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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西南丝绸之路西夷道的多次实地考察,搜集到大量有关洞经音乐的文字资料和洞经曲谱,经过分析、研究、整理,认为洞经音乐的流传与南丝古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佐证了历史上南丝古道的存在及其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洞经音乐;西南丝绸之路;西夷道;梓潼;大理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3-0019-04
西南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与印度、缅甸唯一的国际商贸通道,在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过极其巨大的作用。它在中国境内,全长2000公里。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详细情况,请见本项目系列研究论文之《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报告》(《音乐探索》2003年第3期)。在考察中,我们搜集到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有关洞经音乐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和洞经曲谱,观看并采录了当地洞经艺人的演奏。本文通过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探讨洞经音乐的流传与南丝古道的密切关系,为历史上南丝古道的存在及其重要历史贡献提供佐证,以求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关于“洞经音乐”
所谓“洞经”,当指《文昌大洞仙经》。
《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说:洞经音乐……因以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为其主要诵唱经文而得名。《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是《文昌大洞仙经》的全称,《大洞仙经》、《洞经》则是简称。可见,“洞经音乐”得名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原为道教礼仪音乐,因其内容为颂唱《大洞仙经》的经文而得名。洞经音乐和《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流传、演变以及“谈经”这种以宗教为内容的表演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谈经”亦称为“做会”,这是一种以宣传宗教教义为内容的讲唱结合的艺术形式。
“谈经”活动一般在关神庙中举行,每次做会大约3天或5天,活动内容主要是通过演奏洞经音乐,向所崇拜的神明圣贤进行礼拜祭祀。洞经音乐包括了吹、拉、弹、打、唱等多种音乐表现手段,主要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称为“经腔”,亦称“经曲”。演唱“经腔”时有两种乐队伴奏形式:一种是用丝竹乐队伴奏,一种是用吹打乐伴奏,多用于开经或收经之时。洞经音乐的器乐部分称为曲牌。根据所用乐器的不同组合,分为大乐曲牌(又称吹牌)、细乐曲牌、锣鼓经曲牌3类。
洞经音乐的曲调十分丰富,每一地区都有独立成套的各类曲调,总计不下数百首。
二、洞经音乐的起源
关于洞经音乐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起源于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等四种观点。雷宏安教授在《文昌祖庭考察记》中提出:“洞经音乐的产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道教音乐的产生和使用。第二,文昌帝君的诞生与崇拜。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与传播。第四,文昌祭典的形成与推广。没有这些条件,洞经音乐就绝对不能产生和推广开来。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宋元之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只有梓潼。”
四川大学王兴平教授在《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中论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传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为《文昌大洞仙经》最早经本,且又出自西蜀,并以西蜀,尤其梓潼的庙事活动为背景,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亦发源于西蜀,起始于南宋乾道年间,可以说与《文昌大洞仙经》同时同地产生。此时虽然尚无‘洞经音乐’之名,乐曲也未必完善,却已实实存在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而为‘洞经音乐’的先声。”
