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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曹七巧”也被认为是张爱玲塑造的“最彻底”的一个人物。萧红与张爱玲极善从身边取材，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意识融入创作中，而这本身就包含着创伤经验，因此本文试图以此为文本参照，探讨创伤性体验在文艺创作中的书写。
关键词：萧红 张爱玲 创伤体验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创伤经历往往以其强烈、持久的痛苦经历，成为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无意识底色。《生死场》《金锁记》蕴含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思索，不乏此种底色。本文试图以二者为文本参照，探讨创伤性体验在文艺创作中的书写。
一、基于缺失性体验的形象颠覆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任何一层需求未能满足，都会导致个体的缺失性体验。而主体为了克服缺失，会通过各种途径弥补或宣泄获得满足。从《生死场》与《金锁记》两篇小说我们都能窥到萧红与张爱玲的相似书写，即把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缺失投射到作品中，形成对传统意义中神圣形象的自觉解构与颠覆。
（一）对“父权”形象的解构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往往掌握着家族的权利、价值秩序与道德传统，充当英雄式角色。萧红自小父爱缺失，成年后逃离家庭，但接连遇人不淑更增其被伤害、屈辱的心灵创伤；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引导其步入文学殿堂，但毒打囚禁，又让张爱玲直面了最极端的创伤性经历——死亡。这些经历是矛盾又刻骨的。萧红与张爱玲将在父权家庭中积淀过多的否定性情绪融入文字中，表现为在塑造男性角色时对“父权”形象进行不同层面上的解构与颠覆，借以达到宣泄精神压抑的目的。
《生死场》中众多“父亲”往往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他们将妻子儿女作为附庸自己的私有财产，只享乐纵欲施暴，却不承担责任。麻面婆、李二婶、五姑姑的姐姐经受生产的痛苦，“准”父亲们却处于缺席地位，甚至架着男权家长的虚壳耀武扬威。外强中干的赵三和身有残疾的二里半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男性权利的阉割，赵三“镰刀会”失败后沦为心理上的奴隶，二里半心中只有他的羊，直到走上革命军道路，才重构其男性气质。
而张爱玲的小说中，父亲往往是家族中的缺席者或弱势者，被女性家长取代或失去主导地位，是新旧时代更迭下苟延残喘的旧体制、没落阶级与家族的隐喻。《金锁记》中姜家公馆的姜老爷、曹七巧的父亲从未出场、丈夫姜二爷大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没有声音。反而是曹七巧成为女性家长，观察、主宰着她的小家里的子女的命运。而曹七巧的儿子长白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与情感可言，丧失了作为男性父权象征的权力地位和主体身份。这种去势、缺席的病态父亲的书写，与男性阳刚性征的英雄神话形象形成讽刺对比。
（二）对母亲形象的丑化
幼年时对母爱的模糊记忆，女儿的原罪标志、初为人母却无法抚育子女的痛楚与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使萧红对“母亲”这一身份有了深刻的理解。《生死场》中的农村母亲，大多在生存边缘麻木挣扎。这些在土地、粮食、家庭这些既定之地中方能找到自身意义的母亲们，对自然、环境、男性有着天然的依附。物质上囿于土地求生，精神上囿于父权淫威，气质上动物似的粗鲁丑陋。母爱极其淡薄，即便是像王婆这样极具反抗精神的母亲，也漠视着女儿的生命。刑罚的日子里成为母亲的生育体验在这里被化解为“无谓的受难”，母亲的境遇是悲惨的，声音是微弱的，母亲形象的纯洁神圣被消解。
张爱玲的母亲在其幼年时远去法国学习，虽曾两次相聚，但薄弱的母女情感终究败于观念的不同。加之父母感情破裂后，继母的挑唆谩骂使得张爱玲深深体味到孤独与自卑的屈辱。母爱的缺席和多次被放弃的创伤体验使得张爱玲对爱极为敏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被丑化的母亲，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下，母亲多是慈爱宽厚、勤劳善良的，而曹七巧却在欲望与金钱不满足的环境下走向了异化的道路。她利用长白对母亲的尊重服从盘问长白夫妻隐私，对两任儿媳嫉妒折磨，破壞长白的夫妻关系；不允许在家中有反抗的声音，造成长白懦弱的性格；对子女有极强的掌控欲，破坏长安的婚事，影响兄妹关系；放纵子女不求上进，染上恶习。这样的母亲不再善良温情，夸张的艺术手法对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三）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整个人生有着重大的心理影响。童年时期的体验蕴藏着原初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潜藏于作家创作的无意识中。萧红、张爱玲在爱情与婚姻上的一次次重创，使得她们重新审视两性关系。
