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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用当年曾在该校任教的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的话说，是“一所不起眼的学校”。虽“不起眼”，但学生和教师中不乏杰出之士。
创办于战火之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1936年建立了国立职业教育制度。不料次年七七事变爆发，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迅速沦于敌手。后方各省职业教育基础原本十分薄弱，随着工厂内迁及国防、民用的急需，培训实用技术人才、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显得特别紧迫。
整个抗战时期，在着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中等专门技术人才以应抗战所需的同时，并没有忽视高层技术人才的养成。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倍感技术人才缺乏，于是在1939年1月份颁发了《特设各种专修科办法要点》，指定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等14所高校开设各项职教专修科，并创办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
1939年1月23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交刘贻燕负责筹办中央技专。经查勘与联系后，决定校址设于乐山。2月21日登报招生，4月24日行课。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先生长子叶至善（小墨）就报考了该校，据其回忆：
没想到在三月初旬，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搬到乐山来了，校址选定了江云庵，在嘉乐门外岷江边上。父亲和我只当散步去看看，这座破旧的庵堂还在修理。遇到一位老师曹自晏先生，大家就坐在木料堆上谈了起来。原来在计划中，这样的国立专科学校有二十一所：其中的十五所附设于有条件兼顾的大学中，在去年秋季已经开学；剩下制革、造纸、蚕桑、染织、水产、农产制造等六所无所归属，合办成这所技艺专科学校。父亲和我听说是学习生产技术的，都说错不了。过些天技专招生，我报名考上了农产制造科，四月十日开学。
叶圣陶致友人信中也说：“学校送上门来，且系传授实用技能，毕业年限只二年，膳食制服而外无他费，自无不往报到之理。”又有日记曰：“校就江云庵改建，利用大殿外，余皆简单之新屋，布置颇紧凑。”
4月25日，正式成立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办学宗旨为“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之大业”；训练目标十分明确，即“偏重实用”。叶圣陶在1939年4月27日致上海友人信中，对中央技专有如下介绍：
功课并不低于大学，四年之功课赶于两年学完，且比大学为切实，多实验实习。小墨学农产制造，重要功课为化学与微生物学。将来大概能制味精、酒、酱油之类。弟于斯校，以为尚可满意。开发西南，现似在努力。
中央技专在创办之初为二年制，后改为三年。由于投考学生众多，录取的学生亦多，超过原来计划，准备的校舍不够使用。原有食堂不敷应用，就将女生宿舍楼上辟为餐厅。不料1942年11月30日，“伙食团举办牙祭，同学正围着饭桶盛饭之际，忽霹雳一声，楼板自饭桶处破裂，盛饭同學纷纷从裂缝中坠下，饭桶饭桌亦随之滚下，一时秩序大乱，经其他同学施救，将受伤同学用滑竿抬往仁济医院。”就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中央技专容纳了学生数百人，教职员工二百余人。教师中一部分为该校从全国各地聘请的学者，一部分为当时西迁的武汉大学教授兼课。学校进入了全盛时期，享有声誉，青年学子多愿报考就学。学生毕业以后，“技能娴熟，较大学毕业生更强；因在校时，校内外实习切实，有以致之”。
来到岷江边的知名女英雄
中央技专在抗战时期培养学生近700人。抗战胜利后直到1949年，又培养了学生数百人。在这近千名毕业生中，杨惠敏要算最有名的学生了，程千帆回忆中都有提及：
在1940年的2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惠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惠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在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有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我在技专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