据缪鸾和先生考证,南宋《梦梁录》卷十九社会篇载:“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这是文献记载的四川最早的洞经会活动情况,说明早在南宋时期四川就已经有了祭祀梓潼神的活动,会期是二月初三,这恰与云南洞经会二月初三日文昌圣会同日,而且两地所崇拜的都是梓潼帝君,所祭祀的也都是其诞辰。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四川洞经会与云南洞经会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云南洞经会二月初三的“文昌圣会”来源于四川的祭祀梓潼神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雷宏安、王兴平等学者提出洞经音乐发祥于梓潼的观点是有据可考、站得住脚的。
《南涧县文史资料》、《华坪县文史资料》、《通海县资料》、《大理洞经古乐·序言》等文献亦有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可能是从梓潼传入的。
云南最早的洞经会组织是“叶榆社”和“三元社”,是由大理洞经会的初创人、云南白族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李元阳(曾任大理洞经会第一任会长)及翰林学士赵雪屏在四川大才子杨升庵的支持下,在云南的大理、下关创建的,时间是明代嘉靖九年。而四川梓潼的洞经会组织“文昌会”在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经》“传降”之时就已建立。“传降”于梓潼灵应庙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一《普劝二颂》曰:
听我重言大洞经,斯文玄奥果难名……若能始终勤修诵,共作文昌一会人。
梓潼县图书馆保存有清代刻印的《文昌大洞仙经》和《文昌帝君全书》。《仙经》里附有一张价值珍贵的《苍胡吉宝檀炽钧音之图》。“檀炽钧音”就是《文昌大洞仙经》的经乐,均于南宋乾道四年同时“传降”于四川梓潼七曲山灵应庙(今文昌宫)。“檀炽钧音”也就是洞经音乐的雏形。
从梓潼盛行的文昌庙会——文昌出巡活动中也可以找到梓潼是洞经音乐真正发祥地的证据。文昌会是梓潼人民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天人偕和,疾病有治”的庙会,主要念唱大洞仙经音乐,年年都举行。梓潼人将祭祀文昌帝君使用的音乐称为“大棚音乐”,因这种音乐的演奏主要是在“大棚 ”中进行的。
从四川省梓潼县民间器乐曲集成编委会1988年6月编印的《梓潼县资料集》中,发现了与祭文昌活动有关的50多首乐曲,常用的有40多首。
梓潼县有一批洞经老人和乐队。他们中有建国前亲自参加过文昌庙会乐队“自新斋”乐棚成员。据他们回忆,当时参加庙会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那时梓潼县有40多个斋堂,凡有祭文昌的活动都要奏乐。例如三泉乡天星村的王兴义老人(90岁,已去世),14岁就参加七曲山文昌宫“挽祛社”学习音乐,经常参加庙会演奏。据他说:在祭文昌时,唱哪一部经都有一定的仪程。他家里就珍藏着一部《文昌大洞仙经》。
三、洞经音乐沿南丝古道的南传
洞经音乐经西夷道(牦牛道)传至云南大理,并在大理生根开花。在四川西夷道沿线的西昌、冕宁、会理、攀枝花、盐源等地至今仍有洞经音乐演奏活动存在。在西昌的考察中,我们有了惊喜的发现:西昌礼州洞经音乐传人潘正芬家中收藏的有关礼州洞经音乐资料中,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明代崇祯年间及清代咸丰年间在建昌(西昌)印制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见图1、2)、礼州洞经乐团体“乐善園”的历史及曲谱资料(见附图3),其中的部分乐曲是大理洞经曲谱中所没有的。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恰是洞经音乐沿西南丝绸之路南传的有力佐证。同时,洞经音乐的南传也促进了大理地区与内地文化的交流。它们相互渗透、融合、变异,从而给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洞经音乐正是在这种流变、融合中发展,千姿百态、绚丽多姿。
音乐文化的发展传播总是与文化传统、民族习俗、语言特征、社会背景、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地区,这些因素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产生音乐文化上的互补、交流、引进、吸取、交融、派生、传播,这就使音乐文化发展既表现出趋同的一面,使其具有诸多共性,又因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表现出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的地域文化之个性和特色。因此,洞经音乐发源于四川梓潼,在云南这一片沃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理洞经音乐与发源地梓潼的洞经音乐已大大的不同,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也有很大区别。大理洞经音乐词牌丰富,曲调优美典雅,具有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格,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大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谐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又有以苍山洱海为主体的秀丽空灵的自然景观,因而使得由四川发祥的洞经音乐如活化石一般在大理长期完整地保存下来。直至今天,在大理仍有200多支洞经乐队,有数万人的洞经音乐爱好者,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大理洞经音乐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理市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大理市洞经古乐之乡”。
