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度教育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就有，只是那时我国的研究生数量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随着在读研究生人数的膨胀，过度教育这一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对于过度教育的界定，约翰.罗布斯特（John Robest）认为，过度教育就是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超过了他的职业需求。曲恒昌教授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指出过度教育具体表现为受教育人口的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学非所用、高才低用。现阶段我国的过度教育变现为结构性的过度，具体表现为热门专业的供给人数大于实际的需求，而一些较为基础的学科则出现供给不足。
　　1模型基本假设
　　假设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为s，劳动力个人将承担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这一成本既包括物质成本，也包括非物质的成本，如精神上的负担。我们假设高能力者的受教育成本为0.5s，低能力者的成本为s。在劳动力市场上s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作为一个信号发送给雇主。企业将根据教育程度来推测求职者的能力并提供相应的工资w，工资w是关于受教育程度s的函数：w=w（s）。假设高能力者获得的工资为WH，低能力者为WL，且WH>WL。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高能力者工资的增长速度为X1，低能力者为X2。
　　2模型建立
　　根據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得到高能力者的效用函数=w-0.5s
　　低能力者的效用函数为：=w-s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图示：
　　当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小于S*时，雇主认为劳动力是低能力的WL，支付的工资;当教育水平大于S*时，雇主认为劳动力是高能力者，并支付的工资。
　　在这里教育起到了一种分离的作用，将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分离了出来。此时的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3相关结论
　　结论1：只要低能力者和高能力者未来的预期工资增长率有所差异，那么低能力者就有动机改变第一期时的决策，选择接受的教育而不是选择0的教育水平，从而获取更高的总收益;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强，教育的信号传递功能也就越弱。
　　结论2：我们假设两类人的日后工资增长率水平是相同的，而基础工资是不同的。在此条件下，我们得出伪装者在第二年结束后就可以将投资的成本收回，在第三年时将会获得超额收益。
　　总结;
　　本文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结果，但是却无法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负相关性作出合理化解释，并且在文中我们假设学术类的工资不会增长，技术类职位的工资保持固定的增长速度。再者，两类人在后期工作中的成本差异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与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后期，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相应的完善，以使其更贴合实际。
　　参考文献;
　　[1]贺尊.文凭信号：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张力[C]，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481-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