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萧红既渴望爱，又总是在爱面前飞蛾扑火。觉醒的女性意识让萧红清醒地意识到爱情的不幸与传统的男权统治思想有关。在《生死场》中，萧红将爱情神话降格为欲望。爱情更多是男性泄欲、证明自己男性气质的幌子，福发媳妇与金枝主动追逐性与爱的体验，但福发与成业所想的都只有欲望的宣泄；婚姻常常是野蛮的、暴力的，麻面婆与二里半、王婆与赵三的婚姻关系没有丝毫爱情美感，像是为了生存搭伙过日子。爱与婚姻的描写总与暴力、动物意象联系在一起，构成家庭的基本因素爱情被隐藏淡化，狂欢与苦痛的对立中隐藏的是性别的疼痛。
在张爱玲笔下，家庭总是处于无爱状态或失爱过程，婚姻无情，男女无爱。同样是童年缺爱，张爱玲在爱情面前不顾一切，却只得到了受难的一生。《金锁记》中的婚姻为物质欲望所消解。丈夫的“软骨病”无法满足妻子的正常情欲要求，无法给予妻子安全感，更无感情上的沟通。季泽的健康身体和男人身份，是男权社会的象征，然而这份爱是超越世俗伦理的，季泽对曹七巧也只是玩弄利用，婚姻爱情的接连挫败加重了曹七巧的孤独苦闷。无望、缺爱、欲望被压抑，封建的婚姻制度又使得她无法脱离这样畸形的婚姻。“无爱”成为曹七巧心理变态的根本因素。
二、基于自卑情结的角色塑造 阿德勒认为，人的心理有一种自卑情结。自卑抑制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甚至会使人在被嘲笑侮辱时，以畸形的报复手段表现出来。赫根汉的《人格心理学》则认为，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由此产生积极的心理引导，自卑被不自觉超越，达到自我实现。张爱玲与萧红无疑是超越自卑而散发独特魅力的女作家。
（一）村民群像：人格失落——精神驯服与麻木的宿命
萧红无法摆脱社会对女性的原罪压抑。不健康的身体是萧红难以排解的心结，或许是对稳定家庭的渴望，即便成名后，面对与萧军的爱情，她仍然只能以卑微的姿态去挽留这段感情，忍受退让着夫妻间的诸多不和，然而越是试图摆脱这种自卑阴影，就越是深深地坠入终究无法超越的宿命感之中。《生死场》中萧红将这种自卑心理、宿命感印记驱入对女性命运的诘问中。传统男权中心社会女性长期处于沉默与“不在场”的状态，自我的精神被男性的道德标准、价值期待取代，甚至习惯于被塑造、规范的女性，会主动成为向同性挥刀的最有力鼓动者。金枝渴望成业的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自卑而顺从地满足他的欲望，但这是夫权取代父权的陷阱。无尽的劳作使女性身体疲惫，短暂的欢愉带来生育的苦痛。《生死场》冷漠地审视着她们形如蝼蚁地努力生存于男性的世界中，承受着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宿命。
（二）曹七巧：异化之路——超越自卑的扭曲复仇
阿德勒认为，造成心理障碍的自卑是深入内心的，这种自卑可以造成抑郁和对爱的过度依赖渴求，也可以造成自恋及攻击等自我强大的假像，对爱的排斥和毁灭的变态等。张爱玲由父母感情失和带来的安全感的缺失，是其极大的不安和焦虑来源。《金锁记》中曹七巧处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并不统一的畸形社会。麻油店出身的她面对的是门户阶级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世俗成见枷锁般锁着她。曹七巧虽恨哥哥打秋风，却又享受着“揩”姜家的钱慷慨补贴哥哥的满足感，从哥哥的依附、感激中獲得报复性补偿心理，兄妹亲情物化为金钱关系。当曹七巧代为履行“男性家长”权力时，她便在子女的命运上施加变态的报复，把持着“性”这个武器对待自己的亲人，令她们或避之不及或羞愤欲死，终是沉沦于自卑带来的变态心理，成为畸形世界的刽子手。
（三）战争创伤体验——沦丧与抗拒
心理学上的抗拒心理往往源于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威引领着价值导向，但又占据着话语权，某些时候，不满主流但又无力对抗的人，往往就会隐晦地表达自己被肯定的需要。身为女性，萧红与张爱玲面对的不仅有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还有天然的性别议题。二人创作高峰期都在战争时期，然而在她们的作品中对于时代的叙述常常作为背景并从侧面来写。尽管焦点一个在乡土，一个在都市，但都有着对于男权意识占主流的社会文化的质疑与审视。这种心理投射到作品中，便成为对作品中民族议题的审度与习惯性的躲避，形成对自我的保护机制。
民族主义者视女儿、妻子、母亲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不守规矩的女性则被认为是败坏了“民族/国家”的形象，女性身体成为民族国家斗争的虚构场所。《生死场》中少女金枝被玷污，小金枝被摔死，日本人的残酷行径被定为拉走村中的女性……女性身体承载了民族国家之间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对立，战争全局与个人牺牲的矛盾就在这种身体矛盾的对立中产出，而在历史与精神的双重负担下，女性只能服从于宏大的时代叙事——民族国家存亡抗争。