洞经音乐在明代嘉靖年间传入大理后,嘉靖十三年,大理、下关还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再由大理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向四方广为传播,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以后,大理洞经会还多次派人前往梓潼学习,直至清代。
“宣统已酉年,感应会贡生王联元赴梓潼七曲山谈演文昌洞经,历时三年,回来后主持感应会。”(摘自云南下关《感应会会史》)除此以外,丽江的洞经会也曾派人到梓潼取经,丽江大研洞经会供奉的文昌铜像便是从遥远的七曲山“请”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理洞经音乐的宗教色彩不断被淡化,其娱乐功能却日益突出,逐渐脱离宗教礼仪而独立存在。目前的大理洞经音乐已发展成为熔吹、拉、弹、打、唱为一炉的音乐艺术表演形式。这是大理洞经音乐有别于云南各地的及四川洞经音乐的重要特征。另外,洞经音乐传入大理后,受白族民歌影响,一些白族调也进入了洞经音乐,如《酸辣子》、《蜜蜂过江》等。
考察中我们发现洞经音乐在南丝古道南传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洞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洞经会都十分重视向民间寻觅各种传谱,求索多种新曲,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表演水平,增强自己的音乐特色;同时还发掘吸收各种民间乐器,融进自己的乐队以形成自己的个性,借以区别于其他的乐队。如大理下关三元社传谱的《不谢梅》系汉族古代民歌《苏武牧羊》的改编曲,《忆江南》、《贺新春》等则极具江南民歌风格,显露出鲜明的纳西民族特色的《到春来》、《小白梅》、《八卦》、《一江风》、《到夏来》、《山坡羊》等则系丽江大研洞经会传谱。
由于民族的差异和地区的不同,各地洞经会对于当地或外地民族民间音乐的吸收情况也各不相同。大理洞经会历来就有“每三十年抄旧谱纳新谱,并对下代教授传谱、传礼”的传统,使得大理洞经音乐保存了大量古代曲谱。洞经会这一道教色彩十分浓烈的宗教组织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完整形成以至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大理尊圣会、洪仁会、下关三元会、感应会、里仁会及各村洞经会,都有自己的工尺谱世代相传,保存了大量词牌。如大理下关三元会的《玉振金声》和《意旨薄》洞经音乐曲谱集载,就保存了四百多年来的传谱约二百多曲。这些乐曲中,既有“上清宫”、“天宫颂”等道家音乐,还有“忆金陵”、“瑞雪飞”等民间小调,“大晟乐”等儒家音乐,“蜜蜂过江”、“酸辣子”等白族音乐,“小桃红”、“浪淘沙”、“水龙吟”等唐宋词牌,“南清宫”、“薰风曲”、“普天乐”等宫廷音乐,“小开门”、“忆江南”、“金纽丝”等江南乐曲。
(二)各地洞经会在洞经音乐的南传过程中,一般会根据各自的艺术传统、审美追求以及现实条件,对乐器的选择及组合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大理以中音胡琴为主,昆明以笛子、唢呐为主,丽江以笛子为主,还使用琵琶、浑不似(纳西语称“色古笃”)及芦管(纳西语称波拨)等乐器。
(三)在洞经音乐南传过程中,不断地有一些乐器被接纳增补进乐队之中,另外有一些乐器在乐队中逐渐消失。如元人卫琪作注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绘有一图,名《苍胡吉宝檀炽钧音之图》(见图4)。
图中以独特方式绘出了20多种乐器。其中有笛子、手铃、檀板、铙绕、金钟、磬、钹、箫、鼓、腰鼓、云锣、琵琶、三弦、筝、埙、玉片磬。这与当代梓潼、西昌、攀枝花、盐源、大理、丽江、昆明及云南各地使用乐器有很大差别,与明代、清代也有不小差异。
(四)各地洞经会乐队的编制大同小异。大理洞经会谈演洞经,人员最少为16人,规模大的洞经会,最多可达36人。乐队分文场、武场两组。文场演奏的乐器有:管子、排箫、四胡、芦笙、扬琴、洞箫等。武场演奏的乐器有:堂鼓、磬、木鱼、铜磬、檀板、单皮鼓、云板、云锣、板鼓、碰铃、拍板、摇铃等。显然,武场乐器丰富多彩,打击乐器占多,从中可见打击乐在洞经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洞经音乐由四川梓潼发祥,沿着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并在云南生根开花,促进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洞经音乐来源于中华大地许多区域的诸多音乐品种,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积淀融合而成。洞经音乐文化植根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既具有中华民族音乐之普遍共性,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民间音乐之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林中的一朵艳丽奇葩。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王兴平,黄枝生,耿薰编.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C]. 成都:巴蜀书社,2004.
