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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种类繁多，可谓争奇斗艳，无论是青花的淡描雅致，还是五彩的姹紫嫣红，都无时无刻不向世人展示那美妙的身姿，诉说那令人心动的美丽传说。在众多种类中，“釉里红”作为中国瓷坛的一枝奇葩，以其红白相映的独特魅力受到青睐，历来被视为瓷中珍品。
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见图1）。碗高10厘米，口径20.3厘米，口微撇，深腹，圈足。碗体内外均施釉，纹饰以釉里红彩描绘。碗外壁绘缠枝牡丹纹，内底绘折枝牡丹纹，内壁则绘缠枝菊花纹，内外口沿及圈足以釉里红描回纹装饰，整体造型大气浑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无论从纹饰还是造型看，都具有元末明初的时代特点。既有不同于元代（参见图2，元代釉里红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地方，又有别于永、宣，体现出一种过渡时期的形态特征。首先看它的纹饰。这件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内外共有三种不同的纹饰：回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菊花纹。碗的内外口沿与圈足部分描以回纹装饰。回纹通常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瓷器上，应用非常广泛，是由早期陶器与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而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工艺品如织绣、地毯甚至木雕都采用回纹做边饰或图案。回纹常见有三种样式：单体排列、正反成对相连、连续带状。这件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上的回纹装饰采用的是正反成对相连的样式，俗称“对对回纹”，有“连绵、深长”的寓意。
除此之外，碗的外壁与内底绘缠枝牡丹纹，内壁绘缠枝菊花纹。缠枝纹是以藤蔓卷草变形而成的我国传统纹饰，最早应用于漆器、丝织品，以后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艺品，如金银器、插屏等。到了元代，缠枝纹开始出现在青花瓷上，从此成为中国瓷器中重要的装饰纹样。缠枝纹还可与各种花卉组合成缠枝花卉纹，常见有缠枝牡丹、缠枝莲、缠枝菊、缠枝宝相花等等，均有不同寓意。这件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以缠枝牡丹与缠枝菊花装饰。牡丹是我国的传统特产花卉，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历来为世人所称颂。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那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的千古绝唱。牡丹因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自古便有富贵吉祥的寓意。菊花与牡丹同样是中国十大名花，其栽培历史更是可以追朔到三千多年前。因其象征高洁、长寿，几千年来深受国人喜爱。历史上也有很多与菊花有关的诗词，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黄巢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缠枝纹与牡丹、菊花相结合，体现出永久富贵、生生不息的含义。表现出统治者对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所寄托的一种“万代相传、永享富贵”的美好愿望。
缠枝牡丹与缠枝菊花纹样在元代就已出现，发展到明代洪武时期，无论是花朵还是叶子都在形态的描绘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元代牡丹的叶子一般比较肥厚、宽大，在造型上也显得很规矩。但到了明洪武时期叶子已画得较为细瘦，在造型表现上也远较元代随意、纤细。这时期的菊花纹则更具时代特点，造型通常为扁椭圆型，勾勒出轮廓后在花瓣内填色，但并不填满，且花心通常绘成网格状，形成洪武时期特有的菊花纹饰。
其次看它的造型。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高10厘米，口径20.3厘米，口微撇，深腹，圈足，给人以敦实之感。这种造型的碗在同时期也有用青花装饰的，俗称“墩子碗”。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洪武瓷器的造型继承元代的特点，形成自身粗犷拙实的风格，但又不同于元代的厚重粗笨，为后来永乐时期秀美飘逸的造型风格奠定了基础。