据杨惠敏当年的同班同学、1940年3月考进中央技专皮革科的张文薮回忆，“当时杨惠敏正从美国宣传抗日后归国，后由教育部作为特派生插入我校我班，意外地与我成了同学。在课余，我们常去校门外的岷江边谈论学习和工作。面对江水，我问她当年渡河时为何使用蛙式。她告诉我，当时敌机在高空扫射，因而她用蛙式游泳，屏息潜泳，以便使水面上的浪花波动不明显，不致暴露目标。她又说，当时用手抓着国旗游水是不行的，她就将旗帜缠在颈圈上，打了结。哦，她是多么聪明与机警啊！当她爬上阵地时，守军战士一把抓住了她，她速将颈圈上的国旗解下展开，高呼：‘敬爱的战士们！请高悬祖国的旗帜！继续战斗吧！’”
张文薮又说：“我和她在同学中是志同道合的。课余时间，我搞抗敌演剧，她搞抗敌演讲、慰问、空袭救护队等工作。”“我们读书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大门外不远即是岷江，我和杨惠敏常到江边浅滩处学习游泳。游泳时，触景生情，我询问她在当年泅过苏州河向‘四行孤军’献旗的情况，她把经过告诉了我。那时，乐山岷江上还有浮桥，我和杨惠敏在假日常走过浮桥到岷江东岸风景区去游玩。”“杨惠敏与一般女同志不同，她没有什么文质彬彬、苗条娇妍的女性特征。同学们都说她很调皮，好嘻笑在教室里坐不住，乱跑乱跳。但她对同学们都很热情。1940年，郑君里领导的孩子剧团来乐山演出活动，她殷勤地和孩子们接近。我常和她一起去嘉乐门内的教堂里欣赏电影、戏剧及音乐等。”
杨惠敏未毕业就去了香港，受“军统”派遣，营救沦陷区的国府知名人士。由于押运女明星胡蝶的贵重物品时不慎遗失，吃了几年牢狱之苦。后来赴台，在台北谋了一个体育教师的职业，相夫教子，晚年重病成植物人。
技专培育出的科普大师
知名科普作家、出版家叶至善1941年毕业于中央技专农产制造科。 叶至善，笔名于止，江苏苏州人。1938年中学毕业后，因伤寒误了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并不懊恼：“因为发病之前，我已考上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我想如果考进中大，无非在数理化中选一门，将来到底干哪一行，到时候还得拣肥挑瘦；倒不如药专，就此定了终身，也符合父亲对我的希望：生产出一些供别人使用的东西来的原则。”既然以实用技艺为志向，所以中央技专在乐山成立后，叶至善就报考了农产制造科。
叶至善22岁开始跟着父亲叶圣陶学习写作，1942年与其弟妹（至美、至诚）合出过习作集《花萼》，宋云彬作序。1944年又出版《三叶》，朱自清在序文里说的话，可见叶至善在技专是受过扎实的训练：
至善是学科学的，他的写作细密而明确，可见他的训练的切实。《花萼》中《成都盆地的溪沟》和《脚划船》两篇，读起来娓娓有味。本集里《某种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从大自然钻进社会里，见出人格的发展，难得的还是那么细密而明确，《雅安山水人物》里“背子”的描写便是适当的例子。
叶至善从技专毕业后，1945年进入开明书店，为父亲叶圣陶主办的初中生杂志《开明少年》做编辑，开始了给孩子们写科普文章的生涯。他努力揣摩孩子们的口味，注意他们的理解能力与阅读兴趣，用文艺的笔调来写科普，希望使孩子们喜欢读、读得懂。并且避免老师讲课的方式，诱发孩子们一同思考。
1952年编《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著有《失中学的哥哥》《未必佳集》《梦魇》等。晚年叶至善用了近两年时间把父亲《叶圣陶集》25卷重新校对和修改，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40多万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终日伏案，积劳成疾，书一写完就病倒了。叶至善生前说过，叶圣陶集》是他最大的心愿，“如果我走了，就没有人能写了。”藏书家姜德明对《父亲长长的一生》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明明白白的书，没有什么模糊不清的事件或拔高的评价，是儿子一丝不苟对父亲的回忆，充满了深情。”
方心芳的小牛皮箱子
抗战时期，人才集中于大后方。当时技专教师，阵容整齐，学术水平颇高。其中有三位教授后来甚至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们是中国稀土分析之父梁树权、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方心芳、中国病毒学奠基人高尚荫。
