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篆刻作品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tw96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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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可以建立理解人类文明的理论坐标,并借之描述文明史的基本变迁.人类已经历两次大变局,第一次是轴心时代,第二次是现代转型,而第三次尚处于早期.在第三次人类大变局中,在知识生产层面,机器可以进行间接知识生产;在劳动形态层面,重复劳动被大量替代;在经济形态层面,商品经济很可能被打破;在政治形态层面,技术权力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在生活形态层面,个体可能成为技术奴隶.第三次大变局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使之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演变为人与技术的矛盾,即人性很可
21世纪以来,美国劳工史出现了明显的跨国转向的趋势,其主要路径一是重新挖掘劳工史与生俱来的跨国特性,包括考察跨国联系和域外因素对于美国劳工组织和运动的影响,以及考察移民劳工在母国和移居国之间建立的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关系网络;二是把美利坚帝国视作一个跨国联系和互动的空间,考察这个跨国空间内复杂多样的劳动力流动、雇佣和管理机制、形式各异的控制和反抗活动,以及模糊不定的人际关系与身份认同.帝国劳工史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于,把强制劳动纳入了劳工史的研究视野,从而将工人阶级"重新概念化".跨国转向让1960年代以来劳
一个国家实力陡增,并成功突破既定国际秩序且发挥出重大国际影响,是为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可以区分为顺应性崛起与怨恨性崛起两类.前者依赖于国家缓慢而长久的发展,其间伴有起伏、波折乃至战争,但主要是以经年累月的发展积累竟功.后者仰仗国家巨大的雪耻决心、实力的陡然增长、骤然改变国际秩序、诉诸战争的决绝和进入理想社会的煽动.英、美两国是前一类崛起的代表性国家.德、日与苏联是后一类崛起的标志性国家.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一定会导致既定国际秩序的颠覆.但在怨恨中崛起的国家,因其在意的仅仅是国家自身能力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
号称"资产收益权信托第一案"的纯高案判决以来,各界对其臧否不一,但对此等法律模式从民商法基本原理展开的讨论尚不足.对金融创新活动可以以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之比例为"秤"、无力偿债风险为"砣"予以衡量和评估.收益权信托的法理正当性仍然存在疑问,信托制度不宜被异化、信托标签不宜被滥用; 资产证券化亦需强制规定方能保障."概念创新"、功能替代与信托登记均不足以解决收益权信托的定性难题.收益权信托模式可被再定性为一种有次序的双债务人合同,最终用资人与资产管理人均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这可以更符合合同条款本身、合同背后实
刘沅是清代巴蜀地区的重要学者,毕生致力于构建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儒释道相互融通的恢弘学术体系,易学与道教的思想文化会通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沅敏锐地洞悉到"穷理尽性"是贯通儒道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以《周易》为津梁,通过"先后天之心""取坎填离"和"存心养性""存神养气"两组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儒道之间的互动、融合,推动了易道会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双循环格局下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蕴意表现为五大创新转变: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单一空间向分层多元空间布局转变、从国内区域向国际区域拓展、从陆地区域向海洋区域延伸、从单向极化向极化辐射双向同促转变.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效应体现在: 立足西部发展以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融入"一带一路"提升沿线区域发展水平、区域联动协同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化发展三大维度,通过补短板、整合区域信息交通资源、协同区域经济平台实现集合效应最大化.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
1987年,随着《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问世,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传播开来.追根溯源,18世纪的森林可持续产量理念、20世纪的资源保护思想以及在对其反思基础上产生的土地伦理,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而二战后高速开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引发学界以及国际社会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进而直接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问世.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推广的同时,其固有的理论缺陷以及难以消除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使其在解决具体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时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面对愈演