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土耳其政府接管居兰运动控制的《时代报》，这一举动导致抗议人员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也引发美国和欧盟对土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担忧。土耳其政府接管《时代报》，无异于斩断居兰运动的“喉舌”，使得土耳其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矛盾再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两者关系从盟友到对手的演变正是外界窥探土耳其民主政治进程的一扇窗口。
　　两支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力量
　　正发党与居兰运动是当代土耳其较具影响力的两支伊斯兰力量。正发党在谱系上属于主张政治伊斯兰的“民族观运动”，前身是贤德党。在2001年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主流的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埃尔多安、居尔等人创建正发党。为避免重蹈宗教政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将自身定位为“民主保守党”。由于崭新的政治形象及有吸引力的竞选口号迎合了当时选民走出经济低谷的迫切愿望，正发党在200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并单独组阁、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凭借有效的经济治理及灵活的外交政策，土耳其迅速摆脱了经济危机，地区影响力也显著提升，正发党在此后多次赢得议会选举，执政至今。
　　与正发党不同，居兰运动在谱系上属于主张公民伊斯兰的“努尔库运动”，创立者为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苏菲导师法图拉·居兰。居兰1941年出生于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省的一个宗教家庭，深受赛义德·努尔西宗教思想的影响。居兰倡导宗教平等、宽容，主张不同宗教和文明间的对话，认为科学可以与宗教结合并为之所用，并主张通过现代教育来阻止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培养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相对应的社会力量。在对待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态度上，居兰认为伊斯兰可以与民主相兼容，赞同土耳其加入欧盟，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上世纪70年代，居兰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宗教团体，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后来，随着居兰创立的大学入学考试辅导学校迅速增多，居兰运动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上世纪90年代，居兰运动开始在中亚国家开设国际学校，影响力扩散至国外。居兰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土耳其世俗势力的担忧，1998年土耳其法院指控居兰企图“通过伪装的民主和温和的假象”来“颠覆世俗制度”。据此，居兰被缺席审判有罪。后来，居兰以身体不适为由赴美就医，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在过去十几年里，居兰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开设1000余所国际学校，掌握土耳其《时代报》、银河电视台等媒体资源，并控制阿斯亚银行及代表安纳托利亚中小企业利益的土耳其商人与企业家联合会的庞大集团。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居兰运动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土耳其政府内的追随者，其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的势力庞大。
　　一度是盟友

　　由于拥有共同的利益，居兰运动很快与赢得议会选举的正发党走到了一起。一方面两者都面临军方的威胁，另一方面正发党极力淡化自身的宗教色彩，其中偏右的政治立场与居兰运动的立场主张相契合。
　　从国内层面看，居兰运动与正发党政府联手打压以军方为首的世俗势力。土耳其军人政治色彩浓厚，自国父凯末尔确立世俗原则以来，军方以世俗原则的捍卫者自居，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上台引起了以军方为首的世俗势力的担忧。正发党政府在初期选择避免与军方发生直接冲突，在居兰运动的支持下充分抓住加入欧盟必须进行相关改革的契机，通过一系列协议限制军方的权力，如弱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权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咨询实体，审查军方的财政支出，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预算，将军方代表清除出高等教育委员会等。