方心芳是我国工业生物技术、工业微生物科学的开拓者之一，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生于河南临颍，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由于他的毕业论文得到导师、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魏喦寿的赏识，毕业后便被推荐到设在天津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与菌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35年取得“庚款”资助，到比利时鲁文大学酿造专修科学习，获酿造师称号。此后游学两年，走访四国。抗战爆发时，方心芳正在丹麦，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立即中断了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匆匆赶回祖国。1938年1月到了重庆，一面为黄海内迁作准备，一面开展用甘蔗糖蜜生產酒精作为汽车能源的研究。1938年8月，黄海在四川五通桥建址，方心芳举家来此居住。除了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做研究以外，他还去乐山中央技专教书。据其长女方闻一回忆：“抗战时的五通桥难民云集，物价飞涨，我们的生活都很紧张。河南老家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每日只吃几两粮食……母亲在家里辞退保姆，照顾多病的孩子。父亲两地奔波非常辛苦。但是这种科研、生产、教学兼顾的习惯一直沿用下来。”
方心芳次女方矩生回忆1979年的一个傍晚，全家人聚集在客厅里，聊着早年在四川生活的情景，提到父亲的一个“小牛皮箱子”：
那时父亲有个一尺多长的小牛皮箱子，从不离身。白天提到办公室，晚上带回家放在卧室。箱子里装的是菌种。它们中的一部分是1930年父亲老师魏喦寿教授交给他保藏的菌种，大约有几十株。另一部分是以后数年中，他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各地都注意收集到的菌种。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菌种就寄往江西、两广、新疆等大后方的发酵工厂，在为抗战尽着力。1939年5月，日本鬼子开始实施对四川重庆等广大地区的长达五年的战略轰炸。
父亲说：“那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空袭的警报声一响，我就提起那只小箱子，你妈妈抱起闻闻，就一起往后山上的防空洞跑。”父亲接着说：“昨天在参加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时，回想起四十多年保藏菌种的苦辣酸甜的经历，实难言表。我在发言中讲完在四川五通桥跑警报的这件小事后，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抗战岁月期间，无数学人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科学文化的火种，历尽艰险，乃至甘冒性命之险。方心芳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央技专的师生们皆是典范。
（作者系文史学者）
创办于战火之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1936年建立了国立职业教育制度。不料次年七七事变爆发，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迅速沦于敌手。后方各省职业教育基础原本十分薄弱，随着工厂内迁及国防、民用的急需，培训实用技术人才、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显得特别紧迫。
整个抗战时期，在着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中等专门技术人才以应抗战所需的同时，并没有忽视高层技术人才的养成。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倍感技术人才缺乏，于是在1939年1月份颁发了《特设各种专修科办法要点》，指定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等14所高校开设各项职教专修科，并创办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
1939年1月23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交刘贻燕负责筹办中央技专。经查勘与联系后，决定校址设于乐山。2月21日登报招生，4月24日行课。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先生长子叶至善（小墨）就报考了该校，据其回忆：
没想到在三月初旬，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搬到乐山来了，校址选定了江云庵，在嘉乐门外岷江边上。父亲和我只当散步去看看，这座破旧的庵堂还在修理。遇到一位老师曹自晏先生，大家就坐在木料堆上谈了起来。原来在计划中，这样的国立专科学校有二十一所：其中的十五所附设于有条件兼顾的大学中，在去年秋季已经开学；剩下制革、造纸、蚕桑、染织、水产、农产制造等六所无所归属，合办成这所技艺专科学校。父亲和我听说是学习生产技术的，都说错不了。过些天技专招生，我报名考上了农产制造科，四月十日开学。
叶圣陶致友人信中也说：“学校送上门来，且系传授实用技能，毕业年限只二年，膳食制服而外无他费，自无不往报到之理。”又有日记曰：“校就江云庵改建，利用大殿外，余皆简单之新屋，布置颇紧凑。”