最后看它的釉面和釉彩特征。元、明两代的白釉釉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不同程度的白中闪青。洪武瓷也不例外，其民窑甚至比其他各朝更加闪青灰，而官窑釉面则较民窑白润，有的釉面还有细碎的开片。元代的青白釉和枢府瓷到了明代，在一定时期内还在继续烧制，洪武瓷应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所有的纹饰均由釉里红彩描绘而成。虽然早在唐代时已由长沙窑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出红色，但那只是釉里红的原始阶段。由于釉里红的烧造技术难度很大，它对烧造的气氛和温度十分敏感，温度低则烧成后呈灰红色甚至黑色，温度高则导致着色剂中的铜离子挥发，出现“飞红现象”或干脆无色，所以真正成熟掌握这种烧造技术的时期还是元代，因此通常认为釉里红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的。釉里红与我们熟知的青花一样，都属于“釉下彩”。它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瓷坯上绘纹饰图案，然后在其上施一层透明釉，最后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纹饰图案呈红色。由于烧造难度大，因此釉里红的废品率要远远高于青花瓷，其数量自然就非常少，基于这个原因，釉里红历来便显得弥足珍贵。釉里红在元代创烧后，由于技术难度大，再加上当时“元人尚白”的风气，因此釉里红并未得到大规模生产。洪武是釉里红烧造的一个极盛时期，数量比前世有所增加，传世品中其数量甚至多于同时代的青花。此时釉色虽大多呈灰红或淡红，甚至黑色，但比元代有了很大提高。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其釉里红的发色即为红中稍闪灰，清淡雅致。在元代，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釉里红采用以色块为主的原始装饰工艺来装饰器物。到了明代，烧造水平提高，在装饰纹样上采用了线描手法。洪武时期釉里红即采用勾勒点染、双勾填色等多种技法，能自如地表现各种纹饰。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的缠枝牡丹与缠枝菊就是采用这类技法描绘而成，釉里红的发色虽略微发灰，但线条生动、流畅，富贵之气跃然“碗”上。永乐、宣德时期也是釉里红的一个发展高峰。这时期釉里红的色调已经摆脱了元末明初那种发黑、发灰的暗色调。此时工匠对烧造技术掌握得很好，使其色彩鲜艳，呈现出如宝石般的色泽，被称为“宝石红”。而且这时期的瓷器釉面洁白，胎体细腻，与“宝石红”的色调形成了非常鲜明的红白对比。永、宣以后，釉里红走上了下坡路，已十分罕见，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才又得以复苏。这时期釉里红的色泽比较纯正，所绘纹饰图案烧制后线条清晰，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釉里红也逐渐走向了衰败。这是釉里红的一个大致历史发展情况。
釉里红自创烧时起，其发展过程经历元、明、清三朝，从极盛到衰落再到复兴，以至最终没落，真可谓跌宕起伏。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是釉里红处于极盛时期的作品。虽然看上去只是一只碗而已，但它经过采料、加工、制坯、描绘、上釉、入窑、烧造等层层工序，凝聚着众多工匠的心血，展现出水与火的艺术，流传至今确为不易。
（责编：雨岚）
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见图1）。碗高10厘米，口径20.3厘米，口微撇，深腹，圈足。碗体内外均施釉，纹饰以釉里红彩描绘。碗外壁绘缠枝牡丹纹，内底绘折枝牡丹纹，内壁则绘缠枝菊花纹，内外口沿及圈足以釉里红描回纹装饰，整体造型大气浑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无论从纹饰还是造型看，都具有元末明初的时代特点。既有不同于元代（参见图2，元代釉里红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地方，又有别于永、宣，体现出一种过渡时期的形态特征。首先看它的纹饰。这件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内外共有三种不同的纹饰：回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菊花纹。碗的内外口沿与圈足部分描以回纹装饰。回纹通常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瓷器上，应用非常广泛，是由早期陶器与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而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工艺品如织绣、地毯甚至木雕都采用回纹做边饰或图案。回纹常见有三种样式：单体排列、正反成对相连、连续带状。这件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上的回纹装饰采用的是正反成对相连的样式，俗称“对对回纹”，有“连绵、深长”的寓意。
除此之外，碗的外壁与内底绘缠枝牡丹纹，内壁绘缠枝菊花纹。缠枝纹是以藤蔓卷草变形而成的我国传统纹饰，最早应用于漆器、丝织品，以后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艺品，如金银器、插屏等。到了元代，缠枝纹开始出现在青花瓷上，从此成为中国瓷器中重要的装饰纹样。缠枝纹还可与各种花卉组合成缠枝花卉纹，常见有缠枝牡丹、缠枝莲、缠枝菊、缠枝宝相花等等，均有不同寓意。这件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以缠枝牡丹与缠枝菊花装饰。牡丹是我国的传统特产花卉，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历来为世人所称颂。