　　2008年，土耳其总检察长以违反世俗主义原则为由向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取缔正发党，在宪法法院驳回上诉后不久，居兰运动在警察、司法系统的支持者发起了对“埃尔盖内孔”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大规模调查。2010年，土耳其逮捕了48名军官，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等。同年，正发党政府提出的修宪议案在公投中通过，据此土耳其宪法法院的人员构成被调整，军事法庭的权力受到限制，军队人员也可由宪法法院审理，军方基本失去了发动政变推翻政府的能力。2012年，埃尔多安政府又以涉嫌发动政变为由，把300名现役军官投入监狱。2013年，持续多年的“埃尔盖内孔”案件完成审判，前陆军总司令伊尔凯尔·巴什布以勾结“埃尔盖内孔”组织、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军方势力由此遭到严重削弱，但与此同时，埃尔多安也感受到了居兰运动对司法系统的巨大操纵力。
　　从外交层面看，居兰运动的跨国网络进一步扩展，在某种程度成为土耳其外交机构的延伸。居兰运动资助美国等国家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学者等知名人士访问土耳其，在不同的国家为土耳其的利益积极游说。另外，居兰运动在国外开办大量的国际学校、土耳其文化中心等，这些都有利于改善土耳其的国际形象。
　　最终走向决裂
　　然而，随着军方力量的式微，正发党和居兰运动在内政、外交上的分歧也不断增多，并最终分道扬镳。
　　2010年5月，援助加沙地带的土耳其“马尔马拉”号人道救援船遭以色列海军袭击，土以关系迅速恶化。由于居兰运动在美国受到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居兰并不希望看到土耳其与以色列交恶。居兰公开反对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行动，并批评土耳其政府对救援活动的支持。2012年2月，支持居兰运动的检察官向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埃尔多安的亲信哈坎·费丹及其两位前任发布传唤令、逮捕令，要求他们就与库尔德工人党的秘密谈判进行听证，这使埃尔多安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分析认为，居兰运动被正发党排除在库尔德和解进程之外，促使其支持者发起针对哈坎·费丹等人的调查。但埃尔多安政府随即颁布新的法规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免于被起诉，并解除约700名参与此次调查的检察官、警官的职务，正发党和居兰运动的关系开始恶化。2013年6月，土耳其发生加济公园抗议事件，居兰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而埃尔多安则表示抗议活动有境外组织的操控，暗批居兰运动是抗议事件的幕后指使者。2013年11月，埃尔多安政府宣布关闭全国的私立备考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是居兰运动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其招募成员的重要平台，因此激起了居兰运动的强烈反弹。12月17日，土耳其警方以打击贪腐为名，突然逮捕包括经济部长之子和内政部长之子在内的数十人。12月25日，内政、经济和环保部长被迫辞职，埃尔多安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更换了近半数内阁成员。2014年2月25日，一段疑似埃尔多安授意其子安置家中巨额现金的录音被曝光。埃尔多安认为这一系列所谓打击贪腐的举动皆是居兰追随者策划的阴谋，随即展开强势反击。一是清洗司法、安全系统内部的居兰势力，自2014年1月以来，有约6000名警官因被怀疑为居兰运动的支持者而遭解职。二是管控媒体、打压异见人士。正发党利用亲政府媒体强化居兰运动“国中之国”的负面形象，还一度关闭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逮捕知名专栏作家。三是通过立法手段认定居兰运动为恐怖组织，要求美国遣返居兰，甚至派律师赴美起诉居兰。四是打压居兰运动所属机构，强迫阿斯亚银行股东出售股份，调查土耳其商人与企业家联合会，关停银河电视台，并试图在国外设立学校来取代居兰运动的国际学校。
　　经过两年多的打压，居兰运动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但其在土国内各界仍有大量追随者和支持者，影响力仍不可小觑。
　　“分手”影响大
　　作为土耳其两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伊斯兰力量，正发党与居兰运动以近乎严酷的方式结束盟友关系，对土耳其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首先，正发党形象严重受损。加济公园抗议事件已经使民众与政府严重对立，腐败丑闻则使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形象遭到进一步重创。同时，正发党与居兰运动联盟关系的解体，使土耳其政治力量拥有更大的组合空间，正发党高层内部也围绕打压居兰运动产生分歧，加上日益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形势，土耳其政局的未来走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其次，土入盟前景蒙上阴影。正发党政府关闭社交网站、逮捕异见人士等行动引起了美欧的指责，负责土耳其入盟谈判的欧盟官员多次批评土相关行动违背了欧盟的价值观。尽管土耳其利用欧盟对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倚重重启了入盟谈判，但其为打压居兰运动而压制言论、新闻自由的举措也将使入盟谈判更为艰难。
　　其三，居兰成为影响土美关系的新变量。虽然美国以缺乏法律证据为由拒绝了土耳其引渡居兰的要求，但是随着土耳其国内法庭对居兰缺席审判的完结，未来土耳其当局可能会再次要求美国引渡居兰，这一问题将持续考验土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