4月25日，正式成立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办学宗旨为“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之大业”；训练目标十分明确，即“偏重实用”。叶圣陶在1939年4月27日致上海友人信中，对中央技专有如下介绍：
功课并不低于大学，四年之功课赶于两年学完，且比大学为切实，多实验实习。小墨学农产制造，重要功课为化学与微生物学。将来大概能制味精、酒、酱油之类。弟于斯校，以为尚可满意。开发西南，现似在努力。
中央技专在创办之初为二年制，后改为三年。由于投考学生众多，录取的学生亦多，超过原来计划，准备的校舍不够使用。原有食堂不敷应用，就将女生宿舍楼上辟为餐厅。不料1942年11月30日，“伙食团举办牙祭，同学正围着饭桶盛饭之际，忽霹雳一声，楼板自饭桶处破裂，盛饭同學纷纷从裂缝中坠下，饭桶饭桌亦随之滚下，一时秩序大乱，经其他同学施救，将受伤同学用滑竿抬往仁济医院。”就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中央技专容纳了学生数百人，教职员工二百余人。教师中一部分为该校从全国各地聘请的学者，一部分为当时西迁的武汉大学教授兼课。学校进入了全盛时期，享有声誉，青年学子多愿报考就学。学生毕业以后，“技能娴熟，较大学毕业生更强；因在校时，校内外实习切实，有以致之”。
来到岷江边的知名女英雄
中央技专在抗战时期培养学生近700人。抗战胜利后直到1949年，又培养了学生数百人。在这近千名毕业生中，杨惠敏要算最有名的学生了，程千帆回忆中都有提及：
在1940年的2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惠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惠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在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有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我在技专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
据杨惠敏当年的同班同学、1940年3月考进中央技专皮革科的张文薮回忆，“当时杨惠敏正从美国宣传抗日后归国，后由教育部作为特派生插入我校我班，意外地与我成了同学。在课余，我们常去校门外的岷江边谈论学习和工作。面对江水，我问她当年渡河时为何使用蛙式。她告诉我，当时敌机在高空扫射，因而她用蛙式游泳，屏息潜泳，以便使水面上的浪花波动不明显，不致暴露目标。她又说，当时用手抓着国旗游水是不行的，她就将旗帜缠在颈圈上，打了结。哦，她是多么聪明与机警啊！当她爬上阵地时，守军战士一把抓住了她，她速将颈圈上的国旗解下展开，高呼：‘敬爱的战士们！请高悬祖国的旗帜！继续战斗吧！’”
张文薮又说：“我和她在同学中是志同道合的。课余时间，我搞抗敌演剧，她搞抗敌演讲、慰问、空袭救护队等工作。”“我们读书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大门外不远即是岷江，我和杨惠敏常到江边浅滩处学习游泳。游泳时，触景生情，我询问她在当年泅过苏州河向‘四行孤军’献旗的情况，她把经过告诉了我。那时，乐山岷江上还有浮桥，我和杨惠敏在假日常走过浮桥到岷江东岸风景区去游玩。”“杨惠敏与一般女同志不同，她没有什么文质彬彬、苗条娇妍的女性特征。同学们都说她很调皮，好嘻笑在教室里坐不住，乱跑乱跳。但她对同学们都很热情。1940年，郑君里领导的孩子剧团来乐山演出活动，她殷勤地和孩子们接近。我常和她一起去嘉乐门内的教堂里欣赏电影、戏剧及音乐等。”
杨惠敏未毕业就去了香港，受“军统”派遣，营救沦陷区的国府知名人士。由于押运女明星胡蝶的贵重物品时不慎遗失，吃了几年牢狱之苦。后来赴台，在台北谋了一个体育教师的职业，相夫教子，晚年重病成植物人。
技专培育出的科普大师
知名科普作家、出版家叶至善1941年毕业于中央技专农产制造科。 叶至善，笔名于止，江苏苏州人。1938年中学毕业后，因伤寒误了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并不懊恼：“因为发病之前，我已考上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我想如果考进中大，无非在数理化中选一门，将来到底干哪一行，到时候还得拣肥挑瘦；倒不如药专，就此定了终身，也符合父亲对我的希望：生产出一些供别人使用的东西来的原则。”既然以实用技艺为志向，所以中央技专在乐山成立后，叶至善就报考了农产制造科。
叶至善22岁开始跟着父亲叶圣陶学习写作，1942年与其弟妹（至美、至诚）合出过习作集《花萼》，宋云彬作序。1944年又出版《三叶》，朱自清在序文里说的话，可见叶至善在技专是受过扎实的训练：
至善是学科学的，他的写作细密而明确，可见他的训练的切实。《花萼》中《成都盆地的溪沟》和《脚划船》两篇，读起来娓娓有味。本集里《某种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从大自然钻进社会里，见出人格的发展，难得的还是那么细密而明确，《雅安山水人物》里“背子”的描写便是适当的例子。