张爱玲生活在抗战时期繁华的上海，但面对灾难，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无力的，灵魂上的不安与空虚使得张爱玲极度敏感的心灵饱受着战争创伤体验。《金锁记》中姜家公馆暗潮涌动下的骨肉相残仿佛是时代的投射，精神迷惘、乱世无可奈何。人物命运是沉重的，原欲成为对人的折磨、支配和惩罚的隐晦利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把爽朗的市井少女塑造成了磨尖了利齿的困兽，曹七巧用最为病态的方式，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但这种家族内的战争仿佛现实动荡绝望、未来无所皈依下的一个死结，人物在时代沉沦下逐渐走向变态的心理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结语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萧红与张爱玲的创伤经验成为她们创作的无意识源泉，心灵的创伤体验使她们能够从表象世界窥视到人性的深处， 表达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 但面对创伤不同的态度则使她们走上不同的创作之路。萧红在寻求自我个性的路中，始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阴影。“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但萧红珍视每一缕温暖，祖父、萧军、鲁迅……都是她人生中的光，使得她的作品总能在荒凉中泛出人道主义的温情；而张爱玲则是“人间无爱”的怀疑论者，作品渗透着彻底的虚无冷漠。她不幸的童年与矛盾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孤僻焦灼的心灵状态，总是刻意地发掘与表现着人性的种种丑恶，借以宣泄她对生活环境的不满。不同的创伤体验造就了不同的写作向度，但相同的却是将创伤经验化为文学的妙笔，写作是她们的心灵寄托，更是灵魂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 尹昆.论创伤体验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 2014.
[2] 薛荣玉.“生死场”：萧红小说的创伤体验与诗性展现[D].山东师范大学，2008.
[3] 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 者： 刘艳萍，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萧红 张爱玲 创伤体验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创伤经历往往以其强烈、持久的痛苦经历，成为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无意识底色。《生死场》《金锁记》蕴含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思索，不乏此种底色。本文试图以二者为文本参照，探讨创伤性体验在文艺创作中的书写。
一、基于缺失性体验的形象颠覆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任何一层需求未能满足，都会导致个体的缺失性体验。而主体为了克服缺失，会通过各种途径弥补或宣泄获得满足。从《生死场》与《金锁记》两篇小说我们都能窥到萧红与张爱玲的相似书写，即把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缺失投射到作品中，形成对传统意义中神圣形象的自觉解构与颠覆。
（一）对“父权”形象的解构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往往掌握着家族的权利、价值秩序与道德传统，充当英雄式角色。萧红自小父爱缺失，成年后逃离家庭，但接连遇人不淑更增其被伤害、屈辱的心灵创伤；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引导其步入文学殿堂，但毒打囚禁，又让张爱玲直面了最极端的创伤性经历——死亡。这些经历是矛盾又刻骨的。萧红与张爱玲将在父权家庭中积淀过多的否定性情绪融入文字中，表现为在塑造男性角色时对“父权”形象进行不同层面上的解构与颠覆，借以达到宣泄精神压抑的目的。
《生死场》中众多“父亲”往往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他们将妻子儿女作为附庸自己的私有财产，只享乐纵欲施暴，却不承担责任。麻面婆、李二婶、五姑姑的姐姐经受生产的痛苦，“准”父亲们却处于缺席地位，甚至架着男权家长的虚壳耀武扬威。外强中干的赵三和身有残疾的二里半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男性权利的阉割，赵三“镰刀会”失败后沦为心理上的奴隶，二里半心中只有他的羊，直到走上革命军道路，才重构其男性气质。