[2]尹懋铨,张启龙编.云南洞经音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3]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古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4]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5]吴学源.云南洞经音乐述略[J].中国音乐,2002(1).
[6]赵铨.对大理洞经音乐的一些粗浅认识[J].民族艺术研究,1993(5).
[7]王锋.漫谈大理洞经音乐[J].民族艺术,1995(2).
[8]杨政业.论大理洞经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功能[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7).
关键词:洞经音乐;西南丝绸之路;西夷道;梓潼;大理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3-0019-04
西南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与印度、缅甸唯一的国际商贸通道,在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过极其巨大的作用。它在中国境内,全长2000公里。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详细情况,请见本项目系列研究论文之《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报告》(《音乐探索》2003年第3期)。在考察中,我们搜集到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有关洞经音乐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和洞经曲谱,观看并采录了当地洞经艺人的演奏。本文通过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探讨洞经音乐的流传与南丝古道的密切关系,为历史上南丝古道的存在及其重要历史贡献提供佐证,以求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关于“洞经音乐”
所谓“洞经”,当指《文昌大洞仙经》。
《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说:洞经音乐……因以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为其主要诵唱经文而得名。《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是《文昌大洞仙经》的全称,《大洞仙经》、《洞经》则是简称。可见,“洞经音乐”得名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原为道教礼仪音乐,因其内容为颂唱《大洞仙经》的经文而得名。洞经音乐和《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流传、演变以及“谈经”这种以宗教为内容的表演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谈经”亦称为“做会”,这是一种以宣传宗教教义为内容的讲唱结合的艺术形式。
“谈经”活动一般在关神庙中举行,每次做会大约3天或5天,活动内容主要是通过演奏洞经音乐,向所崇拜的神明圣贤进行礼拜祭祀。洞经音乐包括了吹、拉、弹、打、唱等多种音乐表现手段,主要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称为“经腔”,亦称“经曲”。演唱“经腔”时有两种乐队伴奏形式:一种是用丝竹乐队伴奏,一种是用吹打乐伴奏,多用于开经或收经之时。洞经音乐的器乐部分称为曲牌。根据所用乐器的不同组合,分为大乐曲牌(又称吹牌)、细乐曲牌、锣鼓经曲牌3类。
洞经音乐的曲调十分丰富,每一地区都有独立成套的各类曲调,总计不下数百首。
二、洞经音乐的起源
关于洞经音乐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起源于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等四种观点。雷宏安教授在《文昌祖庭考察记》中提出:“洞经音乐的产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道教音乐的产生和使用。第二,文昌帝君的诞生与崇拜。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与传播。第四,文昌祭典的形成与推广。没有这些条件,洞经音乐就绝对不能产生和推广开来。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宋元之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只有梓潼。”
四川大学王兴平教授在《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中论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传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为《文昌大洞仙经》最早经本,且又出自西蜀,并以西蜀,尤其梓潼的庙事活动为背景,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亦发源于西蜀,起始于南宋乾道年间,可以说与《文昌大洞仙经》同时同地产生。此时虽然尚无‘洞经音乐’之名,乐曲也未必完善,却已实实存在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而为‘洞经音乐’的先声。”
