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俄罗斯人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可是祖国却要把他强行撵到异国他乡去,甚至必须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字:未经政府许可擅自回国将被处死。
　　不幸么?不幸。
　　为了避免这种被连根拔起的放逐,就有了说情,一些原本在驱逐名单上的人因此被取消了驱逐。
　　幸运么?幸运。
　　可是,因为驱逐而获得生路的,比如索罗金成了美国“社会学之父”,而被取消驱逐留在前苏联的,比如纳乌莫维奇在1938年遭到枪决。
　　谁幸?谁不幸?似乎又调过来了。
　　由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和被驱逐者的见证材料组成的《哲学船事件》,就重现了1922年这样一种诡异。俄罗斯史家为何将1922年夏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驱逐称为“哲学船事件”呢?因为在这次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里头,有几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是分别乘两艘德国船出境的。
　　驱逐行动是有谋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的,谋划于密室之中,行动于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人相食的饥荒年月。
　　1922年5月19日,列宁给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写信“谈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并且要求“把这封信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不要复制,再还回给您和我”。7月13日,由加米涅夫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向政治局递交了草拟的驱逐名单。
　　可是带病疗养的列宁嫌动作太慢,7月16日,他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出“应该挑出一个名单来,要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必须马上做这件事……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們,请你们出去!”8月10日,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流放的决议”。从9月19日起至12月末,数以百计的俄国精英被秘密警察驱逐出境。
　　对于这次驱逐行动,托洛茨基对外国记者说是“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没有直截了当要别尔嘉耶夫这些学者专家们的命,不是够“仁慈”够“人道”了么?对他们,当局这回扬起的只是专政之鞭,而不是挥舞专政之刀。如果这次不走,下一次,十有八九要挨专政之刀的宰割了。他们不是在“仁慈”和“恐怖”之间,而是在“恐怖”和“更恐怖”之间被迫二选一。
　　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常的国度,处在一个无常的时代。当年意气风发的扬鞭者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就说:“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可是谁才是“我们”呢?1922年还高居庙堂之上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人自然不会怀疑自己是否在“我们”之列。可是,没几年,这几个曾全力支持驱逐知识分子的政要,也下场凄惨。以至于1922年被驱逐的奥索尔金日后就写道:“托洛茨基那时有没有感觉到,他本人也将被出于仁慈而驱逐呢?”
　　毕竟,权力如虎。如一则寓言所描述的,也许老虎在森林里广而告之,只吃那些坏兔子,心思单纯的人们一门子心思想着把老虎喂得更加勇猛强壮,让这个世界不再有坏兔存在,当然这些人没有谁认为自己属于坏兔子之列。可是,任何一只兔子或者羔羊被虎爪逮住了,他们还能证明自己不是坏兔子吗,而任何一只鸭子或狐狸还有胆量和能力站出来主持公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