而张爱玲的小说中，父亲往往是家族中的缺席者或弱势者，被女性家长取代或失去主导地位，是新旧时代更迭下苟延残喘的旧体制、没落阶级与家族的隐喻。《金锁记》中姜家公馆的姜老爷、曹七巧的父亲从未出场、丈夫姜二爷大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没有声音。反而是曹七巧成为女性家长，观察、主宰着她的小家里的子女的命运。而曹七巧的儿子长白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与情感可言，丧失了作为男性父权象征的权力地位和主体身份。这种去势、缺席的病态父亲的书写，与男性阳刚性征的英雄神话形象形成讽刺对比。
（二）对母亲形象的丑化
幼年时对母爱的模糊记忆，女儿的原罪标志、初为人母却无法抚育子女的痛楚与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使萧红对“母亲”这一身份有了深刻的理解。《生死场》中的农村母亲，大多在生存边缘麻木挣扎。这些在土地、粮食、家庭这些既定之地中方能找到自身意义的母亲们，对自然、环境、男性有着天然的依附。物质上囿于土地求生，精神上囿于父权淫威，气质上动物似的粗鲁丑陋。母爱极其淡薄，即便是像王婆这样极具反抗精神的母亲，也漠视着女儿的生命。刑罚的日子里成为母亲的生育体验在这里被化解为“无谓的受难”，母亲的境遇是悲惨的，声音是微弱的，母亲形象的纯洁神圣被消解。
张爱玲的母亲在其幼年时远去法国学习，虽曾两次相聚，但薄弱的母女情感终究败于观念的不同。加之父母感情破裂后，继母的挑唆谩骂使得张爱玲深深体味到孤独与自卑的屈辱。母爱的缺席和多次被放弃的创伤体验使得张爱玲对爱极为敏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被丑化的母亲，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下，母亲多是慈爱宽厚、勤劳善良的，而曹七巧却在欲望与金钱不满足的环境下走向了异化的道路。她利用长白对母亲的尊重服从盘问长白夫妻隐私，对两任儿媳嫉妒折磨，破壞长白的夫妻关系；不允许在家中有反抗的声音，造成长白懦弱的性格；对子女有极强的掌控欲，破坏长安的婚事，影响兄妹关系；放纵子女不求上进，染上恶习。这样的母亲不再善良温情，夸张的艺术手法对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三）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整个人生有着重大的心理影响。童年时期的体验蕴藏着原初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潜藏于作家创作的无意识中。萧红、张爱玲在爱情与婚姻上的一次次重创，使得她们重新审视两性关系。
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萧红既渴望爱，又总是在爱面前飞蛾扑火。觉醒的女性意识让萧红清醒地意识到爱情的不幸与传统的男权统治思想有关。在《生死场》中，萧红将爱情神话降格为欲望。爱情更多是男性泄欲、证明自己男性气质的幌子，福发媳妇与金枝主动追逐性与爱的体验，但福发与成业所想的都只有欲望的宣泄；婚姻常常是野蛮的、暴力的，麻面婆与二里半、王婆与赵三的婚姻关系没有丝毫爱情美感，像是为了生存搭伙过日子。爱与婚姻的描写总与暴力、动物意象联系在一起，构成家庭的基本因素爱情被隐藏淡化，狂欢与苦痛的对立中隐藏的是性别的疼痛。
在张爱玲笔下，家庭总是处于无爱状态或失爱过程，婚姻无情，男女无爱。同样是童年缺爱，张爱玲在爱情面前不顾一切，却只得到了受难的一生。《金锁记》中的婚姻为物质欲望所消解。丈夫的“软骨病”无法满足妻子的正常情欲要求，无法给予妻子安全感，更无感情上的沟通。季泽的健康身体和男人身份，是男权社会的象征，然而这份爱是超越世俗伦理的，季泽对曹七巧也只是玩弄利用，婚姻爱情的接连挫败加重了曹七巧的孤独苦闷。无望、缺爱、欲望被压抑，封建的婚姻制度又使得她无法脱离这样畸形的婚姻。“无爱”成为曹七巧心理变态的根本因素。
二、基于自卑情结的角色塑造 阿德勒认为，人的心理有一种自卑情结。自卑抑制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甚至会使人在被嘲笑侮辱时，以畸形的报复手段表现出来。赫根汉的《人格心理学》则认为，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由此产生积极的心理引导，自卑被不自觉超越，达到自我实现。张爱玲与萧红无疑是超越自卑而散发独特魅力的女作家。
（一）村民群像：人格失落——精神驯服与麻木的宿命
萧红无法摆脱社会对女性的原罪压抑。不健康的身体是萧红难以排解的心结，或许是对稳定家庭的渴望，即便成名后，面对与萧军的爱情，她仍然只能以卑微的姿态去挽留这段感情，忍受退让着夫妻间的诸多不和，然而越是试图摆脱这种自卑阴影，就越是深深地坠入终究无法超越的宿命感之中。《生死场》中萧红将这种自卑心理、宿命感印记驱入对女性命运的诘问中。传统男权中心社会女性长期处于沉默与“不在场”的状态，自我的精神被男性的道德标准、价值期待取代，甚至习惯于被塑造、规范的女性，会主动成为向同性挥刀的最有力鼓动者。金枝渴望成业的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自卑而顺从地满足他的欲望，但这是夫权取代父权的陷阱。无尽的劳作使女性身体疲惫，短暂的欢愉带来生育的苦痛。《生死场》冷漠地审视着她们形如蝼蚁地努力生存于男性的世界中，承受着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宿命。