据缪鸾和先生考证,南宋《梦梁录》卷十九社会篇载:“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这是文献记载的四川最早的洞经会活动情况,说明早在南宋时期四川就已经有了祭祀梓潼神的活动,会期是二月初三,这恰与云南洞经会二月初三日文昌圣会同日,而且两地所崇拜的都是梓潼帝君,所祭祀的也都是其诞辰。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四川洞经会与云南洞经会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云南洞经会二月初三的“文昌圣会”来源于四川的祭祀梓潼神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雷宏安、王兴平等学者提出洞经音乐发祥于梓潼的观点是有据可考、站得住脚的。
《南涧县文史资料》、《华坪县文史资料》、《通海县资料》、《大理洞经古乐·序言》等文献亦有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可能是从梓潼传入的。
云南最早的洞经会组织是“叶榆社”和“三元社”,是由大理洞经会的初创人、云南白族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李元阳(曾任大理洞经会第一任会长)及翰林学士赵雪屏在四川大才子杨升庵的支持下,在云南的大理、下关创建的,时间是明代嘉靖九年。而四川梓潼的洞经会组织“文昌会”在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经》“传降”之时就已建立。“传降”于梓潼灵应庙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一《普劝二颂》曰:
听我重言大洞经,斯文玄奥果难名……若能始终勤修诵,共作文昌一会人。
梓潼县图书馆保存有清代刻印的《文昌大洞仙经》和《文昌帝君全书》。《仙经》里附有一张价值珍贵的《苍胡吉宝檀炽钧音之图》。“檀炽钧音”就是《文昌大洞仙经》的经乐,均于南宋乾道四年同时“传降”于四川梓潼七曲山灵应庙(今文昌宫)。“檀炽钧音”也就是洞经音乐的雏形。
从梓潼盛行的文昌庙会——文昌出巡活动中也可以找到梓潼是洞经音乐真正发祥地的证据。文昌会是梓潼人民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天人偕和,疾病有治”的庙会,主要念唱大洞仙经音乐,年年都举行。梓潼人将祭祀文昌帝君使用的音乐称为“大棚音乐”,因这种音乐的演奏主要是在“大棚 ”中进行的。
从四川省梓潼县民间器乐曲集成编委会1988年6月编印的《梓潼县资料集》中,发现了与祭文昌活动有关的50多首乐曲,常用的有40多首。
梓潼县有一批洞经老人和乐队。他们中有建国前亲自参加过文昌庙会乐队“自新斋”乐棚成员。据他们回忆,当时参加庙会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那时梓潼县有40多个斋堂,凡有祭文昌的活动都要奏乐。例如三泉乡天星村的王兴义老人(90岁,已去世),14岁就参加七曲山文昌宫“挽祛社”学习音乐,经常参加庙会演奏。据他说:在祭文昌时,唱哪一部经都有一定的仪程。他家里就珍藏着一部《文昌大洞仙经》。
三、洞经音乐沿南丝古道的南传
洞经音乐经西夷道(牦牛道)传至云南大理,并在大理生根开花。在四川西夷道沿线的西昌、冕宁、会理、攀枝花、盐源等地至今仍有洞经音乐演奏活动存在。在西昌的考察中,我们有了惊喜的发现:西昌礼州洞经音乐传人潘正芬家中收藏的有关礼州洞经音乐资料中,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明代崇祯年间及清代咸丰年间在建昌(西昌)印制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见图1、2)、礼州洞经乐团体“乐善園”的历史及曲谱资料(见附图3),其中的部分乐曲是大理洞经曲谱中所没有的。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恰是洞经音乐沿西南丝绸之路南传的有力佐证。同时,洞经音乐的南传也促进了大理地区与内地文化的交流。它们相互渗透、融合、变异,从而给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洞经音乐正是在这种流变、融合中发展,千姿百态、绚丽多姿。
音乐文化的发展传播总是与文化传统、民族习俗、语言特征、社会背景、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地区,这些因素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产生音乐文化上的互补、交流、引进、吸取、交融、派生、传播,这就使音乐文化发展既表现出趋同的一面,使其具有诸多共性,又因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发展表现出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的地域文化之个性和特色。因此,洞经音乐发源于四川梓潼,在云南这一片沃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理洞经音乐与发源地梓潼的洞经音乐已大大的不同,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也有很大区别。大理洞经音乐词牌丰富,曲调优美典雅,具有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格,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大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谐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又有以苍山洱海为主体的秀丽空灵的自然景观,因而使得由四川发祥的洞经音乐如活化石一般在大理长期完整地保存下来。直至今天,在大理仍有200多支洞经乐队,有数万人的洞经音乐爱好者,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大理洞经音乐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理市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大理市洞经古乐之乡”。
