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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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趋势增强,形成一类具有联合国特色的跨领域、综合性全球大议程,如《21世纪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种“大议程化”现象是全球不同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其中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显著,一个由会员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及全球非政府行为体共同组成的议程推动联盟是“大议程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大议程化”在促成最为广泛认同的全球主流价值原则和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框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大议程化”自身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困境,包括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投入不足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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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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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趋势增强,形成一类具有联合国特色的跨领域、综合性全球大议程,如《21世纪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种“大议程化”现象是全球不同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其中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显著,一个由会员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及全球非政府行为体共同组成的议程推动联盟是“大议程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大议程化”在促成最为广泛认同的全球主流价值原则和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框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大议程化”自身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困境,包括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投入不足、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共识与集体行动以及全球协调力和领导力的缺失等。大国竞争的加剧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势力的上升给“大议程化”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大议程化”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其面临的困境更加凸显。但国际社会对大议程的需求依然存在,“大议程化”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存在,中国和多数国家仍然是全球团结与国际合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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