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那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的千古绝唱。牡丹因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自古便有富贵吉祥的寓意。菊花与牡丹同样是中国十大名花，其栽培历史更是可以追朔到三千多年前。因其象征高洁、长寿，几千年来深受国人喜爱。历史上也有很多与菊花有关的诗词，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黄巢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缠枝纹与牡丹、菊花相结合，体现出永久富贵、生生不息的含义。表现出统治者对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所寄托的一种“万代相传、永享富贵”的美好愿望。
缠枝牡丹与缠枝菊花纹样在元代就已出现，发展到明代洪武时期，无论是花朵还是叶子都在形态的描绘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元代牡丹的叶子一般比较肥厚、宽大，在造型上也显得很规矩。但到了明洪武时期叶子已画得较为细瘦，在造型表现上也远较元代随意、纤细。这时期的菊花纹则更具时代特点，造型通常为扁椭圆型，勾勒出轮廓后在花瓣内填色，但并不填满，且花心通常绘成网格状，形成洪武时期特有的菊花纹饰。
其次看它的造型。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高10厘米，口径20.3厘米，口微撇，深腹，圈足，给人以敦实之感。这种造型的碗在同时期也有用青花装饰的，俗称“墩子碗”。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洪武瓷器的造型继承元代的特点，形成自身粗犷拙实的风格，但又不同于元代的厚重粗笨，为后来永乐时期秀美飘逸的造型风格奠定了基础。
最后看它的釉面和釉彩特征。元、明两代的白釉釉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不同程度的白中闪青。洪武瓷也不例外，其民窑甚至比其他各朝更加闪青灰，而官窑釉面则较民窑白润，有的釉面还有细碎的开片。元代的青白釉和枢府瓷到了明代，在一定时期内还在继续烧制，洪武瓷应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所有的纹饰均由釉里红彩描绘而成。虽然早在唐代时已由长沙窑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出红色，但那只是釉里红的原始阶段。由于釉里红的烧造技术难度很大，它对烧造的气氛和温度十分敏感，温度低则烧成后呈灰红色甚至黑色，温度高则导致着色剂中的铜离子挥发，出现“飞红现象”或干脆无色，所以真正成熟掌握这种烧造技术的时期还是元代，因此通常认为釉里红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的。釉里红与我们熟知的青花一样，都属于“釉下彩”。它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瓷坯上绘纹饰图案，然后在其上施一层透明釉，最后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纹饰图案呈红色。由于烧造难度大，因此釉里红的废品率要远远高于青花瓷，其数量自然就非常少，基于这个原因，釉里红历来便显得弥足珍贵。釉里红在元代创烧后，由于技术难度大，再加上当时“元人尚白”的风气，因此釉里红并未得到大规模生产。洪武是釉里红烧造的一个极盛时期，数量比前世有所增加，传世品中其数量甚至多于同时代的青花。此时釉色虽大多呈灰红或淡红，甚至黑色，但比元代有了很大提高。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其釉里红的发色即为红中稍闪灰，清淡雅致。在元代，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釉里红采用以色块为主的原始装饰工艺来装饰器物。到了明代，烧造水平提高，在装饰纹样上采用了线描手法。洪武时期釉里红即采用勾勒点染、双勾填色等多种技法，能自如地表现各种纹饰。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的缠枝牡丹与缠枝菊就是采用这类技法描绘而成，釉里红的发色虽略微发灰，但线条生动、流畅，富贵之气跃然“碗”上。永乐、宣德时期也是釉里红的一个发展高峰。这时期釉里红的色调已经摆脱了元末明初那种发黑、发灰的暗色调。此时工匠对烧造技术掌握得很好，使其色彩鲜艳，呈现出如宝石般的色泽，被称为“宝石红”。而且这时期的瓷器釉面洁白，胎体细腻，与“宝石红”的色调形成了非常鲜明的红白对比。永、宣以后，釉里红走上了下坡路，已十分罕见，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才又得以复苏。这时期釉里红的色泽比较纯正，所绘纹饰图案烧制后线条清晰，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釉里红也逐渐走向了衰败。这是釉里红的一个大致历史发展情况。
釉里红自创烧时起，其发展过程经历元、明、清三朝，从极盛到衰落再到复兴，以至最终没落，真可谓跌宕起伏。这件明洪武官窑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是釉里红处于极盛时期的作品。虽然看上去只是一只碗而已，但它经过采料、加工、制坯、描绘、上釉、入窑、烧造等层层工序，凝聚着众多工匠的心血，展现出水与火的艺术，流传至今确为不易。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