（二）曹七巧：异化之路——超越自卑的扭曲复仇
阿德勒认为，造成心理障碍的自卑是深入内心的，这种自卑可以造成抑郁和对爱的过度依赖渴求，也可以造成自恋及攻击等自我强大的假像，对爱的排斥和毁灭的变态等。张爱玲由父母感情失和带来的安全感的缺失，是其极大的不安和焦虑来源。《金锁记》中曹七巧处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并不统一的畸形社会。麻油店出身的她面对的是门户阶级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世俗成见枷锁般锁着她。曹七巧虽恨哥哥打秋风，却又享受着“揩”姜家的钱慷慨补贴哥哥的满足感，从哥哥的依附、感激中獲得报复性补偿心理，兄妹亲情物化为金钱关系。当曹七巧代为履行“男性家长”权力时，她便在子女的命运上施加变态的报复，把持着“性”这个武器对待自己的亲人，令她们或避之不及或羞愤欲死，终是沉沦于自卑带来的变态心理，成为畸形世界的刽子手。
（三）战争创伤体验——沦丧与抗拒
心理学上的抗拒心理往往源于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威引领着价值导向，但又占据着话语权，某些时候，不满主流但又无力对抗的人，往往就会隐晦地表达自己被肯定的需要。身为女性，萧红与张爱玲面对的不仅有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还有天然的性别议题。二人创作高峰期都在战争时期，然而在她们的作品中对于时代的叙述常常作为背景并从侧面来写。尽管焦点一个在乡土，一个在都市，但都有着对于男权意识占主流的社会文化的质疑与审视。这种心理投射到作品中，便成为对作品中民族议题的审度与习惯性的躲避，形成对自我的保护机制。
民族主义者视女儿、妻子、母亲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不守规矩的女性则被认为是败坏了“民族/国家”的形象，女性身体成为民族国家斗争的虚构场所。《生死场》中少女金枝被玷污，小金枝被摔死，日本人的残酷行径被定为拉走村中的女性……女性身体承载了民族国家之间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对立，战争全局与个人牺牲的矛盾就在这种身体矛盾的对立中产出，而在历史与精神的双重负担下，女性只能服从于宏大的时代叙事——民族国家存亡抗争。
张爱玲生活在抗战时期繁华的上海，但面对灾难，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无力的，灵魂上的不安与空虚使得张爱玲极度敏感的心灵饱受着战争创伤体验。《金锁记》中姜家公馆暗潮涌动下的骨肉相残仿佛是时代的投射，精神迷惘、乱世无可奈何。人物命运是沉重的，原欲成为对人的折磨、支配和惩罚的隐晦利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把爽朗的市井少女塑造成了磨尖了利齿的困兽，曹七巧用最为病态的方式，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但这种家族内的战争仿佛现实动荡绝望、未来无所皈依下的一个死结，人物在时代沉沦下逐渐走向变态的心理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结语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萧红与张爱玲的创伤经验成为她们创作的无意识源泉，心灵的创伤体验使她们能够从表象世界窥视到人性的深处， 表达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 但面对创伤不同的态度则使她们走上不同的创作之路。萧红在寻求自我个性的路中，始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阴影。“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但萧红珍视每一缕温暖，祖父、萧军、鲁迅……都是她人生中的光，使得她的作品总能在荒凉中泛出人道主义的温情；而张爱玲则是“人间无爱”的怀疑论者，作品渗透着彻底的虚无冷漠。她不幸的童年与矛盾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孤僻焦灼的心灵状态，总是刻意地发掘与表现着人性的种种丑恶，借以宣泄她对生活环境的不满。不同的创伤体验造就了不同的写作向度，但相同的却是将创伤经验化为文学的妙笔，写作是她们的心灵寄托，更是灵魂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 尹昆.论创伤体验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D].山东师范大学， 2014.
[2] 薛荣玉.“生死场”：萧红小说的创伤体验与诗性展现[D].山东师范大学，2008.
[3] 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 者： 刘艳萍，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