叶至善从技专毕业后，1945年进入开明书店，为父亲叶圣陶主办的初中生杂志《开明少年》做编辑，开始了给孩子们写科普文章的生涯。他努力揣摩孩子们的口味，注意他们的理解能力与阅读兴趣，用文艺的笔调来写科普，希望使孩子们喜欢读、读得懂。并且避免老师讲课的方式，诱发孩子们一同思考。
1952年编《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著有《失中学的哥哥》《未必佳集》《梦魇》等。晚年叶至善用了近两年时间把父亲《叶圣陶集》25卷重新校对和修改，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40多万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终日伏案，积劳成疾，书一写完就病倒了。叶至善生前说过，叶圣陶集》是他最大的心愿，“如果我走了，就没有人能写了。”藏书家姜德明对《父亲长长的一生》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明明白白的书，没有什么模糊不清的事件或拔高的评价，是儿子一丝不苟对父亲的回忆，充满了深情。”
方心芳的小牛皮箱子
抗战时期，人才集中于大后方。当时技专教师，阵容整齐，学术水平颇高。其中有三位教授后来甚至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们是中国稀土分析之父梁树权、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方心芳、中国病毒学奠基人高尚荫。
方心芳是我国工业生物技术、工业微生物科学的开拓者之一，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生于河南临颍，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由于他的毕业论文得到导师、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魏喦寿的赏识，毕业后便被推荐到设在天津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与菌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35年取得“庚款”资助，到比利时鲁文大学酿造专修科学习，获酿造师称号。此后游学两年，走访四国。抗战爆发时，方心芳正在丹麦，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立即中断了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匆匆赶回祖国。1938年1月到了重庆，一面为黄海内迁作准备，一面开展用甘蔗糖蜜生產酒精作为汽车能源的研究。1938年8月，黄海在四川五通桥建址，方心芳举家来此居住。除了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做研究以外，他还去乐山中央技专教书。据其长女方闻一回忆：“抗战时的五通桥难民云集，物价飞涨，我们的生活都很紧张。河南老家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每日只吃几两粮食……母亲在家里辞退保姆，照顾多病的孩子。父亲两地奔波非常辛苦。但是这种科研、生产、教学兼顾的习惯一直沿用下来。”
方心芳次女方矩生回忆1979年的一个傍晚，全家人聚集在客厅里，聊着早年在四川生活的情景，提到父亲的一个“小牛皮箱子”：
那时父亲有个一尺多长的小牛皮箱子，从不离身。白天提到办公室，晚上带回家放在卧室。箱子里装的是菌种。它们中的一部分是1930年父亲老师魏喦寿教授交给他保藏的菌种，大约有几十株。另一部分是以后数年中，他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各地都注意收集到的菌种。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菌种就寄往江西、两广、新疆等大后方的发酵工厂，在为抗战尽着力。1939年5月，日本鬼子开始实施对四川重庆等广大地区的长达五年的战略轰炸。
父亲说：“那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空袭的警报声一响，我就提起那只小箱子，你妈妈抱起闻闻，就一起往后山上的防空洞跑。”父亲接着说：“昨天在参加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时，回想起四十多年保藏菌种的苦辣酸甜的经历，实难言表。我在发言中讲完在四川五通桥跑警报的这件小事后，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抗战岁月期间，无数学人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科学文化的火种，历尽艰险，乃至甘冒性命之险。方心芳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央技专的师生们皆是典范。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