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微博迅速成长为至关重要的大众媒体。怎么对待微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召开“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希望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公职人员，通过微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妥善回应网上热点，努力引导好社会舆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这也许是技术带动政治变革的一个新例证。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关门决策。如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政府在几乎所有事务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常常成为新闻主角。一旦发生事故，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封锁信息——不仅对民众封锁，也对上级政府封锁，此即“欺上瞒下”。
　　不过，网络技术逐渐改变了这一点。从1990年代末开始，网络媒体开始显示出其大大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地方，那就是信息源之多中心性，与传播之多通路性。借助这些特征，门户网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方政府对媒体的严密控制，论坛给一些公民提供发布信息的渠道。
　　尔后，微博极大地拓宽了这一渠道。随便一个人，只要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成为记者，可以向外界报道他所看到的事情。而只要它确实具有新闻性，很快就会通过指数级别增加的转发，而为整个世界所知。同时，人们就此可以方便地发表简短而有力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快就可以汇集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众舆论。在微博上，一条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信息，只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形成舆论之大潮。
　　由于这些特征，在微博时代，对待舆论的传统思路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政府不可能隐瞒任何公开发生的新闻事件。第二，舆论形成的时间极快，声势也极为浩大。这两点，在温州钱运会事件、在温州动车事故、在上海地铁事故等诸多事件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基本上是通过微博来实时掌握事件最新进展的。据此，网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这些判断迅速传播。由此，对于事件，人们会迅速形成某种见解。这些见解构成了人们接受政府发布之信息的先入之见，人们将据此判断政府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因此，微博时代，民众与政府对信息之主动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颠倒，有些时候，政府获知信息的时间比网民还要晚。
　　信息权力倒转格局对政府当然构成了巨大压力。对于公众舆论，政府不能不做出反应。否则，政府的消极、隐瞒、不作为本身又会引发新一轮批评性公众舆论。那些较有政治责任心的官员，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也就做出回应，不少地方政府和官员也就开始进入微博世界。
　　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目前，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已开设4万多个微博客账户，包括四川成都形成以“成都发布”为中心的政务微博群，江苏省南京市政府新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政务微博群、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政务微博群等党政机关官方微博也相当活跃，它们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并对民众做出积极回应，与公众互动。上海也在积极构建以“上海发布”为中心的政务微博群。可以推测，各地开设政务微博群，将成为一股潮流。
　　也就是说，微博带动各级政府开始更为积极地向公众发布政务信息，更为积极地与民众互动。这样的信息公开有助于公共生活之理性化，这样的互动也可以增强政府的响应性，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
　　当然，微博只是一种信息传播、舆论生成的技术手段而已。过去十几年来，技术新手段确实带动政府部分改变了其行为模式，不过，这种改变远没有达到人们、尤其是活跃在网络上的人们满意的程度，这并不奇怪。真正推动一些制度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可能是技术，而必然是技术之外的因素。这包括政府对现实的正确判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主实现变革的良心与决心。
　　也就是说，对于技术推动治理变革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相反，面对微博带来的些许变化，人们也要警惕以技术升级替代制度变革的倾向。对政府、对民众来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