道对方拉下脸来说：东西被你们摸过了，就要买下，现在就付钱，不然就不要出这个门！
天下哪里有这种事情？明摆着强行霸道嘛！钱伟鹏有点紧张，但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有关部门的，情急之下他起身拍了桌子：都是扛枪打猎的，有什么不好说的！对方听出话里有话，就放他们走了。
但这件国之重器一定要买回去啊，后来钱伟鹏的朋友通过关系找到香港的黑老大叶先生，了解到卖方是花100万美元买来的，出价1000万美元。谈到最后，叶先生表示，既然国家要，他愿意买下来捐给上海博物馆，只要国家给个奖状就行了。现在这件国宝就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成了举世瞩目的镇馆之宝。 去英国工作之前，钱伟鹏根据文献记载，也认为珐琅彩自康熙时期才开始有。有一次在香港，一个古董商给他看一件东西，他从多方面考察，认为是元代珐琅彩。并当天飞回伦敦向上级报告此事，掛号信一周后才到了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他的另一位老师耿宝昌先生打来电话给钱伟鹏，认为这批东西非常重要，足以改写中国陶瓷史，而且就是从故宫博物院“跑掉的”，吩咐他一定要想办法追回来。钱伟鹏马上飞回北京，并请出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一起去香港，看了实物，洽谈价格，对方提出要100万英镑。当时国家文物局缺少资金，后来有关方面动员了一位台湾商人，谈到72万美元成交。这件元代珐琅彩瓷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瓷器之一。
他以障眼法让海外收藏家败走滑铁卢
在伦敦工作期间，钱伟鹏以自己的学识赢得了海外收藏家的尊重，与多个国际知名鉴定与经营名家结为好友，积累了资本运作的经验，开拓了国际视野。但同时，许多海外收藏家知道他在替中国政府做事，在拍卖会上，只要他看中的东西，大家就一个劲地抬价，不让他买走。这样下去他就没法捡漏了，后来他就设法躲在幕后。2005年春拍，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预展一件从法国某贵族家中征集来的中国青花大碗，画有狮子戏球图案，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拍卖行以为这是清仿宣德官窑，注明年份为“19世纪”，标价才350至400英镑，随手放在展柜下层。钱伟鹏一看，这分明是明代成化窑的嘛，拍卖行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等到正式开拍那天，他请一位留学生出面举牌，事先给他划了条底线：5万英镑。起叫后，场内所有买家都以为这是清代的东西，反响并不热烈，一直叫到4万多英镑，场内剩下两位竞标者，钱伟鹏的替身和另一个买家。这位买家就是拍下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的英国古董商人朱塞佩·埃斯凯纳齐，但这位老兄看到自己与一位陌生的小青年在搏杀，也有点吃不准了，最后选择了放弃，由钱伟鹏的替身以5.2万英镑购得。落槌之后钱伟鹏马上从门外走进去，与财务人员接洽填写支票，此时场内所有买家都将脸转向他：原来是钱先生在拍这件东西，那应该是成化官窑无疑。
要知道，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拥有一件成化官窑器是许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事！拍卖结束后，马上有人表示愿出700万人民币，请钱伟鹏转让，他当然不会答应。
艺术与金融联手创造奇迹
1997年，钱伟鹏与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合同期满后，又被英国奥林匹亚古董检查委员会主席Peter Wain聘为高级顾问，并同时兼任多个英美顶级艺术机构的顾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许多欧美收藏家，包括艺术机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恐慌性抛售藏器，大量艺术珍宝低价涌向市场，敏感的钱伟鹏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艺术品投资机遇。但有些事情不便政府出面，动用民间资本来做可能更合适。于是他与几个同好朋友着手组建私人博物馆，2009年在北京光华路五号创建了天物艺术馆，钱伟鹏出任馆长。2010年10月，钱伟鹏与淳大集团主席柳志伟共同创立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半年后，公司又在浦东淳大万丽酒店五楼建立了上海天物馆。不久，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也加盟进来了，他们就以个人投资和基金招募的方式筹集了超过8亿人民币，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在数年之内从海外购入800余件明清官窑瓷器珍品，其中不乏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品”，有些品种甚至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空白。
按照通俗的理解，天物馆是进行金融与艺术动作的平台，钱伟鹏及合伙人通过在海外征集文物和古董等艺术品，然后在国内出让，由此获得资金回报。
不过钱伟鹏对记者强调：“一，我们是价值发现者。我们在全世界寻找原本属于中国的宝贝，我们的目标是明清两代的官窑器，现在世界上约有70万人在收明清官窑瓷器。因为明清官窑瓷器，是至今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品牌，代表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的水平，从明朝洪武到清代宣统，不过542年，这些瓷器都是先由宫廷画师画出来，再烧到瓷器上，达到图案和瓷器的完美结合。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明清官窑瓷器就能卖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市场上属于硬通货。二，我们是收藏家的代理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确保我们的眼光精准而且可靠，还能够把握机会，占据先机。我们获得的利润是用知识换来的。三，我们的运作是规矩的，90%以上是从可靠的拍卖行里获得，来路可靠，传承有序，避免麻烦，全世界大的拍卖会都会参加，虽然大家都是行家，但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的东西理解更深更透，有特殊感情，心有灵犀，一见钟情，更容易捡到漏。”
“比如永宣青花官窑，全世界一共只有5500件，其中4000件左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1000件左右在世界其他各博物馆；在私人手上，属于可流动性质的大概只有500件左右。而2010年到2011年间，天物馆就购买了25件，占全世界可流通量的5%。”钱伟鹏对记者说。
据了解，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项运作的回报率在12%至15%。钱伟鹏认为，好的艺术品在手上“捂”得时间越长，回报率就越高，但对资金来说压力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