洞经音乐在明代嘉靖年间传入大理后,嘉靖十三年,大理、下关还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再由大理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向四方广为传播,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以后,大理洞经会还多次派人前往梓潼学习,直至清代。
“宣统已酉年,感应会贡生王联元赴梓潼七曲山谈演文昌洞经,历时三年,回来后主持感应会。”(摘自云南下关《感应会会史》)除此以外,丽江的洞经会也曾派人到梓潼取经,丽江大研洞经会供奉的文昌铜像便是从遥远的七曲山“请”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理洞经音乐的宗教色彩不断被淡化,其娱乐功能却日益突出,逐渐脱离宗教礼仪而独立存在。目前的大理洞经音乐已发展成为熔吹、拉、弹、打、唱为一炉的音乐艺术表演形式。这是大理洞经音乐有别于云南各地的及四川洞经音乐的重要特征。另外,洞经音乐传入大理后,受白族民歌影响,一些白族调也进入了洞经音乐,如《酸辣子》、《蜜蜂过江》等。
考察中我们发现洞经音乐在南丝古道南传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洞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洞经会都十分重视向民间寻觅各种传谱,求索多种新曲,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表演水平,增强自己的音乐特色;同时还发掘吸收各种民间乐器,融进自己的乐队以形成自己的个性,借以区别于其他的乐队。如大理下关三元社传谱的《不谢梅》系汉族古代民歌《苏武牧羊》的改编曲,《忆江南》、《贺新春》等则极具江南民歌风格,显露出鲜明的纳西民族特色的《到春来》、《小白梅》、《八卦》、《一江风》、《到夏来》、《山坡羊》等则系丽江大研洞经会传谱。
由于民族的差异和地区的不同,各地洞经会对于当地或外地民族民间音乐的吸收情况也各不相同。大理洞经会历来就有“每三十年抄旧谱纳新谱,并对下代教授传谱、传礼”的传统,使得大理洞经音乐保存了大量古代曲谱。洞经会这一道教色彩十分浓烈的宗教组织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完整形成以至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大理尊圣会、洪仁会、下关三元会、感应会、里仁会及各村洞经会,都有自己的工尺谱世代相传,保存了大量词牌。如大理下关三元会的《玉振金声》和《意旨薄》洞经音乐曲谱集载,就保存了四百多年来的传谱约二百多曲。这些乐曲中,既有“上清宫”、“天宫颂”等道家音乐,还有“忆金陵”、“瑞雪飞”等民间小调,“大晟乐”等儒家音乐,“蜜蜂过江”、“酸辣子”等白族音乐,“小桃红”、“浪淘沙”、“水龙吟”等唐宋词牌,“南清宫”、“薰风曲”、“普天乐”等宫廷音乐,“小开门”、“忆江南”、“金纽丝”等江南乐曲。
(二)各地洞经会在洞经音乐的南传过程中,一般会根据各自的艺术传统、审美追求以及现实条件,对乐器的选择及组合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大理以中音胡琴为主,昆明以笛子、唢呐为主,丽江以笛子为主,还使用琵琶、浑不似(纳西语称“色古笃”)及芦管(纳西语称波拨)等乐器。
(三)在洞经音乐南传过程中,不断地有一些乐器被接纳增补进乐队之中,另外有一些乐器在乐队中逐渐消失。如元人卫琪作注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绘有一图,名《苍胡吉宝檀炽钧音之图》(见图4)。
图中以独特方式绘出了20多种乐器。其中有笛子、手铃、檀板、铙绕、金钟、磬、钹、箫、鼓、腰鼓、云锣、琵琶、三弦、筝、埙、玉片磬。这与当代梓潼、西昌、攀枝花、盐源、大理、丽江、昆明及云南各地使用乐器有很大差别,与明代、清代也有不小差异。
(四)各地洞经会乐队的编制大同小异。大理洞经会谈演洞经,人员最少为16人,规模大的洞经会,最多可达36人。乐队分文场、武场两组。文场演奏的乐器有:管子、排箫、四胡、芦笙、扬琴、洞箫等。武场演奏的乐器有:堂鼓、磬、木鱼、铜磬、檀板、单皮鼓、云板、云锣、板鼓、碰铃、拍板、摇铃等。显然,武场乐器丰富多彩,打击乐器占多,从中可见打击乐在洞经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洞经音乐由四川梓潼发祥,沿着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并在云南生根开花,促进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洞经音乐来源于中华大地许多区域的诸多音乐品种,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积淀融合而成。洞经音乐文化植根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既具有中华民族音乐之普遍共性,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民间音乐之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林中的一朵艳丽奇葩。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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